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
意义一、生存不是生活
作者：义勇老戎
存在是无限的、无法绝对把握和言说（清楚）的。与这样的存在同在就是生活。那也意味着生活者也是无限的。生存则意味着生存者须证实自己也是无限的，才能生存下来，进而进入生活（状态）。
同在首先意味着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彼此平等；进而相互交流，相互适应；最终相互包容，和谐共生，融为一体，不分彼此。
生存所意味的尚不是同在，而是相遇。
在相遇时，需要做的是观察，审视，检验和确认。确认的不止是对方，也包括相互关系的潜力与可能性。当确认彼此关系是平等的时候，同在的可能性也被打开，生活也就此开始。
然而，生活有善，也有恶。善的生活意味着平等不仅存在于群体规模上，也真实、生动地体现在个体之间；而恶的生活则意味着平等只存在于群体规模上，在个体相遇、相处时，则不存在平等，只有不平等（只能生活于同在的最粗浅层次上——彼此的信任、尊重、平等只存在于契约上）。
举个例子。在自然界的生态链中，每个环节彼此间在群体规模上都是对等的，足以保证可持续地存在下去，让生态链、食物链稳定运行下去。但在具体的个体相遇时，往往是食物链上一层的个体吃掉食物链下一层的个体。这样的结果，在上一层是满意的，对下一层则是可怕的、灾难性的和毁灭性的。在此，美好的大自然必然也要展示出它狰狞、恐怖的一面，恶的一面。
恶意味着（相对）无限者吞噬了（相对）有限者，即武力强的一方消灭了弱的一方，也同时意味着施恶者的无知——无知于自身的无限（或强）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除了整体，没有绝对的无限者，而都是相对无限者。故老子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强就强在能洞悉自身的无限与有限，能知进退，知收放，能长久地生活下去，真正做到无限（把相对的无限做成实际的无限）。
一个只知胜人而不知自胜的人，是难有善的生活的，即便恶活也不会长久，迟早会把自身相对的有限性暴露出来，做成实际的有限，即早早灭亡。因为他时刻处在与存在相遇的状态中，迟迟无法进入生活，无法安定下来，总是骚动不安，消耗甚剧：不停地警惕、审视、确认、战斗......
资本主义、现代便是这样的恒常“生存者”，注定因为无法转化为稳定的“生活者”，而早早夭亡，并自证了自身的有限性。
存在是无限的，无法绝对把握和言说清楚。面对存在，人需要信任，而不是怀疑、忧虑、不安于存在的不确定性。因为，人也是无限者（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同时，也是有限者（总是要灭亡的，忧虑也没用，愿赌服输）。
资本主义者、现代人，却无法信任存在，也同样不信任自身的无限性，总想掌控一切，消除一切不安、担忧，把对无限的信任、企求，寄托在他物（神、资本、金钱、强权、技术......）上，并总妄求永生、无所不能（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这样的妄念者只是与自身的妄念同在，而无法、无能与存在同在，只能以“资”（一切他所选定的支撑物、“貌似无限者”：神、资本、金钱、强权、技术......）为本，无法以己为本，以人为本，以群体为本，以大自然为本，以地球为本。这种本质上凄惨的生存状态（永远不是生活状态），注定需要无尽的补偿物（享乐、纵欲、刺激、奇观、虚荣、暴虐......）来麻醉自身（这即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真相。酒吧、夜总会、赌场、邮轮......是资本主义标志性的“文化”场所）。
他只能成为精致利己主义者，永远与存在讨价还价，一副一脚站在棺材里，一脚踩在坟墓边的可怜、可鄙、可悲的样子，不到彻底咽气的一刻，不会停止讨价还价，斤斤计较。这种存在状态本身就是对他自己最严厉、最刻骨的惩罚，等于永堕地狱，不得超生。
二、世界的、历史的逻辑
作者：义勇老戎
世界的存在是有目的的吗？
如果有，那么，这对于那些完全不适合于这目的、或极其不能接受这目的的人们来说，是不是太过苛求而不公平呢？而且，这是否意味着这些人们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拿来”被世界折磨和摧毁的呢？
思维正常的人们通过这样的自问自答，想必都会同意：世界的存在是无目的的。类似的，人类社会、人类生活进行的目的，也是不曾事先规定好的。当然，一般来说，基本的原则还是会有大多数人去主张的，即要尽量过好生活。而具体什么是“好”，也并未曾被事先明确地规定过。
同样，也可以看出，一个人来到世上，他的目的也不曾事先规定过，只能由他自己去探索和创造出来。
所以，一个能让大多数人满意的世界，是能让大多数人发现或创造自己存在的目的，并有机会去实现之的世界。把“世界”替换为“国家”、“社会”、“团体”也是成立的。
当然，理论上、原则上的无目的，不等于现实世界、现实社会（团体）没有目的。
事实上，在过往的历史中，凡是私有制的社会都是目的论的。人一生下来，目的的大方向就已经摆在那里了，一个人要摆脱这目的论的控制、影响是十分困难的。
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其目的论是让资本无限增殖。人（大多数人）都是这一目的的工具（人）。这种社会、这种目的的不人道性是明摆着的，无论怎样花言巧语、诡辞狡辩，都掩盖不了这一点。
那么，最扎心的问题就要摆上来了——一个社会是怎么愚弄大多数人，把不合理、不人道的社会架构说成是合理的、人道的，甚至是理所应当的、最好的、最理想的呢？
首先，要恭喜人类：人类有极强的适应性和耐受力，能接受很大程度上不人道的社会架构，而不产生极端的反抗行为。这一点，就让人群中的大约40％成为任何一种社会的“顺民”。剩下的，约有一半（30％）是不同程度获益较多的人群，另一半（也是约30％）是不同程度获益较少（乃至受损）而心存极度不满的人群（失意者、失落者）。
这三大板块人群，如同“三体”世界一般，纠缠不休，没有定局。混沌之下，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包括把不合理装扮成合理，让多数人不去执意反对社会制度，更不会决意反抗、造反。
上述比例是一个社会在相对“健康”时期的人群分布。在不同时期或阶段，这个分布是动态变化的。现代网络、智慧科技应该能较为精确地掌握这种分布，而适时调整其社会治理政策，确保社会秩序在各种水平上的稳定——在一定范围内，要怎么稳就能怎么稳。正如美元在调节全球经济周期时那样，收放随心（即“美元潮汐”，收割世界）。
然而，私有制的目的论社会制度也好，如此刻意操纵社会秩序的稳定水平也好，都是不合道的，不能长久的。
道是超越目的论的，能容受一切目的的。正如世界是无目的的，能容受一切目的一般。而一种给定目的的社会制度必然自限于其目的本身，而在时间中自动破败、破产。
因为，人不会安于一种状态、一种目的。即便是一个（私有制）社会的最大获益者，也不会安于既有的获益状态、既有的目的框架，而想要更大、更便捷、更牢靠、更广泛地获益。这势必给其他社会成员，给环境施加最终无法承受的压力，而导致人与环境的反抗与反弹。
同样，长期失意、失落者更不会安于现状，更要积极突破既有社会体系、框架，打造更适合其需求和利益的社会条件。
如此一来，三大板块会有机会形成一种必然出现的共振局面，令既有社会制度完全崩盘，而瓦解消亡，也就是亡于历史周期律。
因此，从逻辑上讲，只有超越目的论的社会（制度），才能长久、平稳、有序地发展、演化下去，能够超越历史周期律。
中国人近万年的历史经验，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化正是合道的、超越目的论的社会存在，从而能穿越漫长历史的无尽波折，依然有序且一致地存续和发展下去。
今天，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种能为多数人接纳的目的论，能助力中国文化在现今世界、当下历史（条件）中，更好地发展。就其实际容受了大多数中国人，乃至世界上渴望和平发展，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们的衷心目的，它就是合道的、人道的、好的。
而社会主义，作为通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环节，总归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它容受一定的资本主义的因素，也是其作为过渡环节的可有/应有之色（中国特色）。但是，一些人因此便幻想将中国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还想传之久远，那就会如同袁世凯、张勋复辟帝制一样，爬得高，摔得脆，开历史倒车，人人得而诛之，注定死无葬身之地。
就此说来，那些资本主义“幻想派”（以及他们那些轻狂、躁动的子弟如许可馨、“北极鲇鱼”之流）是纯纯的历史无知者、道德哲学上的傻X，人性哲学上的蠢货和注定被历史抛弃的渣滓。
没错，历史和人民已经做出了公正的判决，无可置疑！
本帖最后由 老农 于 2023-7-30 12:04 编辑
三、“人类根本的问题”
作者：义勇老戎
马户又鸟为啥成了“人类根本的问题”？因为，目的与手段、名与实、真与伪、是与非，这些相对的存在间的变幻与交错，的确构成了事物与历史演变的真实内容。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齐天大圣与行者的关联与分手。
孙悟空做齐天大圣是很爽：整日悠哉游哉，无所事事，到处闲逛闲扯，吃着过往光荣史的老本，原地打转。玉帝怕他闲中生事，派他去管蟠桃园。蟠桃园是啥？就是“长生药”田，隐喻的就是永远富贵，永远享乐。当然，它背后就是今天人人痛恨的既得利益集团搞出来的阶层固化。
人类社会的历史有两个基本逻辑在推动：一个是生生不息，行天道；一个是“长生不老，寿比南山”，行人（之）道。
比如，一个新王朝建立，这叫生生不息。可一旦建立了，就希望皇图永固，万世不替。王朝永固，固然不错。可若是整个社会内部的利益格局也一成不变，那就注定不可能生生不息了。
人之道不能压倒天之道。乾坤颠倒，只能颠覆了帐。从大尺度时空而言，王朝本身也不可能“永固”，总是新桃换旧符。一部中国历史把天道与人道的交错替进，演绎得淋漓尽致，教益满满，也教训满满。
齐天大圣只有扑下身子，为凡人、为师父伏低做小，投身远方，行于蛮荒，行于颠沛，才是好大圣，好行者，好猴王。否则，就是一拍两散，真行者斗假行者，去伪存真，重归清明。
假行者从不认假，永远称真，旁人总是难辨真伪，两手摊摊。只有真行者才彻知其奸、其伪，却又未必能一举胜之，总是缠斗不休，天昏地暗。
问题往往不能在问题之内解决，这叫“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和尚不必真的外来，只要具有超越性——要么上升一个维度，这叫高屋建瓴，如来神掌；要么下降一个维度，自下而上，兜底掀翻，推倒重来，玉石俱焚。
有如来，有圣人，那是历史之幸，可以清明常在。反之，则是凡人之灾，遭老罪喽！
与清明相反的，是鱼目混珠。牝鸡司晨，以及人们的买椟还珠，盲人瞎马。这正所谓“混沌未分天地乱，渺渺茫茫无人见”。
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
四、人类文化的基本共识
作者：义勇老戎
今天，有不少人在期待出现中国的文艺复兴（再往前几十年，这种期待就已经存在了）。但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条件却是人们未必都看到的，那就是文化共识的形成。
文艺是创作者与受众彼此呼应的活动，没有一定的文化共识，相互呼应便是不可能的。而文艺复兴则要求一种普遍、广泛且触达核心的文化共识，非此则不足以造成复兴的潮流，而只会偶现一些小溪或喷泉。比方说，粉丝与偶像的呼应，亚文化的存在，这些文化现象恰恰是文化共识破碎化的症候，是文化贫瘠的标识，是人们，尤其是青年文化饥饿的呼号。这也鲜明地指征了今日文化衰败所达到的荒芜程度，而到处都是的文化遗产，也反衬着人类文化的欲振乏力。这当然是令人焦心和不适的，也是人们期待文艺复兴的一个动因。
但文化共识不会召之即来，而要循求文化本源，以源头活水唤醒人们自发、自觉的活力，凝聚共识，形成合力，才能复兴文化。
文化本源
什么是文化本源？它其实事关“什么是文化”的问题。
那么，文化是什么？
文化是什么？在查究了现有的对文化的诸般定义和解释之后，笔者的感觉是不得要领，顶多是看到大家和我也差不多，都是一头雾水，“雾气”蒙头的程度也就是五十步看百步的差别。这是很奇怪，也很不能令人满意的。
这表明，经过现代理性的洗礼之后，人们反而被从文化身边驱离了（这是巨大的文化悲剧和灾难，现代人却毫无察觉）。失去了文化的护佑，人们才不得不选择物化、异化，且痛苦莫名。总之，是人将不人！
文化是什么？
文化是文化的髓核植入人身人心的一套有益身心且卓有成效的方法（体系）。
那么，何为文化的髓核？
在研究人类特有的一类精神现象——自杀时，我得以窥见文化的髓核。在此，笔者不揣浅陋，试与诸君分享、商榷。
我们知道，人与动物在精神上一个突出的区别，在于人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既源自人类的生理基础：大脑的出现，也来自人最初的简单的创造性活动——简单劳动，并日益强烈地驱动着人一步步从自然、自在，走向自觉、自为。最终，成为人，彻底走出了自然，且无法复返。
于是，人在享受人的自由的同时，也被自身最终的必然结局：死亡，所深深困扰而寝食不安：既然人终有一死，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而文化就是回答这一致命问题，从而能令人安然生活的精神屏障（凭仗）。一些人在失去这一屏障（凭仗）之后，往往选择了自杀。
可以说，文化是人类精神的根本，而文化的髓核则是这根本的根本。具体地说，文化的髓核就是让人类生活不朽的依据（依凭），生活的永恒希望所在。人类精神依托着它而笑对死亡，令人坦然傲立于天地之间。
宗教信徒凭借神与天堂的“存在”，可以无惧于死亡的降临。
而中国人则凭借对“生生不息”的生命传承的信赖，而无须求助于渺不可及的虚幻观念（至多在过往年代遭遇困顿时，“临时抱佛脚”，拿神明当作生活的“补丁”应应急）。
而现代，幻想凭理性来缔造人类的地上天国（此乃现代的虚幻观念），便将既往的一切文化髓核皆斥为“愚昧”、“迷信”而砸碎、踩烂、驱逐、抛弃，置人类精神于（唯）物的“荒地”，“自由”地无依无靠，继而委身于理性，等于是让主人听命于仆人，把天地纳入石缝，驱人于异化之境而扬扬自得，实属荒唐之极。现代人普遍困惑于“我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迷思，就是这种荒唐变局的严重后果之一。
当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敲醒了现代对理性的迷醉，西方便摇身“转进”后现代，以啃咬（解构）现代的遗存物苟延时日。当后现代也无以为继后，便仅剩摆烂（比烂）而已。至于什么荒谬极端的“政治正确”（包括西方政治右翼的渐渐崛起）、“LGBT”、毒品合法化之类，皆是对摆烂实情的不打自招了。
然而，人工智能的出现，却逼迫人加速摆脱（唯）物的精神荒地，不如此，则无法牢牢掌握人类未来的命运，将沦入机器无情的碾压而难以挣脱。
未来的新文化将依托生命的不息传承，锻造人类集体的不朽历史，人类的每一秒生活都是这永恒海洋的有益浪花。也唯有人类集体的团结一致，才能锻成这份不朽（纷争不断，只会早早葬送人类）。
人类的未来只能属于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这，便是新文化的基本共识。
（补注：基于上述认识，日本欲将核污染水悍然排海，则是严重的犯罪，必将遭到人类严惩！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中国传统道德的利弊与重建之道
作者：义勇老戎
性善论与性恶论，作为道德的前提预设，孰优孰劣？这其实不存在纯理论的答案。因为，没有理论上绝对完美或完善的道德。道德作为善恶的区分标准，总归是对整体、混沌的“破拆”。原始和谐、原始对称的打破，无论采用何种角度、方式，都各有利弊，且利与弊如影随形，无法拆分。任何想要趋利驱弊的举措，都意味着整个道德体系的改造，包括对前提预设的改变（比如，假设“性无善恶”）。
即说中国传统道德起源于圣人传承，并因圣人的存在而取“性善论”（圣人即作为性善论的强大证据）。但圣人是极少数，是作为众人榜样而存在。虽然，人人皆有成圣的可能，但毕竟真能成圣的还是少数，多数人多是在向圣人标准努力靠近的途中散布着，其道德水平参差不齐，无法等量齐观。一旦圣人不在，则向心的局面便随之瓦解，向心散布即成散沙一片，道德共同体变成各说各话，无法凝聚。最终，仍要待有道之人（即圣人）重新梳理混沌，归于一体、一统。
所以，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圣人在，则重德；无圣人在，则重道。道是根本，德是道器，是术，是相对具体的行为规范。二千年的中央集权（皇帝）制始终认定皇帝即圣人，遂将德（道德）立为做人根本，相对遮蔽了道的地位与影响力。将术作道，赋予道德以一种不实在的文化地位，也误导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其中就包括忽视了对科技的重点开发、借鉴与应用。
说到底，执着利弊心本身就是分别心，并不合于道，是目的论，而不是非目的论。
因此，中国传统道德的突出利弊即是：重德轻道，有序而易僵化、凝滞，丧失活力（哪怕刀架脖子，也能逆来顺受，循规蹈矩，不知危机已至）。而中国文化的救济之法，则是回归重道，回归根本，返朴归真，重质而轻文。待道重归核心，再来文质彬彬，这个叫“中国特色”。
重道即是摸索道，即是尚未得道。未得道，道德即成悬置，无根水，无柱楼。空中楼阁不能久住，只是幻景、泡影。
中国的为今之道，一是要补上科技短板，二是要补上基础理论短板，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各社会学科，以及一般民间文化的基础典范的重新确立。所谓“本立而道生”。道生，则德在其中焉。更重要的是本立而各个领域的局部之道，也可和谐有序地确立起来。
如文有文道，武有武道，医有医道，商有商道，厨有味道......然皆为小道，不是大道。
“兵者，诡道也。”商战也可属兵者范畴，也自有诡道。但诡道应用于社会，则乱道。道乱则亡国亡党。故诡道不能行于社会，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自由竞争也便不能立为大道、根本之道。但其作为西方实存之道，我们必定要与之打交道，且要与之竞争，则诸道皆可用之，而操作之机，则须归于大道之掌握，否则仍要乱道。
中国特色是大道确立的序章，而非大道。序章结束，才能进入正文。序章与正文并非了不相关，而是贯通一气，前后一体。其灵魂在人，在人文，在民心一体（得民心，顺民意，则民心一体；反之，若人民离心离德，莫说贯通一气，只怕须臾便要“断气”）要害在一个“合”字（合亦是和）。
序章中，分分合合，进进出出，变幻纷纭：“合”之魂，有时气若游丝，有时咆哮如怒涛，未见分晓。正文则须定于一宗，定于“合和”。“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均则不和（不合），不合（不和）则乱。合须依和而得，和为贵，和而不同。均不是绝对平均，而是大致相若（有所不同）；不同不是差别悬殊，天地相隔，而是彼此相通，互有往来。如此则能和谐共生，生生不息，才见正文之妙与作文之宗旨。
合和不会自行降临，而须经过奋斗，经过斗争，经过相互改造，经过相向而行。那些拒绝改变，拒绝改造的，终将被历史抛弃、淘汰。对此，中国文化万年历史有丰富、深厚的实证。没文化的，可以学习。没文化还不好好学习，那就叫“不学好”。不学好还要作孽，那就叫“作死”。作死就是自弃，是自绝、自杀、自尽、自裁、自寻短见、自缢、自经、自溺、自戕、自刎，总之是活不成了。历史的经验就是 no zuo no die.
六、现代的幽灵
作者：义勇老戎
当年，马克思揭示了“共产主义幽灵”的真相，鼓舞起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共同拥抱共产主义信仰，投身社会主义运动。这是“幽灵变力量”。
然而，一系列一直被忽视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没有幽灵吗？现代没有幽灵吗？资本主义为什么一直阴魂不散、深入骨髓般地纠缠着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人民？
为什么庞然大物般的苏联一旦垮塌？仅仅是修正主义分子勾结内外资产阶级搞阴谋的结果吗？这无法解释整个苏联连个像样的反抗都没能发动起来的事实。
自从马克思写下《资本论》，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秘密，人们便似乎以为资本主义的真相已经大白，作为人类私有制度和剥削制度的最高级（也是最后）阶段，人们只要打倒了它，就能彻底抛弃剥削和压迫，迎来彻底的解放。
然而，事实却是：全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自我解体，并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重投资本主义怀抱。现存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资本主义严重回潮，大有反客为主之势。
一个早已声名狼藉（相当于个人的“社会性死亡”）的剥削制度，却仍然有如此的声势和能量，其根本的力量源泉是什么？
仅仅归因于人类顽固的私心显然太过肤浅而不得要领，也没啥作用。不然，又如何解释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却反而是日薄西山，每况愈下且难以挽救？
上述正反两方面事实共同见证了同一个真相：存在着一种尚未被人有效意识到的人性基本力量，在极力拥抱着私有制、剥削制。
它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体力透支”，近乎“精尽人亡”了；但在社会主义国家，却由于一直被严重地压抑拘迫而难以畅怀施展，总在力求一逞，因而显得颇有余力。
但余力就是余力，只能鼓噪起些许余响，不能改变其日趋灭亡的宿命。至多是靠着幽灵的力量吊着一口残喘罢了。
那么，什么是资本主义的幽灵呢？
所谓资本主义的幽灵，也就是现代的幽灵，是一切剥削制度的灵魂的最新、也是最后变种，是典型的“老白骨精”。
要认清这个幽灵，先要认清现代。
什么是现代？
现代是凭借科学技术的力量和思想（如自由、平等、民主）的力量，把人们从旧的生活框架中解放出来，投入一种更加自由、光明和丰富的生活之中（人们甚至在奢望无限的、无止境的自由、光明和丰富）。
愿望是相当的美好，但，能否实现呢？
这就要追问一下，现代之根本的文化意义是什么？不明白这个，我们就不清楚现代究竟在企求什么？
现代有两面旗帜：一曰科学，二曰解放（自由、平等、民主皆是解放之果）。
但解放的口号，太过直白，不易操弄，容易被人民拿来倒逼资产阶级算帐。他们便不敢提“解放”，至多提一个“性解放”。于是，他们就直接拿“自由平等民主”说事，等于跳过过程，直接要结果。而没有过程的果，无异于画饼，中看不中吃。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对于人民而言，正是这样的假货，名曰形式民主、抽象自由、抽象平等。就好比名义上承诺给高工资，实质上，罗织各种扣款的名目，到手的不过糊口之数而已。
所以，解放，实质上只是解放了资产阶级，让他们自由行事，不用负任何实质性责任。也就是将资产阶级从人类社会固有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规范中解脱出去，只要权利，不要义务，义务都丢给社会，丢给大众。用大白话讲，这不是解放，而是“丧良心”。
再回头看科学。科学的目标是揭示自然的、客观的规律，以便有效地掌控事物和过程，从而利用自然的、社会的和各个人的力量、资源，为“自由”的、“解放”了的资产阶级服务。
当然，巧言令色的资产阶级照旧把科学说得美若天仙，洁如处女，德比圣人，却丝毫不妨碍他们用科学制造一切杀人害命的武器，并投入实际的大规模应用，制造了一桩桩人间惨案，罄竹难书。
但是，现代毕竟或直白或隐约地向人们承诺了最终的解放和无限的自由与幸福。那么，在合理的情况下，这种承诺是能够兑现的吗？
平衡义务观
我们都知道，人们在获得某种收益的时候，总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这是基本的规律、逻辑和常识。这代价不仅包括事前、事中的付出，也包括事后的付出，乃至承担无限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对历史负责。如，一个国家要始终铭记开国先烈的功绩，不可忘却。又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只有享不了的福（超出平衡范围，早晚倾覆），没有受不了的罪（统治阶级是人民受罪的一大源头）”）。
这一规律和逻辑可概括为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原理）。
在现代之前的“传统时代”，这一原理是传统文化的基本共识，尤其是在承担无限的责任和义务方面（而不是期待无限的自由和幸福）。例如：父债子偿、或造福子孙、遗祸后代等等。
传统时代之所以叫“传统”，就在于“传”“统”——共同传承一贯的、一致的社会价值体制和思想。因此，高度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也是传统时代文化与思想的基本特征（当然，它对个体的要求也相当沉重。西方有一种说法：背着十字架跳舞，形容背负沉重的道德负担寻求某种自由的窘况）。
尽管平衡是传统时代对权利与义务的根本要求，但私有制和剥削制却一直在“高效”地破坏着这一文化原则：统治阶级一直在借助各种文明的借口（神意、天命、种姓、命运、虚构的因果......）攫取特权，甩脱义务，尽力享乐，把动物式的趋乐避苦演绎至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直至令人目瞪口呆。自然，穷奢极侈的后果，就是社会的完全失衡，彻底颠覆。此之谓“周期律”。
传统时代的幽灵，就是统治阶级用文明的借口包装起来的攫取权利，甩脱义务的无耻贪婪。这幽灵显形之日，就是旧时代（文化）破产之时，也是旧制度、旧社会瓦解之始。因此，私有制社会的统治者总是使尽浑身解数掩藏幽灵，用各种高大上的包装将之裱糊起来，变作一尊尊“马户”和“又鸟”，置诸“圣坛”，焚香享供，阿弥陀佛。
总之，反动势力总是借幽灵发挥力量，这是“力量变幽灵”。
幽灵的力量是无形的力量，能令人自动服从的力量，也就适合暗中操弄，愚弄人民，瓦解人民正常和正当的要求和力量表达，消融人民自发的团结和凝聚，巩固反动的统治。
因此，幽灵的力量是文化的糟粕，是毒品，是人民之敌。但极能迷惑人民，麻醉人民，甚至能反噬其制造者、操弄者。所以，这是一种不受控的力量、自毁的力量。归根结底，这种追求失衡的力量，以失衡始，也必定以极端失衡终，命必不久矣。
告别现代的虚妄愿景
现代的幽灵其初始并不完全是幽灵，它有着正当、响亮而明确的诉求：解放、自由、平等。然而，当资产阶级借此利用完人民的力量，获得统治权力后，幽灵便充分活跃起来了：正当的名义还在，但力量的实质运作却（对人民）是完全反向的。于是，新的“马户”、“又鸟”再次粉墨登场，招摇惑众。
现代的幽灵以解放的名义。全面甩脱人类对自然的平衡义务（合理利用资源，不得过渡开发），将人类中心主义发挥至极。比如，仅仅出于游乐和炫耀的目的，以打猎为名，滥杀野生动物，以至令许多物种绝迹或濒危。
以自由和幸福的冠冕诉求，滥行享乐主义、消费主义；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还将家庭生活中的平衡义务一并视为沉重而“无聊”的束缚，抛诸脑后，任性丢弃（比如“丁克家庭”）。乃至彻底放飞自我，大搞LGBTQS，玩性别“自由”，乃至同性“婚姻”......绝对是乌烟瘴气，群魔乱舞。
如果从直击灵魂的角度说，现代的幽灵就是以无限的自由和幸福为目标，以科学为摆渡，最终甩脱一切道德“束缚”，到达无限自由主义和无限个人主义的“彼岸”。完全可称得上是现代“神学”。而其显性表达则往往披上“普世价值”的面纱，掩去其无底线的疯狂和偏执，以便合乎仁义君子之貌。
的确，人很容易幻想拥有无限的自由和幸福（也就是进入天堂），往往从暗暗想到无意识试探，被生活教训到越来越务实，最终放下幻想。
然而，现代却以科学的无限进步为理由，鼓动起所有人一同开启幻想。这种幻想看似是遥远的白日梦，有益无害，至多是中性无害。实则恰恰是现代活力最后之维系所在，是幽灵的魔力，是阻碍平衡义务回归人间的隐秘巨魁。
现代幽灵的虚假承诺如同悬在驴子面前的胡萝卜，美味炫目，却难以企及，不断诱惑人们飞蛾扑火，以身饲虎。典型的即如“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看似有赢的希望。而所谓“赢”，就是多获利，少担责，人生自由，财富自由......实则就是甩脱平衡义务，一人天堂，众人地狱，最终必遭反噬，集体毁灭。
而人类生活要想真正永久可持续，就必须依赖平衡意识、平衡观念和平衡义务的支持。在平衡的社会分工中，任何位置（工作）都是一种有序、平衡的权利义务集合，都是令人充实愉悦的生活状态。因为，人们不再妄求天堂般的神仙生活，省去了无望的付出、无穷的劳神。反之，没有平衡义务的支持，人人心怀奢望，欲壑难填，拼命争抢，唯恐落后，不管不顾，相互倾轧，人类命运就如同踩着“自由”的香蕉皮，滑到哪里算哪里，彻底没谱。最终，“自由”地滑落入毁灭的深渊，万劫不复。（今天，日本誓将核污染水排海就是明确的警兆。而且，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预言，日本胆敢如此猖狂对全人类行凶，就是人类毒瘤，未来必然招致全人类可怕的报复。自由可不是其免除道德后果的“挡箭牌”。）
当然，美帝国主义及其背后的阴暗势力，是不会心疼这条走狗的毁灭的。它们的先辈干过的种族灭绝的勾当早已是罄竹难书了。所以，丑国未来的命运也同样堪忧。只不过，这些没有历史厚度的犯罪团伙，是顾虑不到那样长远的后果的。这当然也符合其抛弃人类平衡义务观的一贯秉性，是绝对的无可救药。
现代已死，幽灵尚存。所有希望人类文明能长远发展下去，让和平、幸福和欢乐尽早来临的人们，大家一起来将现代的幽灵彻底丢进历史的垃圾堆，并爽朗地道一声：萨犹纳拉！
七、什么是劳动的合理价值和报酬？
作者：义勇老戎
一个人的一定量的劳动值多少？这是一个问题。对此，马克思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但他们却也有一个共同的必要前提，即相对发达的市场、商品流通和大规模的雇佣劳动。
无此，则不存在“社会平均劳动效率”（这是马克思为劳动确定价值的基准）。资产阶级方面则坚称劳动价值就以共同认可的工资水平为标准。
其实，双方都有同样的思维基点：即假定存在抽象一般的价值标准，乃至存在抽象一般的真理。而这种思维其实是西方神学思维模式的通病：无论如何，总有普照万物的神（真理）存在。这是西方人文化上的精神依赖、底层逻辑。
东方中国一般不存在这样的精神框框。
这里，在具体探讨劳动价值前，有必要先做些哲学基本原理上的准备，认清真理。
认清真理
存在，相对于人的认识，是自在的、无限的；而认识，相对于存在，则总是有限的、依附性的。自在之在是“本在”、“元在”，是根本性的、第一性的。
其次，存在（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令“元在”“现”（其）在，展现自身，且（与他在）同在。“现在”是第二性的，是元在的当下展现、体现。
再次，人的认识、感觉是对元在及其“现在”的反映、悬想、体悟，是内部“拟在”，是在神经系统中的活现与拟现。所以，它是第三性的，是依附性的，依附于其认识对象之上。
现代人认知的一大特色是在第三性的因素中，创造出“真理”概念，以图统御世界，统御“现在”，乃至统御“元在”。这是意图揪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一般的妄想。部分可以影响整体，但整体一定在其意想不到的地方施展其无限之潜力，令部分之局限性暴露无遗。
所以，一切真理无非是对“现在”的认识或对“元在”的揣测。道不是真理，是元在向“现在”的敞开，是对“现在”与元在关系的追认。道来自元在向“现在”的自现与自限，故曰：“道法自然。”，是自然而然。
自然是元在于无限中实现的有限。科学是将这种实现当作必然后而认定规律。这规律实为无限向有限坍缩后的残余。科学总试图将“现在”当作永恒，在有限中找到无限，类似于要从影子中认清本体（不是本体论的本体。多说一句，有“本在”，即“元在”，没有本体，当然就无所谓本体论），不说其事倍功半，关键在于不知自身的努力是无望的。科学今日之无止境的细分化，且各分支间日渐加重的隔阂度，都在提示这种无望。
唯有以道救赎科学，让科学回归其有限的定位，才是科学的正确归宿。否则，人类必将毁于科学的无度的发展之下而后已。
道是“现在”的规定性，是元在洒落于“现在”的光。科学是在追光，甚至只是追部分光、光的细弱分支。这种情况在现代发生于各个领域之中，但人们往往会期待科学能提供终极的知识、全面而无可置疑的指导。故而，将“科学的”当作“无上真理”的同义语。真理不是无上的，它上面有道。所以，任何真理都要辩证地看待，“一阴一阳之谓道”。此即辩证法。
对于劳动价值的认识，也同样基于这个逻辑。
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是这样的道，毛泽东思想也是这样的道：不唯上，不唯书，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要搞理论与实践的闭环、精英与人民大众的闭环，不要搞理论对实践的金字塔、精英对人民大众的金字塔。金字塔必然带来精英与大众的两极分化，隔阂疏离，一拍两散。历史周期率自然会教人什么是理论与实践的“闭环”！只不过，到那时，那样的“学费”昂贵到让人难以承受，却又无可避免。
要摆脱滑向周期率的下坠趋向，非常有必要重新认清劳动的价值。
现在，就让我们用质朴的、无拘束的眼光来考察劳动的价值。
如何认识劳动的价值
假定一位农民自己种地，他的劳动值多少？很显然，就值他田地里的全部收获。如果，他觉得这样的收获可以满意，他就会继续种下去，并且会认为自己得到了自己劳动的价值。
而实际上，土地的肥瘠，年成的好坏，气候的配合度，市场的变化等等许多的因素都会直接、间接影响其收获和收益，决不能单纯只考虑劳动本身。
这就是前面指出的，元在与“现在”的关系：劳动是元在，各种变量因素是限制条件，收益是“现在”。其中，既有生产力因素（地域、地力、农技、气候等）的影响，也有生产关系因素（如水资源的分配，工具、肥料的供应条件，市场行情等）的影响。简单地说，生产力水平高，生产关系配合度好，劳动的价值就大。
再假定这位农人经营成功，扩大了土地的占有，需要雇佣其他农民来耕种更多的田地。那么，这些雇农的劳动值多少呢？显然，此时，即便是与自耕农付出相同的劳动，雇农也不可能获得与之相同的收益，因为生产关系已经改变了。于是，地主一定会尽量把前述多种相关变量因素导致的收益扣除，这还是最客气、最“讲道理”的计算方式。而实际上，地主一贯是按照习惯地租来扣除收获，归于自己。而剩下的极少量的收获就成了雇农劳动的价值。这当然是残酷的剥削，但却是那么的“合理”，甚至是千百年来的“天经地义”。
那么，颠覆了剥削制度的生产关系，就能让农民得到其劳动的应有价值吗？当然不会，因为生产关系的影响因素依然要参与对其劳动价值的核算（比如工农业之间的分配关系、城乡差别的因素等）。说到底，没有抽象的劳动价值，这么个东西存在。就是前面说的，没有本体存在。也就没有一个叫做“劳动价值”的抽象本体存在，以为人们只要把这个“本体”抓在手里，就能算准劳动应有的价值和应有的报酬。这样的理想事情并不会发生；所谓“科学的”想法，在这里行不通！
该如何衡量劳动的价值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同样的劳动，自耕农的与雇农的，价值大不一样，后者一定是要受到剥削的，而且有特定的理论在支持这种剥削，认定其“合理性”。
所以，劳动价值的衡量，首先取决于劳动的目的（比如是自耕还是为地主耕种）。而劳动的目的，多半取决于劳动的组织者，而未必是直接劳动者。并且，劳动的组织者因为明白劳动的目的，才最明白劳动的真正价值，就如一件物品的价值只有懂它的人最了解，而其主人则未必了解。
就历史一般、文化一般而言，劳动的目的在于维持人（类）的生存，拓展人（类）的幸福，开发人（类）的潜能，乃至增厚人（类）的潜能（在奴隶制时代，人眼中人的潜能与今天人眼中人的潜能，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劳动的价值也就以此为根据，酌情而定：通常是生存第一，发展第二，储能（指人的潜能）第三（生育后代是储能的第一步；以技术解放人力就是第二步）。
比如，在生存危机面前，莫说劳动是无偿的、义务的（国家征用人力），即便个体的生命也是必须随时付出的（战士上战场）。唯有在和平年代，人群以发展和储能（人可以全职哺育后代）为务，才有相对精准衡量劳动价值的必要。而衡量的结构仍然是上述一二三。如，要纳税；要个人生活（而不止是生存。国家能生存，那么，个人就应该能生存，并能追求生活幸福）；要能养育足够数量的后代。
资本主义及一切剥削制度的恶劣之处正在于，在社会安定发展的时期，也不以人人安居乐业、全面发展为标准，酌定劳动报酬，而非要以将劳动者死死按在生存线（实即生死边缘）上为“要妙”，这样才能榨取更多劳动，也更方便“管理”。
所以，无论社、资，只要不打仗，发展是硬道理（一旦打仗，胜利是硬道理，集体生存是硬道理，个人的无限付出是必要的前提）。
发展不是只为了发展国家，发展少数人，而是要发展全体国民，只有发展全体国民，才是真正发展国家，才是长远地发展民族、国家。
因此，无论按什么分配，只要衡量劳动价值的权力在劳动者手中，并且，并且，并且，组织劳动的权力也在劳动者手中（至少要能决定性地参与组织劳动）（偏偏这后一点最重要、最关键，却最不易做到），那么，劳动者就能得到最合理的报酬。
针对组织劳动的权力要归于劳动者，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就应当是把劳动的总目的规定为全面发展劳动者的全方位素质和能力，而不止是满足劳动者的一般生活需要。这样，劳动者从劳动成果的分配中，就不只是获得了一份工资，而是获得了全部发展所需。而一个全面发展了的劳动者将有可能有效而全面地组织劳动，成为真正合格的主人翁。
（劳动的真正主人是对劳动价值的全面知情者与拥有者，自然也全面掌握劳动与人的关系的各方面知识。这样的人，才最适合作为劳动的组织者，组织人们劳动。随着劳动、分工、专业性及劳动规模的不断升级，这样的“人”只能变为团队、机构，乃至社会、政府。因此，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
为此（指成为主人翁），包括但不限于，大学应当为劳动者安排足够数量（最多可达至学校学位数的50％）的脱产或不脱产的学习名额，无须参加严苛的高考，可依劳动表现直接推举入学（古有“举孝廉”）。这是新中国当年实行过的。并且，要考核其学习成绩，以确定劳动者的学习表现、努力程度，决定其去留（宽进严出）。
就此而言，今天顽固坚持主要发展资本主义，就是胶柱鼓瑟，就是犯蠢，就是纯粹的自私自利，损人不利己。
相反，发展社会主义，让全体国民生活幸福，都得到长足发展，才是正确之举，才是民族复兴的正解。舍此不图，就是眼瞎心盲，愚不可及。
因而，在今天，全体中国的劳动者和公民的合理报酬，就是四个字：社会主义！
那么，资本怎么办？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投身统一战线。不愿的，自决去留，我们不拦着，并请缴纳各种该缴的税，不要欠人民的债。
八、我是谁？（一）
作者：义勇老戎
我是谁？我是这个星球的文明之光。为什么？因为，中国是这个星球的文明之光，我是中国的一分子，自然也是这光的一分子。然而，我真的是文明之光吗？似乎......也许......
在今天的世界大变革中，中国正带着一大票第三世界的穷哥们齐心协力掀翻西方打造了几百年的吃人宴席（即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转而共同营造人类共同发展、前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充满艰难曲折，但也光荣、豪迈的历史进程。每个追求公平正义的人都可以投身其中，发光发热，添砖加瓦。而中国自然、也必然首当其冲、当仁不让，要起到引领、开创的先锋和主力作用。这是历史赋予中国的无可回避的历史使命和国际地位。
中国不能怂！中国人自然也不能露怯！
然而，中国有句古话：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所以，我们也先不要把大帽子抓过来，就往脑袋上扣，也要先掂掂自己几斤几两，够不够秤，上不上得了台面。一句话：“你”算老几？
最近就已经有人这么问过全国人民、尤其是工薪一族了——这么多年工资有没有涨，有没有认真工作？
79元的眉笔，我可以不买；但是，一个有尊严的人，我们不能不做。
尊严来自哪里？来自你能为别人做什么，能在人群中起到多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你有什么独特本领，能为众人分担什么责任。总之，活在群体中，要起到一定的作用，才有相应的尊严。
如果起到人的作用，就有人的尊严；如果起到的只是“物”的作用，对不起，就没有人的尊严，只能用“物”来堆积一些表面的尊严：有包吗？有表吗？有某些牌子的手机吗？有相当的消费经历吗？买得起眉笔吗？哪怕只是在“朋友圈”的照片上？反正只要表面功夫，谁又真的对你知根知底？（这年头，或许网络骗子反而是最了解你几斤几两的人，人家是“职业”需要嘛。）
我明明是人，怎么只配与“物”为伍，竟不配有人的尊严了？最要紧的问题：我是几时被逐出人的队列了？当然，这里说的“人”，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是拥有完全法律、道德、政治、经济地位的人、全人格的人。
作为全人格的人，其完整人格的建立次序正是上述四个环节的顺次构建。
而所谓被逐出“人”的队列，也正是依次逆序（由经济、政治、到道德、到法律）的“退坡”进程（比如，进了监狱，吃了牢饭，甚至吃了枪子儿，就是退坡退到底了）。注意，这里的“经济”，代表的是职业和功绩（经邦济世）、为社会做贡献之意，是有人为你做记录的社会集体性质的行动，不是一个人练摊儿、打零工，或是在深山开荒之类的个体行为。
比如，职业终身制，便是作为普通人能得到的最完全、最高级的公共人格体制。这也是所谓“体制内”最吸引人、最有价值之处。今日“考公”之流行，其实不过是昔日公有制的一点残屑而已，难免有公然冒犯全国人民的嗟来之食之嫌。须知，当年工人阶级还是“老大哥”的年代，城市的劳动大军几乎人人都是“公家人”！当然，农村人就稍弱些，是集体的人（村集体、队集体、社集体、乡集体）。
明白了“公家人”的人格意义，也就大致能明晰“我”是怎么被逐出了人的队列了。最简略的就是三个字：市场化——市场用它无限的胃口，将人变成物，变成商品，四处“自由”地贩售。在哲学上，这叫做“异化”。
要了解异化，先要明白何为正常（态）、自然（态）。
公共人格的正常（态）即前述四层体系俱足的完全态：如合法的公民身份（法律层）＋正常的认知行为能力（道德层）＋受过足够的教育、培训与考核（社会认可的、受社会尊重的、能为社会服务的资质，即“政治层”）＋正当的职业（经济层）。
以此做参照，不完全公共人格依次是：失业者（失去经济层）；被剥夺资质者（如开除党籍、开除校籍、剥夺准入资格等等）、“社死”者（如劣迹艺人）、打零工者（失去政治层）；精神或智力障碍者（欠缺道德层）；罪犯、外国人（失去法律层。只有在殖民地国家，外国人才能普遍享有超国民待遇）。
社会是合作的网络，人们依据合作的轴心而区分出不同人格的重要性权重，而获得不同的人格地位。
如中国古代是以文化为轴心的（即人要象人一样活着，而不是为了吃饭、挣钱，如动物般活着，但又往往看轻了劳动的价值），故人民被分为“四民”：士农工商。这些都算“良民”。无业者即“莠民”，更有“流民”、“刁民”、“罪囚”、“蛮夷”、“方外之士”（僧道）、“化外之人”（不参与主流社会者）等等名目，以对应多样态的社会人格。可以说，古人是有着相对完备而系统的人格养成与管理体系的。这是中国古代以文化为社会合作轴心的特征所决定的。现代人统统以“等级”社会（言下之意即“不平等”）加以污名化，是文化盲的妄断。
古代西方社会以神（宗教）为轴心，没有文化，而有驯化。文化对人的整体影响是均衡的。驯化则带来失衡。失衡必须有补偿机制，通常以纵欲为补偿（如西方有集体纵欲的狂欢节，有酗酒传统，有冒险、战争狂热、宗教狂热（而宗教人士、上层精英往往多有贪婪、荒淫的声名），也常有恐惧情结做节制（刹车）（如末日恐惧）。如今有毒品合法化、“零元购”、消费主义、粉丝狂热、LGBT、极端主义、政治正确、中国威胁论......）。
说回公共人格话题。
现代西方社会往往以效率为轴心组织社会合作，其本质是以物为本，抛弃以人为本、以文化为轴心。人的异化也就是必然的。比如，人经常会失业，若连零工（比如练摊儿）都干不上，便形同废物（如日本的“宅男”），仅比智障者、精神病患略强些而已。
如此而言，则从业者也仅比“废物”略强些（因为随时会因为失业而沦为“废物”）。（当然，废物并不真废，好歹可以手工造“炮”，两枪刺杀一个首相）。
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绝大多数劳动者的人格都处在这样一种朝不保夕的异化状态下，堪称是一种为物所役的“（充满）焦虑的奴隶制”。“我”又如何能成为文明之光呢？大概随时能成为“灰烬”，才是实际情形吧。
就文明发展的倡导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要在国内的职场上体现出其精神髓核吧，来个企业命运共同体，不为过吧？行业命运共同体呢？社区命运共同体呢？地区命运共同体呢？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共同体在国内都搞不成，国际上又如何长久持续取信于人呢？
因此，归根结底一句话：唯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人）。搞资本主义，以物役人，没有未来。
所以，“我是谁”、“你算老几”，说到底，取决于社会的经济、政治、道德、法律机制，取决于社会以什么为轴心。
总之，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横披：不服不行。
（未完）
说几句题外话。
昨晚杭州亚运会开幕式在技术上是成功的，至少，面子是挣下了，祝贺一下。但请允许我说点亡羊补牢的后话——令人遗憾的是，它在里子上，也就是在文化上，却是失败的。因为，它的文化底核是西方式的形而上学精神，不是中国精神。
可以说，整场开幕式是形式压倒内容，符号吞没人，技术盖过人力。最凸显的例子就是“以手传印（本届会徽）”的创意，各色人等都成了传递符号的工具。那个令人仰视、如天大的玉琮（会徽原型），正是符号压倒人、吞没人的具像体现。那个据说有20米高的数字人，也可作如是观。整场表演中缺乏的是人的故事，多的是技术、符号的堆积（刻意、繁密、僵滞、刻板，比如被困在车底盘上，以符号化了的山水为巨大裙饰、动作僵硬的女舞者，如同被绑在板凳上的羊，了无生趣；吊在符号化的“潮头”上翻筋斗的“弄潮儿”们，有如拴了绳的猴子，全无弄潮的豪气；抽象符号化潮水造型的火炬，更象是反映GDP指数的柱状图；......），缺少感人的力量表现和表达，自然也就无法真正感人、动人了。再如入场式背景中的国名展示板，以中国式木雕花框做边饰，本是极好的创意，也的确令人耳目一新，很有中国特色。然而，却一个框框用到底，没有充分利用这一形式中海量的造型资源，以折射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反倒显得小气、拘谨、放不开了（入场式地面的盆景式或是瓷器开光式的底框，也存在造型单一的问题）。与以上种种不给力的情况相反，场上最能直观展示人的有力存在的，就是气氛组的志愿者们不停的舞蹈、跳跃，的确尽力了。（其他本该展示人力、技巧，表达人的细腻、真切情感的表演，基本都被技术或道具的大力利用冲销了，过犹不及，导致在艺术表现力上隔靴搔痒，实属败笔。）
形而上学精神，究其实质，就是追求纯粹（完全）、 确定、可控。
追求“纯粹”（完全），举个夸张的例子，便是：XX不彻底，就是彻底不XX（“XX”可以是任何可代入句式中的词汇，像忠诚、革命、爱国、创新、安全等等），电子烟火以绝对环保（当然也就“纯粹”）为名，挤走了真正的中国烟花，也仅剩一点点东施效颦的幼稚“效果”，如果那点可怜的效果还能称为效果的话（当然，作为一次探索创新，值得鼓励。但可以肯定是失败的创新）。
作为价值追求，追求“纯粹”，为的就是——赢得“确定”。要确保“确定”，自然是一定要成功，不许出纰漏。本着这样的宗旨，取消“9·18”防空警报的鸣响，也就是必然的了——避免引发（外国人、尤其是某国人）任何不确定的反应（国人的抗议、反对，是可以预期的，即确定的，自然也就是可控、而不足虑的）。国耻日不敢鸣警报，这难道不是自加的又一重耻辱？为了一时的、一群人的成功或免除麻烦，而牺牲民族大义，不可原谅！反正，我是会记它一辈子的！
有了前两样旨趣奠基，科学的一丝不苟的精密精神就成为必然的果实。它们共同的指向就是，追求绝对“可控”。而这，正是形而上学的最大诉求所在，就是为了最终获得唯我独尊的自大和精英傲视群伦的感觉。西方精英的傲慢就是靠这些价值支撑着。我们的文创人员若是习得了此等傲慢自大的精神，才是最可虑的大问题。脱离群众，孤芳自赏将是最后必然的结局。
这场表演因为填满了形式的花哨，朦胧的意象，缺乏真切、细腻、鲜活的内容，自然就难有感人、动人的效果了。甚至连传递中国文化的初衷，也基本丢掉了。因为，中国文化的精神不是形而上学，而是天人合一。
天是无限的、远超人类的，能无限地包容人类（或者毁灭人类）。人是有限的，但人的精神和一代代人的奋斗又是无限的，因而，天人合一到底还是可期的，也是无比宝贵的。它是人的天赋与努力的具体的（而非抽象的）结晶，是人的价值和本质力量的具体的（而非抽象的）证明。同时，它又是天的无限与包容的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体现。天人的具体的（而非抽象的）和谐统一，既是中国文化的根基，也是永恒而永新的追求；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血脉，又是永续发展的动力源泉。抽象地、孤立地、外在化地用若干符号来表达这种独特精神文脉，是偷懒而不能得要领的（符号传递的终归是有限的，拘谨的，但却是如同物质技术一样可以绝对确定把握的）。要体会乃至传达中国精神，必须扎根到其产生的历史与现实（扎根现实，深入基层，融入人民群众，在今天尤其关键）的地基中、水面下、土壤里，去汲取鲜活的养分，流血、流汗、伐毛洗髓、水乳交融，和光同尘，方能一睹真颜，亲见如来，醍醐灌顶，取得真经。这一取经之路，或许不仅对文化领域的工作者们适用，对其他领域的探索者也会是有效的。
个人拙见。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回归本篇主题。
那么，人在社会面前就只能束手就擒吗？
当然不是啦！就人格而言，人格是人的一定模式的“格式化”，依据不同的社会政体，就会有不同的“版本”。资本主义的就是“物化版”、“异化版”、“散装版”、“简装版”，总之是“凑合版”，以“自由”之名，凑合凑合了事，凑的是物的需要、资本的需要（要劳动者的智力、颜值、血汗、积蓄，还是身体零件，甚至性命，全看资本的脸色）。
大概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人格才能最充分地展现出人的全部潜力，展现人性全面的光彩，不辜负人的称号。那时的人，才能普遍自豪而笃定地宣告：我是自由的！
在那之前，当然还有另一种真实的自由，那就是斗争的自由——与一切反对人、阻碍人实现真正自由的因素和机制彻底斗争，即革命。这斗争也分为两个方面：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
自我革命也是自我的道德进化与净化（即道与德两方面的提升），可以通向精神的解放和自由。这是在共产主义来到之前，一个人获得最大解放和自由最重要的路径。得到这样的解放，于个体而言，一生足以，所谓“朝闻道，夕死可也”。《西游记》取经，取的也是这部自我精神解放的“经”。
而社会革命，则是以自我革命之星火，逐步造社会燎原之势。再以前述四层机制体系（法律、道德、政治、经济）塑造集体人格，巩固革命的文化成果。自然，资本主义（体制）要巩固资本主义的“文化”（异化）成果（社会也将一天天走向没落）；社会主义（体制）要巩固社会主义的文化成果（并一点点走向共产主义）。
所以，在资本主义猖獗的时代，一个真正追求自由，追求真实自由的人，必定是一个革命者、斗争者、斗士，而且要内外兼修，既有自我革命的一面，又有参与社会革命的一面。这样，他才可以说，“我是文明之光”。因为，他是一个奋斗不息的革命者，活到老，奋斗到老。这才可称是最持久的“终身职业”！
（本篇完）
九、一切运动的内核
作者：公民老戎
价值是不同事物、因素被主体整合的结果，为的是满足主体的需要。以此来看，自私的人似乎能最大化地创造并实现价值。因为，他只需要满足一个主体（即自己）的需要，因此是最容易实现整合的，也就能不断创造并实现越来越多的价值。就这个状态来看，自私的人是最了不起的，最值得尊敬的，是价值之“王”。
这个“结论”显然是荒谬的、站不住脚的。可为什么自私是如此顽强的一种现象，并被许许多多的人当做实际的行为准则，一代代地遵行如仪？
在相反的方向上，高尚的利他行为通过向他人让渡价值，实践并证明了高尚，也令自私（者）相形见绌，自惭形秽，甚至无地自容。为什么信奉自私准则的人也认可高尚之高尚？高尚究竟高尚在何处？
再如，即便卑劣的侵略者，偶尔也会对对手身上展现出的忠诚、勇敢和牺牲精神流露出衷心的敬佩之情？那么，卑劣与高尚有何相通之处？
自私者通常对他人的需要、他人的价值追求采取漠不关心的无视、甚至是排斥心态。但他人的高尚、利他行动惠及自身时，他偶尔还是会有所知觉的。这令他发觉世上竟还有他所不理解的、与他奉行的自私原则相悖的行事原则。而这是他做不到的，也决不想尝试的，至多是偶尔违心地装装样子、欺瞒一下世人而已。
总之，第一，他做不到，他“偶尔”还从中受益（他太迟钝、麻木而不能觉察这每日都在大量、持续发生的真相，竟只能偶尔发觉）；第二，高尚受世人赞赏，令人敬佩。于是，他从理智上知道：高尚是高尚的。但他不理解高尚。
至于侵略者对勇武对手的尊敬，则是因为他至少能理解忠诚、勇敢与牺牲的价值。因为，侵略者也需要一定的团队精神、集体主义精神来组织队伍，鼓舞士气，去攻坚克难。也就是说，卑劣者不得不有限地超越自私原则，部分采纳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来实现更大的自私野心和贪婪。
而从卑劣者向超越自私迈出的这极有限的半步当中，我们已可隐约地发现高尚之为高尚的线索了。
让我们跳过迂回、周折的线索追踪，直接呈现关键的探索结果。
卑劣与高尚，作为不同的人格品质，它们在文化上却具有相通的、乃至相同的文化底核。
生命、文化、文明在本质上体现的共同运动倾向是——分立的、分散的“部分”，克服困难，排除阻碍向整体的不同程度的回归，去形成完整的整体（性）。恰如老子说的：“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这个“一”即整体（性）。
如，就生命来看，构成生命的各个细胞、组织、器官、各个系统打破各自间的分立、孤立状态，依照生命内在法则，结成有机统一的生命体。而生命体进一步克服自身孤立、独立的状态，去与同类的其他个体共同协作，完成生命的不断延续、繁衍、发展、进化，成为更强有力的物种群和生命个体。同时，也与其他物种通过环境的中介，结成生态链、生态体系，构成更大、更复杂、也更牢固的生态圈。
在这林林总总的活动中，一个共同的主题是克服困难，克服种种导致孤立、分散、解体、破坏的因素，不断维持、修复、维系有机的整体状态（无论是个体层面的、群体层面的、个体群体与环境层面的整体性）。因此，这实际就是一个与破坏整体性做斗争的过程。
而文化与文明则令这种斗争具有了更大、更高的价值：通过斗争，结成更大的整体，来战胜反整体、去整体的敌对力量。这些敌对力量中就包含了前述的自私、卑劣等等道德劣质性，自然还包含了一切过往的负面力量。
冷静客观地说，自私，在个体生命层面上，体现的是生命上述的以斗争维护整体（当然是以个人为整体）的运动倾向。自私者眼中的整体是不包含他人和社会的。可以说，只要他拒绝将其斗争升级为向更大整体回归的斗争，他就将永远是文化和文明的局外人，只能做一个为孤立生命（的生存）而斗争的、孤立的“斗士”。而作为一个社会人，这是无法成立的，除非他去做一个遗世独立的野人。于是，为了混迹社会、出入社会，这个内心的“野人”，不得不伪装成一个有文化的文明人，虚伪处世，两面三刀，做个势利小人。而他所做的种种虚伪行径，从本质上，都是反文化、反文明的。因为，它们全都是服务于低级的野人原则，仅仅服从于低级的生命层面的原始斗争，尤其是服从于其中的最劣质的部分（贪婪、霸道、凶残、兽性）。
在这个意义上，由于人总是从婴儿状态开始人生（斗争）的，也即从生命的原始斗争开始奋斗的，于是，文化与文明始终要与原始斗争的顽固性、及其顽固本性（尤其是其中最劣质的部分）做斗争，并由此不断生成（新）文化、（新）文明。
文化的斗争与文明的斗争从来都是在内、外两面同时展开的。只有外斗，没有内革，是虚伪的；只有内革，没有外斗，则是绝望的、无意义的，甚至是疯狂的。
文化的斗争与文明的斗争，在全部的历史与文化层面全面、充分地展开、进行，汇聚成越来越宏大的有机整体，从微观到宏观都日益深刻地融为一个整体。这就是历史最深挚的诉求，是文化最热切的向往，是文明最深情的守护。从这一内核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文化与文明的未来，也能洞悉今日要走的路。
我们说，文化与文明的运动是趋向整体的。但也要清醒地看到，今天的文化与文明的运动（或者说斗争）将不同于既往，是全新的。
既往的历史是私有制的历史，也就是自私者主导的。因此，尽管私有制下的文化与文明运动不得不遵循历史的总规律，即趋向整体性，但却又总是被私有制、被人的自私性所破坏。此即周期律。这是私有制文化与文明的既有矛盾所内蕴的宿命和必然。
这种内蕴深刻矛盾性的旧文化、旧文明，总是错误理解文化与文明的内核，总是以什么善与恶“滤镜”来歪曲历史运动的真实面目（比如今日美西方所鼓吹的“普世”价值）。往往还要给善恶的虚假影像再涂刷一层政治颜料，变为“正与邪”（如它们整日念叨的“规则秩序”），纯属文化上的儿科把戏。
但正在新的历史进程中酝酿的新文化、新文明，并不会排斥既往运动的一切“成果”。它将以全然的开放性，吸纳一切。正所谓：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因此，作为恶的文化的集大成者：资本主义，它所创造的一切骗人的文化把戏：自由、平等、博爱、人道、民主、普世价值；以选民、政党、政客、选举、选票、竞选为“服化道”的“民主戏剧”；以程序、制度、法律、法官、律师、辩护为纲领、要素的“公平演出”；以市场、规则、竞争为曲律的“经济大合唱”，我们都要在洞悉其奸的前提下，将之化为揭露、批判、打击旧文化旧文明的利器和资源，变废为宝，作为新文化、新文明的一点粪肥和参考资料。
而它们以傲慢与轻亵的姿态，拨弄民众，玩弄身份政治，制造民众内部分歧、分化和撕裂，瓦解民众团结的种种恶毒与恶俗，尤其值得一遍遍向公众揭露和广而告之，以引起警觉和反制。诸如“女拳”、地域攻击、嘲笑贫穷、厌恶政府、讽刺善良、膜拜“强势者”（明星、富人、“贵人”）、制造无聊话题以引发纷争……，均在此列。
新文化、新文明将以新的理念、语汇，将人们对文化文明的理解、期待引向真实的主题，那就是：趋向整体性。因此，所有的斗争，都是一种斗争：即合与分的斗争——趋向更大的整体性即合，破坏更大的整体性即分。
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一种可能和可期待的整体性。而服务于少数发达国家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就是反整体化的自私主张。
所以，新文化、文明的主张就是：化私为公就是好，化公为私就是糟！要点在于化，而非强迫。强迫不是化，是抢，是夺，是骗，是偷。以往无数的“化公为私”都是最好的反面例证，是私有制文化的特色。
新文化、新文明的特色是实话实说，表里如一，所闻即所愿，所见即所得。要害在于，新文化、新文明以人民为主体，要团结大多数人，凝聚大多数人，必须实在。而旧文化旧文明以少数人为主体，以少数人的私有制为诉求，面对大多数人不敢实话实说、表里如一，而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演的比真的更动人。用孔子的话说，叫“巧言令色，鲜矣仁”。
因此，旧文化旧文明的大多数理念、语汇（包括现代的理念、语汇）都难免“似公实私”、“貌恭心险”，都难免是“马户”、“又鸟”，包藏祸心。
因此，终生终日浸泡在旧文化旧文明中的我们，要想不被旧文化缚住头脑思想而无法见识新文化新文明，不能拥抱新文化新文明，乃至不能亲手创造新文明新文明，就必须对自己下一番洗心革面的苦功，重新做人，来个畅快透彻的自我革命、自我革新。
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少一些私心，多一些公心，既是自我解放，也是解放社会，人人都可以是“解放军”。
解放军万岁！文化革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十、人类根本的问题（一）
作者：义勇老戎
刀郎的《罗刹海市》把维特根斯坦与人类根本的问题联系到了一起。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被刀郎解说、概括为对人类根本问题的提出。
在我的粗浅理解中，维氏言及的问题，表明了他对人类文明、尤其是哲学和语言的一种困惑：什么才能作为人类思维、判断和表达的一致性根据？由于缺乏这种一致性的、总的根据，于是，驴被说成了马户，鸡成了又鸟。
然而，这种质疑所触达的还是手段层面的问题，不算根本问题。
什么才是人类根本的问题？这看似是一个艰深的难题。但只要我们问一下人类文化、文明的根本目标是什么，答案就会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那么，文化和文明的根本目标是什么？
是幸福生活？这当然可以算是一个目标，但肯定不是根本目标。因为，即便动物也有这样的目标，人类在有文化与文明之前也同样有这样的目标。
那么，文化和文明的出现是为了什么？答案恐怕只能是：为了让人成为人，而不再仅仅是动物。
换言之，唯有在文化与文明之光的照耀下，人才知道自己是人，不再只是动物。所以，有文化、有文明的地方，人就知道自己是谁，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反之，若是人有了“文化”与“文明”，却反而在上述三个问题上面临严重的困惑，那，这（些）人就该质疑一下，他（们）心中所以为的“文化”与“文明”是真正的文化与文明吗？
注：伪文化、伪文明只能带来异化与不明（根本方向上的困惑），是寄生在真正文化与文明之上的赘物、毒瘤。
文化之“化”就是要“化”人（这种动物）为人，文明就是要给人（这种动物）指明、照亮通向成为人、成为更好的人的大道，因为，人类根本的问题始终是：to be or not to be，做人还是不做人。
是通过双手的劳动获得幸福所需；还是寄生在他人的辛劳之上，不劳而获，如同任何动物的原始欲望一般：啥也不干，还想啥有啥？
是通过与他人平等的交往、合作，相互塑造，相互成就；还是把他人变成自己的奴隶、工具，任意驱使，任意凌辱，甚至随意毁灭？
更进一步，成为人就要深刻地明白：快乐不等于幸福，苦痛不等于灾难，付出不等于失去，占有不等于得到。
再登高一步，就是要领悟：君子伟岸，小人卑琐，圣人难得，大道难求。
最终，所有人都要在心中明确一个信念：要做一个大写的人，一个高尚的人，而不是做一个卑微、庸俗、无益于他人的人。
回到根本，回到人（性）底层，做人与做动物有什么根本区别（包括君子与小人有什么根本区别）？
区别只有一个：自由。
这自由的核心，首先是免于欲望与恐惧的内在自由，以及，再进一步的，追求高于欲望的人性价值（即崇高与自然）的自由。自由就必然意味着强大和胜利，自然也就意味着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
免于欲望与恐惧是自由的开始，崇高与自然是自由的实现。即真正的自然才是真正的自由。正如《心经》所言：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崇高与自然的普遍实现就意味着一件事：共产主义。
动物为什么叫动物？其实，“物”这个词已经提示了其不自由的基本属性。物是受摆布的存在、被力量驱使的存在。（比如，“人物”是被创作者摆布的文化符号。）
动物即便会动，它也依然是欲望与恐惧的仆从，从来没有自由过。
小人虽然有自我意识，看似比动物强些，但也不曾摆脱欲望与恐惧的束缚，本质上也没有自由。听听《好了歌》是怎么启发他们的：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总而言之，“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
当然，还有更文雅的表达：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
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
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
说甚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
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
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
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
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
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
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
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
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红楼梦》第一回《好了歌》及《好了歌注》
不过，“好了”只是自由的开始（即免于欲望与恐惧），还不是做人的全部。但没有自由的开始，便不可能真正追求崇高，没有崇高的守护，最终也实现不了真正的自然、自由。
人性的根本追求就是要超越束缚，超越一切不合理的束缚，获得彻底的解放，享受最畅快的自由，体验最美好的境界，达至崇高，重新拥有真正的自然（状态）。
文化与文明就是要向人昭示这一切：束缚、物的命运、解放、人的自由、人性的美好、崇高与真正的自然。一旦，一个人真正见证了自由与美好、崇高与自然，再让他委身于束缚、物的命运，他首先就会感受到羞耻，是羞愧与耻辱。然后是愤怒，再然后就是反抗，直至投身革命，摧毁那耻辱与不公的“宿命”，拥抱光明。
那么，什么样的文化与文明是光明的，而什么样的“文化”与“文明”是黯淡的，甚至是黑暗的（反光明的）？
区别还是在于自由与美好。
咱们先从一个小的方面来解析。
语言是文化的外壳，能最先又较完整地向人呈现一个文化之所是。所以，语言的自由程度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文化的自由程度。
文化的自由体现在应对困难、解决问题的能力上，语言的自由就体现在表达各种事物，从容而流畅上。
就以中文与英文为例来比较。
众所周知，如今编撰英语词典是越来越麻烦了。最大的问题在于词汇量的巨增：社会中每一项新发明、新事物的出现，就要制造一个（或多个）新词来对应。而且，新单词是越来越长（其字母数越来越多）。以至从事相关专业的人们已经感到了某种程度的绝望：英语词典越来越厚，根本就要失去意义了——无数的新词汇，几乎各不相关，任谁都记不住，人们还怎么拿它们相互交流？
相反，中文在应对新事物的出现时，则十分从容，只要把已有的词做一个简单的新组合，就能创造一个贴切的新词，好懂又好用。比如前面提到的“动物”、“人物”，一个“物”字就揭示了其被动的基本属性；再如，“电话”、“移动电话”、“手机”，都是旧词重新简单组合，变成贴切形象的新词，易学易记，很快融入现实生活，便于交流应用。
上述两种语言的差别在于：汉语（中文）是一种真正符合文化原则的、在长期历史文化陶冶（即基于人们对人类生活有全方位的探索和总结）下自然形成的优秀语文。而英语的历史文化积淀则相对薄弱，是具有很大片面性的的产物。尤其是近现代英语，完全是短时间拔苗助长的人为产物：19世纪突击模仿中文强行翻译汉语词汇，扩充英语词汇，在较短时间内形成现代英语的模样。这种“急就章”式的速成品，其内在素质也就可想而知了。
说过语言，再说回文化。自由的文化是什么样的？
自由的文化一定是从容平和的，而不是张牙舞爪、惹是生非的（惹事必然要去平事，忙都忙死了，何来自由？）。因此，真正的文化必然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正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反之，过度的有为，必然激起过度的反应，彼此往复循环，没完没了。
所以，真正的文化也是谦逊低调的。伪文化才要虚张声势，傲气凌人，大秀特秀，以掩饰内在的空虚、底蕴的不足、对自身命运不定的恐惧。
自由的根本归宿还是在于“做人”。这决不是单纯的道德需要，而是人性的内在本质需要，即把握主动，从容生活，高尚、纯净、自然。
为此，必须再次明确：做人还是不做人，不是一般的有无良心的问题。to be 和 not to be 更显著地凸显了“做人”意味着主动、自由地作为，趋向崇高；而“不做人”意味着不愿主动，依旧维持被动地受天然的或社会的旧有力量摆布的格局。可随着人与社会的技术力量的日益提高、强大，人继续作为其盲目的、受动的工具，这被动的恶果也必然越来越快、越来越剧烈地到来（从一般的疾病、犯罪、腐败、争斗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环境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政治危机），令人再也无法忍受，必须加以改变。而单单改变的意念就意味着要选择主动作为（to be），如一个高尚的人那样作为。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本是《王子复仇记》（又名《哈姆雷特 》）里最著名的一句台词。但过去一直被（无论东西方）错误地理解为“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个问题）”。正解则是“主动存在，还是被动存在，这才是问题所在”。
前一种理解是庸常的、可被一般公众理解的意义，后一种理解才是足以挑战一个思想敏锐，视野开阔又充满理想主义，期待开拓人生与生命新境界的优秀青年王子的合格问题，才合乎一部优秀经典作品的格局。
其真实的历史背景，笔者曾在解读《西游记》“乌鸡国”故事时提出过，即古代中国文化大量传播到欧洲，带来了崭新的人文气息，强烈撼动了西方宗教封闭的思想统治，有力冲刷着西方人对于人、生活的固有观念，对先进青年发出了激动人心的召唤，激荡起新与旧之间的剧烈碰撞。这就是西方所谓的“文艺复兴”的大背景，不是“复兴”，而是东方的人文春风带来了精神的解冻和复苏，重新把人类根本的问题摆在了西方人的面前。
王子之所以明知问题的艰难所在，依然要执着挑战并承受难以表白的重荷，关键就在于羞耻感。就如同西方《基督经》（旧约）里所说的，亚当和夏娃发现自己是赤裸的，而羞愧难当，摘来树叶，掩盖遮藏。这两种精神觉醒的性质是相似的，文化意义也同样巨大：前者让人有了身体羞感，有了服饰文明；后者令人对精神的卑琐感到羞耻，而尊崇高尚，追求高尚。
只可惜，西方人不是好学生，面对文化舶来品，理解力有限，只学到了一半，没有触达根本（其后人连“To be, or not to be”都理解错误）。尤其在其固有的形而上学底色的熏染下，割裂了主动与被动的辩证关系（一阴一阳），将主动作为变成了偏执的有为，而不曾领悟无为（而无不为）、平衡、和合的精髓。一个标志就是欺师灭祖——不承认学习了东方，却诡称是自家的“文艺复兴”（他们或许以为，承认了师承东方，就永远无法摆脱文化上的被动地位，不能符合“主动”的价值诉求。这显然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也不懂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来居上的道理，更不懂和合的道理。于是，只有彻底贬低东方，乃至消灭东方，才能彻底掩盖、解脱，抹去曾经的“不堪”），而且残忍地凌虐东方（以及一切他们到达的地方）。
作为偷师学艺者，学艺不精的后果，自然是作品的成色不足。西方的辉煌只能维持几百年，眼见着就要日落西山了。这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怪不得师傅。东方也从不曾认下这个“徒弟”。这种文化上的尴尬，注定是西方自己的问题，或许需要再来一位王子来沉思这个问题：To be （东方的徒弟），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
本帖最后由 老农 于 2023-11-4 14:19 编辑
十一、人类根本的问题（二）
作者：义勇老戎
主动作为（主动存在）还是被动存在，to be or not to be，用我们熟悉的哲学术语表述，就是做主体还是做客体。
主体即是支配客体的一方，客体即是被主体支配的一方。两者相对，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通常，人总是倾向于做主体，支配他人（他物），不愿成为被支配的一方。就像人愿意当领导指挥手下，而不愿当员工、下属被人指挥、驱使（说难听点叫使唤）。
更偏激一点，就像许三多。
当他在精神上还处于“龟儿子”的状态，还是浑浑噩噩的时候，他看着班长和副班长一个掌钎，一个抡锤，在拆卸军车履带（做保养）时，发表了他的“哲学”判词：掌钎没意义，抡锤有意义。
显然，掌钎是“被动”的，而抡锤看起来是“主动”的，才有意义。因此，掌钎（被动）的存在是被他所否定的，也即他是认同了骂他作“龟儿子”的父亲的价值观，而否定了自己（作为“龟儿子”）的价值。
这是彻底被强势者驯化（如今俗谓“PUA”）的“工具人”的异化思维、片面认知和慕强心态——看似是一种哲学化的“势利眼”，实则是思维被阉割的状态。就此来说，这时的许三多，充其量是老子所说的“下士”——闻道即“大笑之”。因为，老子倡导的道是要做“水”，要持后，处弱，守柔，守雌，大智若愚，看似是十足的被动、弱势，铁定是会被“下士”们（许三多们）不屑的，焉能不向其投去鄙夷的势利眼，再奉上刺骨的讥嘲？
幸好，许三多的这种“下士病”被他的班长治愈了。
但，如今的世界、还被西方文化主导的世界，其罹患“下士病”甚笃而至危，亟待老子的神妙良方彻底医治一番，方可转危为安，起死回生。
西方的“病”就是一脑门子想做“主体”的“病”。病到抽疯还死不肯回头，哪怕粉身碎骨也绝不撒手、松口。那就真的可能粉身碎骨，死无地也。
咋回事呢？
主体就意味着支配（他者），就意味着权力。这是肉眼可见的。但不可见的却是，主体总是以手段、工具为凭借，以客体为凭借，与世界打交道。所以，主体与世界的关系是被客体中介了的，即主体与世界的关系是间接的。相反，客体与世界的关系却是直接的。就像地主是不会下地干活的，农民、雇农才是把汗水滴洒在土地里的。那么，谁更懂土地，谁和土地更亲？也难怪会有“崽卖爷田心不疼”呢！
同理，在农民与土地、庄稼的关系上，农民是主体，土地、庄稼是客体。（过往的）农民不了解农作物的生物学奥秘，只有庄稼在按照植物的生物机制在生长、发育、成熟。所以，农民与农作物的生长（机制）的关系是间接的（俗谓“靠天吃饭”）。比如，假定有人把假种子交给农民去播种，那这位农民就要倒大霉了。因为，他没法辨别种子的真假（如今转基因的种子更能凸显出农民在种子问题上的被动性、间接性，因为，转基因种子收获的稻、麦，是不能再繁育的，即不能做种。农民需要每季都向育种公司购买新的种子来播种）。
相反，如今，中国科学家已经掌握了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淀粉的技术了。这意味着农民上述的“间接性”已经被突破了，变为直接性（不用种地，利用化工程序即可快速获得淀粉）了。当然，技术的进步只是将“间接性”问题往物质的更深、更广泛层面延展了，而不能根本地取消主体面对世界的间接性问题。毕竟，世界是无限的，突破一层，还有下一层。
而且要看到，手段与工具是在不断进步和扩散的，并且会向客体扩散。比如病毒、细菌的耐药性，犯罪分子的反侦察技术（即“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主体的地位无法“保鲜”，总有沦为新的手段和工具的客体的一天。谁都无法“一招鲜，吃遍天”。
就如丑国的武器技术曾经很先进，看起来很主动、很有力量，很符合主体的体面。另一方面，美西方对经济的态度和做法也是要居于主动，占据主体地位。于是，就大搞特搞金融业，把相对于金融业显得很被动（很“low”）的实业、制造业（赚钱辛苦且慢）丢给“落后”的国家去操持。结果，它们在武备上的主体地位却失去了客体的牢固支撑——直白讲，就是它们生产不了数量足够（任意）使用的弹药和装备了，甚至连维修保养装备的能力都不足够了。以至于它们根本没有信心去打大规模的仗了，实质上失去了进行大规模常规战争的能力了。这就是一个不可见的间接性最终颠覆了主体的可见的权力的故事。
当年，黑格尔是充分研究过“主奴定律”的，为西方揭示过主客易位的原理。可惜，其后来者们文化根性肤浅，醉心于当主体的快感，完全无心于做“落寞”而被动的客体，深陷于“下士病”中不可救药。最终，在看似征服了“一切”客体后，却被间接性给毒杀了。真的好可怜哦！
当然，对西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到底有多可恨，全世界都有目共睹，早晚是要一一清算的！哪怕罄竹难书，也要用量子计算机给它算个明明白白。一点不开玩笑。
他只能成为精致利己主义者，永远与存在讨价还价，一副一脚站在棺材里，一脚踩在坟墓边的可怜、可鄙、可悲的样子，不到彻底咽气的一刻，不会停止讨价还价，斤斤计较。这种存在状态本身就是对他自己最严厉、最刻骨的惩罚，等于永堕地狱，不得超生。:lol:lol:l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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