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福利院生活40年：春风吹不散的固化思维
为什么要说我这些经历呢？我想发生在我年少时的这些在我身上的现象可能是与我们传统文化有关：从小成人为哄我们不要到外头去淘气，也怕自己的孩子接触到达一些危险的地方及动物，就会说深山老林中有吃人的怪物，而说道蛇也会有蛇仙一类的故事；或专门郑重其事地来讲一些神啊鬼啊的故事给我们小孩子听，一些故事远比《聊斋》中的一些情节要有趣，可怕，但我们就是想把它们听完。而这些故事的内容几乎都没有道德和教育的底线，只要能把我们小孩的双腿吓唬住就是成人的目的，并把这一类故事统称为《鬼狐传》——其实是改编并可随时加长版的大杂烩。再就是成人们上坟烧纸上供这些活动几乎是从来不让孩子们回避的，自己又不能把这其中追思、记念的心情说明白，就好像把这一切说清楚后自己就变得不那么虔诚，不对神灵那么敬畏而要给自己带来什么灾难似的。时间一长它们就会自然地固化到我们的头脑当中，即使你当时一点也不会有意去想它，它也会自然把带到这种文化氛围当中。比如，我在双腿哪都能去的时候，本人能上墙上房玩都正常的，打架我也不会输给别的孩子，可一玩到天黑回家时路过那条带弯的小胡同，我可以说是跑着进入家门的，好像那条无人的胡同中老是有什么东西在我的背后紧跟着我这个幼小的身躯。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那一句：疑心生暗鬼。 白天，我仍无书可读无事可做，每天看着一个岁数大并有着一身白帽白大褂的阿姨来我这个房间打扫着卫生，时常用热水对上一些消毒水来给地面消毒，让我感到一阵不舒服的味道向我袭来，可我又无法走出去，也不能说她来消毒是不对的，毕竟她家是为咱的健康着想。人在这混熟悉了环境之后，我闲时时常到8号老人房间去看杨老头贴在墙壁上的连环故事画，画里面有许多彩色的传统画面，如在家时看过的小人书。他那有一本翻旧了的《接班人》杂志能看外，我也可在他那蹭喝他茶壶内的茶水（整个院内，院民只是他有着这样的茶具），而老人也从来不说什么，只会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并鼓励我让我好好学习。杨老头真名叫杨文宾，从某市收容站中来的，因身体还好，为人勤快，所以时常骑上那辆破自行车帮助院里的食堂或个人采买回些物品，因这里离商店较远。虽然他在后来也有多起钱物不符的事件发生，并在一次给一个护理员家送买回来的物品时摸了人家的媳妇一下，回来挨了一顿训，其后自觉着没脸，便又回到他所在的那个市生活了。不过这都是后话了。但有时我也能想起他的许多好来。 在我们这5月份也是个能让风筝飞上天的季节，也是让16岁的张宽开始四处筹集竹子和一些较厚的纸张，大多是一些厚厚而不鲜亮的牛皮纸。有了这些材料我们那个房间在周日时就会热闹繁乱起来，几根不花钱的竹条质量是无法保证的，弄不好断了只能重新再试着来，等扎好了到外面能让它飞起来就算成功了。他在我们这每年都会扎两个风筝的，制作出来的风筝会让他和几个孩子一起在后院那片宽阔的田地中去放，看着它们一点点飞到只剩下两个小小的黑点时才停下放出的线，人便跟那条线在空荡荡大地中不时地摇摆着，就像一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般。可也有在风筝下降中挂到电线上的时候，不得不让他把风筝尾部的坠子留在他无法够到的高度，任凭条红色的条带固定于空中飘荡了。张宽胖胖的圆脸在平时是个不善表达的少年，可在制造玩意这件事情上他是我们那的一把好手。可这双手在实践他那把自制火药枪时因火药装得太多，一声较为刺激沉闷的响声让他举起的手臂如一尊固定的雕像立到了那，半天他的右手才感到了剧烈的刺痛，原来因瞬间的强大后坐力让他的虎口在8号铁线制作的枪把中差点让他的拇指和手掌一分为二。身为一个心理很健康积极生活的少年的他不善说但会把要做的活不吭一声地干好。他也有一个让人们看不出来些许自卑的事，这就是长大的他仍有一个不知什么时候不能自控会尿床的病。因他关系与我那屋三个孩子处得来，这时常也让我们几个同伴的那几床原本不怎么白的棉麻床垫地图连连。他与他妹妹走了之后一次也没回来过，也没有其他孤儿见过他和他妹妹，今天我们这一堆的人里谁也没听到过他的一丝丝消息，就如他扎制的风筝飞高后没了线一般。我们每个月都有一元钱的零用钱，可买些牙具等用品。其实我们多也不去买的，一元钱花在这上就买不了其它东西了——我这牙齿不好是与那时不好好保护有着很大的关系。是啊，除了每天洗脸，我那时因家穷还不习惯每日刷牙，来这里已有一年多没有洗过澡也没觉得身上的别扭。那时不穿衬衣裤也习惯了，院里也有很长时间没发放衣物了——你在家带来的能穿就不会为你找衣物的，就是找可能也是哪个去世老人行里内的物品。我们孤儿多是不缺少衣物的。我们小男孩上厕所基本都是用过的作业本，老人找不到报纸就只能用树枝一类的“卫生”了。说道这洗澡，那是后来与老人混熟后听他们说：他们每个月都会有院民组长带领着去河西浴池花0.5元洗一次澡的。可我一直到84年院里建了自己的公共澡堂才见到大家挤到一个池子里洗澡——穷在哪都是一样，习惯就好。 一段时间我们有了许多认养中的人来人往。外面仍有孩子们不断入住到这个大家庭里来，每来一个人就如同身边多了一个亲人一般，亲切、亲近。我们心里对彼此相互间会很快产生信任，依赖的心里，而没有更多利益上的冲突。这些都是我们那时最珍贵和纯真的情感。有一段时间这里突然出现了认养风潮，社会上缺少孩子的家庭有不少来到这里探访，可只成功收养一个七岁的单身女孩：一个自理能力很强的女孩。她的名字叫王波，几乎跟小妹一般的高，见到没两天就能把自己的被子叠放整齐利落，自己去食堂打饭，吃过饭会把自己的碗筷洗干净放在小柜内。说出的话与举止与小妹相比较，小妹就像一个农家的孩子一样。她在我们也就住了20几天就被人家认养离开了我们。在2019年她的姐姐还来我们这打听过王波的下落，现在也不知她们见面没有？那个小王波现在能不能还记得她姐姐的模样？能否再回忆起她那段童年的往事？她现在名字可能已经不再叫王波了吧。另一个小女孩那年9岁，小名琴琴，性格内向，与小妹的性格接近。想收养她那个家庭当时经济环境一定是不错的，每次来都给她带来一些我们平时见不到的东西，尤其是一双棕色光亮的小皮鞋。她也跟着去了那家两次，可能是对身边小伙伴的留恋，加上她哥的反对，最后她没能成为那个家庭的成员。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那句：不是一家人难进一家门吧。当初不管有什么身不由己的原因分离，今生不见会成为此生最大的当初悔恨。小妹和同屋小女孩也差点被人领走，只是因为有我们这些大孩子的存在而没有认养成功。因我刚失去母亲，再也不想失去身边唯一比我小6岁的小妹了。另一个原因就是对外人不放心，生怕别人把小妹卖掉，或是在人家那里受气。其实当初小妹真要入住到一个对她负责的家庭，今天小妹的命运会是完全不同的，无论心理到外在生活条件。小妹从小到现在仍保留下了她几乎对任何事情的处理都采用直来直去的态度，这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合时宜。当然在处理许多事情上最后吃亏永远是她自己。人一旦定型后，外力是很难把她改变过来的。主因是生活在这里遇到事情时身边是没有人来指导你去怎么做。工作人员在这挣的是工资，一旦把你“教导”坏了是要有责任的，或能得罪他们周围的人，所以宁可在旁边看着你做错事，说错话也不会站出来主动参与你的事，除了关系相处相当亲近的情况下才能在背后跟你说上几句（她费了半天劲如果你再不听，人家也是白操心，更何况她在你这也不会借到半点力量，又不是亲人，干嘛？）。而在学校学得更是正面的正面能量。在什么环境中说得体的话，做得体的事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必修课。一个人圆滑不伤害到他人人格和利益，我觉得这没什么坏处，我倒觉得这是与人们沟通的一种给双方都能带来利益的事情，至少不给说话双方带来一个尴尬结局而留下不好的印象。 年轻的我有着这样固化简单的思维可能就是一种当初选择的错误。同样一个单位在制度或惯性思维的固化中对我们来说也是较为可怕的。如我们当年所谓改善伙食就是在星期五下午吃上一顿肥肉：一块块大小如炖出锅的豆腐一般，却不加任何其它菜类，瘦肉在肥肉上是很少的，无论小孩或是老人一人来上二大半碗。肉块在口中咬下去的同时会听到咔吱声，并有油在嘴中迸出，如果再把它放凉后，整个热汤都会变成固体的猪油。这是极不科学的吃法，尤其对我们这些孩子。可这种吃法一直持续到了83年左右，并很少吃米饭。有一次我和同室的好友葛春用比赛的形式来一对一的吃，还不如说是吞下肚子的，可没吃几块谁也都坚持不住了。这里没人会去听我们小孩，或听取老人们对饭菜的意见：有得吃就不错了。长期流行的口头语是“没事吃饱饭撑得！”，并在以后到来接任的大家长也是有着如此的口头禅——这就是当时院里对我们这些弱势人群在犯错后的普遍认同感。 有一段时间我们会把吃不完，或只吃了几口的肥肉送给对面的那个何老头——女孩有的就干脆把馒头拿到自己房间就着开水，或用零钱买来的白糖沾馒头吃一顿完事，没一会儿，何老头饭桌上的那个铁制二大碗内的肥肉便上尖了，可没一会它们便被眼前这个瘦瘦的、而有着长长白胡须的老人神奇般消灭的一丁丁也不会剩下，马上再喝上一碗凉水他也不会闹肚子的。据说他曾在山里常常去打黄鼠狼来挣钱，现在两条腿仍长着连疮腿，老是流着脓，得时常清理。80多岁的他在我们的眼中是个传奇人物。 我们后来也吃出经验来了：把剩下的肥肉块倒在我们喝水用的红色铁制缸子，然后到时常灰烟四起的锅炉房里把它放在锅炉炉口内，或坐在锅炉右前侧那个大水壶内的煤火上提炼出荤油，再用这油来“炸”馒头，味道当然要比干吃馒头好得多。毕竟这些肉对我们这些小孩男女子也是有些诱惑的。另一吃法是把剩下来的凉馒头放在烧过的煤火上烤着吃。拍去灰尘、剥去烤焦那部分，吃起来是很美味的，像烤土豆一样。这些自创的吃法很快就传遍了，更有创意的是加些白糖。 那时我们的伙食费为每人每月17元。记得有几次因为到月底的伙食费没用完就给我们一人买了一根海拉尔最好的香肠，或铁盒午餐肉罐头，当然罐头是两人分一盒的——当年这些都是正宗的真货，也是海市的名牌产品，自然也是价格不会太便宜。如果我们后面两块菜园能合理利用的话，而在院外的东山上的地都好好耕种，除了给职工分外是足够自己用的。只是当年没有养猪，后来证明养猪在管理跟不上时，只能是自欺欺人的买卖。原本国家给你的一张床是没有任何异议的，可现实是你必须时刻保证它的整洁，这是培养一个人养成好习惯是必要的，可把被子叠成方方正正后就除了睡觉时是不能动它的：它成了你服务的对象，而不是它在为你提供家的感觉。保持整洁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这无可厚非。可在你有病时仍要避免挨训而不敢去动被子下面的枕头，只能躺在平整的床上时，任何人的心里都不会把这当成家的。就我自己来说，那时我的脑子里对自己喜欢的事故书非常愿意看成，而对数理化就不是很上心，这让我在后来学习无线电维修时吃了不少的苦头。没有人能出来指导我正确认识全面学习的重要性是一方面，另一面是我少年的倔强、任性也害自己不浅。那时我很爱看伙伴们的寒暑假期的作业，因上面有许多的小故事，而我又对语文书上该背的课文也不会背诵下来，整个是一个任性的二货。固化的环境加上固化的少年，一切都在随着四季在让我慢慢成长着。 我们这是一个公共场所，我们就像工厂里的产品，必须要整洁、听话，而这一切多是给外人看的，好好让工人把工资拿回家，再拿点奖金更好。那时社会对我们这个单位是不了解的，福利院是干什么的几乎没几个人能说个明白，而且工作者工资也不是太多，当时远远没有企业的工资高，但它让人们就业于国家的正式编制体系，走到哪都能摆到桌面的工作。我们这的管理员到总去的粮店买粮油，算是与那里混个脸熟了，可那也有被人家忘记的时候。一次，一个女店员见我们车上装了不少的米面，随口就问了一句：“你们是哪个单位的？车倒是没少装啊！”我们管理员立即说：“离你们这远一些，是住在南门外那个福利院的。”不想对方连个呗都没打就回了这句：“我说嘛，你怎么长得这么黑，原来在这个部门高就啊！”她看着我们那个黑瘦的伙食管理员站在她面前这样说着，眼里也有着玩笑中的轻蔑。当时谁也不拿这个单位当一盘菜，可后来工资高便成了许多人都想进来到这工作的好单位。当年来这工作的大多都是自己家与民政有关系的家属，或是接班到这，有的中学能毕业就不错了，高中的只有三四个人——那时社会单位也是这个样子。后来几个学历高一些的人到这没工作多长时间就调到其它较好的、有发展的单位去工作了。那年头，这样的单位工资只有30元左右，体制外的人多是进不来的，同样也留不住有高学历，自身才能较强的人才。其实，高学历并不一定就能为我们全心全意服务，而没有什么学历，只要能把工作用在我们身上，干好工作同样是我们欢迎的优秀工作者。工作的各个细节用一个有能力领导是最有效的优质工作，更能会造福我们这一群与上面说不上话的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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