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的老人们在无所事事中安静地看着日出日落,习以为常中等待着岁月给添加上的皱纹,疾病和无奈中能尽量为自己找到的安稳安乐。 我们这里的孩子们则是一天天慢慢地成长,每天都背着书包,背负着一份自己想要得到的期望,匆匆忙忙的在这个家与学校间忙碌着。有些孩子虽然有些顽皮,但也知道背上的书包内是装着自己的未来和希望。 一天,张华和陈芬从她那所中学放学回到院里做完了各自的作业,相互间拿出了各自准备在天冷以前能够织好的毛线围巾,比着单调的条形格式在灯下又编织了几针,想到一些图案她俩自己都无法完成便又扔到了床下那个纸盒箱子里,只能等到周日再到同学家去请教了,顺便也可相互间交流一下感情——这是她们以前从手工课上学到一些不太精熟的编组技术。突然,房门被敲了几下:“屋内的人都全了嘛?”陈芬答:“全了,一个不缺。” 这是值班人员的日常查房工作。不算是沉重的脚步声音远去后她们看了一下窗台上那只小闹表,快9点半了,便关灯睡觉了。 正睡的香甜时门又响了起来:“张华,陈芬起床了!今天有领导的通知,把门打开再说吧。” 她们俩几乎眼睛都没太睁开就迷迷糊糊地起床穿好各自的衣服,赶紧把门打开问道:“这么早什么事?林叔。”(我们孩子平时对工作者的称呼) “院长让你收拾一下你们自己的东西,送你们回原籍。车在外面等着呢。由我负责把你们送到枫林镇。现在是4点半,火车是5点40的。”他几乎没什么表情把这段话说了出来。 “为什么?我们做错什么了吗?”陈芬本能地对着眼前这个人说了这么一句。 “你们没有什么错误,只是你们都长大了,够18周岁就回当地参加工作了。我带了面包,可在车上吃早饭的。不用担心,到了当地,政府一定会给你们安排学校或是工作的。” 同屋两个稍小一点的女孩也被折腾醒了,一声不吭地跟着跟前这两个不知何时再能见面的大姐姐们收起行李。泪水从她们脸上滴落到她们的小手上,而在匆忙中她们手上拿着是自己已经用了几页的笔记本,也是要送给大姐姐的日记本。此时它也沾着咸咸的泪水。 一套被褥加上几件衣物和一个脸盆内装上洗漱用品——一个行李两个袋子。她们在感到一阵惊讶不定的心情后,也带上委屈、无奈和愤怒的情感拎起自己的背包走出了这个不再收留她们的家,走了。 她们回去后再也没有心情完成她们的学业,但她们从这走出去后便发下了誓言:今生一定不能再做穷人了。站街摆摊、东躲西藏的日子有过,在商场内卖货的日子也有过。身体单薄的她们今天都过了她们想要的生活。后来见面时她都已经是中年女人了。 她们走时我们男孩根本不知道,等进食堂打饭才知她们已经上车了。没有告别,没有送别,只有一份失落的少年情感在清晨的凉风中飞扬。每走一个伙伴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就像失去了一个家人一样的重要。 我们那个大家长在“冷月梅事件”后,一见孤儿们到了18岁便用他们已经成年的理由把从各旗市送到这来的孤儿再打发回原籍,免得因自己的管理不到而生事端——这种成年规定本是领导的个人意图。先用一刀切的管理方法守护住自己的利益,哪个还会在意你个孩子有着什么样的学业,又是有着什么样的未来。 因怕孩子离院时闹,院里送孩子们走时都用的是这个方法。这种跟军队行动可有一比的做法我是很反感的:难道人可以像物品一样在任何时间都可随意装卸吗?虽然是在接近成年人的门槛,可他们的心理绝不是成人一般的坚强稳重,让他(她)们自信地走进生活的每一步才是最重要的。给带上愤怒和自卑的离开,谁还能把这里当他们的家。换了环境的他们还能有个好环境、好心态的去读书吗? 国家花着这么多的财力与人力给我们建立了一个家,个别领导自私性操作断送的不止是一两个孩子的前途。 从那时起我人在这住,心却没了家的归属感,总是觉得它在飘,不知哪天哪句话得罪了大家长也会被送回我那想念却又不想回的故乡。为此我试图着寻找能适合我这个瘫子的工作行业,努力着自食其力,期望有一天能端上一碗有着尊严的饭食。可多次的尝试都让我铩羽而归。这就是我的命吧。 我们大部分孤儿都是这样离开这个家的,除非是出现以下三种情况都提前知道自己是何时离开这里的:一是自愿离开,二就是当兵走的时候,第三是我们这个大家长真的退休了。 我们这除了蒙族外,三少民族的孩子也占全了。 赵二河当兵走哪天,我们十几岁以上的男孩的二大碗中都倒有半碗的白酒,唱着歌曲就着花生香肠一类的熟食开始了一场送别晚会。从那次我才学会了喝酒,但不会特意去买酒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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