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资本的逐利本性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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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今朝：资本的逐利本性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性

作者：王今朝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发布时间:2023-12-27 08:49:32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涉及到究竟如何认识资本的问题，如何认识资本与社会的关系的问题（到底是资本主导社会还是社会控制资本），如何评价我国引入资本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的问题，如何解决我国今天的资本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资本理论的衔接的问题。等等。很显然，承认资本所起到的历史作用并不蕴含对资本的全面肯定。——马克思也承认资本所起到的历史作用，却并没有全面肯定资本。今天的中国如果有谁认为自己可以颠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表达的关于资本的基本观点，那就是拿历史、学术和我国的前途命运开玩笑。我院高级研究员、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今朝对此进行了系列研究，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资本的社会化本质理论，即资本要赚钱必然依赖于一系列条件，而不是仅仅依赖资本家本身，也就是说，资本根本不是一种独立可以赚钱的要素；并在另一篇文章中论述了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主张在当下的中国，经济必须受到社会的控制。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所引用的毛主席的观点“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观点是一致的。

在本篇文章中，他结合中国实际，探讨了马克思的资本逐利理论为什么对于中国也是对的，同时也是重要的。孟子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资本是逐利的，如果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资本为主要经济发展手段，走向了过度的商品化、市场化、利润化、私有化，中国就必然国危。从这个角度看，假设孟子今天活过来，也必然认为，资本主义不是一种好的社会制度，是基于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必然要被超越的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与资本主义划清明显界限。由于改革开放我国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导致中国出现一批比较熟悉西方文献的学者，他们基于自己所学和经验，大唱资本赞歌，为资本造势，看似有些道理，其实是片面的，肤浅的（他们很显然没有读通《资本论》，很显然不关注中国还有几亿人月收入仅有一千、两千的现实），是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者和仅仅相信自己经验和观察的经验主义者，缺乏必要的理论思维和系统思维能力。本文对于对冲和回击这些观点，实现资本理论上的正本清源是极为重要的。

资本的逐利本性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性

【摘要】资本具有逐利本性，是指当作为生产资本时，它追逐剩余价值；当作为金融资本时，它单纯地追逐金钱。贪婪是大资本的特性。资本为了追逐利益（剩余价值或金钱），必然追求对社会的主导性，建立起适合其追逐利益的社会基础设施，即资本主义制度。然而，由于其内在的矛盾，资本和资本主义都是历史现象。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必要过度利用和放任资本。

一、资本的逐利本性

资本的逐利本性是资本所特有的主导性的性质。马克思注意到，在他之前，已经有人总结道，“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纯产品”。然而，“纯产品”的说法是不清晰的。在马克思看来，无论就目的还是结果来说，“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1]。马克思不厌其烦地用不同的话语来揭示资本的逐利本性：“绝对的致富欲，价值追逐狂”[2]；“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3]。“资本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增大或增殖。”[4]“不管生产方式本身由于劳动隶属于资本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内容和目的”[5]。“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6]。从国家层面看，生产资本的价值增殖只能发生在所购买的产品价值相对于生产它的投入的价值上，只能发生在购买到的劳动力上。资本为了追逐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就要无止境地剥削压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不顾工人死活地增殖资本，从而创造剩余价值，是推动资本主义生产的灵魂”[7]。在越早期的生产方式中，对绝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就越厉害。资本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唯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它靠缩短劳动力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正像贪得无厌的农场主靠掠夺土地肥力来提高收获量一样。

资本具有逐利本性是由资本自身的规定性决定的。资本既然是自我创造的价值，是自我保持的价值，是自我增殖的价值，就必然是逐利的价值。资本本质是社会性的，但是，资本主义把它作为孤立的事物来对待，把自负盈亏作为它的一个基本约束。受制于自负盈亏的约束，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为了谋求达到垄断地位后所获得的利益，小资本不得不不遗余力地追逐利润。如果不追逐利润，就无法创造新的价值，甚至就无法维持原来的价值。大资本出于保持自己垄断地位的需要，也不得不不遗余力地追逐利润。贪婪，即不满足于既得的利益，是大资本所表现出的性质。为了尽可能地控制资源乃至社会，大资本家需要大量属于自己的资金。属于自己的资金多了，他就能支配更多的资金，获得更高的杠杆，获得更大的利益。

资本逐利的运动是在人的操纵下发生的。能操纵资本运动的人不是一般人。人们常常称一个拥有私人企业的人是资本家。然而，在马克思的某些话语里，对一个人是不是资本家提出了更高的判断标准：“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8]；“这种不可遏止的追逐利润的狂热，这种可诅咒的求金欲，始终左右着资本家”[9]；“货币贮藏者是发狂的资本家，资本家是理智的货币贮藏者”[10]；“他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资本家只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才受到尊敬。作为这样一种人，他同货币贮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11]；资本家的目的“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12]；“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13]；“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14]。“‘产业资本家’迫使工人进行这种剩余生产（即超过工人本身生活需要的生产），并且运用一切手段来尽量增加这种同必要生产相对立的相对剩余生产，直接把剩余产品据为己有。但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是为生产而生产，是为发财而发财。既然他是资本职能的单纯执行者，即资本主义生产的承担者，他所关心的就是交换价值和它的增加，而不是使用价值和它的数量的增加。他只关心抽象财富的增加，对别人劳动的愈来愈多的占有。他像货币贮藏者一样，完全受发财的绝对欲望支配，所不同的只是，他并不以形成金银财宝的幻想形式来满足这种欲望，而是以形成资本的形式即实际生产的形式来满足这种欲望”[15]。对于产业资本家来说，它的存在只能表现为不遗余力地无休无止地榨取普通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在劳动与资本的交换中）和价值（在工资等收入与商品、服务的交换中）。这也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家有时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按照这个标准，在现实生活中，真正的资本家是很少的，存在许多半资本家，因为他们并没有把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作为他们活动的唯一动机。按照马克思的标准，要成为真正的资本家是很辛苦的。只有少数人，如洛克菲勒、摩根、福特等，在资本的运作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连瓦特、爱迪生、特斯拉、卡内基等一般被认为是资本家的人，按照马克思的上述说法，都不能说是纯粹的资本家。
虽然在马克思的上述话语里，资本家是一个学术抽象概念，但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主、股东等半资本家多多少少地具有马克思所总结的资本家的逐利本性。这种逐利本性对于资本家是玫瑰色的。获得剩余价值的资本家自然陶醉其中。帮助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的资本家也能从中分得蛋糕。“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无酬劳动并把它固定在商品上的资本家，是剩余价值的第一个占有者，但决不是剩余价值的最后所有者，以后他还必须同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余价值……并且有不同的、互相独立的形式，如利润、利息、商业利润、地租等等”[16]。然而，对于广大的工人来说，这种逐利性决不是如亚当·斯密描述的那样的玫瑰色。马克思恩格斯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7]。由此看出，社会主义国家允许私人交易中租金、利息、超额利润存在，就是为资本家出现创造社会条件。
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还表现为生产性资本的支配性作用，所以，榨取剩余价值最鲜明地体现着资本的本性[18]。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原来的产业资本家的后代认为追求剩余价值是辛苦的，从而不愿意从事生产。他们把金融这种炼金术推到了更高级的形式：证券化和证券衍生化。在20世纪和21世纪，更加兴盛的金融资本不是如生产资本那样通过生产过程和销售过程来榨取剩余价值，而是通过设计交易过程，榨取无产阶级等劳动人民以及其它资本的价值。因此，我们可以说，资本的本性就是赚钱，什么挣钱就做什么，这既是资本的本性，也是资本运行的基本规律。
这种逐利本性具有诸多特征和规定性。第一，资本必须寻找适当的经营场所。这表现为土地、区域等问题。土地的便利性、可得性成为决定资本盈利与否的重要变量。中国改革开放始自于沿海地区，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沿海地区较为便利。第二，资本必须有适当的资金，这就使得债务成为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一个精明的资本家是不拿自己的资金来盈利的。他通过各种办法从社会上获得资金。资本离不开货币，就连货币发行本身都意味着债务。从这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是债务经济。可以说，凡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债务高企的国家。没有债务，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三，由于孜孜不倦地追求利润，资本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赚钱方法，令一个国家对它防不胜防。第四，资本为了追求利润，必然改造国家，把国家变成它获取利益的工具。而为了改造国家，资本会支持炮制任何有利于它增殖的理论。第五，这种逐利本性的本质在于剥削，而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个精巧的剥削体系。“资本不仅仅是劳动所归属的、把劳动并入自身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资本还把劳动的社会结合以及与这些社会结合相适应的劳动资料的发展，连同劳动一起并入它自身”[19]。“剩余价值以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20]。自然科学看起来是神圣的，但资本把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们都纳入到了服务于自己增殖的需要之中。第六，资本重利不重人，这是极端短视的。因为当你发现一个战略机会时，如果没有人，就无法抓住这个机会。等等。

二、从资本到资本主义

可以有资本，而没有资本主义，但资本具有引向资本主义的趋势。马克思说：“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21]。这个过程在西欧的完成说明，资本不仅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才能存在，受到社会的制约，而且本身是一种社会力量[22]，具有塑造社会关系、主导社会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潜能。马克思说，“一旦资本成为资本，它就会创造它自己的前提，……资本不再从自己的前提出发，它本身就是前提，它从它自身出发，自己创造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23]。西欧在大机器生产基础上至少要依次或同时解决如下的问题，才实现了从一个个分散的资本到集中式的资本主义的跨越。

第一，资产阶级要把劳动力从其他阶级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使得劳动力作为一个阶级供自己使用。

在封建社会里，佃农、农奴、奴隶，都没有生产资料，被地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控制着。资产阶级要把佃农、农奴、奴隶转变为无产阶级，自己才能存在和发展。这种转变是一种阶级革命、政治革命，脱离不了暴力。这种革命是资产阶级争取经济资源等致富手段的斗争。革命的胜利者将会主导劳动力阶级这种资源的配置，决定它是配置给地主阶级，还是配置给资本家，主导这种资源配置后所形成的利益的分配。而且，显然，在资产阶级毫无胜算的时候，它是不会发动战争和革命的。而它的胜算在于，它能找到制胜的法宝——即人民群众的支持。这是需要时间的。在这种战争和革命中，由于佃农、农奴、奴隶还没有觉醒，无法作为独立的第三方，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即自己真正的解放，而只能成为他人摘取胜利果实的工具。从纯逻辑的角度看，当佃农、农奴阶级摆脱了对地主阶级的依附之后，是有可能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的。这正是中国革命所发生的事情。然而，在16、17世纪的西欧，资产阶级的强大堵住了这种可能性。因此，历史要他们先从地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手中解放出来，再在资产阶级的手中加以锻造，才能最终掌握自己的命运。

西欧资产阶级从封建贵族和地主阶级得到政权不是一劳永逸的。要稳固自己的政权，在彻底铲除封建复辟的可能性后，它需要对抗无产阶级对它的统治的反抗。资产阶级为了自己能够存在下去，就必须设计和保持一种不赋予工人而赋予自己以生产资料的制度，也就是必须建立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对立看，资本所有权就是一种控制工人生命、生活、生产的制度设施了。这种制度设施就是资本主义最主要、最基本的制度设施了。与政治权力依靠国家暴力机器来保障不同，这种权力是以某种特殊财富（即适应资本主义的私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作为基础的权力，而且穿上了种种公平契约的面纱。这种权力的本质是榨取收入和财富。虽然它具有劳动合同、买卖合同的形式，但实际上是一小部分人对大部分人的强制权。因为，在这种权力的支配之下，劳动者即使不为这个资本家劳动，也为那个资本家劳动。离开了劳动，他就无法获得收入，就无法在市场经济中生存。而市场经济表面上合理，实际上是用个人拥有的货币量的多少来决定他们的福利，从而使他们服从于资产阶级的管理。虽然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所提供的社会福利给了劳动者以额外的权利，但整个资本主义的劳动者大体上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的按劳分配。没有劳动机会、劳动能力的人只能依靠乞讨、偷窃、抢夺来生活。资产阶级给无产阶级编织了这样一个弥天大网。

苏联解体也可以看作是资产阶级对劳动力的争夺。只不过，这种争夺是资产阶级把劳动力从国有企业里争夺出来，而且，在不经过暴力的情况下就成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也印证了这一点。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后，由于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又取消了人民公社，于是，新兴的私人企业找到了农民作为它们的劳动力，从而在中国再次开始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在20世纪90年代中叶，中国还取消了大学生毕业分配制度，从而使得高级劳动力的市场也建立起来了。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还让几千万工人下岗了，这也把劳动力从国有企业中释放了。中国的商品经济仅仅是因为中国还有国有企业而与西方的商品经济不同。当中国的国有企业所占比例下降到比如某个报告所主张的10%的时候[24]，中国的商品经济就根本不可能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了。你不能说一桶90%是水10%是油的液体是油吧！



第二，劳动者集中在工厂里劳动成为主要的生产形式。


马克思说，“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只能有两种形式：工场手工业或大工业”[25]。其中，工场手工业是资本主义早期的生产方式，大工业是后期的生产方式。有西方学者认为，最早的企业制度是参照军队制度设立的[26]。产业资本逐步把劳动力集中在工厂中，正如军队把战士集中在军营中，战胜的军队把俘虏集中在俘虏营中一样。有些工厂更像是纳粹集中营。而这些军营、集中营成为了普遍的生产形式。这是人类以往所没有的。

在这种军营或集中营里，资本拥有对劳动过程及其产品的支配权[27]。“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作为别人辛勤劳动的制造者，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28]。资本建立了它的生产方式：“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29]。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对立的历史画面：“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30]。资产阶级还发明了效率工资、流水线来加强对工人的控制。资本主义决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第三，要素化不断发展。

劳动力的要素说对于资本家是名副其实的。因为如果没有劳动力，就没有剩余价值，资本家确实是把劳动力看作是他发财致富的要素的。资本要素说对于资本家也是名副其实的。因为如果没有资本，就没有控制劳动力的手段，就没有资本家的高收益。技术要素说对于资本家仿佛也是言之成理的。因为资本家在资本家的激烈竞争中存活下来并发财致富，不能仅仅依靠劳动，而是还需要依靠科学技术。“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31]。“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32]。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经济活动都分工化了，专业化了，就连资本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也发生了一定的分离，出现了职业经理人。企业家才能要素化了，由此在19世纪的西方大学里就催生出一个管理学科，在20世纪的西方大学里催生出一个MBA专业学位，催生了高级管理者培训行业（即所谓EMBA）。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信息、数据也要素化了。然而，所有这些要素所得到的收入都不可能比资本这种要素得到的收入高。很可能，技术、信息、数据都控制在资本家手中，因此，它们作为要素的意义很显然小于资本要素对于资本家的意义。资本家只要觉得需要，就会动用资本来获得他所需要的技术、信息、数据。

上述种种要素化发展，都使得资产阶级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里继续获得利益，从而不断巩固自己统治的经济基础。马克思强调指出，“新生产部门的这种创造，即从质上说新的剩余时间的这种创造，不仅是一种分工，而且是一定的生产作为具有新使用价值的劳动从自身分离出来；是发展各种劳动即各种生产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33]。值得指出的是，土地、劳动力、管理才能、技术、数据、信息等等只是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的要素，而不是无产阶级、科学技术人员获得充足生活资料的要素。而且，正是因为它们作为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的要素，所以，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科学技术人员获得充足生活资料的要素。金融资本主义也没有改变多少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证。因为物质产品的生产依然是资本主义的基础。


第四，资本化的不断发展。

资本化有几种不同的含义。一是将单纯的货币、商品、厂房、机器、设备、技术、品牌等等转化为用于增殖的货币、资产，也就是转化为资本，这是货币和物的资本化。没有这种资本化，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而在历史上，这种资本化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二是将某种原来没有用于资本的可欲的东西转化为资本。如把性、知识、生态、时间（如所谓黄金时间）、权力转化为赚钱的工具。三是将经济资源在未来多期所能得到的收入折现为一个总的现值。比如，基于土地所能得到的租金来计算土地的价值，基于品牌所能带来的收入来计算品牌价值，基于矿山所能得到的矿产收入计算矿山价值，基于一项权力所能得到的收入来计算权力的价值，等等。这就使得这些东西市场化了，可以在市场上交易了。四是用资本来控制经济资源。如教育、医疗、住房等原本属于福利事业的产业化，实际上是把它们从政府的控制中摆脱出来，交给资本来控制。在人口众多的国家，资本化可以迅速造就出众多的亿万富豪。一个私人建立了一种移动支付平台，他从每笔交易中提取哪怕是万分之一的比例，就可以实现财富的积累。因为在这种平台上的交易量太大了，可以达到几千亿、几万亿，甚至是十几万亿。这就如同股票经纪人的经纪收入取决于他经手的股票交易数量一样。为了便于交易，资本化必然引致证券化，必然催生出各种证券交易的繁荣。资本一旦出现，在致富欲的支配下，在其它人发财致富的启发下，资本化就会如病毒一样传播了。许多普通市民也因为购买股票，成为了股东，可以获得一定的股息收益和股票资本利得了。也就是，他们微薄的收入也资本化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人们看到了证券化的极致，即衍生证券的巨大发展。这种发展造成了2007年的美国金融危机。



第五，资本决不会仅仅满足于个人的发财致富，而是必然追求政治权力，并在获得政治权力之后不断地加以应用、创新和巩固。

资产阶级一旦确立了它的政治统治，就意味着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资产阶级确立了他们的统治之后，就不断巩固其阶级专政，创新其社会控制。专政既包括对无产阶级反抗的暴力镇压，也包括对无产阶级饥饿致死威胁引起的偷窃面包的残酷法律制裁。社会控制则既包括采用教育、宣传等手法对无产阶级的欺骗、诱导，也包括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打压和镇压。资本主张自由。但只是资本的自由，没有这种自由，资本就会死亡。资本主义国家经常祭出放松管制、减免税收的杀器，把资本自由流动作为自己的旗帜。这种社会控制在意识形态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否定劳动价值论，否定剩余价值理论，否定消灭私有制的可能性和科学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和维持一种关于资本的假意识：一切社会生产能力都是资本的生产力，是资本，而不是劳动力，表现为一切社会生产能力的主体[34]，表现为“决定价格、提供工作、调节生产的东西，一句话，它是生产的源泉”[35]。资产阶级是综合使用专政和社会控制手段的。没有相应的政治关系，资产阶级就无法在自己的领导下借助剥削劳动力来生产价值，就无法把这些价值中的剩余部分攫为己有，化为己用。



第六，资本的全球渗透和对其他国家的颠覆。


仅仅有资金、机器、厂房、设备这些物质、要素化、专政和社会控制是不够的。资本家要尽可能地为自己创造财富，还必须有适合自己需要的国际市场、国际原材料供应、国际中间品供应和国际关系。相对其它国家、其它民族所具有的优势使得资本主义西欧不仅利用廉价的商品轰开了他国的大门，凭借其工业能力，发展军事工业，从而建立起相对落后民族的军事优势，进而凭借这种军事优势及其所产生的政治优势、经济优势、文化优势等获得落后民族的资源和财富，迫使一切民族不得不面临资本主义化的问题。有些国家，如日本，确实采用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使得日本能够参与国际瓜分的盛宴。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36]。“战争与经济破坏逼迫各国从垄断资本主义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37]。在20世纪末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了，解体后形成的俄罗斯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一些国家，如中国、越南，究竟走什么道路的问题长期挥之不去。中国虽然避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在国内有着强大的主张资本主义道路的力量，并且在改革开放后，他们的主张是在一定范围内被接受了，中国一些人确实变成了资产者。


应该指出，虽然马克思使用了资本主义的概念，但既然极少有纯粹的资本家，就更没有纯粹的资本主义了。列宁曾指出，“在任何一个最发达的国家里也不能找到最纯粹形式的资本主义”，因为那里“常常还保持着不很发达的形式”[38]。列宁的这个判断至今仍然成立。然而，这不妨碍我们使用资本主义这一术语。

老农

三、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变本加厉

马克思本人虽然考察了一些资本主义部门的非生产性，但他可能没有想到，当代资本主义竟然可以这样依赖非生产性劳动来获得财富，并且达到惊人的高度。列宁虽然指出了帝国主义的寄生性，但可能也没有预计到它的寄生性能够发展到如此高的水平。如果我们把《资本论》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借助榨取绝对和剩余价值获得个人财富作为资本主义的标本，那么，当代的美国实现了资本的变本加厉，并且这种变本加厉已经传染到了中国。

第一，股份公司或许早在古罗马时期就以某种形式而出现[39]，但只是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才成为美国的一种主导性的企业形式[40]。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了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这样，中国对国企的股份制改造就与西方非股份公司组织的股份化同流了[41]。这就使得股份公司在21世纪成为世界企业一种最重要的组织形式了。马克思认为，股份公司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一种适应了社会生产需要的企业组织形式。马克思只是说到，“（股份公司）再生产出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图有虚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42]，而没有强调，股份公司的制度设计实际上隐含了公司发起人攫取社会财富和在投机失败后保全个人财富、逃脱惩罚的机制。股份公司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股东只对股份公司具有有限责任。不能不说，这个原则是从保护私人投资者免受破产的威胁的角度来设计的。在这种设计之下，股份公司如果盈利，股东们就会得到盈利，而且这种盈利越大，股东们的收益也就越大。理论上，股东的利益可以无穷大。而当股份公司经营失败后，从法律上来说，有限责任制使得资本家可以仅仅以自己的注册资本金为底限来承担责任，如果宣布破产，股东们只要拿出注册资本金来赔偿就完事了，后续的一切损失均和股东无关，不管负债有多少亿。这样一来，那些得到巨额利润的股东在愿意时，就可以通过抛售股票等方式退出股份公司而任由其生灭了。这在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如此。因为对于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所有权和产权都是明晰的。它明就明在产权属于全体人民所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资产归全民所有，其收益也被全社会所享用，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资产归集体成员共同所有，其收益归集体成员所享用。这种产权安排排除了任何私人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商品投机或金融工具投机获得私人利润的权利。也就是说，全体人民拥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股权，而国家委任的管理集体构成这种企业的董事会和总经理机构，集体成员拥有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股权，并推举集体企业的管理者。所以，中国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的产权是明晰的。反倒是股份化导致了对这种产权的破坏。

允许私人成立股份公司，股份公司会依靠自力更生来赚取合法合理的利润吗？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在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最赚钱、最快赚钱的生意就是侵吞国有资产或其他人的资产。马克思曾指出，侵吞教会资产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手段。有许多人指出，当代中国的许多资本与商业大亨大都是靠盗窃国有企业起家，以此攒下他们的第一桶金。但凡能这样做的人，都是因为手中掌握有强大的公权，没有公权就不可能做到损公肥私、化公为私，譬如当年的“官倒”。正是在股份化、市场化的改革中，国有资产评估中的低评、漏评，产权交易中的压价出售、黑幕交易等等出现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了，从全民所有流失到少数私人所有了。这样来看，实施股份制改造，就是在制度上否定中国国企永续经营，否定国企对国家和社会负有的无限责任了。即使不是盗窃国有资产，股份公司使得一些人，他们决不是普通人，只要发布一个看似可靠的招股书就可以筹得巨额的财富了。在今天的金融市场中，这种招股书还得到政府的背书了。这就使得政府和商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了，就把逐利的动机传播到整个社会中了。而在这种否定之后，中国所有制的56789的格局就形成了。在这种格局中，有人给自己套了层层叠叠的法律保护壳，甚至连公司都不是本人亲自持有，而是通过在海外设立的离岸公司来持有。中国的资本家做了在法律层面所能想到的所有的风险隔离墙，把自己的个人资产重重保护起来。只要宣布破产，在法律层面上追究资本家的债务责任就是不可能的。破产保护的意思是保护股东的个人资产，而不是保护债权人和客户。

第二，一个公司可能表面上做的是某种生意，而实际上它不是靠这个生意赚钱。它甚至可以不生产产品，或者在生产产品之前，就可以获得收入。一个房地产商只要圈地、立项后，就可以靠卖楼花赚得数百亿的收入。而赚得这些钱之后，它并不是去好好盖房子，而是挥霍购房款，复制原有的模式，继续廉价地获得数百亿、数千亿的收入。一个房地产商如果是从事生产，那也只是不得干的辛苦事。而在从事生产时，它可能不会动用自己的资金，而是要求供给商、建筑商垫资。这样，这个房地产商就是拿别人的钱在赚自己的钱了。在获得第一桶金之后，资本就变得长袖善舞了。有的是逐步扩张到其它领域，有的则盲目扩张、盲目追风，盲目转型，以至于超出自己的控制。它可以使得一个企业的经营范围包括基因检测、房地产、谷物种植、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食用农产品初加工等业务。毕竟，不同领域需要不同的人才。资本家根本无力管理众多的产业。它们用PPT描绘的企业的远大图景不过是他们赚钱的工具。因为他们的理念是先赚钱，再卖货。他们心里根本就没有业主、没有客户、没有产品、没有供应商。他们可能没有市场经济的哪怕一丁点儿道德。当公司岌岌可危时，高管最早清仓了自己的股票；公司负债累累，却坚持高分红把现金装进大股东的腰包。这甚至是比庞氏骗局还大的诈骗。庞氏骗局更容易受到政府监管，不容易吸收到数百亿的资金。

一般而言，为了迅速扩张，可能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持。因此，可以看到，一些实体企业对获得银行股份趋之若鹜。它们为了获得对银行的支配权，并不需要控制银行的全部股权，甚至也不需要绝对控股，而只要相对控股就可以了。而有时，企业的扩张并不依赖重资产投资，因此，它可以不需要银行，而只需要有相关的资质。它可能有几十家家子公司，几十家实验室，“据点”遍及全国，而把总部放在税收最为低廉的位置。不是有了需求市场才做的供应链，而是先有了供应链，再挖空心思地创造个市场出来。它可以收买政府部门，获得市场准入；收买相关企业或者干脆自己注册企业，通过陪标、围标来获得政府公开招标、公示流程的项目[43]。有的政府官员甚至为一个公司量身定做一个项目选择标准，如注册金额、从业年限、资质，将公开招标变成定向标，即实际上只能有一家公司投标，从而也只有它中标。而政府的这种项目可能高达数亿甚至数百亿。为了赚钱的公司是不惮于造假的。即使造假，也难以被追责，因为它们已经找到庇护伞了。

第三，非生产性的服务业畸形发展。金融本身就是少数人发财致富的窍门。许多人以为自己也可以凭借金融赚钱，实际上不过是为那些提供金融产品的人提供财富。由于有了金融市场（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之外找到了一个新的更快的生财之道。

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催生了律师职业。莎士比亚已经描述了律师的存在。马克思本人出身于犹太律师家族。资本主义条件下金融市场的存在和发展逐步推动了会计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律师事务所也加入到了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股份公司的服务之中。假如众多的企业不上市，或者政府不允许商品交易所、证券交易所存在，则会计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就会失去许多业务。这种服务业无论表现出多大的专业性，其存在的价值是可疑的。专业性只是它们接触业务的敲门砖，而不是道德水平的衡量器。它们很可能在小客户上表现出专业性和职业道德。但为了得到巨额服务费，它们很难拒绝垄断性企业的业务，因此也很难拒绝垄断性企业所要求的审计结论、信用评级、法律意见。会计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律师事务所不过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机构，它们要么为资本家背书，支持其获利，要么为资本家辩护，减少其损失。这对于交易双方都是心知肚明的。它们可以年年为垄断性企业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而这些垄断性企业可能是虚构交易、粉饰财报、资不抵债。据报导，中国暴雷的一些房地产企业清一色地是国外设在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这些企业和服务业无论坑了多少银行、多少供应商、多少债权人、多少中小股东、多少购房者，又给多少地方政府埋下了社会矛盾的地雷，由于它们独特的企业制度设计，相关责任人也很难被追求责任。他们可以保全在不道德交易中获得的财富。因此，出现了严重的企业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称。

在西方，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信息技术革命。与传统的制造业不同，信息产业生产的边际成本接近于0，但有时可能需要前期支付高额的固定成本。这时，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信息产品的定价如何？而这时，出现于17世纪的知识产权概念就派上用场了。196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签订。这个公约为信息产品生产企业借助专利等知识产权索要一个高价格提供了合法性。而知识产权律师成为了一种炙手可热的行业。

第四，资本只把股份公司作为自己造富的工具，其最核心的意图是自己致富和在致富之后保全资产。股份公司给了资本以种种个人致富的机制。比较传统的资本家借助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就可以在众多行业中布局，打造集团公司盈利。而一些野心勃勃的资本家，则更倾向于寻找更加快速致富的法门。对他们而言，足球、女人、明星等等都可以成为赚钱的工具。操纵的杠杆就是金钱。比如，电影公司投资三亿制作的电影，为了保证票房，支付男主角或女主角的费用就可以达到一亿。由于交易价格畸高，电影产业、艺术品市场甚至成为洗钱的工具。在中国，借债成为了一些房地产商、航空公司的扩张模式。只要有一笔不大的初始资金，买入一些资产（如土地、飞机），再把这些资产拿到银行抵押，再去购入资产，再去抵押，再购入资产，一个公司就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做成一个商业帝国。对这样的公司来说，其运转的核心是银企关系，而不是管理。有的资本家为了转移自己的财产到海外，还以内保外贷的方式以高息在海外借了大量美元[44]。因此，各路高管根本不会有企业长期经营的打算。在公司看似还正常运营时，他们就以各种手段，如巨额股份分红，从公司账上、从公司股票的交易上套取金钱，而在公司出现重大风险后迅速套现、离职跑路，因为产品不能交付，企业亏损，到期债务不能兑付，资产缩水以至于资不抵债的局面已经不可收拾。而公司实控人通过假离婚，把资产转移给丈夫或者妻子，视其为“独立于本公司及其关联人士的第三方”，从而达到保全资产、躲避债务的目的，再来一个家族信托，锁定到达个人名下的资金，使他们的子女世代可以享受红利。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使得资本的所有者就通过负债公司化实现成本社会化，收益私有化，风险全民化！员工、消费者及家人、亲属、其它企业、银行、金融机构受到怎样的波及，在所不惜。

四、资本主义的历史性

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是由资本的社会化本质所决定的[45]。既然资本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当这些条件不存在时，资本就不存在了。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取消利息、地租、卡住原材料供应、限制雇工规模、平抑市场价格、限制乃至取消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等等，都会对资本造成毁灭性打击。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这样做的。因此，资本主义不是从来就有，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

第一，虽然马克思总结出了人类社会的五形态理论，西欧有发生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但这不是说，对于所有国家，资本主义都具有必然性。有了资本主义萌芽，有了原始资本积累，还不足以形成资本主义。而如1917年的俄国和1949年的中国以及其它国家，由于各种条件的具备，特别是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一个由马克思主义指导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已经可以不用经历资本主义社会了。而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的不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向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展现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前途：任何国家的人民都完全可以在公有制企业中来为自己和国家创造价值，而不为资本家创造价值。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就可能不像封建社会那样，在人类历史上存在数千年时间，而是仅仅存在数百年时间。

第二，资本主义虽然能够创造比封建社会、奴隶社会更高的生产力，因此相对它们具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的优越性，但发展生产力并不是资本的本意，因此不可能是发展生产力的最优方法。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机制，马克思总结道，“由于劳动是雇佣劳动，劳动目的直接就是货币，所以一般财富就成为劳动的目的和对象。作为目的的货币在这里成了普遍勤劳的手段。生产一般财富，就是为了占有一般财富的代表。这样，真正的财富的源泉就打开了”[46]。所谓真正的财富的源泉被打开，是指类似“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情况[47]。马克思指出，对资本所有者来说，“资本最有利的使用，就是在同样可靠的条件下给他带来最大利润的使用。这种使用对社会来说并不总是最有利的”[48]。“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和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资本本身，如果正确地来理解，只有当生产力需要外部的刺激而这种刺激同时又是对生产力的控制的时候，才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条件”[49]。马克思正确地强调，“绝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50]。资本的目的是为了追逐剩余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只是为了追逐剩余价值，不得不生产出使用价值。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剩余价值不能凭空获得，而必须借助一种媒介，这种媒介就是包含一定劳动时间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本身不是资本的目的，只是手段，只是撬动消费者口袋的杠杆。因此，资本主义不可能是发展生产力的最优方法。它不但不是发展生产力的最优方法，而且既然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具有不顾一切现实限制而盲目发展的冲动，生产过剩的危机就会像暴风雨般地突然降临，普遍的价值增殖就会一变而成为普遍的价值丧失。而且，当资本家积累资本起来，成为了能够呼风唤雨的垄断资本，他的继承人就不大愿意从事使用价值的生产了，而是更愿意从纯粹的交易中获利了。从交易中获利是比从生产中获利更快更好的方法。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真正以发展经济为己任，就必须排除资本主义。

第三，资本主义自身会产生极强的经济发展的制动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当然是限制经济发展的一种制动力。在资本主义正常运转时，经济发展的制动力依然强大。从劳动力这种资本要素的使用看，“资本主义生产……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的正常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死亡。它靠缩短工人的寿命，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51]。“资本主义生产比其他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更浪费人和活动，它不仅浪费人的血和肉，而且浪费人的智慧和神经”[52]。从对劳动力的用与不用的决策看，由于不变资本的价值从而价格有下降的趋势，而可变资本即劳动力的价值从而价格有上涨的趋势，因此，资本主义有一种用机器替代劳动，从而使得大量劳动力闲置下来，甚至永久闲置下来的趋势。资本主义不仅有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冲突，还有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冲突，这包括同一行业中的生产资本之间的冲突，金融资本的冲突，生产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冲突。因为每一种资本都试图获得控制权。从资本与国家的关系看，资本家虽然努力构建适合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但资本家没有祖国。西欧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在相当程度上都是来自国外，对外殖民就是把劳动力转移到国外，在20世纪初的资本输出也是把产能向国外转移。在新自由主义开始盛行后的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转移其落后产能，在其它国家进行大量直接投资，甚至还把低附加值的一些生产活动外包给其它国家，这就加剧了本国劳动力生活的困难，同时也造成了本国生产性活动的衰落，等等。就此，马克思总结道，“资本的限制就在于：这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生产力，一般财富，知识等等的创造，表现为从事劳动的个人本身的异化；他不是把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财富和自己贫困的条件”[53]。资本对于发展生产力的限制如此之大，以至于马克思感叹道，“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在怎么样程度上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资本在怎样程度具有限制生产力的趋势”[54]。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ITIF）曾分析1995年至2018年期间的全球产业集中度，对七个先进行业中的四个行业表现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美国的表现一直很弱，而且在退步。从计算机、电子产品到汽车的各个行业，无论是绝对市场份额方面，还是相对于全球平均产业集中水平方面，美国都在节节败退。这一时期的大赢家是中国，它获得惊人的增长——从1995年占全球先进工业产出的不到4%增长到2018年的21.5%[55]。

第四，资本主义遭遇剧烈的社会反抗。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实现了人类的一次大解放，它破坏了封建贵族和地主阶级对人的统治，使许多人过上了在封建条件下不可能过上的生活，使普通人在某些方面的享受连封建帝王都没有享受过。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得以维系的一种重要力量。然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会越来越支配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说，“这一规律（指剩余价值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56]。“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57]。如果说，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曾经使得一些人认为，资本主义带来了人民生活的普遍改善，那么，这种发展同时也造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说，“资本主义社会扩大居民对联盟、联合的需要，并使这些联合具有一种与以前的各种联合不同的特殊性质。资本主义破坏中世纪社会狭隘的、地方的、等级的联盟，造成剧烈的竞争，同时使整个社会分裂为几个在生产中占着不同地位的人们的大集团，大大促进了每个这样的集团内部的联合”[58]。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某些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另外一些国家的联合。两次世界大战说明，资本主义已经无法控制它们的生产力了，只能通过战争来毁灭现有的过剩的生产力。

二战后，原来联合起来的美苏开始分裂了。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的发展一度使欧美的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大量左转了。二战还催生了一大批民族国家的兴起，这些国家有着发展经济的强烈欲望。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这些国家开始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具有突破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垄断的能量了。在这期间，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也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了，虽然劳动阶级的生活条件改善了，但劳动阶级的实际工资根本没有增长，劳动阶级根本没有必要的储蓄。劳动阶级不仅在实际收入上没有增长，而且一直面临强大的工作压力和竞争压力。资本主义发展不得不推动教育和科学的发展，这也导致知识分子反对资本主义。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资本主义不仅无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更无法保障人民的利益。生产力和商品的堆积对于广大的工人阶级特别是那些失业者和不算作劳动力的人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产品在滞销时，会降价出售，但一般降价幅度有个限制，实在卖不出去的，在许多情况下，宁可毁掉，也决不低于价值的某个比例出售。因为仓储需要成本，过低的价格出售甚至连这种仓储成本也无法抵消，而且会减少未来的市场。面对这种局面，人民被迫以占领华尔街、“零元购”做出反应。这种自发的反应必然演化为工人阶级的觉醒。经过1980年后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的洗礼，现在，就连资本主义国家的著名学者和政治家们都看到了资本主义不可持续了。人们越来越体味到马克思“资本成为人世间一切匮乏和穷困、愚昧和罪恶的真正根源”的见解精辟了[59]。现在，一个新产业在短短十几年、几十年中就可以达到饱和。随着如中国等新兴国家生产、技术的发展和科技产业化的加速，使得资本主义面临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平均利润率规律越来越快地起作用。美国的衰落早在尼克松访华时就已经显露出来了。现在，西方资产阶级看起来是很难存在下去了。现在，就连西方统治者都认为，资本主义日益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了。不推翻资本主义，这个世界就不可能变好越来越成为共识了。今天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的传播已经有了比20世纪上半叶更好的条件。这种条件是不可克服的。

由于这种制动力的产生，以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会产生那样的制动力[60]，资本主义就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潜力上被社会主义同时严格占优了。因此，在总体上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产力水平并不值得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在总体上，用社会主义的办法解决中国一切主要的问题应该是一个基本思路。社会主义需要探索出自己的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财富创造之路和财富保有之路，特别是要建立识别战略性科技和产业，提升自己的科学技术水平，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古巴社会主义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存活并发展起来，就是对这种观点的证明。

五、结 论

虽然资本的逐利本性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英国的资本主义而奠定的[61]，但它们依然适合描述20世纪、21世纪的中国。既然中国的资本也受到或强或弱的自负盈亏的约束，就必然要增殖，就必然具有逐利的本性。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验已经证明，私人资本的逐利本性还是在起作用。既然中国的资本也不是运转在真空中，就必然具有社会化的本质。因此，尽管中国的资本可能在某些方面具有与西方资本不同的性质，如总体上还较弱，还没有取得西方资本那样的支配政治的地位，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有许多是有社会主义情怀和家国情怀的，尽管中国还需要资本存在，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的理论还是提供了一个基本适用于中国的基准理论。无论中国民营经济今天已经发展到何种地步，都不应该过度肯定资本，不应该否定对资本施加限制的必要性。因为，无论资本的企业形式如何发展，是完全竞争还是垄断，是合伙制垄断还是股份公司垄断，是私人垄断，还是国有垄断、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合资垄断、借助国家资源营利的私人垄断，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无论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无论它如何关心就业，无论它怎样要素化、要素的资本化，也就是，无论资本建立怎样的国内国际统治，资本主义都无法挽救自己，因为资本主义在发展的同时，不断地在产生着对自己的否定。如果中国过度肯定资本，无异于让逐利动机过度支配全社会。这将会让中国发展出现不必要的曲折。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2页。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9页。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0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26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30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7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3页。
[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74页。
[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75页。
[1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7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49页。
[1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74-175页。
[13]托·约·登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35-36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9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1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9页。
[18]当前的世界有许多复杂性。美国经济的空心化意味着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是在通过非生产性活动（发行货币、专利、交易操纵、暴力攫取等）赚钱。但这种生活方式是无法持续的。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51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2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7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3页。
[24]The World Bank,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2030 :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 p.110: “The share of SOEs in industrial output would decline from the current 27% in 2010 to around 10% in 2030”.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3页。
[26]维尔纳·桑巴特：《战争与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5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43页。
[29]《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23页。
[30]《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00页。
[31]《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31页。
[32]《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25-926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2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3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33页。
[36]《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51页。
[37]《列宁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64页。
[38]《列宁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2-163页。
[39]查尔斯A.科勒曼、G.C.塞尔登：《货币战争的幕后策划者》，龚艺蕾、郎爽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第203页。
[40]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32页。
[41]股份制改造有几种模式：一是职工持股。这在国企中是少数。华为是职工持股。二是国家持股。三是通过MBO、私人注资等实现的私人（非职工）持股。股份公司又分为国家唯一股东、国家控股、私人控股、私人独资等形式。参见聂德宗：《职工持股与我国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政法论坛》1999年第2期。林金忠、安增军：《国企产权改革中的职工持股问题——兼评“全民股份所有制”》，《学术交流》2000年第6期。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8页。
[43]在投标时，如果n家投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都是同一个人，那么，除中标公司之外的其它n-1家公司都是围标。如果这n-1家公司是其他人控制的，但实际上对投标并不真正感兴趣，只是为了把其它的竞争者赶走，这叫陪标。
[44]这种方式是企业把自己在国内的资产抵押给中国的银行，然后中国的银行基于这种抵押物向该企业的海外借款提供担保。海外的银行收到中国的银行的担保后向这家企业放款，把美元打入该企业的海外账户。有时，这种抵押的资产的价值甚至归属权都是不确定的。
[45]关于资本的社会化本质，参见王今朝、欧阳庆：《解构资本：资本的社会化本质》，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论文，2023年。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74页。
[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页。
[4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3页。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9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74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94-295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0页。
[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5-36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10页。
[55]罗伯特·阿特金森：《美国光提升竞争力不够，还需要“放慢中国18条”》，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9页。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31-832页。
[58]《列宁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51-552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25页。
[60]真正阻碍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是试图让社会主义补资本主义课的谬论，是认为资产阶级先进的谬论，是认为社会主义是早产儿，无法跳出卡夫丁峡谷的谬论。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看，弱者打败强者是通例而不是特例。
[61]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序言，第8页。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写作得到了江汉大学汪可欣老师和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生王子豪的帮助。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