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义勇老戎
刀郎的《罗刹海市》把维特根斯坦与人类根本的问题联系到了一起。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被刀郎解说、概括为对人类根本问题的提出。
在我的粗浅理解中,维氏言及的问题,表明了他对人类文明、尤其是哲学和语言的一种困惑:什么才能作为人类思维、判断和表达的一致性根据?由于缺乏这种一致性的、总的根据,于是,驴被说成了马户,鸡成了又鸟。
然而,这种质疑所触达的还是手段层面的问题,不算根本问题。
什么才是人类根本的问题?这看似是一个艰深的难题。但只要我们问一下人类文化、文明的根本目标是什么,答案就会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那么,文化和文明的根本目标是什么?
是幸福生活?这当然可以算是一个目标,但肯定不是根本目标。因为,即便动物也有这样的目标,人类在有文化与文明之前也同样有这样的目标。
那么,文化和文明的出现是为了什么?答案恐怕只能是:为了让人成为人,而不再仅仅是动物。
换言之,唯有在文化与文明之光的照耀下,人才知道自己是人,不再只是动物。所以,有文化、有文明的地方,人就知道自己是谁,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反之,若是人有了“文化”与“文明”,却反而在上述三个问题上面临严重的困惑,那,这(些)人就该质疑一下,他(们)心中所以为的“文化”与“文明”是真正的文化与文明吗?
注:伪文化、伪文明只能带来异化与不明(根本方向上的困惑),是寄生在真正文化与文明之上的赘物、毒瘤。
文化之“化”就是要“化”人(这种动物)为人,文明就是要给人(这种动物)指明、照亮通向成为人、成为更好的人的大道,因为,人类根本的问题始终是:to be or not to be,做人还是不做人。
是通过双手的劳动获得幸福所需;还是寄生在他人的辛劳之上,不劳而获,如同任何动物的原始欲望一般:啥也不干,还想啥有啥?
是通过与他人平等的交往、合作,相互塑造,相互成就;还是把他人变成自己的奴隶、工具,任意驱使,任意凌辱,甚至随意毁灭?
更进一步,成为人就要深刻地明白:快乐不等于幸福,苦痛不等于灾难,付出不等于失去,占有不等于得到。
再登高一步,就是要领悟:君子伟岸,小人卑琐,圣人难得,大道难求。
最终,所有人都要在心中明确一个信念:要做一个大写的人,一个高尚的人,而不是做一个卑微、庸俗、无益于他人的人。
回到根本,回到人(性)底层,做人与做动物有什么根本区别(包括君子与小人有什么根本区别)?
区别只有一个:自由。
这自由的核心,首先是免于欲望与恐惧的内在自由,以及,再进一步的,追求高于欲望的人性价值(即崇高与自然)的自由。自由就必然意味着强大和胜利,自然也就意味着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
免于欲望与恐惧是自由的开始,崇高与自然是自由的实现。即真正的自然才是真正的自由。正如《心经》所言: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崇高与自然的普遍实现就意味着一件事:共产主义。
动物为什么叫动物?其实,“物”这个词已经提示了其不自由的基本属性。物是受摆布的存在、被力量驱使的存在。(比如,“人物”是被创作者摆布的文化符号。)
动物即便会动,它也依然是欲望与恐惧的仆从,从来没有自由过。
小人虽然有自我意识,看似比动物强些,但也不曾摆脱欲望与恐惧的束缚,本质上也没有自由。听听《好了歌》是怎么启发他们的: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总而言之,“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
当然,还有更文雅的表达: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
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
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
说甚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
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
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
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
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
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
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
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
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红楼梦》第一回《好了歌》及《好了歌注》
不过,“好了”只是自由的开始(即免于欲望与恐惧),还不是做人的全部。但没有自由的开始,便不可能真正追求崇高,没有崇高的守护,最终也实现不了真正的自然、自由。
人性的根本追求就是要超越束缚,超越一切不合理的束缚,获得彻底的解放,享受最畅快的自由,体验最美好的境界,达至崇高,重新拥有真正的自然(状态)。
文化与文明就是要向人昭示这一切:束缚、物的命运、解放、人的自由、人性的美好、崇高与真正的自然。一旦,一个人真正见证了自由与美好、崇高与自然,再让他委身于束缚、物的命运,他首先就会感受到羞耻,是羞愧与耻辱。然后是愤怒,再然后就是反抗,直至投身革命,摧毁那耻辱与不公的“宿命”,拥抱光明。
那么,什么样的文化与文明是光明的,而什么样的“文化”与“文明”是黯淡的,甚至是黑暗的(反光明的)?
区别还是在于自由与美好。
咱们先从一个小的方面来解析。
语言是文化的外壳,能最先又较完整地向人呈现一个文化之所是。所以,语言的自由程度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文化的自由程度。
文化的自由体现在应对困难、解决问题的能力上,语言的自由就体现在表达各种事物,从容而流畅上。
就以中文与英文为例来比较。
众所周知,如今编撰英语词典是越来越麻烦了。最大的问题在于词汇量的巨增:社会中每一项新发明、新事物的出现,就要制造一个(或多个)新词来对应。而且,新单词是越来越长(其字母数越来越多)。以至从事相关专业的人们已经感到了某种程度的绝望:英语词典越来越厚,根本就要失去意义了——无数的新词汇,几乎各不相关,任谁都记不住,人们还怎么拿它们相互交流?
相反,中文在应对新事物的出现时,则十分从容,只要把已有的词做一个简单的新组合,就能创造一个贴切的新词,好懂又好用。比如前面提到的“动物”、“人物”,一个“物”字就揭示了其被动的基本属性;再如,“电话”、“移动电话”、“手机”,都是旧词重新简单组合,变成贴切形象的新词,易学易记,很快融入现实生活,便于交流应用。
上述两种语言的差别在于:汉语(中文)是一种真正符合文化原则的、在长期历史文化陶冶(即基于人们对人类生活有全方位的探索和总结)下自然形成的优秀语文。而英语的历史文化积淀则相对薄弱,是具有很大片面性的的产物。尤其是近现代英语,完全是短时间拔苗助长的人为产物:19世纪突击模仿中文强行翻译汉语词汇,扩充英语词汇,在较短时间内形成现代英语的模样。这种“急就章”式的速成品,其内在素质也就可想而知了。
说过语言,再说回文化。自由的文化是什么样的?
自由的文化一定是从容平和的,而不是张牙舞爪、惹是生非的(惹事必然要去平事,忙都忙死了,何来自由?)。因此,真正的文化必然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正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反之,过度的有为,必然激起过度的反应,彼此往复循环,没完没了。
所以,真正的文化也是谦逊低调的。伪文化才要虚张声势,傲气凌人,大秀特秀,以掩饰内在的空虚、底蕴的不足、对自身命运不定的恐惧。
自由的根本归宿还是在于“做人”。这决不是单纯的道德需要,而是人性的内在本质需要,即把握主动,从容生活,高尚、纯净、自然。
为此,必须再次明确:做人还是不做人,不是一般的有无良心的问题。to be 和 not to be 更显著地凸显了“做人”意味着主动、自由地作为,趋向崇高;而“不做人”意味着不愿主动,依旧维持被动地受天然的或社会的旧有力量摆布的格局。可随着人与社会的技术力量的日益提高、强大,人继续作为其盲目的、受动的工具,这被动的恶果也必然越来越快、越来越剧烈地到来(从一般的疾病、犯罪、腐败、争斗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环境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政治危机),令人再也无法忍受,必须加以改变。而单单改变的意念就意味着要选择主动作为(to be),如一个高尚的人那样作为。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本是《王子复仇记》(又名《哈姆雷特 》)里最著名的一句台词。但过去一直被(无论东西方)错误地理解为“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个问题)”。正解则是“主动存在,还是被动存在,这才是问题所在”。
前一种理解是庸常的、可被一般公众理解的意义,后一种理解才是足以挑战一个思想敏锐,视野开阔又充满理想主义,期待开拓人生与生命新境界的优秀青年王子的合格问题,才合乎一部优秀经典作品的格局。
其真实的历史背景,笔者曾在解读《西游记》“乌鸡国”故事时提出过,即古代中国文化大量传播到欧洲,带来了崭新的人文气息,强烈撼动了西方宗教封闭的思想统治,有力冲刷着西方人对于人、生活的固有观念,对先进青年发出了激动人心的召唤,激荡起新与旧之间的剧烈碰撞。这就是西方所谓的“文艺复兴”的大背景,不是“复兴”,而是东方的人文春风带来了精神的解冻和复苏,重新把人类根本的问题摆在了西方人的面前。
王子之所以明知问题的艰难所在,依然要执着挑战并承受难以表白的重荷,关键就在于羞耻感。就如同西方《基督经》(旧约)里所说的,亚当和夏娃发现自己是赤裸的,而羞愧难当,摘来树叶,掩盖遮藏。这两种精神觉醒的性质是相似的,文化意义也同样巨大:前者让人有了身体羞感,有了服饰文明;后者令人对精神的卑琐感到羞耻,而尊崇高尚,追求高尚。
只可惜,西方人不是好学生,面对文化舶来品,理解力有限,只学到了一半,没有触达根本(其后人连“To be, or not to be”都理解错误)。尤其在其固有的形而上学底色的熏染下,割裂了主动与被动的辩证关系(一阴一阳),将主动作为变成了偏执的有为,而不曾领悟无为(而无不为)、平衡、和合的精髓。一个标志就是欺师灭祖——不承认学习了东方,却诡称是自家的“文艺复兴”(他们或许以为,承认了师承东方,就永远无法摆脱文化上的被动地位,不能符合“主动”的价值诉求。这显然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也不懂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来居上的道理,更不懂和合的道理。于是,只有彻底贬低东方,乃至消灭东方,才能彻底掩盖、解脱,抹去曾经的“不堪”),而且残忍地凌虐东方(以及一切他们到达的地方)。
作为偷师学艺者,学艺不精的后果,自然是作品的成色不足。西方的辉煌只能维持几百年,眼见着就要日落西山了。这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怪不得师傅。东方也从不曾认下这个“徒弟”。这种文化上的尴尬,注定是西方自己的问题,或许需要再来一位王子来沉思这个问题:To be (东方的徒弟),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