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 苦难家族，劫后余生

我叫甄仁引，居住在黔北大地一个偏僻的山村。我出生的年代为1966年，地名叫三肩抬。我们那地儿，对抬，是抬物件，最糟糕的是抬死人，从凶死的地方抬回来停在屋外。四抬，是抬新娘，比较阔气和喜庆。当然八抬大轿，更了不得了，据说那是抬老爷。可这三肩抬，就特殊了、尴尬了，没有新娘的喜庆，没有老爷的档次。那显然是失衡的，要么前二后一，要么前一后二；要么头重脚轻，要么头轻脚重。所以我生长的环境是恶劣的，是严重失衡的。我生长的年代，地球人都知道，那是***革命的开始，史家评论说那是“十年浩劫”。我家的成分是富农。我们那地儿的地主富农是最冤的了，据我的父亲说，我们那里的地主富农多为本分的农民，节衣缩食，勤俭持家，结余的钱积累起来买几亩薄田，以求日子稳妥一点。多数都是半文盲，更没什么远见卓识，能懂什么社会发展大势，顺势而为。请几个憨厚老实的人帮长年，便落下了个雇佣劳动力、霸占良田、剥削农民的罪名，被划为地主、富农成分。当然也有个别的，真是恶霸，众所周知的是桑树坝的老区长，他的儿子是从国民党周西成的部队里回来的，据说是当过营长的，所以都称他“郑营长”。他仗着儿子有人有枪，骑着高头大马四处溜达。据说他从猛溪沟一过，见哪丘田好，土质肥沃，稻子金黄，他就打听主人是谁，通知晚上到他家去哈，然后，不管主人愿不愿意，随便说一声就说“我买了”。立一个假的字据，其实是不给钱的，个别的也是象征性的给点钱，就这样虚钱实契、巧取豪夺了。当然他最令人不齿的是给别人安上个盗贼罪名，就逼迫人家用良田抵罪。解放时，他父子三人啸聚山林，据洞为匪，解放军剿了很久，付出了不小的牺牲才剿灭了。那洞当地人叫它“营盘”的确很险要，在一个高山的山腰，易守难攻，我刚教书的时候组织学生春游，也和同学们一起去看过。

大多数地主富农，就像我家一样，是很冤的。因为天灾人祸，导致人口少了，田土相对就多，所以就被划入剥削阶级，是新社会专政的对象，说不出的苦。

我家祖先来自更偏僻的华尔山，起先搬迁过来的祖人叫泉龙，因为弟兄不和受排挤而愤气出走，来到这个叫“三肩抬”的地方，先在张家帮工，挣点钱后，便置买田土，一辈子下来，买了一些地方。我们那里现在只余下一个叫张家屋基的地方。可见原来的主人已经湮灭了。可惜泉龙祖无嗣，只好从另一高寒地带尚鹤林过继了同宗侄儿登朗为嗣，自己归葬华尔山麓。可见他的亲人们对在“三千岩”能繁衍多久没有信心，并且在他们心中把“三肩抬”音谬为“三千岩”，可见一斑（注：我们当地“岩”字发音为“挨”类“台”音，故有此谬）。到了祖父辈，才有俩兄弟，子禄、子福，人口略为兴旺。在离三肩抬很远的月亮村置办了几十挑谷子的水田，可惜子禄壮年去世，子嗣未成年夭亡，其妻朱氏改嫁月亮村附近李家，她想占有月亮村那份产业，于是就和我祖父产生诉讼。祖父子福性情刚烈，在尚鹤林族人的帮衬下长年在遥远的真安县城打官司，把家庭也搞穷了。后来，因为家里有一支防盗和打野猪的火药枪，被祖母后亲蒲家人以防盗为名借去石子乡抢劫，案发连累，祖父受到严刑毒打，内脏受损，不久去世，年仅39岁。那时候我父亲才10岁，他前面的哥哥姐姐都夭亡，只有他最大。这时候已经解放了。祖母带着我父亲姑姑和叔叔，孤儿寡母寥寥几人，却拥有那么多良田，当然就被划为富农了，那些把家庭都掏空的良田，也被新社会的土改按人口、按就近的原则，“四固定”给了月亮村组了，我家人财两空，从此败落。

我母亲结婚时，年仅16岁，是现在九年级学生的年龄。她便开始在这个被外人蔑称为“三千岩”的地方，在一个败落了的富农家庭，苦撑门户了。不久，祖母蒲氏去世，正是大中华五八、九年，著名的饥馑岁月，饿殍遍地。草草安葬祖母，连最起码的请道士先生招魂的简单葬礼都不曾举行，直到六十年后我父亲去世，才由我们几兄弟随亡父一起烧了“老灵”，做了超度。

我的姑姑，在那个年代得不到保护，婚后颇不幸福，以至于她老年来，七十多岁了都要表现她的反抗，坚决不同我的姑父一起生活，坚持独居独处。我姑父得了风瘫卧床两年，她硬着心肠不管不顾。直到我姑父死她都坚决不睁眼看他。

我的叔父，由于营养不良，身材特矮小，几乎是个侏儒。父母去世早，就跟着哥嫂（就是我的父母）长大，由于成分高，家境穷，所以早年失学。这一系列原因，导致总是结不了婚。直到30多岁了才和尚鹤林一个死了丈夫的嫂子结婚，生育俩男孩后，妻子就停经不育了。小儿子初中毕业后打工，长年不回家，他年老了患关节炎，才五十多岁就残了一支脚，杵棍跺棒的，妻子比他更老，也多病，所以日子过得也苦。

自此，你相信我生在一个苦难的家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