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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记事起,四哥就有一把金黄色的二胡。
夏天的夜晚,劳作了一天的家人拿着蒲扇来到门前的池塘边,边乘凉,边听四哥拉二胡。四哥最喜欢拉的是:“大菩萨细菩萨,保佑癞子生头发……”皎洁的月光下,四哥把二胡放在大腿上,微偏着头,眉头略蹙起,琴弦一拉,琴声就像流水般从月光里流泻下来。琴声长长短短、高高低低,有忧伤、有喜悦、有艰难、有坚持……多么愉快的夏夜啊!谁的心房不在二胡声中颤动?谁的脚步不在二胡声中舞蹈?因为四哥,所有乐器中,我只喜欢二胡。
四哥从小就跟着父亲学用竹篾编制器物的工作,学成后给家里和别人家编篾。那时候,用竹子编的篾制品是农村不可缺少的重要家什。打谷子要用筛子;检柴火要用篾耙、竹筐;装菜洗菜要用簸箕、竹篮;家里装米装谷要用箩筐等。
四哥给村里的人家编篾,他就把时间安排在晚上,或农闲的日子,从来不占用白天务农的时间。篾具用久了很容易掉底或烂口,遇到谁家篾具坏了,四哥很乐意帮他们修补,拿来家里备用的篾片,或插或箍,一支烟的工夫,就把乡邻们的篾具修补得扎扎实实。四哥乐于做这些事,他把每一次做篾工都当成献艺的机会,而且,他做的篾工活一点都不马虎,他从来不去计较关系的亲疏,而手下出粗活,或推辞不干,更不会像一些匠人心怀鬼胎故意糟蹋、浪费东家的材料。正是四哥的这种为人低调和诚实的性格,才赢得四乡八邻对他的尊敬和信赖。
四哥是一位勤劳、能干的篾工,又是一位与土地打交道的行家里手,练就了一身干农活的本领。他犁耕耙耖,播插锄收,样样精通,几乎所有与农业有关的生产工具和农活,他都熟知于心,拿得起,放得下,是当之无愧的“田秀才”,是田间地头的“老把式”。
四哥念书不多,小学没读完的他却打得一手好算盘,在大集体时,他当过村红砖厂的计工、采购员。计工、采购员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光凭会打算盘会记账还不行,为人一定要本分,心眼正,大家信得过。那时社员们挣的就是工分,工分就是钱,就是粮食,就是命根子!你随便给谁加一分两分,那是损害了集体利益,弄不好,社员之间还会闹出矛盾来。还有,计工、采购员不能有贪心,稍不留意,就成了克扣多吃的腐败分子。我想,当时一定是砖厂领导看中了四哥为人正直、没有贪心的缘故,才让四哥做了红砖厂的计工、采购员。
四哥从娘肚子里一生下来就体弱多病,由于体质差,整个身板瘦弱不堪。他为了生计,还得拖着病歪歪的身躯,忙碌在田间地头,用血和泪支撑起我们这个家。奋力为母亲分忧。我八岁时,父亲撒手西去。大集体时代,靠挣工分,按劳分配。四哥起早贪黑,什么苦都吃,什么活都干,像一头牛,不嫌茶饭,不讲穿着,不知道耍奸,更不知道偷懒。在田里,四哥做的是出大力的活儿。他有时疲惫至极的神态,让我心疼,我几乎怀疑倒在床上的四哥,明天是否还能起来。
1984年9月,我去长沙上大学那天,四哥送我到集镇,当我坐上小木船挥手向他告别时,我陡然看到四哥那高耸的颧骨,深深凹进眼眶的眼珠……我突然想起,这些年来,四哥一直在为我们这个家黙黙地奉献着,如果没有他的辛劳,如果没有他的支持,哪有我的今天?
四哥整日与土地打交道,敦厚、木讷、寡言,每天的话特别少,就像一口幽深的古井沉默着,他把所有的心里话都倾诉给了土地,仿佛只有土地才晓得他的心里装着什么心思。在我和他相处的日子里,他每天说过的话,没有超过三句,甚至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记得我在距家五六十里地的县城读高中时,每次回家,他看都不看我一眼,更别说听到他一句关心的话了,比如学校的伙食怎么样,在外面读书习不习惯之类的话,是从来不跟我沾边的。我每次回来,一家人在一起交谈时,他总是在一旁默默地听,不太插嘴,甚至近乎迂腐,常常是别人说话,他在一旁嘿嘿地笑。即使我参加工作以后,每次从广州回到故乡。四哥也从不请我们吃饭,只是把我喜欢的菜肴送到我居住的哥哥家里来,并在我要离开故乡的时候拿出几十个鸡蛋什么的,非要我们带回广州。面对他不苟言笑的刻板,我很少跟他有面对面的交流,好像我是局外人,而他的内心世界是谁也难以走进似的。由于他的沉默寡言,所以我们之间就少了一般人家里兄弟之间的那种沟通。
2001年春节,四哥送她的继女来广东工作,顺便看看我这个九弟。一辈子从未出过远门的四哥,在他眼里,大城市是神圣无比的。那些天,我陪四哥在广州城四处转悠,当他漫步在繁华的街道,游移在风景名胜区,脸上充满了自豪和满足,一路走一路新奇着,像个不谙世事的孩童。话也多了,笑容也灿烂了。当我给他拍照留恋时,他说一定要把这些照片带回去,告诉乡亲们,这是我九弟工作和生活的地方!透过镜头,我看到他一副扬眉吐气的样子……
这就是我的四哥,我憨憨的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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