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金钱
话说金钱金钱是什么？是可爱的魔鬼。是啊!世上有几人不喜爱金钱呢？它是真正的万人迷，有多少人甚至能为它而不惜身家性命。有一人落水，儿子求救，正与人讨价还价时，他挣扎着从水里伸出头喊道：“儿子，多一钱不要他救！”另一人被虎衔走，儿子持刀追赶，他在虎口里喊道：“别砍坏虎皮，卖不出好价钱。”有弟兄两人，受神灵启示，发现了一个藏财宝的山洞，但神灵再三嘱咐：“千万不能贪财，日出前必须离开。”结果哥哥拿了一点金银如期走了，弟弟拿得太多走不动，眼看太阳要出来，又舍不得扔掉，被关在了洞里。这都是故事，但生活中确实有这样的事。比如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苏州城破后被俘的原因，就是带的黄金太多，马跑不动。又如现在有很多人，本已有了很高的经济待遇，却还要贪污受贿，结果被绳之以法。
金钱这个魔鬼，神通广大，法力无边，能够创造一切；而能创造一切就能毁灭一切，创造一切本身就包含着创造毁灭，创造一样东西，就是毁灭另一样东西，比如：创造一个新世界，就毁掉了一个旧世界；创造一座大厦，就毁掉了一块良田；创造一个网红，就毁掉了一个正常的人……上帝是天堂中的虚无的“万能的主”，而金钱则是人间的现实生活中的“万能的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万能时，引用了一段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台词：“‘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真有那么大的伟力吗？是莎士比亚的艺术化语言吧？不是！金钱的实际伟力其实还要更大，它甚至能毁掉一代人，能毁掉一支军队，能改变一个国家的颜色。被称为“金融大鳄”的索罗思，就是一个金钱魔鬼，操纵国际金融，1992年，搞垮英国央行，迫使英镑退出欧洲汇率体系，1997年，引发东南亚金融危机，2012年，做空日元，2015年平掉了瑞士法郎空仓。在乌克兰和吉尔吉斯坦用金钱推行“民主”，致使两国于2004年、2005年，先后爆发了“橙色革命”和“黄色革命”。
过去，我们一直以为，金钱万能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其实中国也是古已有之，还在用金银作货币使用的农耕和手工业经济时代，就已经充分显示出了它的伟力，能够通神，能使鬼推磨，一钱能逼死英雄汉。
当然，世间并没有万能的东西。恩格斯曾举过一个例子：有人想发明一种能溶化一切物质的万能溶液，那么这种溶液又用什么物质来贮存呢？从逻辑上否定了“万能”的存在。玉帝是中国的上帝，主宰着世间万物的命运，但不是也被孙悟空打得躲在桌子底下吗？金钱也不是万能的，索罗思1998年曾把魔爪伸向已经回归中国的香港就没有得逞。而且，上帝也好、魔鬼也罢，本来就是一体，兼有二心，行善时就是上帝，作恶时就是魔鬼，得到体制的认可就是上帝，得不到体制的认可就是魔鬼。牛魔王的本领又何尝在天上神仙之下，但它是妖怪。猪八戒原是天上的天蓬元帅，一次见到嫦娥，由衷的赞美道：“嫦娥姐姐，你真好看。”嫦娥也太不识抬举，竟把这事告到玉帝那里，玉帝就将他贬到下界，成了妖怪。观音变成妖精去降妖时，猪八戒说：“是菩萨变的妖精，还是妖精变的菩萨？”观音连忙喝道：“八戒别胡说！”观音为何要给孙悟空戴上紧箍咒，因为没有紧箍咒，孙悟空就是个妖怪，他作恶的那颗心一直未泯，就是孙悟空自己也克制不了，比如化作“六耳弥猴”，打伤唐僧，抢走行李，自己组织了一个班底，要上西天取经，众人都说是两个悟空，观音也分不清真假，只有如来能识别，说那是“二心”。金钱也是如此，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那个洋溢着革命理想的时代，它被套上了紧箍咒。然而，近若干年来，我们不再念紧箍咒了，它就又充分施展魔力，用温柔的微笑，创造出巨量的物质财富，又用狰狞的面目，毁掉了很多美好的传统：将道德、理想、信仰、互助、荣誉感、羞耻心、艰苦朴素等，像砸金蛋一样轻易地击碎；撕下了罩在社会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让天然的、宗法的血缘亲情变得苍白，给神圣、纯洁的直使生死相许的爱情和婚姻，贴上了镀金的标签；将朋友、师生、同志、上下级等一切人际关系，变成了简单、直捷、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使原则，法律、公平、规则变为天方夜谭；使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白衣天使、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运动员、和尚乃至人民公仆，匍匐在赵公元帅的脚下……
南宋时期，南北议和，统兵大将都被削去兵权，晋封为王，赏赐田产，其中循王张俊最善“理财”，年收租米60万石。一次皇帝赐宴，宴间一宫廷优伶戏言：“世间贵人都是星宿下凡，我用一浑天仪，里面放一铜钱，就能看出上应什么星象。”令看高宗，曰：“帝星。”看秦桧，曰：“相星。”看韩世忠，曰：“将星。”唯张俊既不见星，也不见人，众人奇怪，令再看，曰：“原来钻到钱眼里去了。”现在“恭喜发财”，又成为人们最常用的祝福语，人为财死，见钱眼开，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公仆们在台上念念有词，大讲“牢记使命，不忘初心，立党为公，清正廉洁”，但“千里做官只为财”，讲的听的，谁都不信。为人民服务的机构，成了朝南开的衙门，只要有一点权，就要用得足足，没钱不办事，有钱乱办事。我市某区某副书记曾说过一件事：某年，他的外甥要结婚，但未到法定年龄，拿不到《结婚证》，请他帮忙。他找区民政局长，区民政局长说不好办，他就回了外甥。这事不是很好嘛，大家都能按规定办事，岂料外甥说：“大舅，不要你费心了，我已经拿到《结婚证》了。”“大舅”这一惊非同小可，外甥说：“我给了办证的人一条烟。”他不依了，把事情弄到了区委常委会上，定要区民政局长给个说法。是啊！一条香烟就打败了权力。
老师在课堂上大讲“八荣八耻”，却一边收学生的红包，没有红包，就立竿见影调到最后边靠墙一排去坐。我们那时的理想，是长大后当科学家、解放军、工人、上山下乡。上小学时，我读过一部名为《黄河西岸的鹰形地带》的长篇叙事诗后，就憧憬着到那里去体验那如诗一般火热的生活，直到当兵退伍回来，已经20岁，有了很不错的工作，还想着到那里去当个农村教师。看过《昆仑山上一颗草》的小说后，又想到昆仑山去当个汽车运输工人。上中学时，读了靳以的《到佛子岭去》的修建水库大坝的散文后，又想到大别山去，还真有缘分，后来我到大别山当兵，营房就在离佛子岭水库100多公里的响洪甸水库旁。1972年在部队时，看了一部《志在宝岛创新业》、讲述大城市知识青年在南渡江安家垦荒的电影纪录片后，又对那里心驰神往，至今那影片的歌声还在我头脑中萦回：“南渡江啊水流长，海南一派好风光。豪情满怀建宝岛，喜看荒山变粮仓……”1973年，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我们部队有一个到南昌地质学院上学的指标，我最想从事的工作就是地质勘探，那是受两首歌的影响。一首是《我为祖国献石油》：“头顶天山鹅毛雪，面对戈壁大风沙，嘉陵江边迎朝阳，昆仑山下送晚霞……”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那多让人向往啊！另一首歌是《在那遥远的地方》……总之，在青少年时代，我的理想中从未有过钱的概念。现在学生的理想不知是什么？我曾见过一个幼儿园的小孩，爷爷对他说：“你长大想干什么呀？告诉这个叔叔。”“当老师和医生，班里的某某某给我做老婆。”旁边有人问：“你为什么要当老师和医生？”“收红包呗。”“那你为什么要某某某做老婆呀？”“她爷爷是房地产大老板。”
三十多年前，社会上流传过一段顺口溜，其中两句云：“五等公民手术刀，剖开肚子要红包。”查处医疗红包，是当时廉政部门的一项主要工作，记得我省廉政办还专程到香港廉政公署去取经，人家回答：“香港从没听说看病要给医生送红包。”整治了这么多年，此风愈烈，现在“五等公民”可能已上升到“三等”以上，也已不仅仅只有拿手术刀的医生要红包了。记得在1961年，我陪姐姐到医院拔牙，当时我6岁，姐姐8岁，医生将姐姐抱到手术椅上，拔牙后又抱下来，一直送到楼下。现在看牙病可不是容易的，拔牙要住院，住下来后从头到脚先做一大堆检查，收一大堆服务费和材料费。我有一颗摇动的牙想拔掉，医生叫我住院，说要用凿子凿，听得我毛骨悚然，只好忍着，受了五年的牙痛，后被我自己用钳子拔掉了，也安然无恙。但装牙还得找医生，医生说现在是“种牙”，我又想到每年植树节，在地上刨一个坑，把树栽进去，难道要在我的牙龈上刨坑，听说还要装镙丝，比凿子更恐怖，发明这项技术的真是害人。看电梯间的广告，种一颗牙优惠八千元，那种一颗牙要多少元呀？无病乱治，小病大治，已成为医院乱收费的合理的挡箭牌。有些医院门诊已经取消了普通号，一律是专家号，你不看请便。有的医生收了红包，还能把病治好，有的医生收了红包，却把人治坏。医生是很崇高的职业，可想，当一个人遇到魔鬼、生命受到威胁时，突然天使出现了，解救了他，会是怎样的感恩之心？所以称医生为“白衣天使”一点也不过分。但现在“天使”也将灵魂卖给了魔鬼。老百姓对医院不满，但医生还有冤屈呢，我曾听到一个医生发牢骚：“我们收红包，是救人生命，而那些官员什么也不干，收的红包反比我们多。”九十九步笑百步。曾听人说，就是医生的亲爹亲娘开刀，也要送红包，回家以后再退，不然心里不舒服，就像饭店、食堂的大菜师傅，在家里切肉，也顺手切一块塞到裤兜里，已成习惯了。大约在2001年时，我市卫生局副书记兼纪检组长，找市纪委领导，要求调我去当纪检组副组长，将全市医风医德搞出点效果来。领导说：“你去征求他本人意见。”我当然不去，如果我有这个能耐，倒可以当中纪委书记了。当然，也不能“一篙子打翻一船人”，我也曾见过一些道德、水平都很好的医生，但在这样的环境中，怕也难长久坚持。
张艺谋把岳云鹏和沈腾拉进《满江红》电影里来搞笑，说是为了增加一些喜庆气氛。岳飞的悲剧难道是能喜庆的吗？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张艺谋也没办法，背后有资本在操纵，他也能从中获利，艺谋就成了“利谋”。过去的文艺工作者，是为人民服务，为艺术献身。那时文艺有多少经典作品呀！歌剧《江姐》的主题歌，共写了8个版本，最后一个版本《红梅赞》，改了20多遍；《我和我的祖国》的歌词，创作了半年；阎维文为了唱好《北京颂歌》，天天清晨到天安门广场看日出，寻找感觉;项堃为了演《南征北战》中的张军长，只身在战俘所“劳改”了几个月；于是之为了演话剧《茶馆》中的王利发，写了几万字的人物分析，为了演《龙须沟》中的程疯子，写了六千字的《程疯子传》；为了拍电视剧《红楼梦》，导演组织演职人员反复读原著，而不是只读剧本，还请学者讲红学课，分析人物性格，了解时代背景和主题思想;路遥为了写《平凡的世界》，到矿井下当了三个月矿工……但如果都这样，还赚什么钱？现在的所谓一线演员，也不看剧本，也不背台词，他哪有时间？匆匆到这里拍几个镜头，又匆匆到那里拍几个镜头。那他演得好吗？不揣摩剧本，不理解人物，就是天才演员也不可能演好。那导演为什么又争着要请他们呢？因为他们有粉丝。中国的“女粉”那可不得了，臧天朔到清华大学唱摇滚，清华大学的女才子们，疯狂地摇旗呐喊：“臧天朔我爱你！”谁要有千儿八百万这样的“女粉”，拍什么烂片，唱什么烂歌，写什么烂书，给什么烂货代言，都能获得巨额利润。所以现在没有经典，也没有大师，现在中国文艺的台柱是岳云鹏和贾玲。
小平同志曾说：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然而，我们其实一刻也没有放松过思想教育：哪个学校没有德育和政治课，幼儿园里还讲孔融让梨的故事，从娃娃抓起；哪个专业考研不考政治；哪个机关事业单位、国企没有政治学习，还经常开展各种专项活动如：三个代表教育、保持先进性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机关作风整顿、重温入党誓词、请先进人物作报告等；哪个地方没有党校、团校……只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现在“融四岁，能让梨”的道德还能抵制红包的诱惑吗？在如今飞机、汽车都可以无人驾驶的时代，还用两千多年前、乘着没有橡胶车轮的牛车、在黄土飞扬的道路上颠簸的时代的孔孟的学说来“以德治国”；一面用“毫不利己，一心为公”这种在现阶段只有极少数人能做到的共产主义思想做道德标尺，一面又任由金钱横行、侵蚀人的灵魂：这样的教育真有效果吗？有一个小和尚，跟着老和尚下山，看见一个女人，问：“这是什么呀？”老和尚说：“老虎。”小和尚说：“原来老虎这么可爱。”小和尚在山上受了十几年清规戒律的教化，晨钟暮鼓，清心寡欲，下了一趟山，就全不把佛祖的《多心经》记心上了。小和尚是还没有领教过金钱的魔力，有了金钱，还能有更多像这“老虎”一样可爱的东西。唐僧取经，跋涉万里，历八十难，到了西天，佛祖叫两个和尚领他去取经，那两个和尚却向他索要“人事”，他身无分文，但没钱就不给他经，只好将讨饭用的紫金钵盂给了他们。悟空告到佛祖那里，佛祖不查办索贿的和尚，反而说：“经不可空取，教后代子孙没钱使用。”可见这“真经”取不取也没啥用处。
在农耕和手工业经济时代，获得金钱的主要方式，是用权力、战争来掠夺和田租、高利贷。到了市场经济时代，则主要通过资本运作来实现。资本运作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得最大化的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这样论述资本的贪婪：“如果有100％的利润，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200％的利润，就会藐视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就会践踏人间的一切。”我们从计划经济变型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又发展为市场经济后，曾回避使用资本这个概念，称作“资金”，后来就不管“白猫黑猫”了，反正“猫”就是“猫”。资本能够推动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共产党宣言》）；我们在清朝乾隆时代，还是一个世界强国，可是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西方各国相继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通过资本扩张，迅速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在乾隆死后仅41年，国土面积只有我们四十分之一的英伦岛国，就轻易的打败了我们，至今我们也未能赶超。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也开始搞市场经济，发展和引进资本。但资本运作只能在经济活动中进行，如果文化、艺术、教育、卫生、宗教等其它领域也实行资本产业化，利润化，甚至政治、军事、法律、科技、学术等上层建筑领域也被侵染，比如人大代表的提案，政策法律的制订、执行和管理者的立场等，只考虑资本的利益，而不顾及广大民众的诉求，高速行驶的时代列车，必然将人性、人道、人情、人权等无情地抛掷，同行的只有冷漠、残酷的生存竞争，那将是人类社会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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