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会主义？

老农

什么是社会主义？

作者：义勇老戎

    什么是社会主义？其实这个题目更准确的说，应是“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社会主义是人类群体性的全新尝试。马克思的理论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是思想和理论上的伟大创举。但马克思本人未能有机会亲身投入社会主义的建设。这不是个人能超越的历史限制。因此，“科学社会主义”严格说来，是一种理论构想。


    古人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辩证唯物史观认为：理论-实践-理论，要通过反复的循环，不断推进和深化理论认识和实践行动。人类的社会主义实践已有百多年了，其实是应该能让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更深化一步了。


    但事实上，理论-实践-理论的每一步，都不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恰恰相反，它既然是深化，就必然要伴随突破和发现，就必然要经历思想解放和行动的解放。因为，人的认识一经形成，就会自动带来思想和精神上的自我设限，且常常不知不觉（唯如此，人才能觉得自己是自由的）。既然感觉自己是自由的，又怎么会觉得自己受限了呢？自然也就不会主动去突破什么，还觉得眼前（的状态）是理所应当的。于是，就一直被“圈”在固有的状态中，无知无觉，甚至对“无端惹事”（尝试突破）者怒目而视，欲加罪之。这就是事物发展的难度所在。所以，西方有“启蒙”一说，中国古人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说。用一句话概括，人太容易知止了！这“知止”既是态度，也是状态和能力。这其实才是自由真正的敌人。


    说到这里，我想，大家或许已经感知到本篇的内容并不简单了吧。的确，它确实要涉及到一些重大的突破，来之不易。所以，我们有必要把话说的远些，以便摸清整个突破的总体规模和基本方向。


    刚才说到自由，我们在这里提一个问题：为什么道是比道德更高的境界？（老子说：“上德不德”，“失道而后德”。）


    庄子曾说过：“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相濡以沫”显然是道德的美好境界，但却总是受到环境的威胁（干渴而亡）。生命都处于危险之中，不自由。这美好就总是被阴云笼罩着，压力甚大，并不令人舒畅。所以，庄子才说：“不若相忘于江湖。”身处江湖之中，也就解除了干渴之患，更自由了，压力也少了，显然更舒畅了。至于“相忘”，就是少了彼此的羁绊，更自由了。这就是身心都自由的活法。显然这是庄子设想的太过理想的状态。现实中的“江湖”可没这么理想。所以，人与人并不能、也不应“相忘”，而是需要“相濡”。而理想的状态则应是，既能相濡，也能相忘（忘也不是真忘，而是不必时时牵挂）。而要做到这样，人就需要实现精神的足够自由。这就与本篇的主题挂上钩了（但此刻还未到展开主题的时候）。


    什么是精神的自由？


    咱先说精神。精神是生命和灵魂的主宰。但它很抽象，比灵魂更加无影无形，摸不着，说不清。人可以说，XX就是我的魂，显得蛮具体的；但却只能说，此人看起来挺（或没）精神的样子，或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总归说得抽象的很 ，捉摸不透。那么，精神究竟是什么？


    它是生命与灵魂整体的整合状态，或者用更形象的说法，它是生命+灵魂这多重闭环的共同轴心（请参考《西游记解读流水篇》相关内容）。


    说“整合状态”，是指上述多重闭环共同形成的更大的闭环；说“轴心”，是以具象指代整体（即大闭环）。换言之，精神是能统合生命+灵魂为整体的那个“东西”，且精神借轴心保持统合，借统合全体维持自身存在。轴心即精神的主导力量。有轴心，有统合，人方为人，才免于疯、傻。简单说，就是好歹得找点什么来填补空虚。这对人是具有强强迫性的需要。


    精神如此重要而关键，却并不能直接获得，而是要在人生中通过长期修炼、修养才能获得的。因为，生命+灵魂是个极端复杂的体系，而且还涉及了环境、社会、他人、无数的时空、历史、未来构想、宏大与微末……古人为此摸索、总结、创造了“修齐治平”的一整套方法论来锻造精神（这是儒家的核心所在）。


    那么，什么又是精神的自由呢？


    这当然就和人的修炼阶段有关了。


    简练地说，人生的精神阶段有三：需要、欲望、境界，各阶段有各自的自由和局限。


    需要阶段：能自由地表达需要，追求需要。主要目标：温饱。局限：饥馁、基本需求无法保证。


    欲望阶段：所谓“饱暖思淫欲”。其自由是能随意满足需要，于是要追求各种欲望的满足。目标：更多更好地满足欲望，以至无止境地需索。局限：欲求不得、成瘾难戒，以及奢欲伤身、破家、丧命、亡国、灭族。


    正因为欲望是个无底洞，一人陷在其中，累家；一国坠于其中，累民、累族。


    今天，无数国人渴望的许多还是这个阶段的自由（如财务自由，或退而求其次又次的“水果自由”之类），有其正当性（后论）。但又显得过于“低调”（或者说偏狭）。这不是指责，而是就事论事，包括我党当下的方针都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如果举国、举族皆是欲望的载体，那是看不到前途（国家与个人）的。人不能让欲望捆住自己的翅膀，自由需要的是更广阔的天空。中国的文化优势在人文，器物上我们也曾一直领先，但我们不那么看重物质。用个成语来说，叫轻财仗义。这个是中国特色。比如，我们有大医精诚，医者父母心的优秀人文传承。这比西方那种“治愈性医疗不是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要更加可持续。


    欲望的益处在于它是精神统合身心、维持身心一体性的一种手段，且是可以自然上手的手段，几乎无须专门培训，人人可以无师自通。便利、好用、管用是其优点，也就会带来局限。人会过于依赖它而不愿尝试更高级、更复杂的手段。这就会令精神得不到发展，而根本地错失了精神的本质，等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更何况，看似便利易行的欲望手段还是个注定会变本加厉的“讨债鬼”、“索命无常”。


    一个人即便为了活得更久一些，更稳定一些，也必然要掌握一些方法来部分地抑制欲望的贪求（贪欲）。这叫治标，尚未治本。要治本，就需要能至少部分地超越欲望，把克制欲望（的手段）变成我们离不开的需要，乃至本能化、自动化。这就开始进入境界（阶段）了。


    境界，简单说，就是设境划界。设境，是给自己布置种种生存和生活的场域、场景；划界，是给自己在环境中定位（也同时定位了环境）。比如说，我是一位农民，我是一位樵夫，我是一名战士……


    往更深一层说，境界就是让人能超越前述那种强强迫性需要的需要，可以不需要“需要”，是对人的真正解放。《士兵突击》里那个成才，当初野心很大，看似自主、独立，很有自由精神，却在现实中输得很惨。而当他经过深刻反思、检讨自己的过往后，却能在草原上看着昆虫看一整天，不觉厌倦。这就是得到了精神的自由、精神的解放，卸掉了包袱，丢掉了那追命一般的强迫性。这种自由的感觉，用成才的话说就是：舒服。


    因此，境界就是立身的自由，逐步摆脱人生的种种束缚，赢得精神的解放。当一个人开始思考：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就进入了境界阶段，就是想要解放，要摆脱生活、命运带来的终极困惑感和束缚感。


    但这样的思考只是个开始。现代西方人的总体境界就卡在这个阶段上，没更多进展，相当初级。在具体成就上甚至还不如古代的宗教信徒。


    而我们的祖先、古人早早就探究了境界的奥秘，指出了其中的层次、相位与阶梯。比如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熟悉的礼、义、仁、德、道。与此相比，西方的宗教远远没有达到如此精细与精确的水准，以至其后代竟能倒退到（因“自由”而）失去境界能力的边缘，可谓人性之耻。并且，他们如今就只能花样翻新地玩弄身份“游戏”，比如LGBT。


    当然，我们古人给出的境界传统，自然带有其历史局限性。最显著的问题就是没有提出解放的主题，反倒成了凝滞的历史标本，不能与时俱进地成为活化和升华现实生活的“精神扶梯”。


    这里存在两大客观原因。


    第一，是西方的理论困境。现代人的理论，概言之，大体均可算是西方理论。其突出特征是科学化、物质化、机械化，把一切都归结为物质，也就相对忽略了精神的独立性、自足性和不可还原性（不能还原为物质现象）。因而，对精神是相对轻视的。主要的注意力都聚焦在物质与技术手段上（比如注重生产力）。


    这就把精神天然地丢给欲望去统合，以至过分依赖欲望去维持精神的整合状态（这是一种不得已的“合理性”，因为缺失了更高级的方式，即境界），这便有了消费主义、“娱乐至死”（当然，这也正好满足资本盘剥图利的欲望，自然会更加推波助澜，火上浇油）。这一切的根源，则是西方理论的狭隘视角所致，一切唯物质马首是瞻。解放成了解放物质（如资本），而对人则以囫囵的“自由” 搪塞之。  


    第二，是中国的历史衰落所致。西方的物质文明证明了物质似乎比精神、比文明更有力量（短期内当然如此），也导致了中国的阶段性衰落。但精神的弹性是长程的决定因素。它既然决定了人终于从猿走出来，成为人，也决定了中国文化穿越历史的无尽波折，延绵至今，也必定能引领中国走向历史的复兴，并在充分吸收人类全部文明成果下，引领人类文明攀上更宏伟光明的未来高峰。


    由于历史上的衰落，中国文化的精神部门也阶段性地停滞在过去的成果上，驻足不前，转而凝心聚力于物质，专注于外求，忽略了内在之神。以至，当伟人尝试根本地捍卫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击败私有制的复活倾向时，也只能借助外求的强力方式，即造反式的文革。以外部化的方式，追求内在化的蜕变，这样的文化革命，终究只能是悲壮的尝试（当然其成果是多方面的，暂不展开）。


    内在之神，自然要以“化”（文化）为通变之途，即接触、浸染、体味、转化、引领、突破、超越。即以欲望为例，接触就不是禁欲，浸染就更是要投入，通过更清醒的感受（正反两方面效应），逐步明心见性，明理知义，从而突破与超越。超越也不是抛弃，而是不昧于其中，能有更好、更高的目标追求（昧即暗、不明、自限于......），并能自由地择取，且往往会择取高级的、更好的目标，欲望就成了“小儿科”的玩意儿、近乎于哄小孩子的东西了，人就被从欲望中自我解放了。（举个例子，许多经年逃犯被捕后，却说得到解脱，能睡个安稳觉了。这也是一种精神的解放，尽管是被动的、浅表的。）


    自然，更关键的主题，也是本篇的主题也就此显现出来了：把人局限得更深的、更顽固的，更需要加以解放的，是那个“私”字。


    “私”有两方面内容：均指超出合理需要范围的，一是欲望，二是利益。


    私欲不止是生理的，更有种种社会性的：利欲、权欲、特权欲、名欲（虚荣心）、情欲、控制欲、占有欲、报复欲......更有种种变态之欲（虐待、受虐......），作为精神的统合手段，既有其精神上的依赖性与顽固性，也有欲望的共性，即贪婪、无休无止（无底洞）与强强迫性，是健康生活与社会的绝对破坏性因素。


    在剥削社会，私欲的排斥性、利益集团的排他性，顽固地将人类对合作的无限追求压缩、扭曲到极窄、极偏狭的范围和地步。


    而人类对合作的无限追求。恰恰就是精神保持高阶统合（不局限于一身，而及于周遭）的必需。比如，人对社会交往的需要和追求。而对合作需求的摧残（比如，剥削使人缺少财力和精力；错误的引导使人偏狭），必然导致精神的异化、变态、降阶、退化；普遍的摧残，则导致文明的衰退，以至瓦解。古罗马以杀戮欲（斗兽场）麻醉人民，就是一个可悲的例子。


    由此，我们看到，“私”（私欲和私利）是个老而未死的“老妖怪”，低能、顽固、丑陋而偏狭。它不仅剥夺了私者自身获得精神解放、精神自由、通向更广阔精神境界和文明境界的机会和幸福，还同时戕害了周遭其他人的上述解放和幸福，真是既可耻，又可悲。而且，因其低能、偏狭，而注定被历史打败，羞辱，并抛弃。


    它的更大的历史罪责则体现在如下的事实上：现代文明是带着解放（人）的主题而来的。但“私”字的掺杂，使得这种解放只是个半吊子的革命，它只满足于解放了少数资产阶级和资本力量，却对人民和人类文明更大的进步，关上了大门（苏联的垮台也包括在内）。


    于是，解放（人）的主题和使命就交到了中国人的手中，并将交于中国人民的手中。


    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也就此明晰了：不仅要解放社会生产力，更要解放人（人民）的精神世界，创造丰富的形式、方式去超越“私”字（这个老妖怪）对人的精神和生活的顽固挟制。多一个人超越，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进步一分、一寸，日拱一卒，日积月累，终能不断接近目标。对于每一个人而言，这也是可以自主把控的事业，也要日拱一卒，多减一分私心，就离自身的解放更靠近一寸，积寸成尺，积尺为丈，累丈成台，就能更上层楼，终有所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所以，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在物质上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在社会关系（而不只是生产关系）上不断增进人与人的合作、协同，在精神上，不断超越“私心”、“私利”对人的控制，不断实现更宏大的集体主义、国际主义，以至人类命运共同体主义。这就是当下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颇具前瞻性、引领性的使命。


    有了这样的社会主义，在并不太遥远的将来，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自豪地宣告：我是一个自由幸福的人，一个解放了的人，一个不断帮助他人赢得解放的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老农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作者：义勇老戎

    西方文化有道德传统吗？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有是有宗教道德传统，没有是没有世俗道德传统。

    宗教道德传统，就是神学式道德传统。神本质上是人的欲望和恐惧的投射“屏幕”，是人的一种自我表现方式。神学完备的一个重要标志其实只不过是能自圆其说。因此，神学式道德传统也秉持这一精髓：能自圆其说，便可心安理得。而心安理得就能安顿自己的欲望与恐惧。本质上，神学式道德传统就是自说自话，还煞有介事。

    神学惯于依靠诱与吓发挥作用，其对应的神学工具便是天堂与地狱。当神学被科学击碎，这套工具连同其基本学说也一并报废。与其相连的道德传统便成了流浪的孤儿。

    当年，西方资产阶级发动了“文艺复兴”运动，以取代神学在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说“复兴”其实是为自己找合法性依据而强行编造的“古代传统”。因为，西方文化原本没有人文传统，这是中国的专利。所以，“文艺复兴”其实是文化移植，伪装成自家“原装”。“山寨”贴牌成自产。


    人文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世俗文明的精神指南（可类比于神学对信徒的作用，想起了黄历对“二诸葛”的意义）。

    可以说，这世上没有人文追求的只有两类：死物和动物。因为，没人能摆脱世俗生活而生存。只要有世俗生活，就离不开与人打交道。只要与人有关联，就必然要依照人文的逻辑行动、说话。

    那么，何谓人文？人文从根子上说，就是以普遍为人认可的方式发展人的各方面潜能。即发展潜能，与人合作。往浅表上说，就是用普遍适宜的方式系统地安排生活与行动，比如“周公制礼”。

    从西周算起，中国有几千年的人文传统，根脉深厚，价值无限。而西方的人文传统呢，则起于编造，价值为负，即有害无益，极富欺骗性，关键是伤害社会根本（会无后而亡）。真是谁上当，谁知道。


    今天，就从道德哲学的一角来揭示这一点。

    哲学是人一切行为的理论根据，道德哲学则是人一切道德行为理论根据。

    就拿自由来说。何为自由？

    自由不是随意行动，那是动物的行为方式。人与人的相互关联，意味着人不可能随意行动。自由只能是人文化的自由。比如，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长期道德修养而成的道德自由，是人与社会高度融合、融洽的结果。借用“天人合一”的说法，是“人社合一”。

    那么，真正的自由便是“天人合一”。所谓“天人合一”从哲学角度说，是指在精神上超越了一切目的论，达到了道的境界。

    这里也就可以给出“境界”的高阶定义了：境界即是指人在精神与行为上超越目的论的程度（即前一篇所说的“不需要‘需要’”的意思），超越得越彻底，其境界越纯粹（越高）。

    为什么要超越目的论？因为人若不能超越目的，就没有自由。一般而言，在道、德、仁、义、礼诸境界中，道以下的诸境界都属于目的论的范畴。只要有目的在，人就自然要受其目的所限（比如，人常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忍就是受限），就不（够）自由。唯有在道的境界，人只是依道而行，无为而无不为，没有目的，却能容受一切目的，自然而然，方为自由。

    这比起西方那种鲁莽的、自说自话、无根而起的“自由”，何啻云泥！

    正因为西方的人文体系是擅自移植于东方中国的，缺了师傅的引领，自导自演玩了个半吊子，就免不了要流传其祖上的习气——那惯于自说自话的神学传统，才“学”成了西式自由：只要我自己说得通，天王老子也得甘拜下风。西式“双标怪”的渊源正在于此。其最典型的标志就是形式主义：讲程序，讲名义，不顾实质。外绣里糠。

    与哲学上外绣里糠同病的，自然是道德哲学。西方世俗化道德哲学同样出于少数“哲学家”的自由“发现”或者“发明”。

    其中，较为有名的就有康德。我们今天要说的“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就是康老先生的道德“发明”。他老先生最有名的一句话叫做“仰望星空”，传达的便是对西式道德哲学的自我神圣化与自我膜拜。而“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更是被西方人奉为道德“金律”，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提并论，看似不相伯仲，并借此把西式伪道德提高到了虚妄的高度，鱼目混珠，取代真正的公共道德，而未引起人们的警惕。

    世俗道德是人文体系的一部分，是人文活动在道德方面的自然总结。

    前面说过，人文（活动）是以普遍为人认可的方式发展人的各方面潜能。即发展潜能，与人合作。由此就会引出这一总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不单是一条道德戒律，更是人际互动的基本规律，远超出道德的范畴。它近乎于是非目的论的，它向非目的论开放，向道敞开，普适于众生。

    与此相比，“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只是一项道德原则，其实践面较窄，相当于只讲“厚德载物”，不讲“自强不息”。

    而且，“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中隐含着主观上的强加于人，即需凭主观认定他人的“目的”。这在逻辑上就有问题。因为，他人的目的未必能预知或逆料（逆推）（我的目的对于他人，也是如此）。因此，“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中包含了自相矛盾的隐忧——会有自我中心主义的弊端，即“我”认可的目的才算“目的”。这样，我的目的常常会压倒他人的目的。他人的目的,“我”可能不了解、不理解、不认可、误解、不接受、不承认，甚至会宣布为“邪恶”而彻底否定，也可以肆意强加于人，歪曲之，指鹿为马。如此，便成南辕北辙。比如，人可据此拒绝“入乡随俗”的合理性。西方人到处指责别国“侵犯”人权，而不顾其具体国情和文化的实际状况，就是如此。

    然而，最核心的问题在于，“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不包含“自我牺牲”的原则。因为，我是目的，不是你的、或任何人的手段，怎能容许牺牲我自己呢？故只能展开与他人的有限合作，如契约化合作。而“己所不欲”却是可以“施于己”的。这就等于不排斥自我牺牲的原则。所以，人可以“入乡随俗”，可以舍己为人（即以我为手段，成就他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样，与他人的合作潜力是无限的。

    由此观之，“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在人际互动上，就沦为“等价交换”的庸俗原则，纯属商人式的精明，而不是什么“道德家”。它的一个著名“杰作”，便是西方人的一项道德“怪癖”：保护罪犯（后详）。

    人文（活动）是人性不竭的（创造）源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人文（活动）最佳的守护原则；而“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却是对人文（活动）一种预先的阉割，是给人文（活动）指定了一个小资产阶级（商人式）的看守。它只允许那些符合“等价交换”原则的人文倾向得到发展，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集体主义精神（集体大于个体，两者不存在等价性。肯定了等价原则，就是否定了集体存在的合理性）。换言之，“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幕后“老板”是“等价交换”，或者说是个“生意人”。其道德前提是人与人绝对平等。这种抽象平等抽离了历史、传统、人伦传承（长幼有序）、道义责任，否定了社会归属，只剩下了抽象的、纯粹的“人”，实则只是个狭隘的小商人，和他那一点可怜的、斤斤计较的小算计而已。

    这位“小商人”是绝对厌恶“自我牺牲”原则的。它只青睐“等价交换”。在它的“悉心”指导下，社会的人文发展也注定是太监式的（“阉割版”）。它也绝不会提倡“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因为与“人不是手段”相矛盾）。因此，集体主义注定绝种，社会主义只能沦为市场主义。

    人的无限（可能）发展也无从谈起，只有凡事事先的无限算计得以日臻完善（比如“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以便实现越来越精致、周全的“等价交换”。所以，人们一直在批判“精致利己主义”，却不知“精致利己主义”的源头，竟是一个顶着无上荣光和道德光环的“金律”，这可笑、可鄙的道德算计。

    现在可以说说西方人保护罪犯的道德“怪癖”了。

    这项“怪癖”，其实也并非没脑子抽风发作，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逻辑的。


    “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作为西方人普遍的道德信仰，其得到最实在落实的部分自然是“我是目的，不是（他人的）手段”。至于“他人是目的，不是我的手段”，那就连摆摆姿态都要凭良心了，特别当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大行其道的时候。资产阶级是一定要把劳动者、消费者和各类资源地（国家）当成自己的手段的，这跟有没有良心无关；而自由竞争又往往是你死我活、针锋相对的。彼此的目的都是冲突、对立的，何谈成全别人（的目的）？只能用优胜劣汰来给自己的良心交待，如果他还有良心的话。因此，真正还在意
“他人是目的，不是手段”道德信条的人注定是少数；在意了，还真能付诸行动的人，也必然稀罕；落实于行动又干成了，还能好好活着的人，自然更是凤毛麟角，属于“珍稀保护品种”。

    这样看去，在普遍意义上，“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实则是被架空了一半，而且是最有价值的那一半。长此以往，西方的道德支柱以及道德信仰注定垮塌。怎么办呢？俗话说，“活人还能让尿憋死”？西方人有形式主义传统啊，做表面功夫是拿手好戏。不是要证明“他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是活的道德吗？这容易啊，只要找那活的最惨的人来保护一下，不就是最有刺激效果、最有戏剧性、轰动性的证明法子吗？保护谁呢？穷人？不行，（穷人）太多了，也太平常了。罪犯，尤其是要判死刑的罪犯，最适合表演我社会的“爱心”了。所以，当然要保护罪犯啦。（当然，那些在海外落难的落单的美国同胞也是展示美国式爱心的好材料。）

    对了，还有动物。动物多可怜啊！总是被“残忍”的人类杀掉，还要被吃掉，太可怜了！，必须保护。啊，还有女性，还有性少数群体（LGBT）......（总之，对弱者，他们也只是惯于搞“掐尖式”保护，投入少，收获的宣传效果最大，真是算计得好精明！）

    所以，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西人的道德怪癖才不是怪，其实是精！

    只不过，在这样精明、周全的“照护”下，人的自由“消失”了，留下的只有生意人的“自由”。一片人文的荒漠建成了，里面没有一滴人文的甘泉，只有金子、银子滚动的叮当乱响，和种种“道德”魔音：“自由高于一切”，“人权高于主权”；“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说高尚是“墓志铭”，是对高尚的歪曲，是不懂自由）；“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只要自己不尴尬，那尴尬的就是别人”；又如表现黑社会的警匪片在“娱乐至死”的欢呼中畅行，而类似这样的“道德政变”、“道德颠覆”的灾后异像举目望去，遍地皆是、数不胜数、避无可避。真是没有最烂，只有更烂。而追根溯源，“生意人道德”的盛行便是“比烂”式价值观的社会源头。

    人死了，动物活着。悲！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自我牺牲（包括自我奉献）既托举起他人，也托举起了自身（也被他人的牺牲托举着）。所以，自我牺牲托举起所有人。因此，肯自我牺牲的人，才会释放出人的最大的、无限的潜能，才能创造出最大的、无限的价值。正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反之，一开始便算计得失，就必定无法全情投入。谈过恋爱的人都知道，只会算计的人，得不到真正的爱情。若连爱情都得不到，更遑论其他无价的东西了。

    因此，以所谓“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为“金律”的社会，注定日薄西山，没有未来——他们连孩子都快养不出来了。而肯于自我牺牲的集体主义精神则能托举起明天的太阳，照亮未来。正所谓“舍得，舍得，肯舍才会得”，舍的是利益，得到的是人自身、人的自由。

    自我牺牲是对人自身的最高认可，因为，它证明人归属于更伟大的价值对象；它也是对人性潜能最热切、真挚的肯定（我舍掉了一些，却还有更多）；它还是对人的自由的一个有力的肯定（我才是自身一切行动的主宰，能超越一切目的论和种种庸俗算计）。正因为这样的肯定，人才自由独立，尊严高贵，无上荣光。

    而一开始便算计的，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人，否定了人性的无限潜能，只崇奉利益、看得见的价值（目的），只有对利益的跪拜，早就没了人的自由独立、尊严高贵。他也就见不得任何自由独立、尊严高贵的人（免得自惭形秽），也见不得人们普遍向往人的自由独立、尊严高贵，和崇敬自由独立、尊严高贵的人。他宁要荒漠，宁愿泥塘里打滚，无止境地搞利益交换、利益占有，也不愿做一个真正的人，更不要说真正自由的人了。

    而这样的人在我们之中，还很多。真是悲哀！

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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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农

英雄主义？

作者：义勇老戎

    罗曼·罗兰曾有一句关于英雄主义的误导性言论，却在中国被刻意地广泛传播，赚得了不少拥趸。我们很有必要揭掉其虚伪粉饰，以正视听。
   
    先来看看其言论本身：“看透生活还依然热爱生活，这是真正的英雄主义”。从逻辑上讲，但凡愿意用头脑自己思考的人，就能一眼看出其存在严重的原则性问题——不是什么样的生活都值得热爱的！放弃原则的“热爱”，与苟且有什么不同？这哪里配叫英雄主义！而是妥妥的“苟且主义”，连追求“诗和远方”的勇气都不如。它最多是有那么一点“打肿脸充胖子”的“勇气”。最关键，那脸还不是自己动手打的，而是叫生活打的。
   
    当然，如此甘于放弃原则，那也是需要一点点“勇气”的，那就是舍弃人的尊严的“勇气”，是“好死不如赖活”的本能韧性。
   
    活着是人的本能，是动物都具备的，根本无须将其拔高到英雄主义的份儿上。非要如此卖力，则无非是要兜售给小布尔乔亚的自我陶醉和廉价浪漫。
   
    它如此廉价，竟能在被羞辱与被损害的现场，原地膨胀，贴块膏药就当是勋章了。那真能和阿Q称兄道弟了，特别是和他的“儿子打老子”的名言有的一比。
   
    活着是很不容易。但是，一个人若连反抗不公的念头都丢掉了，却“大肆”热爱起如此活着的自己，那旁人也只能投来同情的一瞥。
   
    动物的求生本能是来自远古的遗产。它当然也很宝贵，支撑着生命穿越了无尽的艰难考验。但那不是没的选吗？是纯粹的被动啊！但凡有一点自由的选项，那动物是宁愿喝一口凉水，找片阴凉地儿闲呆着去的，哪里想要什么“英雄主义”！
   
    说穿了，罗氏这廉价的“封赏”，纯粹是哄傻子顶缸的骗人话术，是与割韭菜师傅配套的麻醉师傅。他们是一伙儿的。

静泊湖

帖子让人呵呵！

老农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罗氏的“英雄主义”也不会轻易被人丢弃。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深入批判下去。
   
    既然人家冒了“英雄”的名，咱们也就必须为“英雄”正名。所谓“英雄”：一、须是强者；二、须经过战斗；三、须保护了弱者。而英雄主义则须在精神上合乎英雄的实质。那么，什么是英雄的实质？
   
    我在以往解读《西游记》时，曾发现过英雄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凡英雄都是合法的，（注意，不是指守法，而是）须经过他所归属的群体的集体认可，而不能是自封的。
   
    因此，英雄的实质是为他所归属的群体立过大功或特殊功勋。如此，才配得到英雄勋章。那么，英雄主义也就须是要体现出愿意为他所归属的群体立下不世功勋的强烈渴望。这里的要点不在于立功的野心，而在于心中装着群体，并强烈地渴望为之献身。
   
    而罗氏所说的“英雄主义”是什么货色？一个刚被生活打倒的人，又重新站了起来。然后，不知怎么，就要再次（甚或首次）爱而且要热爱这样丑陋的生活。他是怎么回事？怎么想的？
   
    如果我们能深入透视其中的思考逻辑和思想背景，就会发现，他其实是无处可去，无法可想，只能立足于生物体（求生的）本能，再搭上人性的全部，再彻底博一回。究其精神变动的实质，更类似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也就是被绑架者“爱”上了绑架者，也就是精神变态，精神异化。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其思想背景正是资本主义原子化的社会现状及精神现状。在原子化的社会，每个人都是孤立无援的原子化的存在。这彻底的碎片化，令人无从归属于任何群体。这本身就是违背人性的。身处于如此违背人性的社会中，实际就形同被绑架了一般。
   
    在这样的社会中，真正的英雄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有真正坚实的群体。只有虚幻的英雄（关于英雄的某种影子般的余响），也就是所谓的、只在各种漫画中存在的超人、蝙蝠侠、闪电侠、钢铁侠、美国队长、金刚、哥斯拉怪物、奥特曼。
   
    这种虚幻英雄的层出不穷，恰恰折射出人性的重要内涵：单独的个人是脆弱的，需要被保护。而人唯有团结合作，才是真正强大的，才能真正保护自己。因此，人需要群体，也须要归属于群体。而这恰恰触犯了现代人的“自由”教义：我的自由是最高价值，我怎么能受制于任何群体，那不是“乌合之众”的同义词吗？我谁都不服，我只服“超人”。
   
    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就是这样：原子化的个体只能自己保护自己，而这个自己其实是个弱者。因为，他孤身一人。要弱者充任强者，这样的悖论，只有一种法子可以超越，那就是罗氏所说的“热爱”“生活”，热爱这扭曲的状况，也就是彻底归属于、委身于比“我”强大的“那个”，而不管“那个”是什么，我们且通通称之为“生活”。这的确是非人的待遇。
   
    硬要说这是“真正的”英雄主义，看似是一种慈悲的好心，其实是嫌人“死”得不够惨，不够彻底，还要再推一把，打一剂精神麻药——哈，真神奇，我不再感到疼，不再痛苦了。我又重新“掌控”了自己和自己的生活。而且精神饱满，能接受任何悲惨的状况，并甘之如饴。因为，生活的“真相”就是如此，我只能在此生活，只能选择热爱它，哪怕它是个臭水塘。
   
    其实，中国历史上早就有过这样的变态经验，且相当普遍——过去有句话是这样说的：“雷霆雨露，皆是天恩。”没办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你不这样想，还怎么安心生活下去？
   
    罗氏的“英雄主义”之说与上述封建时代的名言有异曲同工之效。要说二者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过去的人有个真皇帝在头顶上；而现代人自己是自己的“皇帝”，可惜是个假皇帝。

老农

    罗氏所鼓吹的上述对于生活的态度可以很传神地用一个成语来概括，就是：逆来顺受。这与英雄主义毫不沾边，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真正的英雄主义都是为集体而奋斗的。集体的存在正是激发英雄行为的最强诱因。英雄即便吃苦受累乃至牺牲，也并非为了个人自己，而是为了他人，为了对得起他所归属的集体。因此，英雄主义也必定与集体主义精神携手同行，不可分离。而“个人英雄主义”的说法也从反面印证着这一点。
   
    反观罗氏“英雄主义”所出处的那部传记中颂扬的三位名人：贝多芬、米开朗基罗、托尔斯泰，可以说，都是个人奋斗的典型。他们身上即便可能存在些微集体主义情愫（任何人总要与人打交道，都不可能与集体绝对绝缘），或更多些，也并不突出；也都被他们身上伟大艺术家的光环所掩盖（事实上，若让人们选英雄，无论对西方人，还是中国人，这三人都不会是首选对象）。因此，罗氏意图将伟大艺术家光环强行嫁接到英雄和英雄主义之上的策略终归功败垂成。
   
    这也决定了罗氏的英雄主义只是一剂文化麻药。而其恶劣之处则在于将逆来顺受的弱者无奈（即便其中包含着弱者的韧性）“原地飞升”为强者精神，还欲盖弥彰地加上“真正的”三个字（试将这三个字去掉，那句“名言”的气势立马自行委顿），其实就是强行扭曲。所谓“真正的”英雄主义，实则是“扭曲的”英雄主义、伪英雄主义。
   
    这种文化麻药不是无害的，而是有严重的道德恶果的。最突出的有两点：
   
    1、对弱者实行道德绑架：弱者应自行成为强者，“用爱发电”——既然有了高效的“精神毒品”，让人原地飞升为“强者”，那么，不曾或不愿服用者，就成了自甘“堕落”的弱者，不“热爱”生活的“原罪分子”。“正常人”是没有义务来帮助他们的。这就潜移默化地普遍消解了社会帮助弱者的道德传统，实际构成了对弱者普遍搞道德遗弃的内在诱因和“道德”理由。
   
    它也就此固化了社会的原子化、碎片化，并在精神上彻底“封印”了集体主义（集体主义的道德基础正是强者扶助弱者，以至人们相互扶助）。当集体彻底不存在了，真正的英雄主义反倒成了冒失的“逞英雄”，再辅以极少数恩将仇报（讹人的受帮助者）的实例，便足以造成无人敢扶倒地老人的道德困境。
   
    集体的消失，也是真正的英雄主义隐匿，而伪英雄主义大行其道的原因。也正是基于集体的消失，个人自助才成为无奈而苦涩的道德选项。而这也正是伪英雄主义的恶劣所在——它掩盖了集体的消失以及英雄的消失，却用假货顶缺，造成社会在道德上安然无恙的假象：尽管社会极端丑恶，但那不就是生活的“真相”吗？谁若不满，不能承受，那就是不够“英雄”，是道德“无能”，只有“失败者”才抱怨社会残酷。
   
    2、集体的彻底瓦解以及人们对社会丑恶极大提高了的承受力（拜伪“英雄主义”所赐），正好有利于资本肆意妄为、罔顾底线。
   
    认清了伪英雄主义麻药的恶劣本质，我们也就明确了针对它的有效解药。
   
    这解药就是集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有了集体，有了集体主义，我们就无庸再对社会丑恶报以“难得糊涂”式的“宽容”，无庸再对“生活虐我千百遍”报以“初恋式”的“痴情”。而可以用集体的力量改造社会，消除种种丑恶，让它连一遍都不敢“虐我”！
   
    所以，选择集体主义，认同集体主义，乃至投身集体主义，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
   
    因为，集体主义是英雄主义之母，而英雄则是英雄主义之父。

老农

主义与道

作者：义勇老戎

    无论哪种“主义”，都是一种目的论的世界观（并包含对应的方法论）。而任何目的或意义，当它被实现、兑现或被超越后，就只剩下作为手段（或方法论）的价值，即目的终将蜕变为手段。此后，将手段谎称为目的，就是欺诈（包括自欺）、骗术、操控和奴役游走的空间。昔日的屠龙少年变为恶龙，走的便是这条灰色轨迹。
　　　　
    骗子与剥削者的悲哀就在于丧失了创建新的建设性目的的能力与意愿，而只能徒劳地以固守形式上（即身份、地位）的优越感来维系自身的“价值”，却放弃了通过自身人性无限的创造力开拓人的价值新天地的正道。而偏离正道的“价值（感）”统统都是自欺欺人，都必然需要无限度的“麻醉剂”（欲望、虚荣、自我扭曲如各种瘾君子、欺压弱者......）来掩盖其内在的空虚。


    在这个意义上，所有被实现（过）的主义，都只是手段（如同过气明星），而不再有资格充任目的。因为，它不再能为人类贡献新价值，却只能把人拖入旧泥坑，虚耗人性的潜力。
   
    在如今的社会主义中国，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的“过气明星”（在人性价值图谱上的“行尸”），只是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手段。
   
    我们不妨用一个真实案例来认识目的与手段之间的落差与冲突关系。
   
    前不久，在江苏发生了一件17岁少年为讨回3000元工钱，而激情杀死前雇主的惨烈事件。
   
    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贫穷的时候，100元钱自然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数目字，1000元更是如此，3000元自然是极有价值的目标、目的；可对于富人而言，上万元都不再有真正的吸引力（意义不大，不值得认作目标、目的）。对他而言，一个“小目标”（1亿元）或许才是真正具有吸引力和挑战性的。即便如此，对于财主的贪婪，这也仅仅是一个开始（所以才称为“小目标”）而已。
   
    因此，3000元对于17岁少年是目的（人生一个阶段中的重要目的），是他过往岁月成长价值的一个证明和证实，意义不轻。但对于其前雇主而言，（3000元）只是其积累财富（不义之财）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手段。他们更在意的目的则是要获得并时刻体验一种主宰自己与操控他人的“人上人”的优越感。
   
    这样，17岁少年的挣扎与愤怒，也一并成为其体验优越感的“调味剂”。这才叫“玩火自焚”，咎由自取。
   
    人际互动的本质是人性力量的碰撞（俗语有云：“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目的论唤起的人性力量是无穷的，而手段所调用的人性力量则相对有限（故有“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一说）。两者的较量，通常就是格局大或自由度大的（即投入人性力量少的）一方退让了事。中国人所说的“人情”，就是把握人性的一个理论化概念。人性是不可取消的。因此，在中国处事都离不开一个“合情合理”或“合情合法”。这其中的依据则是——
        
    中国另一个更终极的标准，那就是道。道告诉我们：任何事物（包括各种主义、目的论）都有定数，都会物极必反，而返朴归真。任何事物要走的长远，都要把握好平衡，勿过勿离，阴阳互济。在社会冲突中，就是要做到“合情合理”。玩过火，就会“玩”不下去。
        
    同时，历史也告诉我们，任何主义，走了极端，都是“吃人主义”（反人性）。古代的“天理论”走极端，就成了“吃人的礼教”（“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资本主义走极端，就成了“无人主义”（它本就是以“资”为本）——自动化、机械化、机器（人）化，赶走了工人、劳动者，以至绝大多数人都成了资本寡头口中的“垃圾人口”，须加以毁灭。（中国的资本主义，如果不能为人民服务，则只能沦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仆从，作为西方剥削全球的一个分支手段。）就这个意义而言，鉴于目的与手段的力量不平衡性，中国与西方斗，西方是必输的；即便双方是以目的对目的（而非目的对手段），那也一定是西方输。因为，我们的目的唤起的是全人类的人性潜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西方的目的只是维系旧日资本帝国的余晖，其所能调用的人性潜力为零，只有既有的贪欲存量可资一用。一方是健全、宏大的正常人性，一方是人性中的衰年“丧尸”，孰强孰弱，谁赢谁输，不是一目了然吗？
        
    在中国国内，手段与目的的较量又是另一番格局：资本主义作为人民的手段和作为新生资产阶级的目的，看似也是不对等的、失衡的。所以，资本主义在中国颇有一种夺人气势，似乎占了人民的上风。但这只是局部的景观、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沌”中，容易被凸现的一种表观。
        
    人民只要是清醒的，只要咬定社会主义不放松，那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都是中国局部的、手段性的存在。以局部对整体，他们是不可能有胜算的。历史早就告诉我们，“民可载舟，亦可覆舟。”这是道。
        
    谁要是不相信历史，不相信道，他大可斗胆一试，历史与道终会教他做（个）人的。而人民就是最好的教员！
        
    而他们也一直试图腐蚀人民，麻痹人民。分化人民，用享乐主义、等级思想、身份政治（用“女拳”分化人民）、逆向民族主义（“西贵中贱”）、自私自利（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虚无主义、功利主义（以及一切消极的“主义”），给人民洗脑。一旦人民就此被消融于无形，危机也就自然降临了。前苏联便是被这样内外夹击、“不战而胜”的。而今天的西方正在品尝他们自酿的苦酒（俄乌冲突）。
        
    中国有三种力量在捍卫人民和人民的利益：第一是社会主义，从制度、政党、文化、革命底蕴，到军队、国企；第二是质朴，也是道的力量，人性本源的力量、正常的真善美的价值观及其天然的影响力；第三就是人民自发觉醒的力量，反抗资本压迫的力量。资本施加的力量越大，其激发的反作用力也更大，并终将“核爆发”。彻底掀翻资本的迷局、资本的盛宴。
        
    历史的剧场正是大戏连台，必将迎来高潮，我们且拭目以待。当历史迎来动荡的一刻，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必然要找好自己的位置，全力以对。每个人更要认清历史动向，早做打算。
        
    山雨欲来风满楼，道高一尺魔高丈，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老农

超越精致利己

作者：义勇老戎

    无论人自私或不自私，人人都想要自由。什么是自由？
   
    自由不是不受限，存在本身就被自身所限：人不能飞，身体很笨重，连跳跃都跳不高，论翱翔天空，不如飞鸟；论轻盈敏捷，不如跳蚤、蜢虫；论......自然界中，有无数物种在各自擅长的领域令人类羡慕，羡慕其在特定方向上的自由。但哪一个物种又何尝不受自身的存在样式所限？
   
    就拿飞鸟来说。为了飞行，它们的身体结构轻巧灵便，但也因此相当脆弱，禁不得大力冲撞。每次强台风过境，树林里、竹林里往往会铺满一地的鸟雀尸体，便是因此。这是鸟类因自身特征所受的限。更不用说，一切生物都有各自的大限（即死亡）。
   
    所以，自由是在受限中的自由。而它之所以还是自由，则在于其出于自然而然，而显得自由自在。说到本质就是与环境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用哲学话语讲是“天人合一”，也是“天赋自由”。“天赋”的主体是生物进化、适应环境的结果。
   
    人生存于社会中，不能逃离。所以，于“天人合一”之外，还要适应社会，实现“人社合一”，才能真正自由。
   
    这样，从自发的“自然而然”的要求讲，人是希望能：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做事就作，想娱乐就娱乐......但社会的要求则是：该怎样就怎样，不照做就挨罚。这两种标准相互“讨价还价”，就短期的“协商”结果讲，通常是暴力强的一方“赢”。通常是社会中强势的一方制定标准，确定何为“该”。其中，既有纯粹暴力的挟制，也有软性的标准规划与指引，如经济制度、道德、习俗、审美、教育.......这一整套软硬兼施的体系本身就是一定时期内“讨价还价”的结果，即便很强大、完善、“疏而不漏”，但也要与时俱进，才能担负重任。可以说，不到实现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彻底解放全人类，就会是没完没了之局。
   
    那么，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我们就没有自由了吗？我们还是回到自由本身来看。
   
    既然自由是自然而然，那么，最大限度保持自然而然的状态，就是一个人在任何年代和时刻，所能得到、且对多数人普遍可及的、最好的自由。这种状态是人人生来具有的，就是质朴（的状态）。
   
    老子说的婴儿（赤子）就是质朴的代表形象。
   
    进入社会后，我们就会逐步、一点点失去质朴的状态。正所谓“性相近，习相远。”人们会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模样来。因为，社会会哺育、帮助我们；也会威吓我们；还会诱惑我们；也包括伤害我们，这些都可能改变、压制、打击、消灭我们身上质朴的因素。当然，也有可能会珍惜、爱护、鼓励我们的质朴。但后一种社会（形势）是迄今少有的，是超级健康的社会。那样的社会拥有最多的质朴者，并能主导社会的标准。我们说，那是一种“自由友好型”社会、质朴社会（以往，在一个新社会于战乱终结并开启和平建设时，会短暂进入这样的状态）。
   
    老子曾设想“小国寡民”的质朴社会。后世儒家则认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理想社会，可能也比较接近质朴社会。但这些设想都太过就事论事了，没有抓住真相。
   
    社会要适合于自由，是太平世界还是混乱世界更好呢？答案恐怕是太平世界。只有强盗、黑社会才喜欢乱世（想到了不停发动战争的丑国）。
   
    而在乱世中，恐怕只有英雄，才能做一个质朴的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太平世界（治世）中做一个质朴者，就相对容易许多。而治世，一定是治理者强势的社会，而其治理又能实现大多数人的自由（善治）。
   
    治理者强势意味着其拥有最强的暴力，足以碾压一切反对者。中国的大一统社会总是能拥有并保持如此的强力。
   
    那么，善治又从哪里来呢？必然来自“以民为本”的治理原则。因此，它也必然是“人民友好型”社会。而要实现“对人民友好”，一方面大一统社会要有切实实行“以民为本”的能力、意愿和措施；另一方面，也要有占大多数的“对社会友好”的人、价值观健康自然的人、内心（相对）质朴的人。否则，社会中有太多“对社会不友好”（比如总想占便宜、算计社会和他人）的人，必然阻碍“人民友好型”社会的建立。
   
    这样，就不得不说说精致利己（主义）的问题了。因为，他们既躲过了社会的暴力（惩罚），又绕开了合理的利益规则，侵渔了他人的利益，败坏了社会治理。任其泛滥，就必然败坏社会。
   
    精致利己显然是反质朴的。因此，精致利己（主义）者其实成了他们自己都意想不到的人——反对自己的自由的人——长期社会实践的结果都证明了：“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
   
    那么，他们是如何成为这种自以为聪明的蠢人的呢？
   
    “精己者”都是欲求旺盛者，想要的很多，总是超过了前面提到的“该”的分寸，就容易招致社会的“罚”。而精己者又是内心恐惧者：畏罚，又害怕得不到（欲望落空）。因而习得了乖巧、伪装、隐藏欲望、钻空子、善变、诡诈、投机、“暴力贪吃”（抓住机会狠捞一笔）、冒险（不冒险就没有机会狠捞）、反社会（冒险逾越规矩，践踏社会规则和他人权益）、不忠实、不忠诚（两面人）。于是，他们总力求在不触碰社会红线的前提下，攫取大量超常（规）利益。
   
    精己者也就必然具有两大特征：欲念强，自以为聪明。这两点在佛教上就构成了“我执”：执着于“自我”，刻意、人为（人为为“伪”），不是自然而然。
   
    从心理学上讲，“自我”是一种心理机制（而并不真的是“我”），只是“我”用于与社会（他人）打交道的一个界面。比如说，角色就是“自我”的一种表现形式：身为父母、子女、爱人、朋友、同事、公民、员工（或老板）、顾客、从业者......都是角色，而角色并非“我”。
   
    角色当然离不开扮演，脱不下角色（的面具），就是“入戏”太深。而“我执”就是对“自我”入戏太深，太过执着，而遗忘了自己（“我”）——
   
    那个善于钻空子，愚弄社会，愚弄众人的“我”，其实不过是畏惧惩罚、贪求满足的我被社会和欲望一道强行扭曲了的一个可怜的变态者、变形虫、变色龙，它怎么会是“我”呢？而且，我的那些欲念真的是必须的吗？为了那些欲念去偷（不敢抢）偷摸摸，绞尽脑汁让自己变成一个贼、一个冒险一搏的赌徒，那真的是“我”吗？午夜梦回时，不是总会感到阵阵空虚在袭来吗？
   
    如果那不是“我”，那“我”在哪儿呢？
   
    如果“我”连“我”都丢了，那哪里会有自由呢？我心心念念追求的不就是“伪自由”吗？（“机关算尽太聪明”的总结就证明了这一点。）
   
    失去质朴，有两条路：一条是随波逐流，淹没于社会洪流之中；一条是执着于欲念，以为是“我要”，其实是被欲念要挟、绑架，成了“自我”的俘虏。而且，内心勇气不足，恐惧颇盛，不是通过改造社会，建设理想社会，来实现理想，而是借曲意逢迎社会，钻营机会来攫取利益，自以为是在坚持自己，实则是亲手丢掉了自己，也自然比前一类人离质朴更远，更难找回自己。
   
    质朴者是自豪于（做）自己的，就象那个孙猴子，他是敢大闹天宫的。而“精己者”恐怕连撒泼打滚都是精准算计的表演，他的勇气是挂在“计算机”的台架上的，天然“自带”滴滴答答或是嗡嗡嗡的机器声的。
   
    一个人连勇气都是机器“赠品”的话，他能算是自由的吗？他如果不是真的蠢死了的话，还是别说自由了，他连自己都不是，谈自由不更是奢谈吗？
   
    找回自己的勇气，认清自己的欲念，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做回自己吧！

老农

现代的转义

作者：义勇老戎

    世俗文化是以轻松、舒适、愉悦和优美（当然要融入严肃的道德目的）浸润、滋润人心，安顿与塑造人性的；宗教文化则是以生死（救赎与惩罚）、魔力（即强力）慑服人心，惩创与轨范人性的。前者更近于以德服人，后者更近乎以力服人。
   
    世俗文化传统（人文传统）是在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长期的、相对平缓的、不断相互调适的历史进程中逐步积淀形成的。通常以百年、数百年（乃至千年）计。在漫长的进程中，容易形成相对稳定的等级社会，以分配社会资源和利益（当然是在私有制条件下，才会形成等级）。
   
    也正是在相对漫长和平缓的进程中，文化（作品）才能逐步、反复经意打磨、积累形成经典和传统。
   
    宗教力量则是在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长期难以平稳调适的条件下，介入社会关系的调整的。比如，小国（小部落）林立，战乱不止，人民痛苦不堪，只能求助于宗教，以寻求（精神）安慰与解脱。
   
    也正是基于长期的痛苦历史进程，才能形成稳定的（安抚痛苦心灵的）宗教文化传统。西方社会也由此形成了原始的、以分配“神力”（本质是暴力）的等级制度，并因此形成“赢者通吃”的利益格局（以确保敌对或潜在的敌对势力无法翻身），和相应的宗教文化传统（典型的就是消灭“异教徒”的传统）。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宗教文化传统注定与不幸（不是自己不幸，就是让他人不幸）紧密相连，甚至到了没有不幸也要制造不幸的地步（如发动战争、无限自由竞争、恐怖分子、恐怖主义、连环杀手、变态恶魔、斗兽场......乃至体育竞技中的暴力格斗：拳击，在橄榄球、冰球中的“全武行”，足球、篮球中的“合理冲撞”，足球流氓）。
   
    自然，有“不幸”，就要有“救赎”：传教、输出“自由民主人权”是价值观的“救赎”（常常伴随战争、制裁和经济掠夺），慈善是财务与生活救赎，保护罪犯是法律救赎，极端的（极富表演性的）保护弱势群体（“女拳”、LGBT、极端环保、动保）是社会救赎。总之，在门类上是齐全的。但在效果上，自然是秉持“不幸”的传统，只是对普遍不幸的点缀，而非消除（消除了普遍的不幸，对救赎的普遍需要也就不存在了，宗教基础就没了，宗教也就要完蛋了）。
   
    正是由于宗教文化传统是如此地与世俗文化传统（人文传统）格格不入，且充满了原始、血腥、残虐的气息，以前的中国人才会称西方人为“洋鬼子”。这是有深刻的人文原因和人性基础的。
   
    现代社会，首先是生产力高速发展的时代。因此，留给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时间是极不充分的，用句大白话讲：提着鞋子也赶不上（生产力）。这在客观上就激发了人性中原始的战斗（自保）机制：只有先进的生产力才能保护我，生产关系（即社会协作）的力量是不够的，不足以普遍地提供保护。
   
    自由平等的价值提倡，一开始是新兴资产阶级向封建制度夺权的需要，后来则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向全社会发动生产力战争的思想“保护伞”。通过生产力战争，永远保持社会关系的失衡状态，确保少数优势者永远能“碾压”一切对手和潜在对手。这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终极“法宝”。而无休止的“创新”则是发动并维持生产力战争的终极密码。通过无休止的创新将所有人绑在竞争（或称生产力战争）的战车上，不死不休（卷到至死方休）。普遍的不幸就在其中了，自由的“救赎”也就在不远处招手了。
   
    明白了这些终极“法宝”和密码、这些个“劳什子”，我们才会明白老子所提倡的“绝圣弃智”、“不敢为天下先”，提倡“天之道”的深意了。那就是能保持社会总体平衡，能维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适应，维护全社会的和谐有序，维护多数人的利益的根本保证。而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而绝不是无条件地优先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除了满足人民需要，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与资本主义竞争，是自保的需要。所以，会优先发展重工业和“两弹一星”......）。
   
    所以说，现代的要义1.0（版）是发展生产力（以进步、以可提高生活水平为理由），随之要保护创新，随之要确立产权、法权，随之要提倡法治（人治则不利于在现代条件下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资本主义又把法治搞得异常繁琐，而终成“钱治”——必须由少数专精人才来打理才行）。在生产力高速战车的运转下，所有人都疲于奔命，最终是整个社会疲惫不堪，后继乏力（一个突出表现是人口不继。其他还有消费不继、文化不继、道德不继、教育不继......一场“冠疫”危机暴露了西方社会内在的虚弱）。当方方面面都不继之后，就是彻底崩溃。随后，也必然是生产力大倒退，直到生产关系有可能赶上大倒退后的生产力，重建平衡，并且着意建立更加平衡的社会关系，即社会主义。这大致就是资本主义自然崩溃，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般历史流程，也是现代1.0（版）消亡的一般流程（很多小国、弱国已经演绎过了）。
   
    至于现代的2.0版是否需要，我不确定。如果需要，那也是社、资并存的历史局限下的过渡时期，也必然是社会主义的、反等级制的、反私有制的。因为，平等正是现代的“准生证”。切实落实平等，在平等中落实普遍的自由，而不是相反（以自由为宗旨，平等跟在后面跑腿，且永远也撵不上）。
   
    因此，如果要塑造现代2.0就不能优先集中全力于发展生产力，而是要方方面面平衡用力，尤其要把社会关系（含生产关系）方面的欠帐优先还上。当然，这里有个时机问题，即与资本主义的崩溃相配合的问题。既然社会主义“抢跑”了，那就不得不考虑应对既存的资本主义秩序对社会主义的根本威胁。只有全面扛过了资本主义衰落期的种种重大考验，才可能全面铺开社会主义的建设。在此之前，则应有限、有序的逐步铺开。
   
    而社会主义，必然是以老子的“天之道”为核心，以儒家等的“民本”思想为宗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展开的社会建设工程，并在一个相对广泛的地域上（大多数国家）和相对漫长的时间（数百年到一千年）里完成。
   
    社会主义必胜，资本主义必亡。这是无可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