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公民老戎
“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绝大多数人都死在明天晚上。”这是某位曾经风光无两者的一句名言,广为流传,近日也见人在网文中提起,它隐含着对现实的一种自傲式的清醒:赢了,固然可以自傲;输了,也有视死如归的豪气。同时,它也颇有一股警世和醒世的意味。但是,它真的警世、醒世了吗?
立场决定眼界,境界决定智慧。前面提到的那句“名言”,其内含的立场与境界就相当值得商榷。质言之,它的立场是偏颇的,是立足于自由竞争理论的;其境界也是狭隘的,是囿于个人主义思想的。
先说个人主义。它所说的“美好”,当然是少数人的“美好”。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死”在“明天晚上”了,于是,“后天”的“美好”就只属于最后仍然“活着”的少数“强者”;至于绝大多数人,自然与“美好”无缘,只好与“悲催”相拥而泣了,还得默默接受这残酷的现实,谁让你输了,倒下了,成了“弱者”!
能把这种众苦独乐的冷酷结局视作天经地义,自然,也必定认同“人与人的命运是不相通的”,也是根本上不相关的。这当然就是典型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还有什么好多说的呢?
其次,所谓“今天、明天、后天、明天晚上”,看似只是在说时间,其实是在讲不断升级、激化的自由竞争过程,也就是残酷的个体间相互搏杀的战争,把这当做人们日常的生活方式,且毫不以为值得惊讶。
再者,真正值得惊奇的是“后天的美好”,它并未将之仅仅视为只属于个体的美好,而是将之等同于、且肯定地视为整个社会整体的美好,这不正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理论的翻版吗(即通过竞争,个人自私的努力却给社会带来最多的福利)?
必须说,资本主义的智慧,就是资本主义的智慧,这水平,这境界!真的没啥可说的了,只能说:就这点想象力,把所有人都当蠢货了吗?
说白了,资本主义就是认定:人都是自私的、懒惰的,只能让人彼此拿鞭子、拿棍子赶着努力干活,才能给彼此创造福利。一句话,人与人在一起,就注定非要把彼此当成驴子(社畜)来对待不可。这不是蠢货,又是什么?好好的人不做,非要做驴?做畜生?
你蠢吗?他蠢吗?我蠢吗?我相信,大家都不蠢。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相信这种资本主义蠢话?
因为,剥削阶级一贯在向人们灌输“少数人优越,多数人差劲,是乌合之众。因此,多数人就该吃苦,只有少数优越者才配享福并统治多数人”的神话。比如,古代皇帝就声称自己是天子(天的儿子)。更过分的则是那类种族主义式的神话,象西方基督教就宣称信教者(实即西方人)是上帝的选民,特受神的眷顾和优宠。言下之意,他们统治世界是理所应当的。所以,让被统治的“贱民”当驴子不也是理所应当的吗?
相信神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那种腐朽的意识其实至今也没有根除。比如,今天的人们仍然秉持有“贵人”、“贱人”的价值与意识,包括种种相关的表达方式和习惯。在多数人头脑中,仍然下意识地把人分成“高级”些的、“低级”些的,并自动把人归类到其中,区别对待,所谓“鄙视链”、“地域黑”等等,基本就是这么来的。
人与人是有差别,但决不是因为他是贵人或贱人,而是由于社会权力和资源的分配,及其连带的机遇和境遇的不同造成的。一个社会把多数人的权力、资源、机遇都剥夺到少之又少的地步,令多数人的境遇都每况愈下,这要么是生产力极其低下(比如原始社会),要么就是极端的不公。比如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让人彼此视对方为驴子,进行无情竞争(美其名曰“自由竞争”);另一方面,又把少数人单挑出来,捧为精英,远远高于驴子的命运,作威作福。驴子们看着他们炫富、炫智、炫技,高高在上,颐指气使,还跑上去追星、当粉丝,自轻自贱。这就是不公。
一个生产力十分发达,却又十分不公的社会,一定存在着巨大的压迫和剥削。而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秩序、社会生产关系,也绝不是单靠少数人的威权能长期维持的,它必定离不开多数被压迫、被剥削者有意无意的配合与接受。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相匹配的。但是,这种匹配是有阶段性特点的,在一个社会发展的早期和末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匹配往往不佳,多半是生产力领先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严重制约着生产力发展,于是,就会有改革或革命,来调整生产关系,使之逐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与其相匹配。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生产关系好比炒菜锅,生产力好比炒菜师傅。锅太大或太小,太厚或太薄(即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都不利于炒好菜。那就要改造锅的大小、厚薄程度,直改到它适合炒菜。
剥削社会的“炒菜锅”就是剥削关系。剥削关系的维持,除了统治者的压迫,还离不开被剥削者有意无意的配合与接受。有意的部分,我们能觉察,有可能有主动意识去追求调整和改变;而无意识的部分就比较难觉察,也就较难去调整和改变。而正是这部分构成剥削关系中极其顽固的一部分,阻碍着人们摆脱其束缚,阻碍进步。这一部分是一个社会负面的意识形态资产,既受到被剥削者无意识的维护,更得到剥削阶级的大力扶持和维护,就如同大多数人存在银行里的现金。
现金存款看起来是资产,但当利息赶不上通货膨胀率(如CPI) 时,现金存款就是少数人套在多数人颈上的绳索——穷人存在银行里的钱越多,富人用于赚钱剥削的资本就越雄厚。那么,穷人不存钱就没事了吗?当然不可能。富人会“发钱”给一部分人,让他们以为自己能可靠地支配“自己的”钱。可他们还是得把这些钱存进银行(或是通过各种投资注入金融体系),最后还是归富人支配。但这却换来了一部分人对整个体系的衷心支持和拥护。于是,这口锅就支起来了,大小、厚薄也可以人为调节。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就是靠这种神奇的调节术才做到的。
但资本主义终归是有个末期的。现在的情况是,富人钱太多,而“发钱”的渠道太少。而且,穷人太多太多,也根本够不到富人“发钱”的门槛,连当资本的奴隶都“不配”了。这就造成这口锅既小(太小)又大(太大),既厚又薄,根本无从调节。于是,危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彻底不相适应)就来到了。它不再是经济危机,而是总危机。因为,不仅仅经济方面的变动不足以释放社会内部的压力,就连思想文化(政治)方面的稳定性也正根本地丧失(比如说,美国梦还有人相信吗?美国人都在说让“美国再次伟大”了;瑞士人的百年信用也成了最可笑的笑话了;美国大片还受人膜拜吗?自由民主平等的神话还有说服力吗?等等等等)。一句话,资本主义正肉眼可见地要凉凉了。
当此百年变局之时,我们头脑中种种隐形负面意识形态资产,就成了进步潮流的绊脚石、新时代的落伍者、我们自带的“拖油瓶”。
比如,许多人奉为圭臬的“贵人”、“贱人”思想。这种把人分出贵贱的意识,就是生产力落后时代,人们为了争夺权力、资源而人为设定的分配标签,体现的就是与之相配的社会生产关系(格局)。中国人为了进一步调整贵与贱的紧张关系,还发展出了在身份上的谦虚文化,即自贬式的自称,如鄙人、寡人、小人、奴才、愚兄、贱内、犬子、拙作……,以及扬他式的尊称,如贵姓、大人、老爷、贤弟、X老……加上相关联的敬语、礼节等等,繁密庞杂,蔚为大观。这其中,除了尊老、敬贤及礼貌等基本价值外,其余都属于负面资产,无不折射着剥削社会的落后的等级、贵贱意识,不断帮助复制、生产(复活)着落后、腐朽的社会等级关系、势力心态和歧视心理。
所以,要改变落后、腐朽的社会剥削关系,最简易的一步,便是自我的思想革新和革命,首先清除我们自己头脑中(关于个体身份)的贵贱意识,真正从心底里树立起人人平等的意识观念、价值信念。二千多年前的古代平民,尚且能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今天的我们连叫一声“公民”、“同志”都不会了吗?(本人从今日起,也不再自贬称自己为“愚夫”了,改为“公民”了。)
当年,鲁迅从古代中国二千年的历史中看到了“吃人”二字。那么今天的我们则从剥削社会的全部文化中发现了一个字——“分”。
通过“分”,剥削者就能对多数人分而治之,分而统之,分而化之。比如说,基督教把人群分成上帝的选民(信教者)与异教徒。前者最终都能进天堂,后者注定下地狱。正是由于这种分化意识,才酿出了殖民主义和殖民统治这杯毒害、祸害全世界人民数百年的苦酒、毒酒。
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有顽固的等级意识、贵贱分化,但也有更伟大的万物和谐的信仰。因此,中国人从不热衷于殖民主义和统治。反倒是因为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而主张“近悦远来”,以德服人。而这恰恰抓住了人类文化的真谛、人类命运的真谛,那就是一个“和”字。因此说,中国传统文化有三个字,就是道与阴、阳。阴阳是分,道是合,是和。“和”统领分,创造合,又衍发新的分,分分合合,和而不同,而又相辅相成,延绵无尽。
所以说,中国文化既有糟粕,更有精华,精华多,糟粕(相对)少。故能生生不息,不断创新。
比如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说的是什么?其实就是三个字“和为贵”:绿水青山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长久共生,那不就等于是永远享用不尽的金山银山吗?同样,“可持续发展”说的还是这三个字“和为贵”:只有与自然、与社会和谐共生,长久共生,才能可持续发展。所以,“和为贵”,这是根本智。与此相比,资本主义近现代才提出的“环境保护”这类补丁式理念(即先开发再保护),只能说是等而下之的智慧,是后知后觉。
和为贵,落实到人间,是人人平等,彼此合作(而非片面的自由竞争);落实到国家间,同样是国与国平等,彼此合作。合作得更深入,就自然结成命运与共的共同体,那就更是和为贵了。
在和为贵的时代里,今天很和谐,明天更美好,而不必延宕到“后天”,也不必让大多数人倒在“明晚”。这必然会让那些习惯于“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的家伙们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无法面对自己可怕的愚蠢,而噬脐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