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陈耀光 于 2018-1-12 13:15 编辑
久别的战友聚会,总有叙不完的旧,说不完的话。 昨天晚上,几个独二师的老战友,在“八一”饭庄小聚,大家就津津乐道于那早已逝去的喝酒的往事。二十多年前,那是个极左的年代,是个物资极其匮乏,却把精神的作用夸大到极致的年代。那时我们大多还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有的虽然成了家,也牛郎织女,天各一方。在野战军的军营里,不管成家还是没成家,我们都是一群“快乐的单身汉”,就连长我们十几岁的老科长也不例外。 不过,老科长毕竟与我们有些不同,家里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和煤油炉这些“后勤装备”一应俱全。妻子来部队探亲,想做点好吃的可以自己开伙,平时想喝点酒,自己随时可以炒几个小菜。科长虽然喜欢酒,但从不独自豪饮,他总爱把我们这些单身汉找了去,大家在一起小酌。记得有一年的一个仲夏夜,已经很晚了,不知科长怎么回事,突然他又想喝酒了,一个个敲门把我们单身汉叫了去,说是一起喝点酒。他找出一袋小竹笋干,泡了一半做了一个清水竹笋汤,随后把仅剩的四个鸡蛋和一截香肠炒了,又炸了一碟花生米,然后打开一瓶江西樟树产的“四特”酒,就在宿舍外的鹅卵石路面上,围在一起喝起来了。科长这么晚动了喝酒的兴致,而且一上来自己就先干了两杯,这还是头一回。大家怯怯地担心科长是不是有啥事,但看上去老科长似乎健谈如故,嬉笑如常,便放心地有滋有味地喝开了,那天晚上,喝到很晚。等到第二天科长跟部领导告假,我们才知道他家里还真有事。“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昨夜的“小酌”原是科长排遣他心中的烦闷和痛苦的一种方法。 这种“小酌”,与我们今天在酒店喝酒是无法相比的,花生米当然没有夏威夷果好吃,竹笋汤也不及鸡汤涤海蚌美味,“四特”更比不上“茅台”、“五粮液”和“人头马”高档。对于今天吃腻了肥甘的人们来说,酒桌上的香肠是无人问津的,可是在那个年代,有这样的菜已经算是很“高级”的了,谁能找到一点香肠下酒,那已是“超级”的享受。那个时候,连买几块豆腐都凭票证供应,香肠可是难得一见的稀罕货。这些好吃的香肠,是他妻子和孩子平时不舍得吃肉,把大半年的肉票积攒下来,等到冬天气候冷了,把肉买回来自己动手灌制、晒干,并从老远的湖州老家带来的,而科长每每拿出来让我们一起分享。记得那晚上的小竹笋汤不够喝,科长又把那半袋竹笋倒进锅里,加上水,放上点盐巴味精,让大家喝了个够。我敢说,如今的三鲜汤、龙凤汤,也比不上那个晚上科长做的小竹笋汤美味。那个晚上我们围坐科长身边,在宿舍外的鹅卵石路面上的小酌,给我留下的恒久的记忆,至今难忘。每有老战友来榕,只要聊到当年独二师,我就会想起那次仲夏夜的小酌,想起小竹笋汤,想起爱和我们一起喝点小酒的李德平老科长。 我们科长才思敏捷,文章很棒,字写得既好又快。 我们科长安心部队,工作敬业,真可谓无私奉献。 科长有妻小家室,却很少因为家中有什么事而告假或耽误过工作,好像他的家永远都是“万事顺意”,我也没有见过他郁闷忧愁、情绪低落过,好像他还是“少年不知愁滋味”,除了工作,他还喜爱和我们这些嘴上没毛的人乐在一起,或者在一块小酌几杯。 其实,科长并非无忧无愁,也有他的困难和烦恼。他的漂亮贤淑的妻子是湖州一家国营丝织厂的挡车工,一天三班倒不说,她一个人还带着孩子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想想吧,一个女人在这样的条件下,又要带孩子又要上夜班,这有多艰难,当丈夫的能不牵肠挂肚吗?更令科长放心不下的是妻子消瘦孱弱的身体,由于长年累月站立工作,加上餐无定时,工作辛苦闹了个胃下垂的毛病。科长曾动员妻子调动随军,可妻子问他“两边的老人谁来照顾”?科长也想过自己早点转业,可不等自己开口,领导上先给他打招呼,“你是共产党员要服从部队建设的需要。”作为共产党员的老科长,既然组织上发了话,部队需要,国防建设需要,他还能说什么呢。 就这样,一个1951年入伍的老兵,结婚后一直过着夫妻两地分居的生活。年复一年,一个南来,一个北往,好不容易积赚下来的几个钱,科长说“都花在火车路上了”。因为妻子在湖州住的是工厂里照顾分配的集体宿舍,每次老科长回去和爱妻作“牛郎织女”会时,都得到附近的小街上临时租一间房子住。后来老科长到了福州军区当上宣传部副部长,再后来,福州与南京两大军区合并时,他到南京当了《战友报》的总编和社长。我借着公出的机会,曾去看过他一次,见老科长仍是孤身一人在南京,我问他何以还在做“牛郎织女”,不把老伴弄到南京来?他说老人前年刚走,如今自己也快到“站”了,“等退休了再回家团聚吧。” 老科长的夫妻团聚,来得可真不容易呀!他们结婚将近四十个春秋,但真正朝朝暮暮在一起的日子还不满六年。即便在我们这一代人中,这样长达几十年的“牛郎织女”也不多见,而我的老科长几乎一辈子都过着夫妻分居两地的生活。那次我和他见面不到一年,老科长就到“站”了,因女儿在杭州工作,听说俩夫妻最后把家安在了西子湖畔。“少年夫妻老来伴”,我衷心祝愿这对分居了几十年的夫妻,老来能够相依相伴、长相厮守。 可是,他们新家甫定,夫妻俩才团聚了几年时间,老科长就身患肝癌,不久就悄然离去了。我是事后很久才知道这一噩耗的,那几天,我的心就像灌了铅似的沉重,我一想起老科长为了部队建设的需要,默默无闻做出的牺牲和奉献,想起那次仲夏夜的小酌,想到老科长和他的妻子,本可以从此厮守在一起,过一个幸福的晚年,在杭州的家中贻儿弄孙、乐享天伦,如今他却早早地走了,心里就感觉十分的难过。
199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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