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老农 于 2019-2-24 19:45 编辑
然而，这原本仅仅是出于寻求心理安慰而创作的小集子，当它渐入佳境时，其性质却悄然发生了变化。
原来，嘉靖二十年的秋冬之交，“圣裁”终于作出了，而且是好消息，具体旨意内容不得而知，大意应是：作者本意尚可称善，文无大谬，姑恕之，不必追究云云。得此“佳音”，吴承恩如蒙大赦，对“圣上”颇有几分感恩戴德，并在当时一首给一位在官场遇挫遭贬的友人的赠诗《杂言赠冯南淮比部谪茂名》中，间接流露了这种心情，其中关键一句是“一命仍霑旷荡恩”。这首七言古风的篇幅不短，显然，诗人心中有许多话语要借此倾吐。许多诗句明显是双关，既是说朋友，又是说自己的不平遭遇，其中颇有同病相怜之意。
比如，诗的开篇第一句就是：“君不见骅骝?駬烟霄姿，舞辔出门遭一蹶。”你没见吗——那带着仙气的宝马良驹装备齐整，兴高采烈，才一奋蹄出门，就被绊了一个大跟头，悲惨又不幸。又如。“芙蓉玉花之宝刀，流落丰城比凡铁。”再如“黄金烁众口，白玉生苍蝇。”“文章狎鱼鸟，君子为沙虫。”在这首诗中，吴承恩居然大出我们意外地对皇帝的圣明报以由衷的期待，显然与他这番“劫后余生”的亲身经历有很大关系。诗中用一串先抑后扬的连句，来表达这种对现实和未来充满乐观期待的情绪。如：“芙蓉玉花之宝刀，流落丰城比凡铁。忽然一日长光价，照胆吹毛动烟雪。男儿通塞宁有常，层冰之后生春阳。布衣唾手可公相，况君旧是尚书郎。”仿佛真有了一种“奉旨全忠”的自傲与自信了。诗中还有一句很有意思：“一命仍霑旷荡恩，殊方实是回翔地。”朋友和自己都是得皇帝恩典，逃得一命。你到远方（广东茂名）暂时谪伏，为将来回来继续翱翔等待时机。而对吴承恩来说，他的“殊方回翔地”恰是讲避世登仙主题的《禹鼎志》。正是在写书期间，他等来了自己和第一版《西游记》涉险过关的“好”消息。
至此，心情大好的他，又感觉《禹鼎志》的创作成绩也很不错，有向人传示的价值，并可借此一申己志，吐一吐近半年来的憋闷之气。故而，应该弄得正式一些，应该给书加个序言。正是在这篇序言中，吴承恩将自己心中的不甘心、不服气相当有理、有利、有节地诉诸翰墨之上了：
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惧为父师诃夺，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 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懒未暇也。转懒转忘，胸中之贮者消尽。独此十数事，磊块尚存；日与懒战，幸而胜焉，于是吾书始成。因窃自笑，斯盖怪求余，非余求怪也。 彼老洪竭泽而渔，积为功课，亦奚取奇情哉？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昔禹受贡金，写形魑魅，欲使民违弗若。读兹编者，倘悚然易虑，庶几哉有夏氏之遗乎？国史非余敢议，野史氏其何让焉！作《禹鼎志》。
吴承恩的确是文章高手，这样一篇颇有几分宣示、挑战意味的序言，初看之下竟然波澜不惊，云淡风轻，安详得紧。
文章分三段。第一段讲“我”从小爱好奇闻（即所谓怪力乱神的传说故事），而且年岁愈长，爱好愈强烈。到了壮年，爱好浓烈得化不开，搜罗来的奇闻都要贮满胸膛了。
第二段介绍自己创作《禹鼎志》的初心与过程。“我”早年因为喜爱唐朝志怪小说的名家牛僧儒、段成式写奇闻、怪物特别传神的那些作品，很想也写出自己的传神之作来。但一直没空，如今终于完成了。
第三段阐述了自己创作的理念。“我”写“奇情”不是为猎奇，而是有教化意图的。通过传神的刻画，触动人心（即让人“悚然”），进而远离世俗争竞，投身修道归真（“易虑”）。
在这篇序言中，吴承恩几乎实事求是地讲清楚了自己与奇闻的关系和现在的理念、态度。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篇文字视作他为自己创作《西游记》的权力做的自我辩护。那么，问题就来了，凭什么能认定这篇序言是写于第一版《西游记》之后呢？
刚才，我们说吴承恩“实事求是”，前面加了一个限定词：几乎。因为他在一个细节上，没有说出实情来，原因是不便说。那就是第二段中讲《禹鼎志》的成书过程，他先说一直未落实早年心愿的原因是“懒未暇也”。这是很奇怪的：懒，只会让人有闲暇，怎么反倒弄得连空都没了？我们只能把这个“懒”字理解为“怠慢、拖延、顾不上”，因为有更加吸引他的事情要去做，自然是忙于创作《西游记》，当然就“未暇”了。他接下来一句的说法更讲不通：“转懒转忘，胸中之贮者消尽。”在第一段中，吴承恩说他直到壮年还在尽心搜集奇闻，他如今也还是差不多的年纪，这“转懒转忘”的时间出自何时段，能有多久？更何况，吴承恩从小就是神童，长大些就成了才子，记忆力绝对超强。正当壮年的他，怎么能在自己最爱好的事情上，如此“离奇”地彻底“失忆”了？显然，爱开玩笑的他用的还是曲笔、托辞，不能直说实话。所谓“消尽”，其实是“写尽”罢了，都写进第一版《西游记》、这个吴氏“奇闻大观园”里了。但吴承恩当初就未在《西游记》上署真名，如今就更不可能公开承认自己的作者身份了。所以，他轻描淡写地用一个“懒”字、一个“忘”字避开了这个焦点。当时的明眼人自然心照不宣，即便是他的那些反对者们又如何会看不出这种搪塞之辞、掩饰之语呢？
那么，接下来说的“磊块”、“日与懒战”就不单是说写作了，更是在说他那时的心境：正是由于某些“权威”们对《西游记》的不公“差评”，令他心情沮丧，胸有磊块，只能是日与之战，而转向了《禹鼎志》的创作。这样，所谓“怪求余”的说法，也不仅是指书中的那些精灵鬼怪，更多是在指涉现实中那些为难他的“魔头妖怪”们了。吴承恩用他这种举重若轻的双关文字，于微笑（或“窃笑”）之中，稍稍宣泄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应该说，这种写法还是很温和的，完全与剑拔弩张、声色俱厉的论战挂不上钩。
但接下来一段，抗议的调门就扬起了。“彼老洪竭泽而渔，积为功课，亦奚取奇情哉？”几百年前的宋人、当过高官的洪迈，虽说连篇累牍编“奇闻”，编了一本又一本，的确是有些过分，可也不至于让“后生”吴承恩如此耿耿于怀呀！难道他也是学八戒爱“打死蛇”？其实，他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为《西游记》的篇幅长做辩护。作为一部长篇白话小说，不去讲史、讲人，倒是一门心思讲魔怪，这样的鸿篇巨制绝对是前所未有的。但这种长编与洪迈《夷坚志》“简单粗暴”的盲目堆积，甚至重复堆积、抄袭而成的规模庞大，意义迥然不同。最根本的差别是《西游记》有着建立在奇情之上的高水平的文学价值。在写奇闻奇事的同时，又追求贴近人情、贴近生活真实，既生动又有说服力，感觉真有其事一般。第二，则是在抗议乱发批评者们不懂奇情，不懂他对奇情的留心和在其上的用心。“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这不仅是说《禹鼎志》，也是在为《西游记》、为奇情的社会价值做辩护。之后的“昔禹受贡金，写形魑魅，欲使民违弗若。读兹编者，倘悚然易虑，庶几哉有夏氏之遗乎？”几句，意在表明，我的用心和当年大禹（即“有夏氏”）铸鼎的目的是一样（高尚而正义）的呀！（所以才会将书名取为《禹鼎志》。禹鼎上刻画了当时诸怪的形象，供人辨识，免受其害。《西游记》也可作如是观）。
至此，不妨对此文作一小结。
吴承恩一开始用儿时畏惧父师的细节，表明自己一向就是对大人、权威心怀敬畏，毫无犯上作乱之心的；继而提醒人们注意，爱好奇闻也是历来文人士大夫的传统，且志怪小说在文学领域内也有一席之地，不可小觑。借此证明奇闻与“怪力乱神”之类不可同日而语、一概而论；“我”做小说《西游记》，是“我”个人对爱好投入所致，本无意挑战主流价值观，更何况，“我”还十分注意寓教于文，走的是“奇情”路线，不是为了猎奇、哗众取宠，胡编一通了事。总之，“我”写神怪小说，有理，有利（于社会），有节。
如果吴承恩的序文就按着这样的调门顺势收束，不再节外生枝，那么，它基本上是十分温和的自辩，完全立足于当时正统观念认可的范畴内，很可能借此赢得更多文人士大夫的认同，使舆论环境更加理解和同情自己的创作活动。
但这样也就等于今后必须乖乖回归文人的正统轨道，作中规中矩的文章，不宜再创作与“怪力乱神”相关的、非古文（即白话）的文学作品了。这可是一生爱好奇闻，热衷白话小说的吴承恩根本不会考虑的。因此，当他为自己的辩护到了理直气壮、无错可挑的地步后，自然就要亮明他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态度来：“国史非余敢议，野史氏其何让焉！作《禹鼎志》。”如果孤立地看待这篇序文，不考虑其历史背景的话，这最后三句话也可以认为说得很平淡，无情绪。然而，一本薄薄的古文小册子，值得自称“野史氏”来抗衡“国史”吗？尤其是最后一句：“作《禹鼎志》。”虽仅四字，却是斩钉截铁，掷地有声，不留一丝一毫商量、妥协的余地。
联系当时纷争的背景，吴承恩将国史与野史相对，既有谦让之意，又饱含着当仁不让的自傲，其中的潜台词大致是这样的：我和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只不过，我是不得不“战斗”在另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盟友”。不管你们同不同意我开辟这条战线，认不认我这个“战友”，反正，我是“赖”在这条战壕里不走了。因为，这事啊，换个人还真未必做得成。不信，你试试！
正是这最后三句话里蕴含的激昂斗志，使这篇序言成为绵里藏针的小檄文，从而令围绕第一版《西游记》的论争进一步发酵。
下面一段内容能得以展开，我们首先要感谢一位前辈学者，那就是研究吴承恩甚勤且成果颇丰的苏兴先生。笔者从他的研究成果中受益良多。正是由于他在海量文献中辛勤爬梳、整理，严密考证、研究，才为我们探寻出发生在吴承恩与好友朱曰藩之间一场富有价值而又有趣的论争，并由此把我们引入到当年的特定场景中去。其次，我必须要说，苏兴先生对吴承恩生平的研究至今仍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不但令后人钦敬，而且，也不断地给后来者以支持和启迪。
苏兴先生对于这段吴承恩与好友间的插曲，论述十分生动、精彩，很有启发性与说服力。但由于时代与研究重点的不同，苏兴先生出于考证吴承恩是否为《西游记》的作者及其合理的创作时段的目的，将这一插曲确定于发生在吴承恩刚刚写成《西游记》（很可能是初稿）而尚未公开时；但我们经过前面的探究，却发现这事却是发生在《禹鼎志》刚刚完成、尚未公开之时。下面，我们将借重苏兴先生富有价值的发现具体展开研究。
首先介绍一下朱曰藩其人。朱曰藩是吴承恩的好友，比吴承恩年长几岁，是当时与吴承恩齐名的才子，甚至还更有名些。因为，他考中进士、当了官，最高官至知府（市长），是那时代正宗的“成功人士”。但他与吴承恩很早就成为好友，还是因为其父对少年吴承恩的慧眼识珠与无私培养。朱父朱应登也是才子。在吴承恩还是少年时，他就认为吴承恩才华出众，将来必能有大出息，故“爱之如己子”，认定以他的才能“可尽读天下书”，便将家中大量藏书分一半赠与吴承恩。这令吴承恩与朱曰藩（也被公认为“奇子”）在学识上旗鼓相当，一时被合称“双壁”。可以说，这两人的交情很不一般，尤其朱曰藩似乎更关照吴承恩些。但两人在价值观、人生道路的选择风格上似乎差异明显。朱曰藩因为有家学传承，思想倾向也更传统、保守。他对吴承恩的期望自然也是渴盼好友能多在传统的读书——做官——立功——图不朽的儒家道路上用心用功。他自己也正是这么做的。
当吴承恩因为《西游记》遭到一时非议时（尽管“圣意”已下，但地方上余绪未平），他也一直牵挂着事态的进展，为好友担心。当听到好友间私下纷传：吴承恩在“闭门思过”期间又鼓捣出了一个志怪集子，朱曰藩一半出于好奇，一半出于担心，特意从宝应家里到淮安来看望好友。
到了吴家，两人一番寒暄之后，进入正题。吴承恩正图以新作为自己正名，所以也很渴望从好友那里得到建议与支持，便痛快地拿出刚刚完成的《禹鼎志》，让好友品点。朱曰藩大致看完集子，特别是序言后，证实了自己的担忧绝非多余，而且，情况比想象中更严重。一时间，他不知该如何奉劝好友慎重从事，踌躇沉吟起来。而一旁的吴承恩，则既兴奋又焦灼地、眼巴巴望着他，期盼着他的宝贵意见。
凝思片刻，朱曰藩来到书桌旁，提笔作诗，一首七律《赠吴汝忠》便一句句呈现纸上：
眼前事态日纷纷，物外心期独有君。 最喜相思无远道，即从欣赏得奇文。 春归学圃经芳草，雪压淮涛滚莫云。 珍重大才行瑞世，少年人谩比终军。
首联两句正切中主题，是两人都很在意的事态发展，而朱曰藩发现好友完全没搞清楚状况，反而更深地沉浸到神话世界里，甚至在作品中流露出明确的避世登仙的倾向。这已经不单是会给人留下话柄的问题了，更严重的是好友人生道路选择的大方向“跑偏”了。正是这一点，才引发了诗的最后一联的郑重劝告。但熟知好友倔强性格的朱曰藩知道，话要慢慢说才能起作用，故而在表述上尽量取正面角度，避免刺激好友的情绪。因而，一句“物外心期独有君”竟然还显出些许欣赏的口气来。于是，后面的两联也就顺着这种柔柔的调子，暗藏“内力”，婉言相劝。对接下去两联诗句的解读，我与苏兴先生的颇有不同。这两联诗均以双关之法隐含规劝之意，颇能见出才子敏捷的才思来，而诗人对好友的满腔殷殷之情也蕴含其中。
第二联诗，表面上看，其中“最喜相思无远道”是说两家人家相距不远，我想你了，一抬腿便过来了。但骨子里说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所谓“道”实指人生之道、价值选择。“无远道”则是指不要远离正道（即读书、做官、治理社会、实现抱负）。这就与上一句说好友“跑偏”了“道”连上了。“相思”指的就是好友倾心投入的对象。这句直译就是：我最高兴的是看到你的理想不要远离了正道（然而却总不能如愿）。下一句“即从欣赏得奇文”表明与期望相反，吴承恩的“奇文”（集子与序言）在情绪和主观意识上流露出的正是要与主流意见（即“正道”）分庭抗礼，这“奇”字就恰与“正”字相对了。从第一联说“我”发现你“跑偏”了，到第二联说“我”不赞同你“跑偏”，希望你“归正”，意思说清楚了。第三联又该如何接续呢？自然是换个角度，继续好言相劝。
“春归学圃经芳草”，字面上说春天已回归了，也到了好友的书斋，也照顾到了芳草，似乎只是写节候。但实际上是说好友的写作活动。“春”喻指好友心情不错。“归学圃”指志怪小说好歹也是传统体裁，文人学术范围许可的类型，证明好友“有意”回归“正途”。这当然有夸大之嫌，却也用心良苦。“经芳草”可解作：经营“芳草”，芳草正喻指好友的用心之作《禹鼎志》。诗人有意从好友的行为中尽力挖掘“亮点”，可谓循循善诱了。下一句则针对序言的意图进行善意的劝慰。前面我们分析过，吴承恩写《禹鼎志序》是为自己受到的不公批评作抗辩。朱曰藩则以“雪压淮涛滚莫云”来纾解好友的对抗情绪。所谓“淮涛”指大多数人对《西游记》的好评如潮。“雪”因其寒冷而不宜于人以喻指少数不能同情理解吴承恩的批评者，因其占有权威地位而看似能压制“淮涛”。但雪落在河水里，终归要被河水消融带走，毕竟，春天已经来临了（指“圣意”已下）。所以，你就任它翻滚一时，不要在意它、回击它，此即“滚莫云”。“莫云”又同“暮云”，虽然昏暗一片，但也不能长久，无须在意。显然，在对待敌意的批评上，朱曰藩的策略、心态更加理性、成熟、有利、有节。
从上面的解读中，我们已能充分看到，朱曰藩是真心在为学弟着想。而且，他同其父一样看重吴承恩，期望他能充分发挥天赋才能，成就一番了不起的事业。这实际已成为朱家两代人的一个共同心愿。但在朱曰藩的心目中，“学而优则仕”的古训根深蒂固，使他根本想不到还有什么事能比做官更值得追求。因此对吴承恩沉迷奇闻、白话小说，痴情于西游，完全不能理解，很不以为然，以为那简直就是误入歧途，浪费才能。这是他们两人最根本的分歧之处。但一直以来，朱曰藩本着对好友和其才能的尊重，尽管替朋友心急，但总体上隐而不发，指望他自己能想明白“这么简单”的道理，回归“正途”。因而，吴承恩很可能一直以为朱曰藩至少是不反对自己爱好的一个潜在“同情者”。
但此时此刻，事态严重。在朱曰藩看来，如果任好友由着性子行事，那么，原本已快要平息的纷争，或许又将重起波澜，这本新书就会成为新的把柄，带来更被动的局面，完全可能影响吴承恩的科举、仕途，那就追悔莫及了！所以，身为好友再不能放任而不发一语了。“珍重大才行瑞世，少年人谩比终军。”这最关键的两句，一改之前的含蓄、委婉，直接亮明褒贬态度，而语气在最后一句骤然加重，显得特别突兀，用了近乎讽刺的调子：你也三十好几、老大不小了，怎么还跟长不大似的、去学什么终军式的“远游冒险”的勾当呢？显然，朱曰藩是太为吴承恩着急了，甚至是“恨铁不成钢”，有点急不择辞了，恨不能直接以兄长的身份把这本可能闯祸的书给撕了、烧了。恐怕，在这一刻，在朱曰藩心中，友情和亲情的界线已经有些模糊了。
而吴承恩呢，好友诗的意思他显然是读懂了，但朱曰藩的心情却是他不大懂的。他甚至是有点发懵了，不由抬起头，瞪大眼睛，愕然地盯着朱曰藩，脸上是一片迷茫：好朋友怎么不象好朋友了呢？他以前不是一直象个温厚的兄长一样关照我的吗？现在怎么这么刻薄地讽刺起我来了呢？噢，是了，自从那些“大人们”宣布我是“乖张的另类”之后，想必他也和他们站到一起去了，开始瞧不上我搞的这些“粗俗”的下里巴人的“玩意儿”了。客观地说，朱曰藩在情急之下突然表达出他一直隐藏着的、对神怪小说的鄙夷态度，的确很容易引起误解。很不巧，这点正好深深刺痛了吴承恩本已脆弱敏感的自尊心。两相叠加，就发生了最不好的“化学反应”。
十多年来，吴承恩一次次在科举上受挫败北，身边好友却一个个成功报捷，朱曰藩虽尚未中进士，可也是当了十年的“举人老爷”了，而才名很高的吴承恩却始终是布衣一身，真应了那句：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周围人的冷言冷语、指指点点，令吴承恩在精神上早已是饱受打击了。因而，尽早恢复昔日的荣誉和尊严，就成了吴承恩心中的头等大事。而小说就成了他证明自己才华的绝好途径。而且，眼前已是好评如潮，连皇帝都不加干涉，就差攻下最后几座“堡垒”了。就在他准备发动一次“漂亮”的反击战的前夕，却被自己的好友来了当头一棒，把自己的事业看得一文不值，如此露骨地讽刺自己“幼稚”，这简直就如同背后一刀，让人猝不及防，创痛尤为强烈。两人价值观的突然碰撞加上误解，让吴承恩一下子失去了冷静。性格傲岸的他，本能地选择了反击，似乎不这样不足以捍卫自己的理想和尊严。
他阴沉着脸，低下头，稍作停顿，铺上纸，随即提笔疾书，写完，将笔一丢，便走到一旁，漫无目的地望向窗外。此刻，愤怒加上委屈，让任何话语都难以出口。朱曰藩凑近桌前，拿起诗稿，看到：《赠子价》
我爱朱郎龙凤种，即今诗思逼刘曹。 玉鞭紫气瞻风骨，金殿春云照羽毛。 绝世飞扬人未识，致身儒雅道何高。 投君海上三山赋，报我花间五色袍（即官袍）！
显然，“人未识”包含着“我未识君”的讽刺之意；而“致身儒雅”则是附带着吴承恩误认朱曰藩与那些“大人们”立场一致的意思。（对这首诗的详细解读，可参看苏兴先生的相关精彩论述。）读完诗，朱曰藩明白，自己心急之下的坦率，伤害了好友，使他深深地误会了自己。多年来打造的“友谊小船”顷刻间触礁、搁浅、岌岌可危了。
其实，事后冷静想想，吴承恩肯定后悔自己冲动的反应。但在当时，情绪受到意外刺激的他，根本来不及想更多的东西，反倒如同困兽一样，强烈反击着一切貌似“来犯者”的攻击。看到好友情绪如此激动，自己一片深心受到如此误解，朱曰藩一时也难以解释，只能无奈放弃进一步规劝的打算，黯然魂销地走出好友的书斋。朋友之间最大的伤害，就是对信任的伤害。朱曰藩此刻也只能无奈地咽下这份出乎意外的苦涩。而吴承恩不听好友的善意规劝，一根筋地将《禹鼎志》及序言流传出去后，又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呢？目前来说，只有四个字：无据可查。
所以，我们只能开动脑筋，展开适当的推想。
吴承恩以挑战的姿态“重出江湖”，即便方式是温和的，但态度却是坚决的，一副“我写小说有理，就有理”的“顽固相”，势必更加触怒一班“江湖大佬”们，他们会集结起更大的力量，对吴承恩施以更大的压力、乃至更大的打击。但已经汲取了前次教训的吴承恩，这次可没给对手留下什么可乘之机：他写的是文言文；用的是前人开创并受公认的志怪体裁；讲的是得道升仙的故事，绝无假造神圣的嫌疑。而当时的嘉靖皇帝痴迷成仙长生，极度崇信道教，那是人人皆知的。想再次借重天威恫吓吴承恩，恐怕只会得到“圣上”的斥责：多事！于是，事情的结局应该是有惊无险，但必有代价。不过，让当时所有当事人都想不到的却是《西游记》日后脱胎换骨的奇妙结局。
在如今的《西游记》第一回中，作者用不动声色的幽默和平静口吻讲述着石猴诞生时的独特场景，我们似乎有理由把这视作是作者在时隔二十多年后，创作第三版《西游记》时，以象征方式重温第一版《西游记》“出世”时的特殊遭遇：“那座山，正当顶上，有一块仙石。……内育仙胞，一日迸裂，产一石卵，……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五官俱备，四肢皆全。便就学爬学走，拜了四方，目运两道金光，射冲斗府。惊动高天上圣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见有金光焰焰，即命千里眼、顺风耳开南天门观看。二将……看的真，听的明。须臾回报道：‘……傲来小国……一石猴，在那里拜四方，眼运金光，射冲斗府。如今服饵水食，金光将潜息矣。’玉帝垂赐恩慈曰：‘下方之物，乃天地精华所生，不足为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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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14 18: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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