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个事件,就是韩寒的《后会无期》跟郭敬明的《小时代3》的PK,我准备把这两部电影都看一遍。但电影的背后,是两个男性自媒体的品牌PK战。 我发现,自从拍过《小时代》电影之后,郭敬明的品牌维度直接超过韩寒。专门搜了一下百度指数,韩寒的百度指数是21888,郭敬明的百度指数则是27673。 最近看到《人物》杂志写了一篇韩寒的文章,标题就是《韩寒迭代》。韩寒也是个品牌升级高手,看看韩寒是如何做品牌迭代,为何没有迭代过郭敬明? 1、韩寒的品牌迭代史:2005年开始在博客秀了两年生活,2007年韩寒开始对公共领域发声并赢得高关注度,2009年创办杂志《独唱团》,2012年上演方韩大战,2012年折腾了一个互联网产品《一个》。 2、郭敬明超越韩寒的方式就是靠拍电影,因为电影是比文字更有力的升级武器。在何禾看来,韩寒正在经历某种绝境,“这个绝境其实是叫做,对受众的期待。你看,小四出了电影啊,对吧,你也得出电影啊……这两年全都是,如果谈到小四,他认为小四是在自己运作自己产品上是成功的,所以他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那么反过来讲,他当然希望具备这一点了。” 3、不管是公司品牌,还是个人品牌,品牌升级的关键是升维,就是提升自己的维度。如何提升维度,下次专门写,你最关心什么?可以提交上来。 1.拍电影没想过和郭敬明一决雌雄 开拍《后会无期》之前,一些已经拍过多部电影的剧组前辈给韩寒提了些建议,剧组里很多人都是老江湖,导演一上来就得发发飙,把大家镇住,“一般导演都这么做”。还有人以一位去年拍出了高票房电影的新导演为例,有前辈此前支招,你一上来就应该把剧组吓住,结果新导演一开拍就连轴转拍了72小时,“把所有人都拍得没脾气了”。 但韩寒的表现截然相反。“每天只要一到片场就笑嘻嘻的,属于那种无害式的。”导演助理于梦说。见到每个人都打招呼,“早啊”,半夜开工也“早啊”,“见到每个人都是早啊早啊早啊。” 作家张冠仁参与组织了《后会无期》全过程的纪录片拍摄,他发现韩寒讲戏总是凑近演员小声说。现场出了差错,穿帮了,他也不跟人生气,先自我调侃一番,要不就拍拍“罪魁”,“哎呀,拖出去斩了。”所以剧组人私下里叫他“捅娄子关怀”,意思是“你捅了娄子,不仅没事,他还会关怀你一下”。 与这种温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对细节的令人吃惊的控制欲。虽然有剧本,但演员往往在开拍之前才能收到台词,韩寒会将台词发进一个名叫“影帝群”的微信群里,该群成员包括韩寒,男主角陈柏霖、冯绍峰。对此,韩寒说,“我不希望演员自己去改动台词,他们由着自己的性格,我知道个台词大意,我照着你的这个大意来说话,其实是不一样的。” 他并不是一个愿意出让话语权的导演。在路金波的描述里,“说韩寒很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那是假的,这个我绝对不相信,一个镜头往前推一米还是推半米一定是韩寒说了算,这个光到底亮度够不够,摄影师所有人都说够了,韩寒说等一等,他去上一个厕所也在那等一下他。对于片场目所能及的一切,不管是演员的妆好不好,还是光好不好,还是道具好不好,还是应该怎么拍,绝对是韩寒一个人说了算,不会向任何人学习,也不会听任何意见,他只是假装听听大家的意见。” 在何禾看来,韩寒正在经历某种绝境,“这个绝境其实是叫做,对受众的期待。你看,小四出了电影啊,对吧,你也得出电影啊……这两年全都是,如果谈到小四,他认为小四是在自己运作自己产品上是成功的,所以他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那么反过来讲,他当然希望具备这一点了。” 《后会无期》投资人兼制片人方励说,“就跟他说的,就是最好的时机你错过了。我说过他好多回。”方励记得,韩寒早已有了剧本构思,结果方韩大战出现,“我说你现在根本就不应该回应这些东西,把原来我们想拍的电影抓紧时间直接拍,拿电影直接回答别人。结果他又不着急,他本来完全在郭敬明之前,很长时间把电影干了。那是2011年给他讲的了。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小时代》。所以我说我觉得他是,因为他赛车太忙了,他每年这么多赛车,他的时间支离破碎,自己又贪玩……我觉得他受到了压力,(压力)是这个市场的成长。” 韩寒的电影将在郭敬明的《小时代3》一周之后上映。他解释暑期档是让投资方利益最大化的选择,“真的是没有去想到所谓的一决雌雄,我们的眼界心界不止于此。” 2.办一本牛逼的文艺杂志 现在韩寒毫不客气地将自己过往的博客岁月称为“键盘侠”。“坐在家里面,写个一两千字,大家看着很愤世嫉俗,感觉非常的正义凛然,但归根结底,还是键盘侠的一种,只是一种高等键盘侠。” 在这次大的迭代之前,韩寒尝试过小的转轨:从写博客转向编杂志。 2005年开始在博客秀了两年生活,2007年韩寒开始对公共领域发声并赢得高关注度,2009年,巅峰状态的韩寒觉得是时候实现他的个人理想了。那时候韩寒对自己还没有这么用语刻薄,他只是有点厌倦了日复一日的重复。当杂志主编是他从小的“个人理想”,“就像女生都想开咖啡馆一样”。他给刚从《时尚先生》离职的马一木写了封邮件。 我要办一本文艺杂志。韩寒说。 什么样的文艺杂志,牛逼吗?马一木问。 牛逼。 怎么牛逼? 一个字两块钱。 “就单这就够牛逼了。”马一木说。 《独唱团》在2010年7月上市,但只此一响,第二期即因某些原因无法上市。这次夭折就像韩寒主动拥抱的一场修炼。“对于他们(编辑)来讲可能会难过,对于我来讲这个事情,我自己觉得它不是那么大的一个打击,我觉得这些我都扛得了,无论是经济上的损失或是别的。而且我希望更加地乐观一些,因为这些事情垂头丧气,愁眉苦脸,甚至流眼泪什么的,那就证明很多时候你的高度也就仅限于此。”他总爱用赛车打比方,“你对待事业上的一些挫折,比如说赛车最后一圈车坏了,领先了两天,最后一圈车坏了、爆胎了,这太多了,当然谁都不高兴,但你要把这不高兴挂在脸上一年多,就是证明你就仅限于此了。” 韩寒对外宣布编辑部解散,但他的同事们却没有被遣散。那颗想赢的心或许可以解释这个决定,韩寒总觉得可以翻盘。在《独唱团》停刊到“一个”推出的一年半时间里,韩寒为员工们的休假式上班支付成本。他等待一个机会,原地满血复活。他们试着做了一些其他项目,均无下文。有段时间他们甚至计划组建一个乐队,还煞有介事地排练了一个月。这段时间里,印刷厂不断重印第一期《独唱团》,这本只出了创刊号的杂志最终卖了300万册,这笔钱足以养活他们。 300万册是什么概念?韩寒形容,“就是你已经不能放广告了,就是你插广告你就会亏……一张广告的铜版纸是5分钱,你插广告的运营成本是15万。广告给不了你一页纸15万的。这是一本杂志其实很高的荣誉,就是说办到插广告要亏的这种程度。其实是它的一个至高荣誉。” 到2011年夏天,《独唱团》小团队闲了一年,何禾已经有点扛不住了。他能感到韩寒也在急,他不停地找人打游戏。“他很清楚这一点,就是他自己的原因,导致这件事情没法继续了。他有一股能量发泄不出来。”但何禾觉得,他们只是韩寒诸多烦心事中的一件,也许都算不上最要紧的。他又举了个例子:好比说你家的猫快没猫粮了,这事有点急。但它是你今天很多事当中的一件事,优先级比较低,那么这件事情还是可以放一放的。 “我们就相当于那只猫。”何禾说。 3.“突然变成被攻击者,体位变了” 此前手握正确的意见领袖快感正在逐渐消失,“该赞美过的人也都赞美过了,该得罪过的人也都得罪过了。”韩寒说,“但这个高度我不想再继续攀升了。” 就在这时候,方舟子出现了,他指责韩寒有“代笔”。在过去许多年里,韩寒都展示着一种以全世界为敌的形象,但在马一木看来,“他是少年成名,一路非常顺,他的赛道里从来没有出现任何一个障碍物。”结果,韩三篇之后不到一个月,“方韩大战”发生,某种意义上来说,韩寒被从赛道里撞飞了。 韩寒曾跟周云哲分析过,为什么大部分人都宁可闪避方舟子的攻击而自己却愿意迎上去。周云哲记得,韩寒说了句“蛮有韩老师风格的话”,“我发现我是村里面最壮的小伙子,就是觉得有这个责任。” 于梦感到韩寒曾有过一种错误的预判,他认为就像自己之前与高晓松、陆川笔战一样,“可能吵归吵,总有一天我们见面可能相逢一笑,他原来设置也是以为方舟子是这样的人……后来发现方舟子就属于那种不依不饶式的那种,你都没法,他那种乱拳打死老师傅的那种招数,你都总结不出来他是什么套路了,让人有点意外其实。” 那时何禾常看见韩寒一个人在公司里抱着电脑,不停地翻评论,看论坛。“其实简单来说也蛮简单,就是已经习惯这种攻击者了,突然变成被攻击者,体位变了。”在6月的一次饭局上,马一木说。何禾补充了一句,“对,体位变了,没试过,觉得有点怪。” 于梦记得,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朋友们调侃他,争相与其合影帮他自证清白,因为方舟子批评他身高造假。除此以外,韩寒的状态是“安静”,“没反应”,何禾说,“这真的是他第一次感觉自己掌控不了局面。” 一向爱惜羽毛的韩寒一下子被解构了,曾有媒体人评论过,这就像一个人在意气风发地发表演讲,突然有人在台下大喊,你牙缝里有片韭菜。 《独唱团》、韩三篇、方韩大战,那3年的各种经历共同证明,发声—包括写作、做杂志—变得成本过高。《后会无期》似乎成为韩寒的一种解决方案,他转换赛道,正如他曾经在博客里写的那样,“我会飞出你们的射程。” 现在31岁的韩寒这样对《人物》记者解释自己的变化,他说过去做的那些事情“可能浪费了我的才能以及时间”,“那些杂文会传播得很广,但是那又怎么样呢?一来这个社会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当然你也可以非常骄傲地说,社会变得越来越好,我也有一份功劳,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结果有大把的特别青春的时光,你没有去更加好地创造一些事情,沉浸在没有尽头的这些事务中。” 韩寒并不是一个愿意出让话语权的导演 4.“一个”是一个无奈之选 2012年夏天,还留在小团队里的人折腾一年后做出了“ONE·一个”,由韩寒任主编,每天推出一个图片、一个文章、一个问题、一个东西。这个产品曾经部分承继过韩寒在《独唱团》中试图传达的精神。马一木记得,上线第二天发布的文章名为《雷锋和好心的撒玛利亚人》,作者是一位其时62岁的美国英文系教授。“实际上前两个月完全是沿袭独唱团的风格,都是还蛮深、蛮厚的稿件。” 但随之而来的数据证明那些富于野心的稿件并不适合手机阅读,此后,“一个”的风格偏于明快轻巧文艺。现在“一个”的业绩是2000万装机,日活跃读者100万以上。 “ONE更多是读者对于年轻人的原创的一个小平台吧,《独唱团》更多的是承载一个个人的理想。”如今,韩寒这样比较两个产品。 “所以ONE不能承载你的个人理想吗?”《人物》记者问他。 “我有很多个人理想,我的电影承载个人理想,出版承载个人理想,不一定所有的事情都要承担个人理想。”韩寒说,“它其实是一个无奈之选吧,它只能走电子层面。” 不过韩寒在“一个”上还是表现出了自己的某些坚持。当时的执行主编马一木并不满足于“一个”仅仅是电子杂志,他反复跟韩寒说产品要有些变化,“你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互联网了,你看Instagram、陌陌,2012年是社交年,在那样的大环境下你当然也希望ONE能做成一个社交阅读应用了。你需要融资。” “一旦控制权被稀释,万一产品去了别的方向,他担心形象受损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位前《独唱团》成员这样理解韩寒对融资的谨慎。“这个时代是模式大于内容的,改变人的生活方式的都是模式。但对于一个内容发布者来说,他更关心内容。个人英雄主义就是这样,他只关注自己的。”何禾说。 在那场关于是否融资的胶着中,每次开会,韩寒依然嘻嘻哈哈给大家讲段子。这并不能化解矛盾本身,而且团队的压力似乎激起了韩寒某种本能的反弹。他说,希望任何的决定,都不是被群体的意见所绑架后的一种决定。 “反绑架”可能是理解韩寒的一个关键词。他曾慢慢停止杂文写作,是为了从读者的某种期待的绑架中解脱,现在他也不愿被小伙伴们绑架。他说他对商业规则的了解一定远超小伙伴们的想象。“真的,很多事情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我觉得,很多文化工作者可能会对商业世界的一些规则,商业世界的一些残酷,一知半解吧,把一些事情想得太过美好。” 5.他的理想是一年挣500万,但现实对他的改变依然有限 家庭生活给韩寒带来了某种变化,他第一次意识到钱是很重要的—路金波这样解释,以前韩寒住在城乡接合部一间很普通的公寓里,价值200万,相当于上海的五环。他没有太多爱好,消费基本都在车上,一年买三辆车,买了以后还会卖掉,每辆车大概浪费50万,一年换3辆也就150万。他那时年收入300万,日子过得舒舒服服。 “现在是有老婆,有孩子,有保姆,有岳母,有自己的娘,都住在一起。你有了孩子以后那时候不想曝光,你去小区怎么遛弯?你也不能成天搁在屋里,这个时候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别墅。”路金波说,“他不止一次说过,我的理想是一年挣500万。” 但现实对韩寒的改变是有限的,他仍然不能成为一个完美的商业天才。“其实最早他有点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后会无期》剧本策划魏君子说,“因为毕竟第一次做这么大的团队。拍摄期刚开始算好的时候,他还给自己排了赛车的时间。他不知道走掉这3天这个剧组的成本。” 方励也直言韩寒“准备得不够”。“这不是他原来想象的身边几个人就可以做完。周期只有这么多,演员档期这么有限,人员有限,最要命就是时间不等人,还有天气,所有都是约束。”《后会无期》除宣传发行外的成本是5000多万。“如果说我换个熟悉的导演我能少花1000万,”方励说,“但也是因为多花了1000万出来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他的创作灵感很多,这就是因祸得福。” 韩寒总有一些藐视规律,电影依然如此,从剧本开始就有,“有时候我说韩寒你反戏剧规律”,已经进入电影行业多年的方励说,“你压不动他,压他也没有用,我们几个人我深知用了路金波跟我做帮凶,全体轰炸来砍他几个故事点,表面上答应,后面口是心非,绝对口是心非。” 不能因此就判定韩寒反感商业。出道多年后他毫不怀疑自己能够再一次赢得受众,“我觉得正好是我自己的不顾市场的一种表达,恰恰赢得了一部分受众的喜欢,它可以让我更加去不顾市场地表达。……7月21号的时候会做首映,当你看完以后,你会发现它对所谓商业化的零迎合……因为我不需要迎合那些观众,我来这里是拍电影的,不是来拍马屁的,我既不是来拍发行方、投资方马屁,我也不是来拍观众马屁。但我也不会说观众不喜欢什么,我非得要来什么,跟你们死活就对着干,或者说特别的曲高和寡,像我刚才说的一支烟点3分钟所谓的起范儿。因为我有我自己的基础审美,我相信在我基础审美下做出来的东西不会不好看,只是说它没有当今想象之下的那些商业元素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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