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女兵们

陈耀光

        

       我当电影队长的时候，手下有三个小女兵。

       女兵樊鹰，现住厦门。她不时会来看看我，前不久，她在我们帝豪的楼下健身后来看我，闲聊中她知道我又在写一本书，便要求先睹为快，我打开书稿中内容她熟悉的篇章给她看。结果，她受到启发，问我既然可以把爱喝酒的老科长写进书里，为什么不能把我们几个爱说爱笑的女兵也写进去呢。

       中秋节她在发给我的一条贺节短信中说“期盼您的新著早日面世，建议您增加一章女兵的内容，如果需要什么素材，我可以给您提供，谁叫您是我们的队长呢！”说得也对，谁叫我是她们的队长呢，我的确应该给这些可爱的小女兵写上一篇。

       七十年代初，搞文革学校没有书读，军队干部子弟年纪小小的就内招当兵了，被大家称作“小兵”。一天，我们科长从司令部领来三个个子高挑，模样俊俏的小女兵，他把我叫过去，指着她们对我说“三个小女女，都交给你了，让她们学放电影。你要严加管教，把她们带好，特别要打掉她们身上的娇、骄二气。”三个女兵一听，在一旁伸出小舌头，相互挤着眼。

       任务十分明确，就是打掉娇、骄“二气”，带好三个女兵。其实，小女兵有点娇、骄之气也难免，她们都是部队里大干部的子弟，家里条件优越，再说，她们年纪都很小，乳臭未干，还一脸稚气呢，要是在家，她们哪个不是爸妈的心肝宝贝呀。但是，我领导的领导，也就是政治部的w主任，对这几个小女兵要求特别的严格，他好像总看不惯她们，容不得她们身上有一丁点的娇气，这样，我这个电影队长也就难当了。

       政治部原先没有一个女兵，也没有一个女干部，都是清一色的“和尚”，纯粹的男人世界，突然来了三个清纯可爱的小女兵，她们一下子就成政治部的“公主”了，大家都喜欢她们，年纪大的把她们当晚辈，年纪轻的把她们当小妹妹，对她们格外关照，可谓宠爱有加。只有我虽然也觉得她们很可爱，打心里喜欢她们，但我是她们的顶头上司、直接领导，我对她们的生活、工作和健康成长负有直接的责任，我不能把内心对她们的喜欢流露出来，更不能因为喜欢而放松了对她们的管教，我对她们不得不态度严肃，三个小女兵见我平时不苟言笑，当然很怕我，几十年以后，我在她们心里的印象依然是“不太说话，态度很严肃。”

       小女兵们的天性，就是爱说爱笑爱哭，平时也爱嘻嘻哈哈的。

       可我不能对她们嘻嘻哈哈，不能同她们走得太近，一是因为那时我自己也才二十出头，还没有搞对象呢，嘻嘻哈哈走得太近，怕引起别人误解，以为我有搞对象的图谋。二是自己初出茅庐，刚当领导没经验，怕平时嘻嘻哈哈惯了，有事正经不起来，没有威信，说话没人听。所以我总是严肃有余，脸上紧绷绷的，以为这就是矜持和稳重，就是做领导应该有的样子。

       根据领导的旨意，我对这些小女兵的要求是严格的。穿着打扮上，花衣服不能穿，裙子不能穿，丝袜也不能穿，部队发什么就穿什么。香水不能打，眉毛不能描，口红也不能抹。辫子不能扎，长发不能留，头发更不能烫。漂亮的小姑娘，一色的齐耳短发，一色的白棉布衬衫，一色的肥大军裤和解放鞋，和男兵几近一样的打扮，她们曼妙的身材和青春的气息，一起被严严实实地裹在了深绿色的军服里，水灵灵的小姑娘一个个变成了“土妞”。但那个时候的军营，女兵要是不这样装束，是不符合革命化要求的，也很难过我们w主任这一关，否则，弄出个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来，大家都麻烦。

       工作上主要是培养女兵的责任心和吃苦精神。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同步卫星《东方红》发射上天，根据上级事先的通知，师机关集会收听广播，开大会庆祝。樊鹰那时负责广播音响，因为一时紧张，插头拔来拔去的，耽误了一会儿，结果，大家没有完整地听到从卫星上传来的《东方红》乐曲声，这件事W主任很不高兴，发了很大的脾气，把小女兵批评得哭了。不过，有了这一次因为事情没有做好挨批的教训，她们一生都记得，平时可以嘻嘻哈哈，但对工作必须认真负责，对技术要精益求精，关键时刻必须要顶得上去，工作不是儿戏，马虎不得，不能耽误了事情。

       35毫米的移动式放映机，要从机箱里提起来，安放到三角架上，是要有点手劲的，小女兵，没有力气，每每看到她们那咬牙吃力的样子，虽心疼她们但不能表示同情，只能给与鼓励。越提不动，越要她们多练习、长手劲。记得是1970年，林彪发出一号号令，强调要“山、散、隐”，部队大挖防空洞。师机关就在驻地的小山包上挖“猫耳洞”，我们电影队白天事情不太多，小女兵挖“猫耳洞”派上了用场，蹲在洞里，挖啊，挖，一挖就是小半天，女兵们出洞的时候，都变成泥娃娃了，头发上都是黄泥巴，真个是黄毛丫头了。部队长途野营拉练，也没有忘记要锻炼锻炼这几个小女兵，记得我们有一天夜里行军140华里，天快拂晓时，部队路过长乐到福清之间的一座大山时，前面传来命令，大家原地靠边休息。夜行军太累太困了，一屁股坐下，大家就在山坡上躺下来，男兵小李躺下去，伸手就摸到一块木板，转手就让给躺在身边的小女兵红红，说“这里有块木板，红红你躺着休息一下”，当时人困马乏，谁也没有去想过，这荒山野岭，那来的木板啊？号音传来，队伍继续行进，红红起身一看，原来是一块棺材板，睡都睡了，还怕什么呢？小女兵的胆子就是这样练大了。

      那时候，机关干部集体种菜，我们宣传科有一块很大的菜地，干部们一忙，浇水施肥就是我们电影队的任务，男兵们常常照顾这些女兵，有一次W主任来到菜地，看到男兵都在挑粪，女兵都在掌粪勺，便发话说“你们不能都挑轻活干，思想改造要从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做起”，从此三个女兵也抢着要挑水、施肥、到井台边摇辘轳打水，尽管她们挑水的姿势并不比电影《朝阳沟》里的银环好看多少，但是，她们抢着吃苦，力图多多锻炼和改造自己。

        说实在的，在我和许多人的眼里，觉得这几个小女兵已经锻炼得不怕苦，不怕累，蛮不错的了。但是，在W主任眼里，这还不够，远远不够，为了彻底地打掉她们身上的娇骄“二气”，他又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要让小女兵打着背包到生产队去，与农民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女兵们一听说到生产队去，开始还傻呵呵的很高兴，她们觉得那一定新鲜有趣，可是一到乡下，住进了莆田西天尾农民的家里，她们一下子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最初的热情马上就没有了。

       这是怎样的新鲜环境啊，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晚上黑咕隆咚的。双抢季节，天气闷热，白天和农民一起割稻子、插秧，累得腰酸背疼，晚上蚊虫、跳蚤，一起出来叮咬她们，睡不好觉。那个时候，小女兵还不到长青春痘的年龄，可恶的蚊子和跳蚤硬是在她们白皙、稚嫩的脸上制造出了许多的 伪“青春痘”。她们什么时候吃过这个苦啊，对于这些家庭条件优越的小女兵来说，她们平生还是第一次住在没有电、没有自来水的农村。同吃，吃什么呢，三餐吃地瓜稀饭，不是地瓜片，就是地瓜丝。去了半个月，她们就一个个馋得慌，瘦了好几斤。于是她们开始盼着周末的到来，也开始与炊事班的小伙子们“拉关系”了，一到星期六，她们就预先告诉食堂，第二天要给她们多留下几个好菜，回来打打牙祭，改善一下伙食了。那个年代的乡下，生活条件很差，给女兵们的个人卫生也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别说洗浴了，就是上一趟厕所，也不容易，不管白天还是夜里，她们都得结伴而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莆田乡下那种男女不分的碉堡式的露天厕所，一个在里头“方便”，一个就得在外面“站岗”，樊鹰今天在谈到这段时间的生活时，仍然觉得有点苦不堪言。

       我问她“那么苦,当时哭过吗？”

       她坦率地告诉我说“哭过，哭过好几回。”

      “爸爸、妈妈知道吗？”

      “知道。”

      “她们心疼吗？”

      “我爸爸才不心疼呢，他说的话跟W主任一样。当兵嘛，死都不怕，还怕吃苦吗？干革命就要不怕苦，不怕累。这点苦算什么啊！”

      “你现在感到吃那个苦值得吗？W主任硬是没有苦找苦给你们吃，你们对他有意见吗？”

      “的确是没有苦找苦吃。不过，吃点苦也好，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吃过苦的农村生活，对我们后面的发展还真有很大帮助。”樊鹰告诉我，她和红红后来分到了师医院，是医院里最能吃苦，最不娇气，最会干活的两个女兵了。所以，师医院三个提干的女兵中，就有她们两个人。

       “这说明W主任严格要求你们是对的，是父亲般的关怀。严是爱，宠是害，有道是严师出高徒嘛”。我对樊鹰说。

       “这么说，你也很爱我们，你是严师啊！”樊鹰不无调侃。

       “爱，小美女，谁不爱呀！”我逗趣说。

       “真的，你对我们要求也很严格的。记得我离开电影队的时候，你找我谈话，还不忘给我提出三条要求，希望我努力做到。”

       “什么要求？我记不起来了。”

       “我可是记得很清楚的，这第一条嘛，就是要尊重领导、团结同志；第二条是对工作要认真负责、对技术要精益求精；第三条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实现思想革命化。老队长，今天我向你郑重报告，这三条我都做到了。”樊鹰调皮的说完，我们俩相视大笑。

       做到了，她们的确都做到了。

       后来，她们都离开了电影队，樊鹰和红红到了师医院，小姜分到惠安的136野战医院，到新的岗位，听说她们适应很快，都干得很不错。这三个小女兵再后来的恋爱、婚姻家庭和工作，有没有什么挫折，我不得而知，尤其是小姜，姜爱闽，据说她住在南昌。一个名字就叫“爱闽”的人，却偏偏不在福建，去了江西，使我对她了解甚少。她离开二师时，我知道她心里有些不愉快，但愿她离开福建时心里不再郁闷了。行文至此，我又想起1971年夏天在渔溪农场搞双抢，我在那里当《双抢战报》的主编，她被安排在广播站当播音员，她性格外向，工作积极，不仅自己经常采写稿件，还每天催着我的报纸赶快出，而后及时播出报上的稿子。她声情并茂，普通话标准，播音效果很好。我知道樊鹰现在的家庭生活挺幸福的。红红也不错，如今她在福建武警部队医院工作，早就是肿瘤科的主任医生了。小姜，你在哪里，生活得怎么样？好多年没见面，也没有得到你的信息，使我常常不免心中有所挂念。樊鹰和红红的许多情况，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因为1974年秋天，我就离开师部机关，调到当时的福州军区政治部去工作了，后来我又转业地方，奔走多地，大家各自忙碌，彼此少有联络，这次我到了厦门工作，樊鹰搭桥，才又联系上红红。

       虽说这些年少有联络，但是思念和关心并不少有。我是她们在部队的第一任领导，她们则是我最早的下属，也是我唯一带过的女兵。三、四十年了，她们的身影，她们的音容、笑貌和她们的天真无邪、单纯可爱，每一个细节都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尤其是下面这个细节，一个我至今没有忘怀的场景：

      夕阳的余辉中，在西天尾三山操场的银幕架前，我用力地向高高的银幕架上抛撒吊银幕的绳子，一次、两次……我还是没能把绳子抛上架，一个小女兵在我背后不远处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队长就是个子矮了那么一点”，这话被我听到了，我转过身去见她正呆呆地看着我，我说“你呀，在那里说什么傻话？”

      我这一说，她不好意思了。

     “队长，…嗯…哈哈…”她站在那里，只是笑，傻呵呵尴尬地笑。

                                                                             200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