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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辑..历史重游
他们当初这一批进厂子的知青还算不错，分配的工种干什么的都有，李奎明干的是汽车装卸工，因为那时厂子正在上升期，什么工作量都在增加，就新买了不少大汽车，用来搞供销运输。
他在汽车队干得既不错，也不太好，如因为肯吃苦，工友和领导们在这方面挺满意，但在有些方面就不满意了，因为经常爱提意见。如什么应当想办法改进操作细节，以改善劳动强度、保证运输安全，等等，等等，领导就不爱听了，说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得了，所以干了几年后，就被领导找机会蹬了出去。
后来他又干上了管工，劳动态度还是受欢迎，但爱提意见的做法不改，领导还是不满意。
如有一次，厂领导到下边检查工作，在路过管工班的露天操作平台时，就站了一会儿，看看工人们的干活。
这是一个几十平方米的大操作平台，管工们在上面制作大管弯头等各种管件，工人们见厂领导围观过来，反而停下工作，跟厂领导们唠起嗑来。
当时是1985年，厂长叫高大行，人确实有两下子，把厂子搞得蒸蒸日上，从国外引进不少新生产线、新技术、新工艺、新经营理念，厂子生产饱满，经济效益猛增，钱有的是，国营企业不同于私人企业，没有政策，钱是不能乱花的。
那时候，厂子的固定资产已经达到近三个亿，不仅是在全国，在亚洲也是最大、最强、最好的同类电力企业。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跟厂领导唠啥？当然是称赞高厂长厉害，高厂长听得当然也是美滋滋的！
不仅是工人们服高厂长厉害，就是中层干部和副厂长们也服，在高厂长面前都是顺从的、低声下气的，从不敢在其面前说个“不”字。
在这时候，工人们一夸高厂长，随行的副厂长和中层干部们就随声附和，高厂长美得要命，掏出好烟，赏给工人们抽，工人们更是猛夸高厂长！
李奎明当时当然也在其中，在猛吸了几口烟后，在赞扬声中突然说：“高厂长，我能不能提个合理化建议？”
提合理化建议，是那时国营企业流行的管理方法，虽然效果并不十分好，但对有些建议还是能采纳的。
高厂长一听，说：“好哇，我也知道有你这一号，就是爱提建议，我洗耳恭听。”
当年，那个管福利的孙副厂长也在场，已经变成管生产的副厂长了，平时接触李奎明能相对多一些，对他早就有反感，不屑地说：“你净整那些没有用的，又瞎呲呲什么？”
高厂长个子很高，也吸着烟，挺着胸脯，抱着夹说：“不，让他说，让他说。”
李奎明说：“俗话说，人是三穷三富过到老，其实企业有的也是一样，我们厂子在过去也就是一般，在高厂长的领导下，换了一副新天地，但在以后呢？会不会老是这样好？”
高厂长说：“这你放心，我的宏图还没有展完，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人三穷三富过到老是所谓的，并不是绝对的。”
李奎明说：“我也认为并不是绝对的，但万一呢？要防备万一。”
高厂长问：“你是什么意思？”
李奎明说：“要有防范措施。”
高厂长问：“什么防范措施？”
李奎明说：“现在我们厂子有的是钱，愁得是花不出去，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花一些钱解决这个问题。”
高厂长说：“呵，挺厉害呀，说说什么办法？”
李奎明说：“拿出一些钱来开发新产业、新产品，在现有主业好的时候，做为辅助业，也可以创造经济效益嘛，在主业万一不好的时候，就有作用了，可以补偿主业的损失，甚至于可以反变为主业。”
高厂长说：“你这叫未雨绸缪呗？”
李奎明说：“是。”
高厂长说：“那你说说开发什么新产业、新产品？”
李奎明说：“我只是提建议，至于开发什么样的新产业、新产品好，我还建议成立一个开发办公室，以我们厂子的技术等各种条件为基础，结合市场经济中，也能够为我们提供一席之地的产业来开发。”
高厂长说：“你就直接说吧，别整那些没有用的，到底开发什么样的新产业、新产品好？”
李奎明说：“如果非让我说，我建议建一个轧钢厂。”
此话一出，副厂长和中层干部们都哄堂大笑！
孙副厂长说：“我当是有什么好主意呢？原来是建议建一个轧钢厂，纯粹扯蛋！”
高厂长说：“别嚷嚷，让他说说，为什么要建轧钢厂？”
李奎明说：“有好几个好处：第一，我们厂子的主业主要是生产电力设施，比如说制作输电线路铁塔，主要用的就是钢材，全部外购，如果我们自己能生产一些，就能供自己使用一些，铁塔生产的成本就肯定会降低一些，还能外卖一些，获得另外的经济效益。第二，我们的生产制作产生很多费钢，平时在废钢库堆得像山一样，外卖根本不值钱，我们有炼钢炉，是跟铸造配套的，虽然能用一些，也根本用不了，就可以冶炼成轧钢件，比如说钢坯，做轧钢原材料。第三，建一个轧钢厂，还可以促进炼钢炉增加利用价值和经济效益，我们有两个10吨的炼钢炉，由于铸钢件制作不多，电炉的使用率不高，做为生产设备是个浪费，如果能冶炼轧钢件，电炉的使用率就提高了，价值和经济效益也就提高了，从不倒班，变成两倒班或三倒班都可以。第四，搞轧钢现在是朝阳产业，现在钢材很紧俏，猛涨价，这是块‘肥肉’，为什么现在‘对缝’的这么多？都是看上了这是块‘肥肉’，我们就自己生产‘肥肉’，好处大大的。第五，我们有钱花不出去，愁人不？当然愁人，最后就得上缴，不缴不行，如果有建轧钢厂的投资项目，报到局里肯定能批准，因为不用上级掏钱，又有增加经济效益的好处，不可能不批准。”
话说到这儿，管工们轰动了，“嗷嗷”地直叫，都支持建轧钢厂，他们也有人在业余时间搞“对缝”的！
高厂长说：“建议还真不错，但我告诉你，我们要是干了，是吃饱了挣的，也就是说，根本就用不着！”
说着，又点了一支烟抽起来，边抽边说：“再说一遍，事算好事，但用不着。你能看到我们的主业将要不行了吗？不但没有不行的迹象，反而有越来越好的趋势，我们不在主业上继续下功夫，反而去搞别的东西，不是吃饱了挣的是干什么？”
顿一顿又说：“我不敢说能看得很远很远，但10年左右远还是能看到的。今年，我们铁塔的生产能力将达到10万吨，明年就能达到近11万吨，后年就能达到近12万吨，到1995年，再不济，生产能力也能达到15万吨。因为我们刚刚从国外引进了新生产线、新技术、新工艺、新经营理念，还需要消化，能力是需要一点点地提高的，而且引进新技术、新工艺等做法，并不是已经中止了，看准更好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理念，还是要不断地引进，或者是学习，厂子的生产能力还会提高。”
大家听得鸦雀无声。
高厂长继续说：“国内的市场是多么的好，一切都在大干快上，每年的生产任务订得满满的，我们的产品最好，不找我们生产找谁生产？所以，虽然需要未雨绸缪，但我们用不着。”
最后还来了几句：“听明白没有‘机灵鬼’？听说你的外号叫‘机灵鬼’，能看到未雨绸缪也算是‘机灵鬼’吧，但现在还用不着。另外，我们是钢材采购大客户，那些大钢厂把我们当上帝，用户为王嘛，钢材再紧俏，他们也不敢慢待我们，对我们是百般地维护，我们还建什么轧钢厂？不是吃饱了挣的吗？”
副厂长和中层干部们听高厂长说完，都热烈地鼓掌!使劲叫好！
孙副厂长说：“这才叫高论、宏论，‘机灵鬼’学着点！”
这是一段往事，厂子在那时，确实是情势很好，但后来很快地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一年不如一年。因为，当时尚是计划经济底子，虽然开始推行了市场经济，但起步并不快，国营企业受影响不大，但随着市场经济起步越来越快，国营企业就大都开始日子不好过了。
由于高厂长确实是个能人，在1986年底，就被调到上级大局的二级局机构当局长去了，那个孙副厂长当了一把手。
有上级隶属关系的国营企业，谁当一把手可不是工人说了算，由上级说了算，据说孙副厂长有上级的背景，如不让他当一把手，高厂长说了也不算。
这个孙厂长的能力可就不行了，再加上厂子后来经营确实困难，厂子是必然每况愈下！
孙厂长后来退休了，换了好几任厂长也是不行，厂子的状况是猛烈地滑坡！
在1995年，当了局长的高厂长曾经来厂子视察工作，在现场检查时偶然看见了李奎明，曾经有一番令人感动的话语。
他对李奎明说：“想当年，你未雨绸缪的建议是对的，人无完人，我当然也是，没有听从你的建议，是个极大的遗憾和错误！”
有趣的是，回到厂部，那时还没有退休的孙厂长递上了一份建轧钢厂的报告。
大局管理100多家电力企业，厂子属于修造企业，具体归高局长所在的二级局管理，基层厂要干什么，是需要局里批准的。
高局长看了报告眉头一皱，说：“现在再建轧钢厂还有用吗？”
孙厂长说：“太有用了。第一，钢材仍然是非常紧俏，价格还是猛涨，绝对是朝阳产业。第二，我们现在虽然订单少，毕竟还是得采购原材料，资金短缺呀，如果我们自己能生产一些，可解决大问题了，既省了采购资金，又降低了生产成本，还能外卖一些，帮助增加一些经济效益。第三，买钢材我们原来是大客户，钢厂不敢小瞧我们，以我们为上帝嘛，现在完了，变成小客户了，根本无视我们，因为钢材紧俏，有些钢材有时就买不着了，能买着也是贼贵，给我们气完了，如果自己有轧钢厂，这种窝囊情况就能改善一些。”
高局长听了心里像刀扎一样地难受，说：“把李奎明找来。”
孙厂长一愣，问：“找他干什么？”
高局长说：“现在我学会了应当多听听工人群众的意见，把他找来，让他也谈谈。”
没有办法，孙厂长安排人把李奎明找来了。
高局长把厂子现在要建轧钢厂的想法说了，问李奎明的意见。
李奎明一听，赶紧说：“现在可不能建轧钢厂！”
高局长问：“你不是极力主张建轧钢厂吗？怎么又反对了？”
李奎明说：“时过境迁了，这时候的情势，跟10年前哪能一样？”
高局长说：“具体说说你的意见。”
李奎明说：“10年前，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一切都在大干快上，所以钢材紧俏，价格猛涨，就催生了轧钢行业的兴起，但属于刚起步不久，大都建的是小轧钢厂，而且多是在农村建的乡镇企业，资金、技术、等级、规模都不行。而我们厂子那时很有钱，各种条件都比乡镇企业强，要建轧钢厂，会很快赢得跟乡镇企业的竞争，会建成一个很不错的轧钢厂，对厂子很有帮助。可是现在形势不一样了，轧钢行业经过10来年的竞争和发展，很多好的轧钢厂已经脱颖而出，占据了市场经济中的有利地位，我们再建，已经无法跟他们竞争了，所以不能建。”
孙厂长一听来气了，说：“我们是国营大厂，晚建10年 也无所谓，怎么还竞争不过他们？”
李奎明说：“资金，资金哪，那时候我们很有钱，现在哪有钱？没有钱什么事都办不了！”
孙厂长说：“现在流行改革开放中的一句豪言壮语，说只要看准了情势，‘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的也要上’，好天地是闯出来的，比如资金，想办法呗。”
李奎明问：“能想什么办法？”
孙厂长说：“请上级拨点款，去银行贷点款，跟工人集点资，在其它方面省吃俭用，等等，还能没有办法吗？”
李奎明说：“怎么说也是捉襟见肘，自己腰包里没有钱，根本就不行！”
孙厂长气得说：“你就认得钱，别的啥也不考虑，有钱要上，没有钱也要上，没有困难要上，有困难也要上！”
李奎明说：“钱虽然不是绝对的因素，但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当然还有其它方面的因素，现在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力等基础条件，无法跟已经很有规模的轧钢厂竞争，硬要上，只能是败下阵来！”
孙厂长气得还要说，被高局长劝住了，告诉李奎明回去吧，说：“谢谢你发表意见。”
李奎明只好回去了。
高局长问孙厂长：“你们的申请报告里，怎么还说要建两个轧钢厂？”
孙厂长说：“原目标是准备建一个中型轧钢厂，一部分钢材自己用，一部分竞争外销挣钱，但这里有一个忽略。现在房地产等基建建设很凶猛，建筑用钢材很紧俏，都是乡镇企业的小破轧钢厂提供的，也不用管是不是国标等要求，什么破废钢都能轧钢材，什么破钢材都能卖出去，所以又考虑也建一个小破轧钢厂，专门轧制这种小破钢材，能捞到很好的经济效益。”
高局长说：“这是市场丑态，我们国营大厂怎么能干这种事？”
孙厂长说：“国营是不假，可竞争起来，谁管你是不是国营的，都下死手，所以，我们国营企业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没有办法，在市场经济面前，只能是实事求是，能挣着钱才是好家伙，装逼只能是等死！”
高局长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高局长回到局里，跟班子里其他领导进行了研究，以决定批不批准建轧钢厂？
其他领导了解了全部情况后，都说：“让建吧，要不过后，你又落埋怨了。”
高局长倒不怕落埋怨，是怕批准了，后果像李奎明说的那样，如果不批准，担心又会犯错误，使厂子又丧失了一次翻身的机会，但最后还是批准了，认为，给机会或许比不给机会强。
二级局并没有财政权，上报到大局，好说歹说给拨了点款。
于是，厂子建两个轧钢厂的工作就上马了。
然而，情况跟李奎明的预见是一样的，厂子虽然生产订单少，也得买原材料，可哪有钱？连职工的工资发放都经常拖欠，怎么建轧钢厂？
局里虽然给拨点款，可一用就没了，买原材料和发放职工工资有时都得占用，要想让局里一直拨款，那是不可能的。
银行贷款已经贷不下来了，一直欠银行贷款，还怎么贷？要不是国营企业，按贷款抵押，厂子早就被银行收走了！
至于群众集资，职工们谁敢投资？就是想投资也没有钱，工资不但拖欠，也比过去少了很多！
尽管如此，两个轧钢厂也算是歪歪扭扭地建起来了，但原想建的中型轧钢厂规模达不到，买的都是别人淘汰的旧设备，轧钢原料也是低等的，轧制出来的钢材还能好吗？外卖根本就没有人要，只能是自己内用一些。至于建的小破轧钢厂，更是勉强运转了几天就歇菜了，因为国家已经开始治理肮脏经济了，基建建设等建筑，必须使用合格的钢材，小破轧钢厂逐渐地都被取缔了！
如此，经过了几年，两个轧钢厂都夭折了，厂子更是每况愈下！
此时，孙厂长也到站了，退休了，厂子接连飞快地换了几任厂长，但谁都无法让厂子起死回生！
高局长岁数比孙厂长虽然稍大，但在局长的位置上还能多干几年，看到厂子的情况心如刀绞，身体受到了极大地摧残，终于有一天，急得突然狂吐鲜血，倒在了岗位上，死未瞑目！
高大行其实是厂子广大职工公认的好厂长，比以前和以后的厂长强多了，到局里后，跟部里的领导接触多了，也被部里认定是能力很强的干部，说应当到部里来工作，他不肯去，因为心在基层厂，可惜，一个卓越的人才过早地陨落！
厂子职工听说后，非常地痛心，说如果当初高厂长不走，或许有拯救厂子的办法，厂子或许不会早早地陨落，而别的厂长就不行了
此后，厂子更是急剧地衰败，工人群众还能好吗？到1998年，李奎明刚满50周岁，就被内退政策一刀切赶回家了。
他在电业局有同学上班，在厂子好的时候他们比过，还是他工资多，可随着厂子的衰败，那些同学就逐渐地比他挣得多了，后来，人家一个月的工资都能赶上他三个月的工资了。为什么？如厂子是亏损企业，不允许涨工资，连工龄工资都不准涨，至于其它各种工资，如奖金什么的，是越来越少，而电业局，各种工资是蹭蹭地涨。
在内退前，李奎明每个月还能开1000多元，而内退后，每个月只能开几百元。
他为什么没有参加1977年的高考？因为他媳妇徐奎是刷油工，不幸的是，有一次上梯子刷油时，把腿摔骨折了，伤得很厉害，他不但得照顾徐奎，还得照顾当时很小的女儿。
徐奎的伤后来虽然好了，也多少留下点残疾，也早就按政策内退了，工资更少。
这个家怎么生活？他们只有一个女儿，没有考上大学，高中毕业后只能打工，他也只好做点小买卖。
后来，他买了个客货两用车，考了票，做小买卖不但方便了，也挣了点小钱，才有心思想起“五间房”的同学，张罗聚一聚。
这就是李奎明的往事，当然是掺杂着厂子的情况说的。
再说一说其他人的往日情况。
许春天是一个不爱张扬的人，既有好处，也有缺憾，好处是领导和群众的口碑还可以。
知青来时，厂子得看档案哪，一看这个人还不错，挺稳当，就安排到了电工，因为电工玩电哪，这样的人能保险一些。缺憾就是不显山露水，本职工作做得再不错，也就永远是个普通工人而已。
他在学校时学习很好，还是班长呢，但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却没有考，因为媳妇杨槐花有病了，他们生了个儿子，杨槐花却得了产后风，很严重，他得照顾有病的媳妇和家呀，所以就没有参加高考，杨槐花如果没有病，两个人其实都能成功高考。
当然，杨槐花的病也不是说就没法治了，后来，身体逐渐地好起来，但厂子已经衰败了，跟徐奎一样，被内退得更早，许春天也是在1998年被“切”回家的。
说到内退真让人唏嘘，厂子里的男同志，50周岁就被“切”回了家，其实还有更早的，特别是女同志，45岁就基本都回家了，而且也有更早的。
对企业来说，这叫减员增效，可是任何效益都是有人才能创造出来，减少了人，反而是减员增效？真是莫名其妙的说法？
内退后，许春天家怎么生活呢？亏了杨槐花有祖传的厨师手艺，刚开始给人打工，后来自己开了个小饭店，生意还是不错的。
许春天刚开始做电工杂活，也不少挣钱，也是买了个客货两用车，考了票，东奔西跑的，后来岁数大了，就只是帮助杨槐花料理饭店了。
再后来，儿子长大了，没有考上大学，把饭店交给了儿子搭理。
他家的生活在退休后，反而比退休前能好一些，但在以前生活窟窿太大，有很多外债，后来的生活质量只是一般般。
李奎明找许春天重温“五间房”的生活，他乐够呛，晚年了，没有事了，确实怀念过去的一些老同志，就非常高兴地来了。
再说说杨大成家的情况。
杨大成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在高中时也是班长，课外读物看得很多，涉猎的知识很广，也很杂，也善于思考，凡事都有个比别人看得准和看得深的见解。
这虽然是属于能人才具有的特点，但要出息也得有机遇。
他进厂时被分配为钳工，几年就成为了干活的好手，再加上比一般人强很多的其它能力，在钳工班很快地就显山露水了，按常理，应该有仕途的发展，但恰遇一个狭隘的班长，看他显山露水反而打击他。
为什么？因为这个班长一直干得也不错，有提干的趋势，杨大成一显山露水，他害怕了，怕被车间重用影响了自己，就时时处处挤压他，还到车间说他的坏话。
车间原真有重用杨大成的想法，经班长一说有些疑惑，就没有很快地使用杨大成。
当然，也有当时孙副厂长的原因，在刚开始准备住进“五间房”时，他的言语不是让孙副厂长目瞪口呆嘛，孙副厂长对他恨得是一贴老膏药，车间再说他好也没有用。
到了1977年高考恢复时，杨大成当然参加了高考。
他媳妇蓝兰的知识、能力和智商跟他差不多，进厂时被分配为铁塔样板划线工，也很快显山露水了，但毕竟是女同志，仕途的发展稍微慢一些，高考到来时，当然也参加了高考，结果，两个人不但都考上了，还考得非常好，双双都被清华大学录取了。
他俩学的都是企业管理专业，为的是专业一样，相互能有个帮助，毕业后都被留校，因为那时候师资非常缺乏，挑不错的就留做助教了。
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人对前途的追求就止步了？当然不是，边助教边继续学习，后又学习了计算机有关专业，最后，两个人都成为了博士，成为了大教授。
在高等学府，大教授可不是光教学，还搞科研，有各种各样的科研所，后来，学校的师资不成问题了，他俩就专门进了科研所。
搞科研不但是为了促进教学，更主要的是为社会服务，特别是对企业的服务，成就老大了，不但给学校创了收，个人的创收也是很大的，在2010年时，他家的资产就达到了千万。
在2010年，李奎明找他俩时，他俩正准备提前退休，因为到了现在，学校的各种科研力量都不缺了，他俩就办了退休手续，想享受享受晚年的生活。
他俩要孩子较晚，只是有一个儿子，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国企上班。
再说说吴新宇家。
他也是个能人，在厂子时是铆工，干了几年就成手了，当上了副班长，很快又当上了车间调度，1977年高考时，已经是车间副主任了，但他仍然是选择了高考，考上了北京大学。
他媳妇韩英，在厂子里是电焊工，干得也很不错，但也选择了高考，也考上了北京大学。
他俩学的专业都是经济学，也是为了能有个相互帮助，有趣的是，毕业后也被留校做助教了，后来经过形势的发展，也补学了财政学专业，都成为了博士和大教授。
他俩的一些经历，跟杨大成和蓝兰差不多，后来也都进了科研所，既为学校创收，也为自己创了收，但也有区别，后来他俩离了职，自己创办了金融所，直接为社会服务，当然就挣了更多的钱。到2010年时，他家的资产已经达到了千万以上，在那时候，有些知识分子的收入真的是了不得。
他俩是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也都是大学毕业在国企上班，当李奎明找他俩时，也是因无忧无虑，金融所交孩子搭理，来享受享受晚年的生活。
再说说钱向前他家，他家的情况可大不一样。
钱向前在厂子里是锻工，在工友群里，高中生可算是大知识分子了，因为锻工老工人大都文化少，但他在班里并不“得烟”，很多锻工的性格很古怪，喜欢做事情“大扔大撂”，有时反而反感他总是思考做事情的做法，所以他一直是个破锻工。
钱向前能甘心吗？当然不能甘心，就在业余时间经常琢磨点事，琢磨什么呢？当然是琢磨怎么挣钱，叫“钱袋子”嘛，还是名副其实的。
在那时候，不允许乱做买卖，但他有办法，给别人介绍租房，出租的和求租的，都多少给他点报酬。
在那时候，还没有中介的说法，按后来的说法，就叫“黑中介”。
改革开放后妥了，他停薪留职，干起了名副其实的房屋租赁中介，挣了一些钱，虽然不是大钱，也属于“万元户”了，在那时候，“万元户”还了得！
后来，房地产业兴起了，他轻车熟路，很容易地就进入了这个行业，虽然资金有限，不能大展宏图，但逐渐地就成为了房地产开发商，真的大展宏图了，到2010年时，他家的资产已经达到了几千万元，所以说，给李奎明和许春天几十万，根本就不在乎。
他媳妇刘霞也是个很能行的人，在厂子里是铣工，干得也不错，但嫁汉随汉嘛，刚开始也是停薪留职，帮助钱向前做生意，后来，挣着钱了，两个人都办了离职。
再后来，钱向前的思想升华了，有了钱，不再追求更多的钱了，什么都不干了，也开始享受晚年的生活了，正在这时候，李奎明找他俩，他们俩口子毫不迟疑地就来了。
他俩有一个儿子，没有考大学，什么都没有干，在过着富二代的生活。
这就是他们这些人的往事，当然只是简单地说说。
杨大成、蓝兰、吴新宇、韩英，上大学念书后，自然离开了“五间房”，紧接着，钱向前俩口子也离开了，因为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意的操作中。
剩下李奎明和许春天两家，火火的日子就差了，正赶上厂子开始扒掉老住宅区，开始建住宅楼，还有住房改革的政策跟着，他们两家后来就要了楼房，也搬走了，“五间房”又变成了荒芜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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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7-21 01:2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