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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6-27 12:4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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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老农 于 2022-6-27 12:47 编辑
三、变：从两仪到无穷
如果说打开是阳，闭合是阴，那么，中国过往的历史就在这八个字中循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是打开，合是闭合）。无论分合，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天。古人也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
自秦始皇起，这个天就被理解为大一统的秩序，其中有一个坚固的内核。秦始皇以为这个内核就是自己的家族，可以从一世、二世，直至万世。事实证明，这个内核的确存在，但绝非某个家族，而是道。
秦以后的早期儒家，包括早期道家，以为这个道会体现为五行的生克变化，主宰着天和天下的秩序。就连东汉末年造反的黄巾军，也要主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木的主宰周期已完，土的主宰周期开启）。显然，那时的文化思考是闭合在五行体系里，拔不出脚了。这表明，无论阴阳，其实都成了阴，没有了阳，那就不合道了。随后的三国、两晋都气数不长，根子应该就在此。
东汉在文化上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机，那就是佛教的引入。
由此，五行体系被“空无思想”刷新了，一个全新的文化格局被打开了。
佛教盛行之前，文人的命运只能受政治的拨弄，好容易出了个陶渊明，在酒杯中寻找桃花源，在山水间，寻求生命的安宁。至于其他人，要么在穷奢极侈中找寻刺激，要么在怪诞孤僻中自我安慰。这也是文化的闭合造成的人性困境。
佛教的“空无思想”将人们习惯的思维定势完全打破，以虚无否定一切，可谓兜底一击。由此中国开启了全新的文化探索。唐僧取经就发生在这个探索过程中。至禅宗出现，中国文化的天被再次安排妥当，阴阳平衡——道可道。当然，在此之前的政治实践已经领先一步，开放（打开）已是自然而然的现实——胡人都能担当地方大员，可见唐人的文化自信有多么强大。
这时的道，阳是开放，是不拘一格；阴是自主，是为我所用。如此，万物皆备于我（当然，这其中的封闭性也是日后动乱的祸根——安禄山能割据坐大，正是封闭性在地方上的体现。包括后来的藩镇割据——总之，儒家的封闭性是其思想大本营）。
抛开政治的演绎，单纯看文化的新局。我们能看到，佛教为中国人开放了人性发展的巨大可能性，让更多的人可以尝到人性正果的味道。这对于这些幸运人士无疑是一种彻底的解放，也就难怪唐僧能以誓死之心，不惧千难万险，征服万里关山，取回文化的宝藏。正所谓：朝闻道，夕死可也。与此相比，人生现实命运的变换，不过是过眼云烟，梦幻泡影。“黄粱一梦”的故事出现在这个阶段，一点都不奇怪。这意味着——文人乃至所有人都不再是现实命运的奴隶了，而且，在终极意义上，也不再是自我的奴隶了——终极的解放是可以实现的。
从此，自我就成了一种工具性的存在，肉身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容器——皮囊，安放的是人性的本质。人只有充分认清这个本质，才能不再迷失于各种诱惑和变化，迷失于对自我的执着（我执），始终与道同行，得到生命的本真。比如，在佛教中，佛与菩萨都有许多法相。这一个个法相就是一个个临时“自我”，专门针对凡人的“我执”，以随机开启凡人的心智，令其觉醒，颇有一人一方，辨证施治的意思。
发展到后来，人们对“自我”的多样性也有所觉悟，并体现为文化上的多样化创造——多神论的体系化编创（比如道教神谱中有三位天尊、四大天王、28星宿……；佛教有诸多佛祖、四大菩萨、八大金刚、108罗汉……），进而演变为民间小团体的多样性聚合，最典型的莫过于“梁山一百单八将”的创造。所谓“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莫非对多样性一体的生动演绎，透射出的是“自我”的无穷可能性，以及不执着于单一价值、僵化教条、封闭自我的开放和活泼生机。
《西游记》中孙悟空喜欢“多里捞摸”，要学“七十二变”；猪八戒则有“天罡数三十六变”，隐喻的也是自我的丰富多样。而沙僧却不能变化，隐喻的则是人性本质的不变性（“车迟国”中沙僧也变化过一次，应属于作者早期创作的痕迹，被作者自己保留了下来）。
正是这样的文化格局，让人们获得了极大的人性解放，能有效开发、释放生命、人性的无尽潜能，创造无限丰富的中华文化，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与此相伴的，则依旧是儒家保守、固化的价值范式：光宗耀祖、荣华富贵。今天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身上依然遗传着这个文化老怪的顽固基因。为此，他们可以出卖诸多更有价值和意义的文明基石：人民、国家、主权、信仰、原则、人格、道德、规则。可见这种落后价值对集体的危害性丝毫不容小视。而这种顽固基因的本质还是自我和我执。对这样的人，自我不是人性本质的通道和工具，而是相反——人性本质倒是自我的工具。若是连本质都成了工具，那还有什么是不能出卖和售出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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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6-15 11:5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