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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力军
作者：紫虬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发布时间:2024-04-27 06:01:55
【摘要】本文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对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认识和实践出发，指出改革开放后对市场经济的探索，是基于毛泽东改造小生产，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为前提，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思想和实践的延伸。批评了庸俗经济学观念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强调中国已形成了空前强大的雇佣劳动阶级，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践的主力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要放到雇佣劳动阶级中去检验，以保持理论创新的科学性。文章讨论了在人工智能时代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的措施。
我国每年应届毕业生有一千多万，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如火如荼，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只能加剧。怎样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晚年，以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探索了东方国家不重复资本主义苦难的可能性。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西欧革命有假设性误判，但通过恩格斯论述的“合力论”，捍卫了辩证的唯物史观，指出生产力的根本作用是通过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而体现的本质规律，指导了列宁的十月革命和毛泽东的农民主力军的革命，指导了斯大林的苏联前期和毛泽东中国对农业国的改造和跨越。
作为资本主义顽疾之一，毕业即失业，在欧美由来已久。在中国，解放后的方法是有饭大家吃，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或者下放农村，“土法上马”，对西方经济学“经济原则”反其道行之，却做得卓有成效。斯大林苏联和中国改开前，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有效破解了市场经济的盲目生产和大规模失业，人口和寿命增长在人类史罕见。八十年代后，对存在的瑕疵认识为“大锅饭，养懒汉”、全员劳动生产率低下，限制人的自由发展等，成为四十年的改革对象。
一、毛泽东改造中国、改造小生产的宏伟路径
中国作为人类商品、货币发源地之一，依托的是内陆农耕自然经济的发展，自商鞅变法以来，形成历代重农抑商传统。解放后人口猛增的温饱压力，不得不长期依然以粮为纲，这就使得农村多数人的集体经济积极性，和重农抑商传统重合，潜在地通过革命遗留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惯性，通过对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尾巴”的绝对排斥，以及干部孽生的官僚主义专制体现出来。
毛泽东缜密研究占总人口90%的农村集体经济，同时又在基层群众创新中，总结出社队企业、生产责任制、私有经济自留地等经验，探索中国特色的农业国产业升级，工业化之路。在这个征程中，毛泽东遇到小生产观念的巨大阻力，首先反映在向集体经济和从农业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发展上。毛泽东依据农民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主力军的实践，批评了《共产党宣言》对农民二重性叙述“蹩脚一点”（《毛泽东年谱》1959.12.17），肯定了同是农业国苏俄的列宁、斯大林的准确表述。
毛泽东把斯大林统得过死，把商品局限在消费品、企业和个人易附庸于政府和单位官僚主义的倾向作为借鉴，严格纠正剥夺农民，提出尊重价值规律，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总结提出限制而不是废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宏大思想；用三者利益统一，调动基层积极性和经济活力，建设不断调整人与人关系的工农业公有制和生产方式，这就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意识形态及其经济基础。
毛泽东以主要反映在党内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指导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实际上是东方国家改造小生产，吸收西方文明，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历史宏伟路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分别晚年思想的具体化，也是人口大国人人有饭吃的共同富裕之路，对中、俄和第三世界有方向性指导意义。“中国这个国家，离开农民你休想干出什么事情来。得罪了小资产阶级可不得了，永世不得翻身，因为他们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毛泽东年谱》1961.5.21）
二、毛泽东晚年思想的逻辑延伸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对市场经济的探索，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深入。在改革实践中，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在流通环节取得商品生产主体地位，进入新时代后，在生产环节以劳动为主体，统御资本和公有资本形式的探索深入；从绝对的市场经济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维护了全国一盘棋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大一统。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推动了社会分工和对信用的运用，促进了生产要素流动，在高度关注具体劳动在生产社会财富所体现的生产力效率中，也关注生产关系对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的维护，限制价值规律从商品占有向生产资料占有的转化作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但不破除最大的资产阶级法权私有产权，形成一条正确路线，这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的逻辑延伸。
因此，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后，并不是简单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而是社会主义的深化。这一点，凡是客观严肃的思考者，承认它是不困难的。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论，是以公有制排斥资本雇佣劳动为前提的，但是改为照搬西方GDP为前提，以利润、工资和地租作为社会总收入基础，取代社会总劳动，在企业和个人取得市场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合乎逻辑地复归了雇佣制和私有化，从而成为悖论。这个悖论以对谓项“根本矛盾”否定判断的周延性，为无条件引入社会主义对立元素做了背书，解除了对现代资本主义陌生的全党的警惕性，以中性市场经济的观念，复制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毕业即失业就是反映之一。
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无条件接轨和完全排斥，作为两种极端，都受到毛泽东的分析批评，前者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思想方法是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后者不能辩证对待包括私有经济成分的资产阶级法权，“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是教条主义。这些都是小生产观念或小资产阶级视野狭隘的表现。
三、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是庸俗经济学的前锋
1975年4月23日，毛泽东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同日《毛泽东年谱》）
在当时反对两种倾向中有哪些特点和侧重？根据原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1980年10月28日在一次会议上回忆，五届三次人大会议之前要召开民主协商会，在为华国锋准备这次会议发言稿的会上，在解释毛主席提出的“三年解决”时，“华国锋同志亲自说过：这个‘今年解决不了明年，明年解决不了后年’，不是讲粉碎‘四人帮’的事，而是指批判经验主义”。
毛泽东去世后，根据传达，三年解决“四人帮”是毛主席的遗愿。今天看《毛泽东年谱》，经当事人回忆，虽然在编辑中删除了数十万字之多，但仍然可以看出，毛泽东最主要的遗愿，是九大、十大和去世前反复强调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而经验主义，正是毛泽东去世后危害性最大的思想倾向。正如列宁批评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差别“微不足道”，实用主义“仅宣扬经验；认为实践是唯一的标准”（《列宁选集》2，234注），经验主义的“实事求是”主导了真理标准讨论和批判“两个凡是”，为后续的庸俗经济学的改头换面开通了道路。
放弃理论指导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用国际间社会发展的不同水平认识社资差异，以静止、绝对的“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为名，武断否定对社会主义不同阶段的具体、相对的认识，否定前三十年，以“摸着石头过河”的盲目实践，对于服从“三位一体”的GDP和由此产生的中性生产力、中性市场经济、所有制中性、竞争中性、资本中性、信用中性、中性的全要素生产率等，放弃二重性分析，这就使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观念作为永久法则，摇身变为马克思主义改革理论，和党的灵活政策、策略混为一体。
“国民经济翻番”的GDP尺度，正如《资本论》对“三位一体”的批判，达到了把使用价值即财富和劳动价值“不能通约的关系”联系在一起，也就“正好达到了资产阶级观念上的‘合理’了”（《马恩文集》7，926）。用资产阶级的观念，实用主义地作为改革开放的动员，顺应并放纵小资产阶级和权力经商从商品占有向生产资料占有的要求，这就虚化了马克思主义指导，逐步地完全放纵了大规模私有化为主的资产阶级法权。
以纠正计划经济歧视服务业为名，把发展社会化大生产、抗拒国外垄断资本所需要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马恩全集》25，456），放纵为脱离制造业的金融资本，如吴晓晖式的权力金融，互联网金融P2P、金融衍生品等虚拟资本畸形发展；操纵本来属于消费资料部类的公共服务业从福利化转向商品化、产业化甚至金融化；在资本市场推动下，既有把级差地租转入国家资本后，改善财政，扩展城镇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的积极一面，也以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窒息制造业，混乱再生产比例，普遍制造债务经济，挟持国有银行和宏观经济。
在私人资本集中和垄断中，向西方出卖有损民族的包括数据的各类资源，建立离岸家庭信托基金，向海外虚假投资，转移资产，在这个过程中，西化派服从、配合世界金融资本的强势，主张无条件资本项目可兑换交易，迷信市场化，实质性配合美元潮汐收割，为资本外逃和外资抄底创造宽松条件，形成买办中坚。这些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必然走向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历史宿命。它们倾向于放纵人民币贬值，把通货膨胀作为发展经济的默认条件，与二战前后的苏联，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主要物价稳中有降形成鲜明对比。
所有这些，反映了农业大国小资产阶级可以向腐朽资本主义演变的完整的寿命周期。它不是对“卡夫丁峡谷”的跨越，而是资本主义补课。这是对毛泽东有条件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另起炉灶。
四、中国雇佣劳动阶级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中壮大
在左翼队伍中，一些学者严肃批判庸俗经济学原则，对马克思主义原理解惑授业，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即现代修正主义、西方经济学、哲学的拨乱反正上取得重要成就，发挥了中坚作用。但在“晚年错误”的思想禁锢中，误解毛泽东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或将其仅仅解读为批判等级制，特权的极左，甚至像批评学生一样批评毛泽东不懂得资产阶级上升阶段的平等主张，提出按劳分配无需限制；或否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必要性，误解、类比为杜林、蒲鲁东用价值规律克服价值规律产生的资本主义弊病；或脱离历史条件，求全责备缺少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手段，看不到西方封锁铁幕崩溃后，四三方案对资本主义的利用才刚刚开始；或绝对排斥利用资本和资本形式等。
这些都是认识过程中的岐见，只要联系实际，不难克服。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是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实践，对《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理论深思熟虑的结果，本身也是毛泽东本人对于保护或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两种倾向开展批评和自我否定的结果。看不到这一点，对于把庸俗经济学乔装打扮为改革理论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根源、思维方式，就不容易产生警惕，不自觉接受“资本中性”等一系列“中性论”的折中主义，从而容忍与时俱进包装下的资本主义永恒经济原则，在和西化派的斗争中节节败退。这种现象与毛泽东去世后盛行的权力真理观有关，也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有关；从整体看，其背后也是农业国强大的小资产阶级传统因素，令干部队伍对现代资本主义缺乏感性认识，失去辩证能力有关。
在工人阶级队伍方面，旧中国工业弱小，解放前夕民族工业仅雇佣164万人（刘日新：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33），仅为1966年第二产业人数2600万（国家统计局）的6%，文革期间的工人阶级主要是建国后在苏联援建和中国土法上马的工业中诞生的，其前身主要不是和资产阶级同时产生的破产农民，在特定条件下，不完全具有十月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组织纪律性，在文革中出现派性分裂，在丧失主人翁地位的私有化改革中缺乏通钢工人那样的反抗性，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在完善小生产改造的时代洪流中，脱离党的正确领导出现的支流。
改革开放后以后，工人阶级探索了公有制的新形式。特别是在反对美国制裁的斗争中，技术创新和生产关系创新经受了考验。劳动主体利用资本的形式做自己的资本家，使自己的劳动增殖的合作生产，是集体经济在商品经济深入阶段的演变，是逆私有化的再改革。“公有资本”是对资本利用和转化中的一种过渡形式和界面，例如国家资本主义；但不能作为社会主义的逻辑，因为不能成为实质上撼动、虚化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理由。这些又是正确认识了在社、资生产方式中，本质区别并不在劳动力模拟商品的流通领域，而在生产环节：是合作劳动，还是雇佣劳动的结果。正如“不能不承认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毛泽东年谱》，7，322）的警觉，离开生产资料占有谈市场决定要素贡献和分配，用企业和劳动者双向自由选择的平等性，掩盖私有资本占有剩余劳动的不公平，作为指导思想，完全是混入到党内的资产阶级观点。
按国家统计局可查询就业数据，2019年城镇国有、集体企业和单位就业占比17%，内外资私企50%，混合型企业26%。在我国工业化上升到门类齐全的强大制造业同时，几乎和民族资产阶级同时产生的新生雇佣劳动大军，已逐步远离农民工父辈的土地生产资料，或城市前辈遗留的住房等福荫，更加接近雇佣无产阶级，在生活压力下，排斥婚姻生育，已经影响到人口出生率。与此同时，今天中国形成了以工程师队伍为主干，包括由代表雇佣劳动阶级利益的企业管理者引领的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这支队伍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振兴融为一体，拥抱两弹一星传统，可以以最广阔的胸怀团结爱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大多数前辈，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病与变革有效性的认定，来自于亲身经历。这支队伍文化科技技能平均程度之高，组织纪律性之强，生产效率之快，学习创新能力之充沛，对生产成本控制之系统化，历史空前、世界独有。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所取得的最大成就。而每年进入雇佣劳动大军的应届毕业生，就成为宝贵的新鲜血液。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要放到雇佣劳动阶级中检验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不断回答实践遇到的崭新课题，以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创新。”完成这一伟大任务，首先要紧密依靠雇佣劳动阶级，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放到雇佣劳动阶级中去检验，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理论创新的科学性。正如一百多年前，列宁号召青年在掌握人类知识总和中学习马克思“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列宁选集》4，284）
恩格斯批评了“自命不凡”者“往往以为，一切东西对工人来说都是足够好的。他们竟不知道，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马恩文集》10，588）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这样。
六、在新质生产力中解决失业问题
认清了历史、现状以及雇佣劳动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就可以理解习近平指出的，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是劳动，为全要素生产率的衡量赋予了灵魂，与旧的中性生产力划出了界限。就可以在人工智能起飞背景下正确总结应届毕业生就业的不同方法。
1，按价值规律，重视对复杂劳动的社会必要劳动的补偿。欧美为了让劳动者的专业知识、包括技术专利纳为资本附庸，早已形成吸引人才的强有力补偿机制。中国对中外人才的争取，往往需要突破小生产论资排辈顽习，才会承认复杂劳动有较多的社会必要劳动和竞争风险成本，特别是取得自主奋斗劳动、参与共享剩余劳动的前景，就能超越欧美人才机制，取得争夺人才角力主动。重视人才的市场价值，既是高端应届生人尽其才、珍惜教育资源的必要条件，也是国企吸收民企机制，防止企业竞争力流失，解决体制性创新卡点的必要条件。
2，以反映社会必要劳动为前提，限制简单劳动的加班时间，“有饭大家吃”，和补偿复杂劳动是含义相同的。其原因在于，复杂劳动相当数倍于简单劳动，但是，“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马恩文集》5，59）反对平均主义的先富是劳动成就激励的结果，不是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异，实用主义纵容庸俗经济学长期混乱这个观点。全社会激励复杂劳动和限制简单劳动时间并举，限制劳动力市场价格下限，给予劳动者基本的有尊严的生活报酬，对失业者开展再就业培训机制成为产业调整的首要内容，这些是限制劳动力价格上的资产阶级法权，也是政府有为的空间。
3，企业的安置就业责任。对于国企，既然认识到国企存在完全竞争型、公益型等分类管理，就不能把人均产值、“抓大放小”当做禁锢。人均产值作为使用价值的计量，不能和劳动价值通约。要发挥公益企业在解决失业率上的骨干功能。应当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土洋并举，大小并举，有饭大家吃”取得借鉴，树立企业社会责任。对于私企不愿做，社会又需要的项目，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的“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
4，企业办社会，是劳动者的福利，资本的负担，是剩余价值回馈价值创造者。在私企是老板用工人创造的价值请工人的客，在国企，是“有折有扣”（《哥达纲领批判》），承担完社会义务以后，给劳动者的实物报酬。这种报酬，符合十八大以来关于增加初次分配精神，没有必要延续国企私有化中对劳动者的锱铢必较。企业福利和公共服务岗位作为增加就业的重要方面，减少劳动者的市场风险，同样属于人工智能时代生产的广度和深度，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善消费心理。
5，新时代以来的村官和助农干部制度，是加强农村振兴和乡镇社区治理的重要举措，是老知青出身的领导在新时代采取的重要国策，是毛泽东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存在的问题“容当统筹解决”的延续。应创造更多应届毕业生专业对口、深入基层的条件。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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