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4）

曾德顺

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

又来新的运动了。

这一回的运动叫“一打三反”。上面派了工作组进驻我们生产队。这一回的工作组，同以前的工作组也没有什么不同，无非是开会，学文件，喊口号，号召社员们检举、揭发我们生产队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们生产队只有我和吴连生这两个阶级敌人，所以，开会时照例把我们两个押到台上批斗一番。

不过，有一天晚上，吴德福堂客的揭发，还是让我和吴连生感到心惊肉跳。

吴德福是我丈夫吴连生的堂兄，他们两人的父亲是亲兄弟。吴德福堂客是生产队的接生婆，在我来安乡之前，这一带的产妇生孩子，都是由她接生的。我随丈夫刚到安乡那些日子，我和吴德福堂客相安无事。在了解到我是个助产士以后，她还经常向我请教接生方面的问题。这附近的产妇生孩子时，有的人请她接生，有的人请我接生。吴德福堂客心中对我有些不满，嫌我抢了她的生意。

自从我被打成女特务后，吴德福堂客私下里四处造谣，说我原来是在日本军队里当妓女的，从头到脚，都胺脏得流脓水。

这些我都忍了。谁让我和吴连生是黑五类呢？

更可气的是，吴德福家里养的猪，经常跑到我家的自留地里拱辣椒树。我去找吴德福堂客，陪着小心跟她说好话，让她把家里的猪关好。吴德福堂客笑嘻嘻地答应了，可是，她家的猪照样跑到我家的自留地里来。我捡起石头，把她的猪砸跑了，这一幕被她看见了，她对我破口大骂。我回骂了她几句。

没想到，这次“一打三反”运动，让她逮到机会了。她在斗争大会上检举说：“那天，我家的猪拱了吴连生的辣椒，吴连生这个反革命一边赶我家的猪，一边恶狠狠地对我说：‘你们这些贫下中农，人人都欺负我。等蒋介石反攻大陆成功的那天，我要把你们这些贫下中农全部杀光！’”

吴德福也在一旁帮腔说：“金姬顺还说：‘我日夜盼望着金日成主席带人来拯救我，我要把安乡县的党员、团员全杀光！’……”

工作组的人，觉得问题十分严重，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斗争会结束之后，吴连生就被关押在生产队的“三忠于”室，由民兵日夜看守。我被放了回去，负责每天给丈夫送饭。

第一次去给丈夫送饭的时候，丈夫的神情显得轻松，他同看管他的民兵有说有笑，他给他们讲述他以前在国民党部队当兵的经历。

在生产队关了两天之后，我丈夫被民兵押到大队部去了。我去给他送饭时，看见他同其它各个生产队揪出来的坏人关在一起。当时，他还安慰我说：“过不了几天，我就会回去的。这里关了这么多人，政府还能把我们都杀了？”

再往后，我丈夫被关到公社武装部去了。我去给他送饭时，看到他心事重重，愁眉不展。他对我说：“姬顺，这一次，我可能回不去了。以前，我是历史反革命，现在，我又是现行反革命，我成了双料反革命。”

我安慰他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还记得上次开万人大会的情景吗？还有，那天夜里，在山上，埋我们的坟坑都已经挖好了，结果呢，我们不是也活着回来了吗？”

我丈夫苦笑了一下，说：“这一回不同，这一回是来真的了。文件上说的是：管，关，杀。就是管一批，关一批，杀一批。我这个双料反革命是属于‘杀’的那一批。你不知道，我们公社挖出了一个光复党，公安局的人说我是光复党的骨干分子……”

我再次去送饭的时候，见到的就是我丈夫的尸体了。

我扑到丈夫身上，我没有哭，我心中想的是：“这是真的吗？我丈夫他是真的死了吗？”

看守我丈夫的人告诉我：吴连生是光复党的主要头目，拒不交待光复党的行动纲领，组成人员名单，畏罪自杀身亡。

我抚摸着丈夫冰冷的尸体，看到他的脖子上，胸部，大腿上，到处都是紫色，他是怎么自杀的?他真的死了吗？

在埋葬了丈夫之后的好长时间里，我脑海里一直盘旋的一个问题是：“我丈夫真的死了吗？这一回，不是像上次在山上那样的假枪毙？这一回是真的？这一回，是真真实实地在搞阶级斗争了？”

吴连生死后，吴德福出钱买了一副好棺材，收殓了吴连生。不过，生产队里的贫下中农都不愿意参与吴连生的丧事，以显示与阶级敌人划清界线。吴德福想请黑五类帮忙给吴连生挖坟坑，没想到黑五类听了吴德福的请求，一个个吓得浑身发抖，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没办法，吴德福两公婆只好背着锄头上山，亲自给吴连生挖坟坑，忙了好半天，才挖了个不深不浅的坑，累得满头大汗。

坟坑挖好之后，如何把吴连生的棺材抬到山上去呢？

吴德福两公婆买了几包沅水牌香烟，到处给人磕头作揖，好说歹说，总算勉强找了几个抬丧的贫下中农，把吴连生抬到山上埋了。

     在给吴连生修好坟堆以后，抬丧的人对吴德福说：“你这狗日的吴德福，你编瞎话把你兄弟害死了，怎么给他办丧事又这么尽心尽力呢？”

     吴德福跪在吴连生的坟前，说：“兄弟，你死了有什么不好？躺在坟里安安落落，清清静静，再也没有人批斗你了。你要活着，每次开批斗会，十处打锣，十处有你。老子有你这么个反革命分子亲戚，就像穿了件湿衣服，浑身不自在。现在你死了，你清净了，我也干净了。”

     抬丧的贫下中农又说：“你不是还有个反革命分子嫂嫂金姬顺吗？你何不干脆把她也害死了，一了百了？”

     吴德福堂客接过话头说：“现在谁还敢找反革命分子金姬顺接生？现在她又不抢我这个接生婆的生意，我害死她干什么？再说，以后遇到难产的堂客，我这个乡下接生婆还要找她这个城里来的助产士帮忙呢。”

第二天，生产队的大喇叭里广播了一条重大新闻：“昨天，安全公社长乐大队榆树生产队出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八个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竟然为了几根沅水牌香烟，就丧失了自己的阶级立场，胆敢给一个双料反革命分子抬丧！我们不禁要质问这八个贫下中农：你们的屁股坐到哪一边去了？！……”

金姬顺跟我说：“我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学会了讲中国话，吃中国菜，干各种各样的中国农活，但始终琢磨不透中国人的人心，不知道中国人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有一回，金姬顺和大队的所有黑五类们，被民兵们押着在全大队的各个生产队游行示众，一边走一边敲锣。当队伍走到一个水塘的塘基上时，有一个妇女想不开，卟嗵一声跳进了塘里。金姬顺大喊大叫，准备下塘去救人，却被民兵拉住了。

民兵呵斥她：“你去救她干什么？她是个四处偷男人的女流氓，坏分子。”

队伍停了下来，站在塘基上，安静地望着水塘里那个女人上下扑腾，最后沉了下去。

金姬顺忍不住哭了，民兵反而安慰她：“一个黑五类，死了反倒省事了，你有什么好伤心的呢？”

金姬顺愤怒地质问：“当年，你们的志愿军战士罗盛教，在下河救我们朝鲜落水儿童之前，是不是要先问清楚：那个落水儿童是什么阶级成份？”

金姬顺又说：“中国人变脸变得特别快，从慈眉善目到怒目金刚，只是一眨眼的工夫。”

平时，在生产队出工时，社员们同金姬顺嘻嘻哈哈，可是，一到了晚上政治学习的时候，社员们的脸就严肃起来，特别是上级派来的工作组主持会议时，社员们一个个避她像避瘟神一样，脸上满是凛然的正气。当他们起来发言时，那些平时不太会说话的社员，都能搬出一大堆词语，对她进行愤怒声讨。

大队部放演过一部电影叫《卖花姑娘》。金姬顺发现，自从社员们看过《卖花姑娘》以后，他们见了她，个个脸上都充满了无限的悲悯。他们说：

“想不到朝鲜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想不到朝鲜的阶级压迫这么厉害！”

“朝鲜的地主比我们这里的地主狠得多了。”

就连害死金姬顺丈夫的吴德福堂客，也提着一篮红薯，到金姬顺家里来安慰她了。

吴德福堂客扯起腰间的围裙，揩着眼泪，哀哀戚戚地说：“我在电影里看到的女特务，都是穿着旗袍、吃着牛肉罐头的剥削阶级，我以为你以前在朝鲜过的也是这种腐朽生活。看了《卖花姑娘》，我才晓得，原来朝鲜人民比我们苦一万倍！我一边看电影一边哭啊……”

金姬顺还给我讲过她在山上修大寨梯田的经历。她说——

那一年修大寨梯田，几个公社的社员集中在一起，苦干实干拚命干，开山挖土流大汗。所有的社员都实行军事编制，全民皆兵，所有的领导都以军职相称。社员们按照阶级成份编成一个个连队，连长肩上斜披一条红底黄线的绶带，带领连队大干快上，勇夺红旗，好不威风。

我所在的连队是由成份不好的社员组成的，除了黑五类以及黑五类子女之外，还有中农、上中农及其子女。我们连的连长姓石。石连长对我们这个连是又爱又恨。恨的是，我们这个连阶级敌人成堆，爱的是，我们这个连队漂亮妹子成堆。我也感到好奇：为什么这些漂亮妹子大都是出生在黑五类家里？

各个连队都是集中住在一起，睡的是大通铺。石连长很喜欢到我们连队的集体宿舍来，当然，他来我们宿舍是有充足理由的，那就是他常说的“培养女社员在学大寨工地上火线入团。”他是来找女社员谈心的。

我注意到，他每次来，找的总是那几个特别漂亮的妹子，其中一个最漂亮的叫桂花妹子。桂花妹子是上中农成份，她在大队总是入不了团，很苦恼，这次到了工地，她希望能够在这里火线入团。

石连长到我们宿舍来时，总喜欢搞突然袭击。他走路像猫一样，没有一丁点声响，他不喊门，不敲门，冷不丁就撞开门闯进来。姑娘们、堂客们正在用毛巾擦洗身子，猛一回头，发现石连长就站在宿舍门口，她们吓得双手抱胸，惊慌失措地往床上躲。

因为我们连的社员出身不好，大家虽然对石连长心生不满，但谁也不敢公开抱怨。

有一天早上，我们宿舍的桂花妹子突然大叫起来，说她挎包里的五元钱不见了。五元钱啊，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宿舍里立刻骚乱起来，大家纷纷帮忙寻找，找了半天，没找到，桂花妹子哭着去找石连长反映去了。宿舍里的人一个个吓得变了脸色。在这群女人中，我算是年纪比较大的。看到这些姑娘们惊恐的样子，我就对大家说：“如果有谁捡到了桂花妹子的那五元钱，最好悄悄放回桂花妹子的挎包里。”

在晚上的政治学习会上，石连长声色俱厉地敲着桌子吼道：“桂花的五元钱被盗了，从表面上看，这是一起盗窃案，从实质上看，这是发生在学大寨的工地上，所以，这是一起破坏农业学大寨的反革命恶性案件，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现在，大家背靠背，每个人写一张纸条，把你们知道的情况揭发出来，交给我来审查。”

第二天上午，石连长单独找我谈话。

面对他那满脸又红又紫的麻子坑，我感到脊背一阵发凉。

石连长说：“你是自己主动认罪，还是让大家来揭发你的罪行？”

我说：“我没有干坏事，为什么要认罪？”

石连长拍了拍手，满意地笑了，说：“我就知道你不会主动认罪。所有的人都在纸条上检举说，是你金姬顺偷了桂花的钱，你不认罪，正好。我原来还担心今晚的政治学习相当乏味呢，现在好了，有了你这个主角，今晚的政治学习有好戏看了。”

当天晚上，工棚外的北风刮得呜呜响，工棚内的斗争会开得如火如茶。这次斗争会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次斗争会。以前的斗争会，参加大会的大多是贫下中农，挨批斗的只是少数几个黑五类。以前的斗争会上，贫下中农虽然口号喊得震天响，但从来没有人真正动手打人。

今晚的斗争会是黑五类斗黑五类，是大多数黑五类批斗我一个黑五类。黑五类唱起了主角。这些平时挨批斗的黑五类一旦当上了主角，表演欲望特别强烈，口号喊得比贫下中农响，动手打起人来，都是往死里打。一个地主婆表现得特别积极，她扑上来揪我的头发，骂我：“连日本皇军都敢偷的婊子，你会不敢偷五元钱吗？”

虽然被这些黑五类打得鼻青脸肿，其实，我也还是挺能理解这些黑五类的。她们长期受压迫，今天终于可以欺压别人了，这样的机会，只怕是铁树开花，千年难得一回。

她们有什么理由不紧紧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呢？

我们连队有个姓刘的妇女，她原来是在安乡县城里当老师的。她那个学校的校长，经常找一位单身女教师到他办公室谈心，总谈到深更半夜。那位单身女教师很害怕，偷偷找这位刘老师哭诉过好几次。

刘老师听了气愤不已，决心拯救这个遭到骚扰的单身女教师。她向上级写了检举信。没想到，这封检举信最后落到了校长手里。校长从她的信中找到了她“对现实不满”、向党发进猖狂进攻的句子，把她打成了右派。

不久，她丈夫也同她离了婚。

这位刘老师在工地干活时，总喜欢同我搭档，我挑土，她铲土。她经常缠住我，问一些朝鲜的事，如“你们朝鲜也划右派吗？朝鲜也有黑五类吗？朝鲜也搞阶级斗争吗？”

有时候，趁着四周无人，她会打自己的耳光，骂自己：“唉，我怎么就这么傻呢？原来，我还想拯救别人呢。没想到不但没有救起别人不说，自己反而跌到了井底下！”

接着，她便是一声仰天长叹：“唉，什么时候，我才能攀上一根绳子，从这井底爬上去呢？”

就是这个刘老师，在斗争会上打我最起劲，她用脚踢我，专拣要命的地方踢。

旁边的人给她喝采：“踢得好！踢死她！她不承认就踢死她。”

我倒在地上，用双手抱住头。我想：“今晚我是挨不过去了。就算不被打死，也会被打成个残废人。我丈夫不就是因为不肯承认光复党的事，才被折磨死的吗？”

于是，我只好恳求道：“你们别打了，桂花的那五元钱是我偷的。”

我的话音一落，屋子里响起一片欢呼声。

石连长叫人把我扶起来。他一边检查我身上的伤情，一边惋惜地叹气：“唉，你要早点承认，不就可以免去这顿皮肉之苦吗？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看来你还真个外国人。你也不想想：所有人都检举说是你偷的，你却不肯承认是你偷的，那岂不证明我们所有人都错了吗？你这不是犯了众怒吗？所以呢，我呀，还要好心好意地再教你一句中国话。你可一定要记住哟，这句中国话叫做：众怒难犯。”

因为我偷了钱，我的头上又多了顶帽子，叫做坏分子。

石连长决定对我实施监督改造。所谓监督改造，就是在我劳动时，旁边有一个人时刻看着我。

石连长经过一番精心挑选，决定派细妹子来负责监督我。

平时，在工地上，我同细妹子比较谈得来。细妹子的床紧挨着我的床，她经常同我说一些悄悄话。细妹子告诉我，她的家庭出身是中农。小时候，她以为自己是贫下中农中的一员，后来，她才知道中农还分好几档：下中农，中农，上中农，只有“下中农”才是“贫下中农”中的一员，才是革命的依靠对象。而中农、上中农并不属于贫下中农，仅仅只是革命的团结对象。

读小学时，因为是“中农”，她没能加入少先队；读初中时，因为是“中农”，她没能加入共青团。学校的老师告诉她：加入少先队，加入共青团，入党，这是一个人生命中的三大雄关。如果一个人不能迈过这三大雄关，那么，这个人的生命是不完整的。

她把老师的话牢牢记在心中。

为了入团，她曾一次又一次写申请书，结果总是通不过，她因此不知道哭过多少回。

这一次，到了学大寨工地，听说可以在工地上火线入团，她欣喜若狂，她拚命积极表现，想引起石连长的注意。可是，石连长好像对她视而不见。

每次到宿舍来找女社员出来谈心时，石连长总是只找那几个长得漂亮的，他找得最多的是桂花妹子。他从来不找相貌平平的细妹子。细妹子也曾主动找石连长汇报自己的思想，但石连长总是借口说自己很忙，这让细妹子又苦恼又着急。

现在，细妹子的机会终于来了。第二天上工的时候，石连长把细妹子叫到我身边，对她说：“现在，共青团考验你的时候到了！我知道你同金姬顺关系好，你们俩经常在一起聊天。现在，我就派你来监督金姬顺，只许她老老实实劳动，不许她乱说乱动。她要是有什么反革命言行，你要记在心里，到了晚上政治学习会上，你再向我汇报。以后，每天晚上的政治学习会就全靠你了。你汇报的材料越精彩，政治学习会就开得越精彩；你汇报的材料越精彩，你入团也就越快。”

听完这话，我看到细妹子两眼放出了光彩。

监督改造开始了。右派分子刘老师昨天踢得我全身是伤，今天我却仍然必须同她搭档：她铲土，我挑土。细妹子曾是我的知心朋友，今天却要监督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我挑土走到哪里，她就端着步枪跟到哪里。

这样的劳动让我既尴尬，又压抑，一分钟都显得无比漫长。

可是刘老师却一点也不觉得尴尬，她的脸上是那种幸福又自豪的神情。也许，我这根“绳子”虽然没能让她从井底爬上来，起码暂时也可以让她透一口气吧。

看到我这个外国特务现在比她这个右派分子更加不幸，她感到了某种满足。

曾经说话轻声细语的细妹子，现在变得高声大嗓了。当我向她提出要去喝口水时，她厉声喝道：“跟我说话之前要先喊报告！”当我提出要去解手时，她瞪着眼睛骂道：“懒驴懒牛屎尿多。你就不能忍一忍吗？”

从亲密朋友转为仇敌，她的脸色转换得那么自然而然，丝毫不觉得难为情或是尴尬。

我同刘老师、细妹子三个人在一起的这种场面，是石连长特意安排的，当然也是他乐于看到的。他不时走到我们这边来，看到细妹子指着我大声训斥，他假装用手去捋胡子，实际上是为了掩饰他嘴角得意的奸笑。

有一回，好不容易获得了细妹子的批准，我独自走到一个山坡下去解手。解完手之后，我抬头一看，猛然发现山坡上有一棵腊梅树，树上开出几枝梅花。腊梅花，腊梅花，我的思绪跳回到了我的故乡。眼前的腊梅花让我想起了朝鲜的金达莱。小时候，我在故乡的山野间游玩，经常采摘金达莱，把它们采回家，插到花瓶里。

我突然强烈地思念起我自己的故乡来了。我回想起自己在中国的这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我活得多么艰难！要是在自己的家乡，我会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我嫁到中国来，是不是一个错误呢？

我把腊梅花摘下来，放到嘴边，深深地嗅了几下，把它的香气一直吸入到我的肺腑里，我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

看到腊梅花，

我想起了金达莱；

想起了金达莱，

就想到了我的家……

突然，一阵恐怖像闪电一般袭来，我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嘴，转身往山坡上望过去：在灰蒙蒙的天际间，每个社员都在挥汗如雨地劳动着，刘老师和细妹子两个人都背朝着我，她们好像在谈论什么好笑的事情，我能听到她们的笑声。

我稍稍安下心来：我刚才唱的声音很小，只是轻轻地哼唱，她们大概没有听见我的歌声。

我爬上山坡，走到她们身边，拿起扁担，准备重新开始挑土。可是，细妹子把我拦住了，她异常严厉对我说：“刚才，我听到你唱歌了。”

我的心陡地揪紧了，我说：“我没有……我是咳嗽了两声……”

细妹子呵斥道：“你还敢狡辩！你刚才不仅唱歌了，而且唱的还是黄色歌曲！别人都在劳动的时候，你以解手为借口，躲到一边唱黄色歌曲，你罪孽深重！”

刘老师在一旁拍手鼓掌，狞笑道：“好了，这下好了，细妹子今天有精彩材料向石连长汇报了，今晚的政治学习大会肯定开得很精彩。”

她颇为得意地指着我说：“你以为你轻轻哼唱，我们就听不见？老实告诉你：我们耳朵里的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可紧呢。你刚才不仅唱了黄色歌曲，你还唱了反动歌曲，你唱的是：

满山开遍了金达莱，

金日成将军你快快来，

把我们从苦井里拯救出来……”

收工了，细妹子用枪押着我走回宿舍。以前，走在收工路上的时候，我和细妹子总是有说有笑的，今天怎么就变成了她押送我呢？看到四周无人，我忍不住问细妹子：“你真的要把我今天唱歌的事向石连长汇报吗？”

细妹子说：“那当然。不汇报，晚上的政治学习大会怎么开？不汇报，我怎么能火线入团？”

暮色越来越浓了，想到今晚的政治学习大会，我不知道会不会又挨打，看见远处工棚隐约的灯光，我的心又揪紧了，我真想蹲下来大哭一场。

细妹子在后面催促我：“慢慢腾腾地干什么？未必你还想逃跑？”

我说：“到处都是共产党的天下，我又能逃到哪里去呢？我只是觉得自己太冤了。”

细妹子问：“你冤什么？”

我说：“难道连你也相信是我偷了桂花的那五元钱吗？”

细妹子脱口而出地说：“你当然没有偷钱。”

看见我惊讶地瞪大眼睛望着她，细妹子又补了一句：“因为桂花根本就没有丢钱。”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问细妹子：“你是说：桂花假装说她丢了五元钱？”

细妹子点了点头：“其实大家都知道她丢钱的事是假的，只有你一个人蒙在鼓里。”

看见我目瞪口呆的样子，细妹子很是得意。

细妹子一得意，就忘记了她监督我的职责；细妹子一得意，她那善良淳朴的本性就显露出来，她又恢复了她以前对我推心置腹的样子。她跟我解释说：“石连长同我们连队那几位长得乖的妹子勾勾搭搭，你以为他不心虚？你以为他不害怕？那几个乖妹子是什么阶级成份？都是成份高的！石连长同这些女人勾勾搭搭，他难道就不怕有人检举揭发他？……”

我感到疑惑：“他心虚，他心虚跟桂花妹子丢不丢钱有什么关系？”

细妹子得意地笑了，说：“你这个朝鲜女特务，到底还是不了解我们中国人的心思。我告诉你：石连长和桂花妹子担心我们连的人向上级检举他们，所以，他就同桂花妹子合演了这么一出丢钱的戏，来制造恐怖气氛，让我们连的女人们个个都提心吊胆，谁也不敢检举他们两个人。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杀鸡吓猴。石连长就是要杀你这只‘鸡’，来吓住我们连队这些‘猴’。”

“可是，”我忍不住问道，“为什么石连长要选择杀我金姬顺这只‘鸡’，来吓你们这些‘猴’呢？”

细妹子说：“你是黑五类，又是个外国人，还死了男人，在我们这里无亲无故，无依无靠。所以，杀你这只‘鸡’最容易，也最安全，不会招来报复。用我们中国的另一句俗话来说，这就叫做吃柿子拣软的捏。”

“啊呀，细妹子，我的好妹子，我的知心妹子！像这种掏心掏肺的话，也只有你才肯讲给我听啊！”我激动又感动，差不多要扑到细妹子身上亲吻她了。

细妹子调头四顾，见周围没有外人，她把嘴巴附在我耳边悄声道：“我对你说了真心话，希望你也要对我讲真心话，好让我立下大功，火线入团。”

我问她：“你要我讲什么真心话？”

细妹子满脸真诚地望着我，用恳求的语气问道：“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把发报机藏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