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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慎施于人。——题记 （时隔十年以后，重新审视这一段当年关于教育现状的叙述，我又想再啰嗦几句：中国目前的教育可以说是典型的精英教育体制，的确不能说是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高等教育的过度扩张和投入，与基础教育的日渐捉襟见肘形成鲜明对比；但在中国，能够享受高等教育的人毕竟仍然只是少数，可怜的是在无法享受高等教育的人中，有一部分连享受国家规定的必须的义务教育也很难得到经济上的保障。近些年来高等教育收费节节攀高而国家拨款并不减少，与以前的高等教育低收费甚至不收费比，我们应该思考些什么呢？）
他“唉”地长叹一声，表示了自己的无能为力。想当初，他何等风光：在这山旮旯里，他放个屁也要响三湾。谁曾料，竟也要挖空心思削尖脑袋来保卫自己的“铁交椅”。真可谓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哪。一时间，忍不住就眼眶儿湿漉漉的，哗啦啦滚出了几串泪珠子来。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不到伤心时。此话当真。
孔圣贤一直以为张天才本事通天，什么事只要他点头就成，岂料竟惹得张天才感慨至于涕零。慌的么手也乱来脚也乱，不知所措。待到张天才呕出一肚子酸水，心平气和时，孔圣贤的心头早已经结了几层又几层的冰，冷得他直打哆嗦：真的没有希望了！
然而，民办教师已经做不成，农民百姓更是非他所愿——历来的经验证明：中国的农民成不了大事，所以“农民”注定了是一个人人瞧不起人人厌弃的职业和称谓。
他们只忙着背太阳过山而宁可作了井底之蛙。有一个故事讲，有一天，上帝看见一个农民在地里劳作，很辛苦。觉得过意不去，于是走过去对那个农民说：“如果你有什么愿望的话，我或许可以帮你实现。”那个农民想了半天才小心翼翼地说：“我的愿望就是能够有两个水壶，一个放在地的这头，一个放在地的那头，这样我干农活时，无论走到哪头，都会有水喝。”
即使有什么希望也只是寄托于子女有出息不再当农民，如此一辈一辈往下传，直到真的摆脱“农民”这层皮。即使忍无可忍时，“农民”也不过望风而动啸聚山林，然而终究没有过美妙的结果，只有残缺的梦：每每在处境稍有改善时，他们中的上层便上了天，一个个成了李自成、洪秀全，虾兵虾将们全作了祭坛上的牺牲，要不早就被扼杀了。
倘使中国的农民还执迷不悟地挣扎于愚昧中，未来的他们会不会有什么好的出路，仍然很难说。谁最应该给他们摆脱愚昧的平等的机会呢？该不会真的是只能靠“农民”自己吧！该不会仍然是在受了人欺侮甚至是凌压时，不得已地干叫几声，乱舞几下，找父母官告一气儿状，仍然大不了再学着当年的阿Q骂几句：“妈妈的，等我……”。
希望这些不要再成为他们本能的反应：的确可以吓退一些人，然而却只不过向死水里投了块小石子儿，能够荡开凝固的水面，在刹那间露出些空间，但于刹那间之后仍不过一切如故。
他们必须走出穷乡僻壤，要走出愚昧的思想（主要是没有文化）和麻木的精神（盲目地服从一切），方可证明自己的存在，也从而真正找到自己的位置，不再卑卑怯怯地暗地里叽叽咕咕，还不敢拿了双眼正视别人。
中国的某些城里人（有城市户口的），最初也不过农民出身，这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什么差别，他们那时不过住在城里的农民。然而这在后来乃至现在，却成了他们鄙视“农民”自视高人一等的资本。仅此而言，他们其实比地道的农民还可怜。因为他们于丧失了人性中的淳朴后又沾染了不少商人的陋习：带着铜臭的奸诈和伪善。
中国革命之初，农民的贡献和功劳着实不比城里人少半点。他们所以居于人后，缘于他们最致命的弱点：即前面提到的思想上的落后和精神上的麻木。这使他们在历史的长途跋涉中蹒跚在遥远的后面。以对国家的建设而言，中国的农民与城里人比（机会均等的前提下），除了多一点本分，其实也无多少实质上的差别，然而农民和城里人的差别却迥然可见，这是几十年来不争的事实。
虽说英雄不问出处，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为设置的票证制度限制了农民的经济自由，二元化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的政治自由，两条腿都被困住了，农村与城市的区别、农村户口的人与城市户口的人的区别，怎能不显而易见？！
（如今十年已过，重读这段关于农民农村的文字，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好在现如今这一切都已经从社会制度层面得到废除，正在真正地逐步走向“天下本一家”人人平等的“大一统”社会，对全社会最没有权势、最没有希望的人也给了一点希望，但在社会思想认识层面，要真正做到公平公正，能够实现所有人的梦想，依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但总得找点活路吧。情急之下，孔圣贤嚷出一声：下海去吧！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张天才来了劲儿。虽说他先前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过竟然还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的，尚且他并不怎么热心那行当。好在孔圣贤一声“下海”，不偏不斜碰对了弦，勾起了张天才对他与农经站的那桩买卖的美好回忆。何况城里的朋友早都已经纷纷下海，他站在岸上本来就孤孤单单的，成不了气候。而如今又到了逼上梁山的处境，于是“下海”成了张天才的一道“救命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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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2-25 09:1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