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最是有情物 ——读龙敦聚《流年雁帛》兼议现代作家书信
书信最是有情物——读《流年雁帛》兼议现代作家书信
宋立民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2015年11月26日，阴历十五，明月高照，流光徘徊，我从友人处得到一本奇书：《流年雁帛——龙敦聚书札》，倚在床头一口气读完，已经是凌晨三点。觉得有不少话要说，又不愿起身开电脑，就把一堆文字写在书中。如今步入2016年，码字从议论该书开始，缘分。
作者是八十有二的老革命，离休干部，参加过淮海战役，后来从团地委到“文革”期间的“黑干部”，从修复曲阜“三孔”、创建山东济宁市文联到创办孔孟书画院，作者一直在文化部门四处奔波，惨淡经营。因为工作需要与个人的豪爽性格，仅仅常驻曲阜的几年间，作者就接待了上百位将军、部长、艺术届泰斗，建立了“革命友谊”。加上负责书画函授大学，几度举办全国性笔会，友情流布，华翰不绝，墨宝颇丰。粗略统计，书中留有书画墨宝者，中外艺术家计90位之多，大有收藏与欣赏价值。如今，作者已至杖朝之年，老有所乐，整理出不少珍贵书札，作为自珍之“敝帚”于留给后代的“雁帛”，今番得见，幸甚至哉。
且按照《流年雁帛》的顺序，择其大要做一简评。
杨成武。愚闻也陋，开国上将杨成武的书法，这是首次得见。记得在开封的刘少奇纪念馆见到过他的墨迹，是钢笔。将军多次至汴凭吊，与前国家主席的深情之外，还因为将军本人1971年1月因“杨余傅事件”从洛阳转至开封，就曾经居住在刘少奇去世的阁楼里。为龙先生题字之际，将军已经七十多岁，但“千秋笔墨惊天地”几个大字笔力不弱，且张弛自然。将军当年是考上过中学的，二十出头任红一师政委，后抽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合影照片颇清晰，字与人都颇为儒雅。
李真。李真是开国少将，中国书协理事，擅行草。同样的“千秋笔墨惊天地”几个大字并题款曰“祝贺龙敦聚书法展”，与另一幅“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均写得风流倜傥。其实，将军仅仅读过几个月私塾和一年的列宁小学。长征途中孑然一身，却是珍藏一本《唐诗三百首》于硝烟中翻读，加上不断填词，被称为“红军诗人”。李真是江西人，踏上长征路之际才16岁。挥泪别家，填过《忆江南》：“禾水恨，遥望井冈斜。别梦依稀离故土，凶残鬼火毁万家。播种撒天涯。”龙敦聚很庆幸：“幸亏李真先生有时不喜欢打电话，而是亲笔写信”，于是至今能够保存将军十几封毛笔信札。从刊发的十数幅图片看，草法井然，干净流畅，大可收藏。而且，官至工程兵政委的李真将军，平时节衣缩食，却将自己珍藏的书画拍卖，所得全部捐给家乡的教育事业。其人格正如其诗句：“名利无求如粪土，清廉有价重黄金”。
舒同。这位中国书协创始人几乎是不必介绍的，有《舒同字帖》与网络的“舒体”为证。舒同的长征途中的“马背书法家”，在“雄关漫道真如铁”的艰苦途中，用手指在大腿上画字，至今传为佳话。舒同先生为龙先生题字“济宁剧院”，时间是1980年。其墨迹饱满，圆劲婉通，护尾藏头，楷中有行。这四字是为公事，有舒同办公室的回信为证：“龙敦聚同志：10月12日你给李铎同志去一信，请他为济宁剧院写一牌子，李铎同志后将此事转给舒同同志写，现已写好，请查收。”彼时刚刚粉碎“四人帮”，文化事业百废待兴，作者能够想到让名家题字，振兴地方文化，亦是有心人也。而且，彼时的“同志”二字何其亲切也。
谭启龙。这个名字五十岁以上的人们都很熟悉，从五次反围剿，到抗战开辟浙东根据地，到解放战争参加了鲁南、孟良崮、鲁西南、莱芜、豫东、淮海等重大战役，鲁豫皖老区家喻户晓。但是，多数人并不知道谭老的书法同样十分了得。1992年，济宁市孔孟书画院成立，龙先生作为负责人，力邀省内威望至高的前辈剪彩题字，得到谭老全力支持。谭老不仅亲临剪彩，而且在题写“继承历史传统弘扬孔孟文化”的贺词之后，又专门书写“兿海”两个大字赠送龙先生。谭老时年八十岁，依然笔力雄健，挥洒自如，尤其是“兿海”二字，力透纸背而气势恢宏，一看便知是大笔榜书。
罗工柳。中央美院徐悲鸿院长的副手，广东开平人。与龙先生的友谊持续了二十多年。罗先生早年主要创作版画，《鲁迅像》为其代表作——循名责实，鲁迅正是中国版画的举大纛者。罗先生毕生盯住革命题材，《地道战》等油画滋养了几代人。他给龙先生的三幅手札虽是硬笔，但字大行稀，潇洒大气。而草书大字“我在书中”是专为龙敦聚书法展所题，浓墨兼枯笔，大开大合，气息贯通，浑然天成。七十高龄有此心劲腕力，令沈鹏先生连连称奇，殊不易也。看时下网上，罗先生的油画《穿红裙子的苏联女孩》拍卖价是十八万元之多，无奈先生生前就不把钱当回事：“钱都是我画的，我还在乎钱吗？”的确，第二、第三套人民币都是罗先生牵头设计绘制。
乔羽。只知道乔老爷的歌词如“让我们荡起双桨”、“一条大河波浪宽”、“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难忘今宵”……颇激动了了历代爱国的与年轻的心，没有想到乔老爷的书法同样功底扎实，柳体的底子，东坡的风味，中规中矩且一丝不苟。乔羽也是济宁人，与龙敦聚相识于文革期间，彼时乔老爷还是“老九”，与郑律成等“黑老九”们“带罪”拍片到济宁，遂成至交。龙先生集子里收存了乔羽先生墨宝四帧，1992年8月9日的一幅谈及书画院的命名，仅提建议，不下断语，虚怀坦荡。且信札末尾用“且共秋光”作结，诗意盎然。2009年，龙先生办自己的书法展，乔老爷专门写了近千字的“乔羽寄语”，说龙敦聚“练就了一笔好字，他的榜书、指书、鹅翎书，已名扬国内外。”直到如今，二位老人依旧健康乐观，共待期颐。
书中也收集了周韶华、权希军、欧阳中石、王学仲、章祖安、武中奇、沈鹏、孔德懋、邹振亚等书界名流的墨迹。此外，《上海的早晨》的作者周而复的墨迹；《地覆天翻记》作者王希坚的尺牍；《铁道游击队》作者刘知侠夫人代丈夫的信札；让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十数年的笔者感到亲切不已。张又栋大校的榜书“龙腾凤举”，让笔者记起气势磅礴的“祥隶”，“楷圣刘俊川”的书信，让笔者记起一桩近事：刘先生生前把价值连城的一百多幅字无偿送给雷州办碑廊的农民书家李建华。另外，韩国丹青手、被誉为“韩中友好的民间大使”的李锺得先生扎实的中国书法功底，美籍华人刘永和女士的字迹娟秀的明信片，都是非常难得的珍藏品。
为什么笔者如此重视龙敦聚先生收藏的这一批题字、书信？一是因为集子里作书写信的前辈不少如今已经驭鹤，再也不能够为我们留下一鳞半爪。二是其间大有值得阐释与欣赏的艺术高标。三是作为比西方现代美术“热抽象”更早更抽象的大宗国粹书法，在现在大学师生里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因此近年来有关部门才不遗余力开课普及）——期末考试，笔者监考时分在一个教学班一一观察，握笔姿势正确的寥寥无几。四是无论老少，如今几乎都与写信绝缘。微信、手机、电话已经无缝覆盖，写信成了“老古董”的旧业。殊不知电脑与移动硬盘里的东西常常靠不住，尤其是与“收藏”二字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笔者讲鲁迅研究课凡三十年，各种版本的《鲁迅传》都有，却是最喜欢用上海王晓明教授的《无法直面的人生 鲁迅传》，因为王晓明回避了方家熟知的生平材料，却在404处引文中130次引用了鲁迅的书信，此外还引用了许广平、周作人、周伯超等人致鲁迅的信札。如写到1927年夏天，鲁迅经历了“活着还是死去”的生存意义的大困惑，函致章廷谦曰:“我想赠你一句话，专管自己吃饭，不要对人发感慨……并且积下几个钱来。”“我已近于‘刹那主义’，明天的事，今天就不想。”——这不成了他的小说《在酒楼上》的“得过且过”的吕纬甫了么？而且鲁迅在信中还说自己慨然收取了中山大学一个月薪水的“不义之财”。“鲁迅已经‘不好’，则收固不好，不收亦岂能好？我于是不发脾气，松松爽爽收下了。”的确，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精神世界中的一切全在屠刀下化为虚无之夜的黑蝴蝶，为什么还要继续在生活上苦自己呢？“说什么都是假的，积点钱要紧。”于是，“义”的虚妄和“利”的实惠跃然纸上。“三家一主将，五最一方向”的旗手与“时代落伍者”的区别何在呢？——这是以往的传记作者不敢或不愿认可的。同时，从鲁迅晚年的信札中可知，他当时屡次计划撇开“琐事”，“专事创作和研究文学史”。他感到疲惫，“时常想歇歇”。这一切又与“争天抗俗”、“勇猛进击”的定论颇相径庭。然而那确是鲁迅彼时彼刻的心态。
我们从大量引用书信的背后，隐隐约约地感到了作者的真诚、认真、史笔和匠心。从那本薄薄的小书中依稀窥见了新一代人文学者于荆棘中开拓的步履，窥见了日渐沉重却并未绝望的社会良心。
与王晓明的《鲁迅传》伴我共度了三十年时光的，是罗炯光教授赠送的一本厚厚的《现代作家书信》。1935年，孔另镜先生编过一本《现代作家书简》，今已整整80年。罗先生再次从浩如烟海的作家书信中选出72位作家的317封信，并对诸家之“信风”一一概括、比较、品评、赏析，一丝不苟地披沙拣金、填空补缺，编定了65万言的大著，个中甘苦不难想见。
当年，鲁迅先生为孔另镜的编著作序道:“一个人的言行，总有一部分愿意别人知道，或者不妨让别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却不然。然而一个人的脾气，又偏爱知道别人不肯知道的那一部分，于是尺牍就有了出路。这并非等于窥探门缝，意在发人的隐私，实在是因为要知道这人的全般，就是从不注意处，看出这人——社会一份子的真实。”因此。鲁迅先生强调:“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简洁的注释。”
由鲁迅先生的“注释”说，笔者窥见了王晓明、罗炯光二先生钟情于书信的根由所在。刘勰说：“详总书体，本在尽言。”在最需诚实随便而最无需广告气息的尺笺中，装腔作势只能叫人啼笑皆非。书信寄托真情、维系世界的感情价值，恰恰在那一个“真”字。瞿秋白临刑前20天致函郭沫若，念叨的是“还记得武汉我们两个人一夜喝了3瓶白兰地吗？”遗憾的是“我到如今没有译一部好好的文学书。”读着他的信，我们自然会想到他的《多余的话》的最末一句：“中国的豆腐真好吃，世界第一。”那生活的热望，人格的操守，步入“大休息”的慨然坦然，使所有的瞿秋白传记成了“多余的话”。“欲撰西泠才女传，苦于椽笔写兰亭”，郁达夫1927年致王映霞的信中说：“我现在爱你的热度，已经超过沸点。”无奈4年之后郁达夫致周作人函，却连声抱怨自己“遇人不淑”。爱与不爱，坦诚如一，活活一副“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名士形象。与袒示心迹的信札作比，不少洋洋洒洒，下笔千言的传记大作，也真是舍近求远了。
法国大传记家莫罗亚说现代传记的特质是“学者们的理智的方法打进了心理学和伦理学的园地。”昨天，王、罗两位教授立足于“人的注释”的基点之上，做出自己的学术领域的贡献。今天，龙敦聚先生立足为友人、亲人“立此存照”的意义上，为我们做出了表率——即便我们的交往中没有那么多大家、大人物，自己父辈的墨迹同样足以宝之。更何况从书信中我们能够窥见鲜活的历史、发掘现代心理和现代伦理的价值以至于发现着历史甚至未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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