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0年，电工器材厂新项目—多晶硅、单晶硅上马。同时，该厂接收了马路以东的军储备库大院，在这里筹建新产品车间。多晶硅车间的基建工程有市二建承建，设备安装则有我们机修班完成。 多晶硅车间的设备安装并不顺利，事故频发。有人说盖厂房没有看风水，开工也没有择吉日，还有人说：这里原来是坟地等，议论纷纷。1971年初，安装冷冻设备的时候，机修班领班的李师付，用大扳手紧锣丝，用力过猛，一不溜神腰部软肋磕在冷冻机上，送医院捡查，造成软组织挫伤。住院半个月，回家歇工伤去了。71年3月15日，一位女工在二楼打扫卫生，二楼地板中央有一个直径一米多的圆孔，一不小心，她从圆孔中摔到一楼的水泥地板上。摔成重伤，幸亏治疗及时无大碍。然尔，这些事故并没有引起教训，四月份，设备安装接近尾声，最后只剩下试压找漏。为了赶时间，人员分成两班，每班12小时，晚八点至早八点。当时厂里没有空气压缩机，只好用氧气瓶往管道里放气压，这已经是违规操作了，然尔急于求成的领导们并不依为然，麻痹酿成大祸。我们夜班一共9人，我和两位王师付负责楼下管道找漏，，另一位李师付是领班的，余者负责二楼试压。1971年4月15日凌晨3点许，领班的李师付催促我们抓紧时间找漏，我左手端着肥皂水缸子，右手拿着小毛刷，上到一个很高的架子上，脑袋几乎挨着了楼顶板，细心找漏。两位王师付负责地面上找漏。这时候，学徒工小牛从二楼顺铁梯子下来，请教王师付：带着气压敢不敢焊。二楼上发现一处少许漏气，两位王师付只摇头，忙说不敢作主。小牛顺铁梯子还没有上到二楼，二楼上的直流电焊机已经响了，火花四溅。霎那间，一声巨响，震耳欲聋，忽听二楼上一声惨叫，灯光骤然熄灭，车间里一团漆黑，我急忙扔掉肥皂水缸子和小毛刷，小心地从高架子上下来，地面上到处摆放着物品。我双手摸着墙一步一步地找到门口，推开门一看，门前院里一片瓦砾。出大事啦，我跑到安全地方回头一看，二楼整个大掀顶，四壁坍塌，楼上人呢？惨啦！全埋在里边。我大声喊两位王师付，三人聚齐后，我跑着去敲办公室的门，心里着急，把门上玻璃敲碎了。叫醒了值班干部，又急忙跑到西厂区大门口，亲自拉响了电铃，又跑到单身宿舍区大声呼喊：出事啦，东院大楼炸塌啦，人还在里边埋着哩，赶快起来救人呐。我大声连声喊，真把人们叫起来了，大家赶到出事地点，在二楼废墟里，找到三位工友，其中两位已没有生命迹象，另一位工友名叫李山岳，被砸断一条腿。领班的李师付脸上被划破，没来及包扎，淌着血还在指挥找人。学徒工小牛从铁梯子上摔下来，有轻伤。另一位徐登炎师付，从二楼平台上跳到楼下，幸亏楼下有挖地沟掘出的暄土堆，即是这样，头上摔了个大口子。清查人数完毕，大家用车拉着伤者，第三次去市第一医院，经医生诊断，两名工友已无法抢救，结束了年轻的生命。李山岳，平时大家都叫他‘山药蛋’，他一条腿被砸断，做了高位截肢手术，以后又去上海做了假肢，终身残废。 从医院回到西下关家里，天已经放亮了，头脑冷静下来，心想好险啊！幸好一楼没坍塌，幸亏分工不在二楼，否则，后果就不用说了。人生咋就这么难，好容易有一份工作，差点送命，真想辞职回家种地修地球。我打开酒瓶子，喝了两大口劣质酒，和衣而睡。八点多钟，忽听有人叫门:新杰！你怎么样，没事吧。是一个部队一起进厂的战友看我来啦。我起床开门，他们看我没什么事坐一阵子就走了。四·一五炸大楼明明是一起重大生产事故，却硬要说是有人有意破坏。市公安局来了许多人，严格审查现场人员，凡是上夜班的，都成了嫌疑人。那位从二楼平台跳下的徐师付，他是重点嫌疑人。徐师付，天津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劳技校毕业，是一位技术娴熟的模具钳工。文革中，该厂曾出现反革命标语，他因家庭成份不好，被怀疑审查，折磨他许多天，本不是他却硬要逼他承认，他实在受不了，从西厂办公楼跳楼自杀，摔得头破血流，幸被及时抢救，脱离生命危险。伤愈出院，派他和我们机修班一起参加多晶硅会战，结果又出了事，又一次从二楼跳下来，因成份不好，又一次受到嫌疑，真是命运多蹇。我也逃脱不了，出事的当天下午四点，我被传唤到厂办公室。一位四十几岁的军人，正颜厉色地给我谈话，他态度强硬，就像是审问。我也没好气，窝了一肚子火，出这么大事，性命好险，厂领导无一人出面说句安慰话，反倒严厉审查。他嗓门高，我也嗓门高，他扳着脸，我也扳着脸，半天也没问出个所以然。他改变了态度，连声说坐下坐下，我们俩坐得很近，他低声说：我们都是一个部队的，有啥说啥，出这么大的事，我们能不管吗。这位军人原是114师341团的营职军官，时任保定市公法军管会主任。正是抓阶级斗争的年代，审察我们也在情理之中。我的陈述如下：我是114师师直连队的报导员，在部队上，首长把我从一名普通战士培养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临转业，军首长一句话，给我们安排了这份工作，我不知道该怎样感谢部队首长，我非常珍惜这份工作，入厂一年多，跟谁也无怨无恨，我图个啥要去破坏呢？。我祥述完上夜班的全过程，就放我回家了。 第三天晚上，因为心里烦闷早早地脱衣睡觉了。刚躺下，机修班的刘师付来找我，他在院里喊：新杰，快起来，有事。我穿好衣服，随刘师付到西厂区大门口，那里早已站着许多人，还停着一辆北京吉普。我刚到大门口，厂军代表发话：快上车吧，我和一同上夜班的两位王师付上车坐在后排。这时，军代表的大红人、人称‘大炮’的供销员说：我带他们去，军代表点头同意。‘大炮’钻进车坐前排。车开动了，‘大炮’也开始煽上了，他的嘴一路没停。吉普车一转弯沿裕华路东行，进了天主教堂左侧的保定市公安局。车停了，我和两位王师付分别隔离在三个房间里，接受审察。负责审察我的是341团的一名王干事，他得知我是师直防化连的，态度一下子缓和了许多。他说对你的怀疑并不大，这样吧，我就不一句一句的问你啦，桌上有纸笔，你自己写吧，把前晚上上夜班的全过程，祥祥细细写出来。好！我答应着开始写“交待材料”。那边‘大炮’同王干事又开始煽上了：“我同你们军的刘军长是老熟人，关系相当好，有什么事到他那里一句话就成了”。还有：“中央七机部我常来常往，国务院大门随便进出”。“我们451厂是国家重点保密厂，是军工企业”。我听着暗自好笑，当年电工器材厂曾更名451厂，语意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并不属于军工保密厂，经他一掰攉，神啦。其实，他就是一个供销员，你还别说，他跑采购还真是內行，我远不如人家。我一边写交待材料，一边听他瞎掰，真就驱除了我心中的愁云。几个小时过去了，我终于写完了交待材料，王干事看了看，教我在上面摁了红手印，这一关又过去了。这时，从外边走进两位公安人员，其中一人说：姓徐的他是怎样从楼上跳下来的？跳楼前他都干了些什么？谁来证明他说的是真的？我们要更深一层的研究研究，不能轻易放过他。这些天，徐师付是戴着伤，头上缠着纱布接受审查的，终因没有任何证据，差一点再一次蒙冤。等两位王师付交待完毕，夜已凌晨两点多，司机早睡觉了，我们四人只好步行回家。出了公安局，‘大炮’又煽上了，我们三人不语，心里沉甸甸的，大街上昏暗冷落，我心里更感冷落，想不到这一生还进了一趟公安局。吟四句打油诗权当自我安慰，有道是： 一声惊雷天地崩， 厂楼坍塌夜梦中。 险些陨命遭审查， 世上诸事多不公。 | 
发表于 2016-10-2 13:1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