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推进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感性形态传播是应对具象化渗透的关键措施。
意识形态具象化渗透的根本策略就是虚假地满足人们的感性活动需要。“立破并举”是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要求。为此，面对美国以可视化的文化产品和以价值符号化的消费商品等意识形态具象化渗透给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一方面要“破”美国意识形态具象化产品和商品的危害性，深刻揭示这种具象化文化产品和消费商品所负载的意识形态特性，批判其“文化景观”掩盖下的产品和商品，虽然是以感官刺激和生动的形式吸引消费者的“青睐”,但在产品和商品上标榜的“价值符号”所呈现的是一种弥散化、泛在式的面状渗透，这种面状渗透看似新奇、时尚并给人愉悦，似乎像吸食鸦片一样难得的一时快感和刺激，实则是身体的被伤害和思想精神的被剥夺，长时期的使用和消费必然会被这种具象化的产品或商品异化而不能自我。时下带有美国“文化景观”的肯德基薯片、好莱坞大片和计算机芯片所俗称的“三片文化”对于青少年的价值观影响至深，不得不引起高度重视。
另一方面要“立”我国的主流意识的感性形态。主流意识形态不是书斋里的学问，主流意识形态要获得人们的接纳和认同，必须由抽象的文字灌输转变为具象化的情感认同，要关注受众的社会生活、心理诉求和时代取向。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加快变迁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受众的信息接触、思想行为和社会交往愈发朝着具象化、虚拟化和感性化等方向发展，先前那种理论灌输为主的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很难发挥作用。为此适应时代的变化，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形态建设和传播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其主要措施有：一是推进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感性形态建设，使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度和措施更加直观、形象和具体，类似的用“一图读懂政府报告”等直观可感的方式让受众一眼就能明白其主旨；二是精心设计并推广体现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核心意涵的文化产品和消费商品，用“舌尖上的中国”“功夫熊猫”“英雄钢笔”等“文化景观”塑造受众群体的行为和价值；三是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感性形态的大众传播，重视媒介平台和话语方式的创新，引导受众群体确立健康、科学的感性生活观，是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措施。
2、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治理炒作性渗透的重要举措。
美国对华意识形态的炒作性渗透，实际上就是与中国争夺国际话语权。面对“西强东弱”的舆论格局和“失语就要挨骂”的国际舆论环境，任何意义上的忍让和退缩不仅不能使对方减少抹黑和污蔑的频率，反而会在“众口铄金”的舆论声浪中迷失方向。为此，应对美国对华意识形态的炒作性渗透，中国不仅要在战略上充分重视，而且更要在战术上丢掉幻想，做好斗争的准备。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是1948年8月毛泽东为回应杜鲁门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失败后为开脱责任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而撰写的新华社评论。在这个评论中，毛泽东明确揭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毛泽东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绝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绝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17]
毛泽东在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和人民逻辑的论述中，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性，说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是捣乱成性的，人民群众只有丢掉幻想并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才有出路。同样，面对美国对华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炒作性渗透，我们只有理直气壮地发出“中国声音”，针锋相对地同抹黑、唱衰、污蔑中国的言论进行斗争，用铁一般的事实让谎言不攻自破。
同时，要“讲好中国故事”，要善于利用互联网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设置好议题，讲好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故事；讲好中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故事；讲好中华民族历经屈辱、久经磨难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富起来并迎来了强起来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苦难中创造辉煌的故事；讲好“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到实践的故事等，让中国好声音、中国实践生动起来，形象起来，不断增强中国意识形态的说服力，提升中国梦的世界影响力。
3、发挥法治效能和法治力量是破解诱导性渗透的根本保障。
意识形态的诱导性渗透是通过拉拢、腐蚀或培植代理人等非法手段对对象国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误导、蛊惑和不法侵害，甚至通过制造假象破坏对象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的行为。意识形态诱导性渗透极具迷惑性和破坏性，严重威胁着被渗透国家的安全体系。有道是，法律是治国之利器，也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手段。身处社会大变革大转型中的中国，有效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亟需发挥法治效能和法治力量，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转型。法治效能和法治力量不仅能够提升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合法性，而且也能够增强意识形态治理的有效性。
有学者认为，“专业化、职能化的法律惩罚是一种权力更为灵敏、精巧、迂回、隐蔽和省力的运用。”[18]在转型中的中国，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必不可少，而且极为复杂，法治效能和法治力量是一种更为精巧而高效的社会治理手段，也是提升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基本途径。法治化手段不仅可以为意识形态安全划定边界，明确公民和组织的权利和义务；而且还可以有效震慑国外反华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鼓噪和诱导行为，让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有法可依。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立法进程的不断加快，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法治化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分裂国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法》等法律的相继出台，有力地震慑了国外反华势力、国内分裂势力和极端势力等的诱导性渗透活动。但是，由于相关法律的精细化、体系性和衔接性上仍不很完善，上述势力试图寻找法律的漏洞和空挡，变换手法进行诱导性渗透。
为此，一方面，国家要对已有法律条文进行精细化的补充和优化，便利法律的执行和运用；另一方面，国家要尽早出台“反渗透法”“意识形态安全法”等新的法律，堵塞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法律漏洞，构建起较为系统、成熟的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法律体系，这是破解意识形态诱导性渗透，切实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保障。
4、加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是抵制学术化渗透的应然选择。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凭借其强大的生产能力，不仅使处于愚昧状态的农村遍地开花，使农村从属于城市，而且在改变人类交往方式的基础上，使一切落后民族的文明被卷入由资本者所造就的世界之中，形成‘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文明格局。”[19]很显然，马克思揭示的“东方从属于西方”格局是指东方经济发展落后致使其文明和文化也受西方文明和文化的制约和影响。
事实上，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长期秉持“西学东渐”的路径，一方面对传统中国文化进行现代性的转换和改造，另一方面自觉与不自觉地在思维意识上受制于西方文明和文化的影响，因而，在学术理论和学术体系的构建上形成了“言必称希腊”“言必称美国”的学理模式和话语体系。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很长时间里一直存在并影响着中国学术的建构。
充分认识美国意识形态学术性渗透的危害，加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不仅有助于彻底抵制美国学术性渗透和浸润，维护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而且能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形成与中国国力相适应的文化力和文明力。为此，在指导思想上，我们要以习近平在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讲话精神为指引，“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发展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20]
在具体操作上，首先，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立党之本、兴国之魂，在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中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梳理学术理论问题，构建学术理论体系；要坚持围绕中心工作，服务大局和为人民做学问的价值取向；要坚守责任，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学术导向。
其次，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的学术体系建设。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不只是书斋里的学问，一定要关怀现实中人和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从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际与国内的结合中发现、认识和把握规律，不断增强学术体系的逻辑性、严谨性和科学性。再次，要建构并讲好“中国之治”的学术话语体系。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通过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奇迹，不仅从实践上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和文化的巨大生命力，而且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数据和案例，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先进性和科学性，讲好中国之治”的学术话语体系具有普遍历史意义。
最后，在文明互鉴中彰显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气派。习近平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21]美国等西方国家有着发达的文明和较为成熟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我们有必要去学习其先进的科学和技术，但绝不能照抄照搬，那些浸润着美国“价值体系”的学术理论负载着美国人的傲慢与偏见、自私与偏激，必须加以甄别和抵制，中国实践中的理论自信必须予以充分发扬，这既是抵制美国意识形态学理性渗透的应然选择，也是切实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彰显中国学术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
意识形态的对外输出和渗透是美国一以贯之颠覆异己国家的重要手段，也是美国维护霸权控制世界的主要手段之一。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诉求并不能消减美国对华的警惕和敌意，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并不能消除美国对华的围堵和遏制，相反，美国凭借其资本、技术情制和话语优势正在对华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意识形态战略攻势，无论是内容的捕风捉影，还是形式的花样翻新，抑或是路径的变幻莫测，其目的就在于彻底摧垮中国人的自信心，阻遏中国的进步和发展。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拥有10余亿人口的中国过上了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22]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将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也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所面临的主要现实危险。中国要继续坚持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充分重视中美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必须丢掉幻想，保持定力，为抵制和挫败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渗透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注 释：[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0页。
[2][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上海: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3页。
[3][美]理查德·尼克松:《现实和平》,陈杨、杨乐译,北京:世界出版社,1984年,第90页。
[4]湘溪:《E外交的新战场》,北京:《世界知识》,2011年第10期,第61页。
[5]杨乐强,沈甜玲:《西方意识形态的具象化渗透及青年引导的应对策略》,《当代青年研究》2019年第5期,第76页。
[6][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4页。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94页
[8][英]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第2页。
[9][英]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第4页。
[10]许嘉璐:《当前文化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民主》2006年6期,第3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5页。
[12]刘建华:《美国对华“网络自由“渗透背景下我国公民政治鉴别力提升策略研究》,《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14页。
[13]阚道远:《提高网络时代的政治鉴别力》,《红旗文稿》2016年第16期,第9页。
[14][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伟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25页。
[15]《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0页。
[16]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年,第213页。
[17]《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 486—1 487页。
[18]强世功:《法制的观念与国家治理的转型——中国的刑事实践(1976—1982)》,《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第62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36页。
[20]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226页。
[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第468页。
[22]转引自刘建江:《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的三维成因》,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84页。
[23]Charles L. Cochran and Eloise F. Malone,Public Policy
erspectives and Choices,The Mc-Graw-Hill Company,Inc.,1999,pp. 90-91.
（来源：“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原载《海派经济学》2022年第3期，修订发布）
发表于 2022-12-9 12: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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