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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艺术本质的深化性思考(二)
介 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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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后精神活动也有它自身的必要条件和前提,其中审美心理在活动中显得尤为突出。艺术后精神活动之所以能顺利进行,是与艺术欣赏特别具有的心理空间分不开的。艺术欣赏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无论是对文本的阅读,还是听觉、视觉的艺术享受,或是对综合艺术的观赏,欣赏主体总是被置身于一个完全独立的屏蔽现实的精神环境之中,这样,主体才能自由自在地随心所欲地与作品再塑的一颗心灵互相交流,以便达到精神的交融。而艺术欣赏提供的心理空间,正好与人们的心理要求相吻合。长期以来的社会经验,使人们形成一种心理习惯,真实思想感情的表达,严格区分时间、场合和人际关系,不到必要的时候不会吐露真情。自抑的精神,从公开的社会到自己的团体,再到自己家庭,最后到自己个人,释放的自由度渐次增大,直至完全纵逸不禁;从世人到朋友,再到亲人,最后到个人自己,交流的自由度同样渐次增大,直至完全畅达无阻。尤其是严重负面引起的精神反应,因损害者一定是社会强势,甚至是操有杀生之权的权贵,一般的受害者不到绝望境地,是不会向社会直诉苦衷的。因此,平时只能把真实的思想情感隐藏在心里,偶或与亲朋谈论一二,其余便是自己与自己在心中无休地对话。损害者一般讲来也不是真不知廉耻,而是贪婪压倒并掩盖了廉耻,因此,他们总是以昧着良心的无采的精神状态出现在世人面前。正是艺术心理空间和社会一般人的心理习惯如此吻合,艺术后精神活动才形成了广纳受众且受众一律等距的特性。事实确也如此,艺术欣赏不分性别、年龄、身份,也不管在现实世界里是受害者还是损害者,甚至是被法律判定的罪犯,同样可以正常进行艺术欣赏。这与宗教信仰相类似,只要是宗教信徒,都可以祈祷于教堂或礼拜寺,都可修行于道观,或皈依佛门。这样的精神活动的心理特征,为艺术欣赏大开方便之门,赏析者面对明知隔离现实却充满真实而庄严的精神力量的虚拟世界,自然会毫无挂碍地与它屈膝谈心,坦然倾吐积怨和诉求,或者向它验证是非、曲直、真伪、善恶,或者被唤醒沉睡的理想,猛然激起改变世界同时改变自己的信心和勇气。只有这样充分的心灵交流,才能实现欣赏主体意识和客体意识的印合,而这种精神活动的深入是欣赏主体最终获得悟性转化的必然过程。
艺术后精神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另一前提,是艺术引起“快 感”的功能。它同样属于审美心理范畴。审美娱乐虽然不属于艺术功能中的根本性职能,然而却是天然的第一职能,其精神内质即诸多经典美学家所强调的“快 感”。而这种快感是进一步体现根本职能作用不可或缺的,因为没有它就谈不到艺术欣赏,没有欣赏,艺术不进入后精神活动阶段,艺术的精神力量又将如何发挥?艺术实践证明,艺术具有的审美娱乐,对人类而言是一种特殊意义的精神诱导,在欣赏中能产生一种先声夺人的效果。正是因为这种欣赏要素的存在,才使人们自觉不觉地随时置身于文化生活中的艺术欣赏空间;反过来说,没有这种艺术快感的吸引和满足,恐怕人们都止步于艺术殿堂门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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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后精神活动的内容,包括艺术美的欣赏和艺术精神的感染两个方面,艺术形式美唤起的是欣赏者的感性美感,而深刻、真切的精神内含唤起的则是欣赏者的理性美感。
艺术欣赏由心理层面上升为理性层面,艺术后精神活动也随之发生质的变化。此时,欣赏主体与客体既已结为有机整体,彼此精神沟通的渠道既已畅通,欣赏客体即艺术作品中隐含的精神因素就会脱然而出,进而占据欣赏主体的心灵,并在那封闭的审美环境里发生共鸣、反思,最后将艺术性超然理念转化为欣赏者的自觉感悟。
至此,我们才能充分领略艺术综合性能的神奇展现。艺术借助后精神活动方式,借助欣赏特有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竟把自己的诱惑力、感染力、感化力发挥得如此完美,如此淋漓尽致,不能不让人感到它的神秘和玄妙。然而审美经验却对此毫不怀疑,认为理想世界里实现悟性功效的巨大精神力量,不亚于现实世界里天崩地裂、山呼海啸瞬时释放的能量。
这恰恰是人类理性成熟的表现,认识经验积厚的结果。当你游历印度星罗棋布的宗教圣迹之后,那里毗连天涯的崇严壮美的石结构庙宇——“神的车子”,和着弥满人间的阵阵香气,很长时间里都会在你精神印象里挥之不去;当你欣赏梵高的以心灵体验绘制成的神秘力量组合的《星空》时,视觉一触,在你灵魂深处就会引起难以抑制的震撼——众星在飞奔,宇宙在旋转,你会从心里发出追问:难道我们人真的缺少这种力量吗?真正的音乐和真诚的欣赏者之间发生的作用也如此。当你突然听到帕瓦罗蒂的成名作《西米尼亚人》或者他在家乡即兴引吭高唱的拿波里民歌时,你会悉心领会到音乐(声音)的无与伦比的天然魅力,此时的心就会顿时撇开世事的纷扰而归于另一个世界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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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后精神活动是艺术价值得以充分体现的根本环节,因而历代美学家 都对此非常重视,有的研究者,如近代美学家康士坦茨学派创始人之一的姚斯(Hans Robert Jauss,1921— )甚至认为“接受意识”(即我们所讲的艺术后精神活动)比“创造意识”(即艺术前精神活动)更重要,首次把欣赏主体的“接受意识”提高到压倒一切的地步。近代西方出现的“接受美学”,集中围绕文学(艺术)欣赏问题进行研究,打破了以往“符号学”、“结构学”、“阐释学”等各种美学流派的学术观念,或在某些方面做出必要的补充。接受美学强调作品欣赏的“接受性”和作品作用的“沟通性”,进一步充实了文艺的社会性含义,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接受美学派别纷呈,流变繁杂,在欣赏主体和作品客体的美学分析上显得支离散乱,而在相互作用的特殊性认识上又混淆不清。我们认为,艺术欣赏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如创作过程中的精神活动一样,别的情形是无以比拟的,用自然科学中的物理阴阳电极或数学原理来说明,更是徒劳的。至于谈到艺术欣赏必然联系到的艺术价值问题,也要明确艺术作品一旦形成,它就把同时产生的艺术价值隐含其中了,也就是说,艺术作品的价值是作品本身业已存在的,不是欣赏过程中产生的,更不是由欣赏者产生的。欣赏不是创造艺术价值,而是体现艺术价值。在艺术欣赏或艺术审美时,欣赏主体因受不同条件的影响,可能对艺术作品价值的理解和评价有所差异,但如前所说,艺术的真实性内含是多重性的,对作品的不同价值的理解,其本源还在艺术客体。由此我们还应理解艺术价值具有的深刻意义,即艺术是理想性的终极价值和现实性的历史(过程)价值的统一,而且,这种艺术的特殊价值无论在艺术的前精神活动过程中,还是到艺术的后精神活动阶段,都是与社会发展和人类的精神完善一脉相通的。这也说明,艺术欣赏同样与艺术的本质要求相一致。
三、艺术终极价值来源于人类的精神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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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谈到艺术价值时,对艺术实践深有体会的文艺家们都会不加思索地脱口而说:艺术是“无用之大用”。
何谓“无用”?“无用”只是说艺术在社会现实层面上是无功利的。这与艺术没有直接作用于现实的功能相一致。何谓“大用”?“大用”是指艺术与社会发展同质共进,是一种于人类进步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它直接联系到人类的精神完善,这样的社会功用又何其重大!由此,也显现出艺术特有的根本性功能。
艺术这种超逸现实功利而功在千秋的特殊价值,正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艺术“终极价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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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终极价值直接关乎人类的人性复元。换言之,艺术的存在和发展从根本上讲始终与重塑人性相关。关于这一既是社会也是艺术的核心问题,许多善于沉思的哲学家、艺术理论家都谈过自己的意见,还使用了自己独创的有关概念和用语。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以这一根本性问题入手研究经济学和哲学的经典名著。他从中指出,“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⑥西方美学思想的发展,东方我国艺术精神内含的演进,都是围绕显示精神完善程度的人性复元为主线展开的。下面仅以西方美学思想实例说明。“崇高”是古典美学的宗旨。自古罗马时期朗吉弩斯的《论崇高》问世以来,很长时期人们把崇高美看作是一切伟大艺术作品的最高审美理想。崇高的思想内含即人的自觉,人的尊严。18世纪的美国美学家爱·博克(Edmund Burke,1729—1797),分析美学崇高的根源时揭示了它与人性直接的关系,他说,崇高来源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它是由个体生存受到象征性威胁时所唤起的,因而它所产生的快感不是直接的,而是在威胁消除之后由痛感转化而来的。浪漫主义以极大的热情推动着人性的复元。艺术至此的新开之风即解放精神,拥抱自由,尽可能展现人的活性。在注重人的想象力和异样情怀的同时,特别把个人情感放到了前所未有的位置,而且往往与景象宏大的自然融合在一起。这确实是一个以艺术形式张扬人性的典型时期。现实主义美学思想的精神内核同样与人性复元的艺术宗旨相关联。在艺术上形成的批判现实主义的风格,一边揭露现实生活中的丑恶和黑暗,一边以艺术手段重塑人们的灵魂,尽力把理想的“人的本质”填充到人性异化的空虚中。可以看出,现实主义对艺术的本来意义的认识又较前深化了一步,所以,这一时期艺术界曾流行一种艺术的本质就是表现人,“文学是人学”的文艺思想。20世纪先后出现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虽然在艺术形态的内在与外表都突出地表现出极大的奇异变化,但就总体而言,其精神本质依然没有脱离艺术本质功能所要求的检验人性现状和塑造新质人性的方向。艺术对人性复元的追求永远不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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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终极价值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超逸性。艺术终极价值的超逸性源于艺术本身的理想性。艺术理想是艺术由有限到达无限的桥梁,精神超越时的唯一的真实的凭借,没有艺术理想,艺术的现实意义就不可能进而得到超越现实的升华。只有懂得艺术理想性原理,才能领会艺术的实质是形象化了的关于人类精神反应的辩证理念。因此,在终极价值观看来,艺术既是现在,又是过去和未来,既是现实,又是经验和理想,它的精神内含是无条件的,或者说是多条件模糊状态的,它写的或表现的是现实,但它已探入未来,它写的或表现的是理想,但它并未脱离现实,所以,艺术的真实性只能归结为现实与理想的统一, 有限与无限的统一。
对于艺术的超逸性,英国美学家、文艺批评家贝尔(Clive Bell,1881—1966)有其精湛的见解。他在《艺术》一书中论述到,一切视觉艺术品都以“有意味的形式”为其共同的本质和生命。“所谓‘有意味的形式’就是我们可以得到某种对‘终极实在’之感受的形式。”当我们把审美对象本身看作目的,而不是达到任何目的手段的时候,我们所获得的审美感受即对于某种“终极实在”的感受,这种“终极实在”就是由形式表现出来的“意味”。他进而阐明,“终极实在”是无法用经验证明的,由此可知,艺术与宗教一样,都有着一定的超验追求。所不同的是,艺术的超验追求不是通过抽象的信仰,而是通过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⑦。贝尔在这里是针对造型艺术的“超验追求”论说的,但这一美学思想具有一般性的艺术理论意义,对正确理解艺术功能的超逸性,与此相联的艺术价值和艺术理想性,于我们均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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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终极价值的唯一标准是真、善、美。与一般审美要求不同,终级价值是艺术的极限,对审美的要求也最高,只有从自然美、社会现实美提炼出的美的结晶——真、善、美,才可衡量它的价值。终极价值和真、善、美是人类审美最理想的配伍。真、善、美与终极价值相依,实现了它的真实存在;终极价值得到真、善、美的装点,艺术标的才显得光华无限,人们无论站立何处,何时而望,都会灿然入目。在这里,人们才会感悟艺术精神的无限。“真”即纯粹,“善”即圆满,“美”即和谐。三者皆备,表示事物在内质、容量、形体诸方面都臻于完善。对于人,要达到这样的精神境界,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现实中的人总要受到客观、主观两重复杂条件的制约和限制。然而,作为社会主体的人,要完善现实世界,首先需要完善自己。在这种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终极价值把审美的最高理想置于人们普遍参与的艺术精神活动中。
我们借此强调,审美理想的真、善、美,虽然属于精神世界里的一种至善至美的观念,但它决不是与现实无关的纯粹精神构筑的空中楼阁。真、善、美不凭幻想而来,更不是空想的臆造,这种精神极致的产生仍与客观实际密切相联,若将它还原,我们便会看到,它其中便是人类真切的生命欲望,公正而合理的利益要求,还有高尚而美好的心灵向往。明确这点有助于正确把握艺术终极价值的审美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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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真诚创造艺术的艺术家来说,终极价值是他们坚定不移的艺术信仰。他们深知精神超越的意义,深信精神超越是艺术的根本之道。他们总是在时代的感召下,描绘出美好的明天,提示着理想变为现实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罗曼·罗兰说过,伟大作家的创作总有两股激流,一股与他们和时代命运相汇合,另一股超越了那个时代,是一种蕴含深远的厚望。后者所指,即艺术家的艺术行为不能止于现实,而应该有理想的追求,有向艺术终极标的迈进的超拔。
伟大的艺术家之所以伟大,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他以娴熟的独特的技巧把精神超越天衣无缝地注入丰满的形象之中。其作品感动读者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写实”,而在于精神主线的穿越,不管读者在艺术欣赏时知晓不知晓,理解不理解,实际上,在感动之后进而开启他们悟性的,也不是别的,只是艺术提示的人生方向和历史必然。人言皆赞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一般的评论都称誉他的现实主义的大家风范,这当然也是应肯定的。但是他笔下的红楼巨著丝毫不显有些现实主义大作的“写实”短视,它从头至尾都明白无误地点明这部小说从“温柔富贵之乡”到“太虚幻境”故乡的转换。这说明他对现实看得透,理解得深,完完全全尝到了“其中味”。其精神体验的最后结论,不是对世俗经验的肯定,而是掉头转身,神态自若走向为他发现的更高存在。这是《红楼梦》的终极价值所在。
音乐是最接近自然本源的艺术,音乐家对精神超越的追求就显得尤为突出。在这方面,西方音乐史上的两个同时代的作曲家兼钢琴演奏家李斯特和肖邦,他们的精神超越形式值得一提。他们的创作倾向于“诗化”。这当然与他们所处的浪漫主义时期有关,甚至与钢琴这一乐器最善于表现内心世界也有关,但最主要的是,还是由他们相似的创作特性使作品产生了诗一般的激情和想象,从而实现了音乐对叙述的彻底解构。李斯特在魏玛期间,拥有一支由他支配的乐队和一座剧院,专门进行这类音乐的试验,名之为“交响诗”。他在这里创作的12首交响诗都是大规模的管弦乐作品,极具浪漫主义色彩,主题唤起的是奔放的情感和遥远的意象。肖邦的作品全部是钢琴曲,他的那些旋律优美,以半音和谐著称的作品,最大的新奇之处即寓意深远,精神飘逸。他在巴黎期间创作的圆舞曲、谐谑曲、奏鸣曲等充分表现了这一风格,因此,他被人们称为“钢琴诗人”。
法国雕塑大师罗丹(Auguste Rodin,1840—1917),在他的《罗丹艺术论》中有一段与葛赛尔(本书的采访记录者)的对话,对我们理解艺术家对终极价值的信仰也有帮助。葛赛尔被感悟地说:“多亏艺术品不列入有用事物中,就是说不列入那些使我们可以吃,可以穿,可以住,一句话,能够满足我们肉体需要的事物中;因为,正相反,这些艺术品把我们从日常生活的束缚中救拔出来,而且为我们打开梦与冥想的迷人的世界。”罗丹对此进一步解释道:“对于所谓有用无用,一般人都弄不清楚”,“既然是艺术启示我们,帮助我们来享受这样的快乐,谁能否认艺术为我们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呢!但这不仅是精神愉快的问题,还有比这更重要的。艺术向人们揭示人类之所以存在的问题,它指出人生的意义,使我们明白自己的命运和应该走的方向。”⑧从中可以看出,罗丹对艺术“更重要”的终极价值的认识是何等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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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终极价值原理揭示了艺术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意义,让我们从具体的、司空见惯的艺术活动,艺术形式中,看到了人类命运的宏大叙事,人在人间舞台上自编自演的全本的悲喜剧。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有艺术这种专注于人类精神演化,又善于形象创造的意识形态,才能充当此任。艺术正是这样默默无闻、年复一年地实现它的自知崇高而不为外界理会的重大历史使命。在此过程中,艺术的伟大目标越来越鲜明,艺术以它特有的、热情积极的、贴近人情的方式让人性复元,精神解放,使人们自觉进入自由而尽情的创造境地,让博大的人间之爱变为社会的自然,成为社会的完美的现实,让人从此岸不断超越,向理想的存在——神圣的彼岸无限靠近,让人寰的纵横交错的道路最后归一,通向无限的终点。所有这些表征人类精神完善的意识境界, 构成了艺术理想的全部内容,也是艺术终极价值产生的唯一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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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精神完善引入艺术与现实间接联系的社会层面中,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艺术对现实的特殊反馈中,艺术终极价值的意义就更加深刻。启迪觉悟是精神完善的根本要求,也是艺术家苦心孤诣创作的意向指归。艺术作用间接进入现实,将已被启迪的觉悟转化为一种于社会发展有特殊意义的正面力量,这就为社会现实的完善增添了理想的永恒性因素。社会系统的整体性,要求现实完善和精神完善必须相济为功, 没有现实完善,不可能有精神完善,同样的,没有精神完善,人类也不可能有现实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讲,为社会现实完善做出贡献的,人们称之为英勇的战士,功勋显赫的英雄,名垂史册的人物;同样的,为完善人类精神卓有成效的诗人、作家和其他艺术家,也是英勇的战士,功勋显赫的英雄,名垂史册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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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赋予艺术的伟大使命当然是无上光荣的,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实现这一使命也是十分艰巨的。这种艺术职能的特性反映在艺术的终极价值上,遂使终极价值显现出本价无比珍贵而代价极其沉重的双重性。
艺术终极价值的沉重感,从根本上讲是由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决定的。如前所说,社会的正面和负面总是相对而存在,共同构成一个社会整体。文明并非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志。真正实现社会发展的,是文明对于文明负面效应的不断消除,即社会正面力量克服社会负面力量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是无限的,是与社会发展的长期性联结在一起的。时至今天,人类已经走过的道路不谓不长,人类的文明也重重复复不知出现过多少次了,我们所见到的物质方面的完善也可以用“翻天覆地”一词来形容了,然而,考察精神方面的完善程度,不能说没有改观和进步,但精神深层的变化却不容乐观。关于这点作为社会人应当能亲身感受到。不仅如此。今天的社会正面力量与负面力量的对立情势,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尚处于上升阶段,负面力量往往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这也是作为社会人有目共睹的。
艺术终极价值的沉重感,与艺术自身发展的特殊过程也有关系。每个思想更新的时代,艺术都要应时找到恰好能满足精神要求的表现形式。在艺术发展的前、中期(仅以现在向前推计而言),由于有充足的余地可以选择艺术创新的整体形式,因而实现主客观的统一和内容形式的契合,使新艺术定型于一个时代,相比较就容易些。越到后期,过去的不同的艺术整体形式已占据越来越多的艺术空间,艺术整体形式的重新选择,新型艺术的定型,就会显得捉襟见肘而穷于应付。而且,艺术整体形式的统一也越来越少,定型后的持续时间也越来越短。这是艺术形式创造方面的渐进性艰难。在艺术内在精神的开掘和拓展方面同样会出现渐进性艰难。艺术有一条新旧理想更迭规律。 我国艺术的低谷嬗变效应,西方艺术的思潮推进效应,都是无情的社会现实负面打破原来的理想,艺术再以新的理想来表达人们的精神诉求的规律性表现。人类艺术史上所谓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等就是这个过程遗留的点点轨迹。要知道,每次的理想都是建立在对以往理想失望的基础之上的,如此循环往复,后来的艺术家们就容易对现实产生一种渺茫感和悲观情绪,而且在艺术前进之路上变得举步维艰。
艺术终极价值的沉重感是一个客观存在,在艺术理论上不可回避。但指出它的存在旨在说明艺术这种精神力量的难能可贵,而不是要把艺术引向消极无为。艺术完善人类精神的艰巨性和实现艺术理想的欣慰感,原本就是艺术终极价值的应有之义。如果不是全面而准确地认识艺术的终极价值内涵,而是偏面地只感受它的艰巨性,而且把艰巨性绝对地理解为不可克服不能逾越的障碍,就必然会产生悲观失望,甚而由悲观失望陷入绝望。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在艺术本质问题上出现“反本质论”,其思想根源正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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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艺术的未来是久远的,也是光明的。艺术既已存在,说明它是一种客观的社会性缔造;仍在发展,说明它也是一个客观的社会性过程。我们相信,在今后的历史进程中,每到一个新时代,艺术都会有新的变化,新的发展,但它的精神反应的本质特性和完善精神的根本功能绝不会改变,因为它尚未到达理想的极限。
〔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254页及 第703页。
② 《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9页。
③ 同上,第152—153。
④ 同上,第128—129页。
⑤ 同上,第136页。
⑥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3 页。
⑦ 参阅贝尔《艺术》,中国文联出版社1984年版,第36页。
⑧ 参照《罗丹艺术论》,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版,第126页—127页。
(本文节选于介聂先生专著《艺术本质和精神完善》。介聂,原全国政协《人民政协报》文艺副刊主编,高级编辑,诗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作品有诗集三集,合辑《带齿的烛照》;传统诗词集一卷;散文集四部,合辑《蓝·蓝·蓝》。撰写各种学术论文50余万字,发表于清华等各大学学报;主编《统战学辞典》、《诗国拾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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