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3）

曾德顺

她叫金姬顺，十二岁时随父亲来到中国沈阳，进了日本人创办的“朝日女校”读书。毕业后，被分配到“南满铁道医院”担任助产士。后来，经过一个朝鲜技工的介绍，认识了在国民党部队当排长的吴连生。辽沈战役后，国民党驻东北的军队土崩瓦解，吴连生决定离开国民党部队，他带着金姬顺，回到了湖南安乡县老家。

在安乡老家，农村缺医少药，妇女生孩子都是土法接生。有一天，邻居有一个孕妇生孩子，由于难产，痛得哭天喊地。金姬顺采取人工引产的方法，使孩子顺利分娩。

不过，婴儿降生后仍处于窒息状态，不哭不动，全身发紫。按照当地的旧习，这样的婴儿是要当作死婴埋掉的。金姬顺却没有放弃。她先是口对口地为婴儿作了人工呼吸，再用手轻轻扣出他嘴的血块，然后倒提着他，在他屁股上连击两掌，婴儿终于哇地一声啼哭起来。

这次接生让金姬顺名声大振，远近一带的产妇都喊她接生。当地人都夸她：“想不到这个外国人还是个送子观音。”

不过，她当“送子观音”的风光日子没过几年，厄运就开始降临了。在反右运动中，她的丈夫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她成了反革命家属。

接下来是三年苦日子，公共食堂里顿顿都是红薯汤。她饿得走路摇摇晃晃，得了“夜盲症”，手上的青筋凸出来，脸上只有骨头没有肉。她刚出生的女儿没有食物吃，饿死了。

熬过三年苦日子之后，接下来就是“四清”。“四清”清理出了她这个女特务。工作队的人在她房前屋后挖地三尺，想要找出发报机。生产队的孩子用弹弓射她，一边喊道：“女特务，你把发报机藏在哪里了？赶快交出来！”

这些孩子，有好几个出生时都是她接生的。

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最让金姬顺搞不懂的就是这“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

有一次，她悄悄问我：“你说说，上面号召我们搞阶级斗争，到底是要下面的人真搞呢，还是假搞？”

哎呀，到底是个外国人，思路跟中国人就是不一样。我头一次听到这样奇怪的问题，感到莫名其妙。

她又说：“要是真搞呢，就认真地搞，扎实地搞，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要是假搞呢，那就高高地搭起戏台，好好地演戏，让老百姓开开心心地笑一场。问题在于：有时候看起来是像在真搞，结果却是在演戏；有时候看起来像是演戏，结果却让人死不瞑目。你永远琢磨不透这阶级斗争什么时候是真搞，什么时候是假搞。”

她给我讲起了她第一次参加万人斗争大会的情景——

那天清晨，我家屋檐下的喇叭里就反复广播着一个通知：今天将举行全公社万人批斗大会，全公社每个社员务必按时参加，缺席者按现行反革命处理。这个通知吓得我和吴连生瑟瑟发抖，早饭都吃不去。

早饭后，公社直属连的基干民兵们，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我家。他们先是在禾场上高喊一通口号：

“打倒历史反革命分子吴连生！”

“打倒朝鲜女特务金姬顺！”

我和丈夫早已吓得瘫软在地上，民兵们用棕绳把我俩捆上。这次捆绑跟以前不同，这次把我们包粽子一样，横七竖八，捆了一道又一道，然后，押着我们跌跌撞撞走向万人批斗大会会场。

大会是在一个山坡下举行的，这次批斗大会比生产队、大队的批斗会气派大得多。黑压压的人群漫山遍野，老人和孩子们都来了。会场上空始终回荡着让人亢奋的语录歌。主席台上方挂着“斗争大会”四个吓人的大字，会场两边挂着巨幅标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砸烂黑五类的狗头！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人群中有一个穿军装的男人，他站在一张桌子上，手持喇叭，恶狠狠地指挥着各个大队社员应该站立的位置。

批斗大会开始了。

第一项议程当然是由大会主持人高声宣布：“把黑五类分子押上台来！”

于是，基干民兵们把我们押上主席台。当我们一个个鱼贯上台时，广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口号声。我们被勒令跪在台上，低下“狗头”。

公社革委会的马主任开始讲话了。我看不到他的模样，只能听到他的声音。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无限的愤怒和无比的仇恨，他气愤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句子，从他嘴里嘣出的只有一个一个的词语。他每说出一个词语，就会挥拳在桌子上狠狠地砸一下。桌子上的话筒，就会把他砸下的这“咚”的一声无限放大，传到会场四周高悬的喇叭里去。四周的喇叭再把这“咚”的一声无限放大，传到天空，传到山上，然后再回荡到我的耳鼓里。

每当这“咚”的一声砸到我耳鼓里的时候，我的心就会揪紧，停止跳动。

马主任咬牙切齿，历数着我们这些阶级敌人的一桩桩罪恶：

“头上长疮！咚！——”

“脚底流脓！咚！——”

“想复辟！咚！——”

“磨刀霍霍！咚！——”

“毒如蛇蝎！咚!——”

“火烧芭茅心不死！咚！——”

在我的想像中，他的样子应该像一个喝了两斤白酒的狂怒之人，满脸通红，双目圆睁，脖子上的青筋有乌梢蛇那么粗，牙齿咬得格格响，随时准备扑上去，把他眼前的黑五类撕成碎块，然后一块又一块把它们生吞下去。

又或许，他像一个在荒岛上孤独生活了几十年的落难者，他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说话了。突然，他发现一条满载游客的航船正从远处驶过。他向船上的人高呼，他想向他们表明：他需要说话。他还能够说话。他急需他们来拯救他。

听着他那声嘶力竭的尖叫，我心中感到一阵阵愧疚：都怪我们这些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啊，要是我们这些黑五类没有犯下如此滔天大罪，他会这么愤怒吗？他的愤怒是我们这些阶级敌人招来的啊。

有时，我又会在心中暗暗同情他。他愤怒了这么久，他不累吗？他呐喊了这么久，他不需要歇一歇，喝口水吗？他把嗓子喊哑了怎么办？

马主任讲了足足有两个小时，他的拳头也在桌子上砸了两个小时，我的耳朵也被“咚！——”了两个小时。马主任终于结束了他的讲话。他累了。

批斗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全公社的一万多名社员，包括老人和孩子，排成整齐的队伍，依次从我们这些黑五类面前走过，每个人在经过我们面前时，都要指着我们大吼一声：“罪该万死！”

然后狠狠地跺一脚：咚！

最后轻蔑地吐口水：“呸！”

大会结束之后，我们这些黑五类正准备回家时，忽然有两个民兵来到我面前跟我说：“你还不能走。马主任要对你这个外国女特务训话。”

我丈夫望着我，满眼惊恐。

民兵押着我来到了马主任的办公室门外，一个民兵看着我，另一个民兵进去报告。办公室的门和窗都是敞开着的，我看到一群人把马主任围在中间。马主任满面红光，神采奕奕。

马主任说：“今天的斗争大会开得很过瘾，比喝了茅台酒还要痛快！”

他旁边的一个干部说：“你今天的报告作得很有气势，雷霆万钧，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威风。”

另一个干部说：“最后一个环节：万人唾骂，这是只有马主任才能想出来的精彩华章。别的公社开斗争大会开得千篇一律，绝对想不出这样的妙招。”

民兵把我带进办公室。

马主任一看到我，立刻笑容满面，与刚才主席台上的那个凶神恶煞的马主任判若两人。他对我说：“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没听懂。

他说：“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作‘千夫所指，无疾而死。’今天，你遭受的不是千夫所指，而是万夫所指，可你没死，还活得好好的，这说明你这个女特务生命力很顽强。你知道吗？过去我们大多数中国人，只有在电影银幕上才能看到女特务，而此刻，一个活生生的女特务，而且是外国女特务，就站在我面前，我很激动。有你这个女特务在主席台上跪着，我今天做报告做得特别兴奋，特别来劲！”

旁边一个干部说：“电影里的女特务都是穿旗袍的，可惜这个女特务穿的是大裤脚。”

马主任指着我的裤子说：“你不应该穿大裤脚嘛。你们朝鲜的金日成主席说过：所有的朝鲜女人都不应该穿裤子……”

看到我和在场的其他人都惊得目瞪口呆，马主任又笑眯眯地缓缓说道：“你们朝鲜的金日成主席说：所有的朝鲜女人都不应该穿裤子，而应该穿裙子。”

在场的人都笑了。

马主任又指着我的裤子说：“你不应该穿裤子，而应该穿裙子。现在，我给你一个穿裙子的机会。”

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看到我脸上并没有表现出惊喜，他显得有些气馁。他说：“今天，我们接到通知，安乡县要举行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汇演大比武，我们公社文宣队必须要拿出有特色的节目。上次，我看了你们大队文宣队的一个节目，叫《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那个节目是你演的吧？很好嘛。你从哪里搞来的朝鲜服装？是你从老家带来的？”

我告诉他，朝鲜服装是我自己临时做成的。我扯了一些纱蚊帐布，把它染成红、绿色，再把它缝成一条红色的短上衣，一条绿色的裙子，还有两条彩带，把这些东西套在身上，我就成了朝鲜族的“延边人民”了。

马主任说：“别的公社演《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的演员都是冒牌货，只有我们公社的演员才是正宗的朝鲜人。你虽然是个外国女特务，但我们中国的毛主席说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你现在可以为我所用。这段时间，你要同文宣队好好排练，要为我们公社争光。你这个正宗的朝鲜人表演的《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要是在汇演中没有取得好成绩，老子枪毙了你！”

说到这里，他将手枪啪地一下放在桌子上，两眼露出凶光，又恢复了他在批斗大会上的样子。

我战战兢兢地离开了办公室。

走到门外不远处，我听到马主任在房间里对其他人叹气道：“这狗日的吴连生，他凭什么这么有福气，竟然搞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外国堂客！我们公社的女人，什么样的我没搞过？可我就是没开过洋荤。你们说说看，这朝鲜女特务是什么味道？是不是跟长沙臭豆腐一样，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我懒得再听下去了，我为我今天在批斗大会上遭受的痛苦而感到委屈。我在心里想：报纸上天天讲，阶级斗争是关系到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大事啊，多么庄严神圣！可是，到了我们公社的马主任这里，他怎么将阶级斗争跟长沙臭豆腐扯到了一起呢？

有一个冬天的深夜，民兵们突然砸开我家的房门，把我和吴连生从被窝里揪了出来，还未等我们穿上棉衣，他们就把我们捆了个结结实实，然后押着我们向外走去。屋外大雪纷飞，天地一片白晃晃的，我和吴连生冻得直哆嗦，也没敢问他们这是要把我们押到哪里去。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们这两个黑五类经常被民兵押到某个地方，同全大队或是全公社的阶级敌人集中关押到一起。

但是，今晚似乎有点不同寻常，今晚他们押着我们朝一座荒山上走去。正感到疑惑时，忽然听到我背后的两个民兵悄悄议论：

“就在生产队里处决不行吗？为什么要跑到山上去？”

“在生产队处决，谁给他们抬尸呀？再说，他们这些阶级敌人的血有剧毒，会污染生产队的稻田，将来种出来的稻谷也不能吃……”

啊，原来，他们这是要处决我们！我的腿一阵发软，我丈夫一下子瘫倒在地上，行进的队伍停了下来。一个民兵用枪托捅了我丈夫一下：“起来！你这怕死鬼，这里不是你死的地方，你没有资格死在这里。”

我丈夫呜呜地哭了起来。又有一个民兵用枪托打他。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一下子变得勇敢起来。我走过去安慰丈夫说：“连生，起来吧，死就死吧，这样的日子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你以前不是说将来我们要死在一起吗？现在机会来了。”

吴连生没有起来。两个民兵只好拖着他的胳膊，像拖麻袋一样向山上拖去。

我望着漫天的雪花，望着这白茫茫的世界，我没有对死的畏惧，我想起了中国电影里无数的就义场面，我想起了刘胡兰，江姐，我甚至想：我这样穿着内衣内裤哆哆嗦嗦地死去，实在是死得太窝囊了，我要是穿着朝鲜族的裙子死去就好了，而且最好是死在一棵万年松树之下。

我和吴连生到达了目的地。这里没有电影里常出现的那种烘托先烈的青松，却有两个已经挖好的墓穴。

我丈夫咕咚一声，自己主动滚到墓穴里去了。

两个民兵把他拖了上来，踢了他一脚：“我们还没有代表人民宣判你们的死刑，还没有扣响正义的枪声，你怎么就像癞皮狗一样躲进去了？”

那一刻，我真有点恨我的丈夫，他把我们的英勇就义搞得太滑稽了，跟我从电影里看到的英雄就义场面相比，相差太远！

一个民兵问我：“你有什么临终遗言？”

我想起我的儿子此刻还在家中哇哇啼哭呢，我的眼泪哗地涌了出来。我能给儿子留下什么遗言呢？让他化悲痛为力量？让他继承我们的遗志？……不，不行。我觉得还是什么也不说。我恶狠狠地擦干了我那个不争气的眼泪——电影里的哪个先烈是带着眼泪死去的？！

民兵们在我们前面站成一排，举起了枪。

牺牲的时刻马上就要来临了，我突然意识到我应该高呼几句口号，于是，我高喊：“伟大的金日成同志万岁！”

民兵们放下枪，走到我面前，踢了我一脚，骂道：“这里是中国，金日成有什么资格称万岁？”

我只好又喊：“毛主席万岁！”

他们用枪托砸了我一下，骂道：“你这个朝鲜女特务，有什么资格喊毛主席万岁？”

我灵光一闪，决定高唱《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这一回，他们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我想让丈夫跟我一起唱，可他一声不吭。

民兵们重新举起了枪，一个民兵高叫道：“预备——”

我继续唱道：“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枪响了。我只觉得头上有一阵风掠过，我倒在了地上。我以为我死了。我一动不动地躺着。不知过了多久，有人在踢我，我睁开眼一看，民兵们在哈哈大笑，笑够了，他们开始议论：

“这狗日的吴连生，他还在国民党部队当过营长呢，我们还没开枪，他就吓晕了。难怪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

“这个女特务真是视死如归，大义凛然，跟电影里的先烈一模一样。”

我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雪，责问他们：“你们刚才为什么不把我打死？”

一个民兵说：“今晚，我们几个民兵武装巡逻，巡了一个通宵，一个阶级敌人也没有发现，实在无聊，所以，把你们两个拉出来搞了一场演习。你可别怪我们。通过这场演习，我们发现：吴连生真是个狗熊，他当反革命一点不冤枉。而你呢，你可真不像个特务，你像个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