父亲的水烟袋
中元节给父亲烧过纸后，父亲抽水烟的影子时常在我眼前转悠，一个银元大的黑色烟圈笼罩着我的右眼眼球，挥之不去。今天是父亲仙逝三十周年的祭日，我想，父亲从天堂来，是来保佑儿子平安幸福的吧。 解放以前，我的父亲十二岁开始在城内一个资本家的店铺里学徒当店员，天资聪慧，十年后成了小商贩，体魄伟岸，能写会算。全国解放后，父亲应征入伍，第二年提了干，是部队上的宣传干事。同年年底，从部队选调一批干部帮助地方政府搞土改、分田地，父亲第一批就被驻地县选进了土改工作队。在土改中，父亲一面积极宣传土改政策，一面主动学习经济管理工作。土改完成后，父亲转业到地方，在区粮管站当了会计兼秘书。区粮站离外婆家不远，只隔一条河。后来，父亲和母亲结合了，有了我和两个妹妹。 六十年代中期，同是做会计的母亲随组织调动，带着两个妹妹去了外地工作。父亲和母亲两地分居，我自小在外婆家长大，小学都是在乡村学校读完的。平常，父亲到了礼拜天就来外婆家看我，一到粮站收公粮季节，忙得两三个礼拜才来一次。有时候大热天的，我淌过河，去粮站看他。 粮站靠近河边，依山而建，进出粮站是一条又窄又陡的土路，粮运车一过，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稍不留神，就有可能滑下路坡。粮站的仓储规模不算大，两栋苏式仓、一栋简易仓，总仓容充其量也就1000万斤。晒场较大，足有2000平米，方便农民送来的粮食摊晒和吹杂，两三台风车摆放在屋檐下。建筑物都是平房，土瓦土墙，砖木结构，办公室、职工宿舍、食堂、会议室兼活动室连成一体。父亲的房间靠近办公室，很小很暗，放了一张床和一个书桌就没有多大的空地了。父亲始终保持着军人作风，把屋子收拾得干净、整洁，床上挂起了蚊帐，一床军用被折叠得有棱有角。书桌上唯一摆放的东西就是水烟袋。 父亲的水烟袋是纯黄铜的，质地很好，不大不小，不轻不重，但有高度。水烟袋的前置部件由烟杆和吸管组成，水箱托底。烟杆是活动的，大头细身，能取出来。大头是烟锅，用来装烟丝。锅底有一个小孔，直通水箱。吸管较长较细，从前向后弯。后置部件是一个装备用烟丝的圆筒形容器，装满了，可供两三天的量。容器上面有个活动的半月形盖子。在前、后置部件的中右侧有一个插纸捻子小孔，纸捻子是用草纸卷起来用来点火的。 我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时候开始抽上水烟的，也不知道这个水烟袋有什么来历？小的时候不敢问，长大后也就不便问了。打我记事起，父亲就有一件也只有他自己视作宝物的水烟袋，不论去哪里，总少不了携带着它。 每当父亲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黑色手提包来到外婆家时，我很好奇，好几次傍着父亲，看父亲从包里拿出一样一样的东西，先是给外公外婆的礼品，有时候是给几张粮票，然后是给我的学习用品。包里还剩下一件长长的东西压底，我知道那是父亲的水烟袋。 父亲很少吸纸烟，那时候只有两头唆的纸烟，也很少卷喇叭筒，偏爱用水烟袋抽烟。别人问起这是为什么？他跟人家这样解释，抽水烟，烟经水过滤后减少了尼古丁和杂质对身体的侵害，不但有劲，而且不浪费烟丝和纸张。父亲的回答似乎还是有点道理的。家里偶尔来了客人，父亲怕抽烟的客人不习惯抽水烟，才买盒纸烟张客。 听父亲说过，抽水烟讲究的是心气，心气合拍才不至于烟水吸入口腔内。有一次，母亲带着两个妹妹回来省亲。随后，我们一家五口在粮站团聚了。我趁着父亲不在，拿起水烟袋和火柴，学着父亲的样，“叭嗒、叭嗒”偷吃了两口，可能是心里高度紧张，害怕被父亲发现挨骂，一不小心，吸进了烟袋里的水，那种味道好像大热天车站公厕里的尿噪臭，呛得我泪眼巴沙鼻涕冒泡，好难受。父亲知道后，“呵呵呵”直冲我笑。好几天，我的喉咙里痒兮兮的。自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动父亲的水烟袋了。 父亲的烟瘾不是很重，上班时间一般不在办公室抽烟的，烟瘾来了就回自己的房间去抽上两口，不想讨人嫌，除非是要写什么材料。写材料时，父亲为了不打断思维偶然把水烟袋带进了办公室，其他办公的人都理解，也不好说什么。 我的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是，文革开始后的第二年仲夏，那天是我的九岁生日。我是外公外婆的长孙，他们自然疼爱我啦。外公一大早去镇上买了一篮子荤菜回来，外婆在厨房里忙碌了一上午，做了很多的菜，为我过生日。快到中午12点了，父亲还没有来，外婆叫我去粮站看看。我兴冲冲的渡过河去，跑到粮站，还没等我找到父亲，一阵隐隐约约的口号声从里屋传出，嘈嘈杂杂，有气无力，听不清楚。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站在大门口细听了一会儿，好像呼喊着父亲的名字，要打倒、再踏上一只脚什么的，才知道是在批斗我的父亲。 我循声跑到会议室门前，门是关着的。我轻轻地推开一道缝隙，往里一瞧，好家伙，满屋子烟雾缭绕，从门缝里喷泻出来的烟气，呛得我的心里作呕，只想咳。我赶紧用自己的小手捂住鼻子和嘴巴，才没发出声来。 简陋的会议室并不大，正上方的墙壁上贴着用大报纸拼写的“批斗大会”四个黑体大字。两张乒乓球台拼合成会议桌，四周坐着公家的人，大概有十多个。 我猫着身子，往门缝里继续看。台桌上方坐着两个人，一个是我熟悉又敬重的郑海生伯伯，他是这里最大的官——站长；坐在郑伯伯身旁的人，我不认识，也没见过。这个人戴着一副茶色宽边眼镜，穿一件白色的确良短袖衬衫，胸前口袋里斜插着一支依金钢笔，削尖的脑袋上留着一分为二的发型，嘴角上还叼着一支烟，烟头上浓烟滚滚，袅袅升空。他的左袖上套着一只红袖章，一只脚踏在椅子上。我一看就晓得他不是什么好人，一点文明风度都没有，就像电影里看到的那些个跟在鬼子屁股后屁颠屁颠的狗汉奸似的，顿时，一种厌恶感油然而生。我再看看台桌周围坐着的那些人，个个表情不一，神态各异，唯一相同的是他们每一个人的左手握着一本红宝书放在胸前，唯独父亲没有。父亲一个人站在台桌的下方，脖子上还悬挂着一块用旧纸箱板做的黑牌子，牌子上面写着：“历史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的草体字样。这块牌子显得格外的刺眼。 可能是单位小，又远离县城，也许是父亲向来做人低调，没有引起众人的公愤过，也帮助过他们中的很多人，因此在这种政治场合下就没有那种过于严肃的气氛。父亲虽然很孤寂，但会场还是允许他抽上两口水烟。只见父亲左手端着水烟袋，右手握着熄了火的纸捻子，靠近嘴边，“噗”的吹了一下，纸捻子又燃了起来，明火贴近烟锅，点着的烟丝在烟锅里冒出火星，烟气顺着烟道进入水箱，经水过滤而吸出，发出“咕噜噜”“咕噜噜”的响声，任凭台桌上方两头咆哮的狮子不停的张牙舞爪、信口雌黄。在父亲看来，有精神去吼你们的，我听着就是了。父亲只顾抽烟，缄口不言声。 在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对峙之后，我看了看墙上挂着的时钟，都下午1点了。这时，坐着的人开始躁动起来：“都晌午了，我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什么时候才有饭吃啊？”有个毛头小伙子干脆起身叫道：“张老头，开饭去!”临走还丢下一句话，“别冤枉了一个好人!”坐在站长左侧下方的张老头嘟哝着：“饭都没煮，开什么饭？!”见有人起身走，几个不怕事的公家人也囔囔着离开会场，各自回家吃饭去了…… 几天后，郑伯伯违反党的粮食政策、以权谋私、贪污挪用公款的系列经济问题因为文革前父亲的举报，上级查实后，受到了党内警告、以观后效的处分；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也得以昭雪。也就在这一年，父亲和母亲约定，不让我们三姊妹从事会计这一职业。 到了七十年代初，县里将我的父亲从粮食系统调到了县财政部门，继续从事会计，当时分派他的职位是财政预算会计。这之后，父亲多次上过“五·七”干校，边劳动边学习，接受思想改造。正因为父亲乐于改造，业务娴熟，作风正派，县委党校把我父亲调了去做会计；再后来，又调回财政部门，依然干着财会工作，直到1985年退休。 父亲的会计生涯风风雨雨三十多年，辗转几处工作单位，他每到一处，以当家理财为职守，实事求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按财务制度办事，从不谋私图利。他常说，财会的一收一支讲究的是财务成果，也就是经济效益……财经纪律千万不能丢。父亲不论走到哪里，他的那个水烟袋宝物就跟随到哪里，一直陪伴着他，只是外壳没有当初的那样光鲜了。父亲退休没多久，就中了风，生活不能自理，才想不起要抽烟这个事了。两年后，父亲因脑溢血、脑梗塞不治身亡。父亲去逝的前一天，正在上海上大三的我收到妹妹拍去的“父亲病危，速归”电报，连夜坐火车赶回，总算见着了父亲的最后一面。 父亲离开我们整整三十年了，我也携家带眷远离故土栖息在异乡，只是可惜父亲的水烟袋不知了去向。父亲，对不起！儿没能把陪伴您一生的那件宝物带在身边。呜呜呜…… 父亲：儿子虽然没有接上您的会计班，但接上了您的秘书班，接上了您的管粮班，您的孙儿也接上了秘书班，您应当还是要高兴一下吧。现在，我赋诗一首，以慰您的在天之灵！ 七绝·接班子承父业工于笔，三代文章各显功。 字里传红储备事，行间沁绿国安风。
安息吧，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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