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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金钱
金钱是什么?是可爱的魔鬼。是啊!世上有几人不喜爱金钱呢?它是真正的万人迷,有多少人甚至能为它而不惜身家性命。有一人落水,儿子求救,正与人讨价还价时,他挣扎着从水里伸出头喊道:“儿子,多一钱不要他救!”另一人被虎衔走,儿子持刀追赶,他在虎口里喊道:“别砍坏虎皮,卖不出好价钱。”有弟兄两人,受神灵启示,发现了一个藏财宝的山洞,但神灵再三嘱咐:“千万不能贪财,日出前必须离开。”结果哥哥拿了一点金银如期走了,弟弟拿得太多走不动,眼看太阳要出来,又舍不得扔掉,被关在了洞里。这都是故事,但生活中确实有这样的事。比如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苏州城破后被俘的原因,就是带的黄金太多,马跑不动。又如现在有很多人,本已有了很高的经济待遇,却还要贪污受贿,结果被绳之以法。
金钱这个魔鬼,神通广大,法力无边,能够创造一切;而能创造一切就能毁灭一切,创造一切本身就包含着创造毁灭,创造一样东西,就是毁灭另一样东西,比如:创造一个新世界,就毁掉了一个旧世界;创造一座大厦,就毁掉了一块良田;创造一个网红,就毁掉了一个正常的人……上帝是天堂中的虚无的“万能的主”,而金钱则是人间的现实生活中的“万能的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万能时,引用了一段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台词:“‘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真有那么大的伟力吗?是莎士比亚的艺术化语言吧?不是!金钱的实际伟力其实还要更大,它甚至能毁掉一代人,能毁掉一支军队,能改变一个国家的颜色。被称为“金融大鳄”的索罗思,就是一个金钱魔鬼,操纵国际金融,1992年,搞垮英国央行,迫使英镑退出欧洲汇率体系,1997年,引发东南亚金融危机,2012年,做空日元,2015年平掉了瑞士法郎空仓。在乌克兰和吉尔吉斯坦用金钱推行“民主”,致使两国于2004年、2005年,先后爆发了“橙色革命”和“黄色革命”。
过去,我们一直以为,金钱万能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其实中国也是古已有之,还在用金银作货币使用的农耕和手工业经济时代,就已经充分显示出了它的伟力,能够通神,能使鬼推磨,一钱能逼死英雄汉。
当然,世间并没有万能的东西。恩格斯曾举过一个例子:有人想发明一种能溶化一切物质的万能溶液,那么这种溶液又用什么物质来贮存呢?从逻辑上否定了“万能”的存在。玉帝是中国的上帝,主宰着世间万物的命运,但不是也被孙悟空打得躲在桌子底下吗?金钱也不是万能的,索罗思1998年曾把魔爪伸向已经回归中国的香港就没有得逞。而且,上帝也好、魔鬼也罢,本来就是一体,兼有二心,行善时就是上帝,作恶时就是魔鬼,得到体制的认可就是上帝,得不到体制的认可就是魔鬼。牛魔王的本领又何尝在天上神仙之下,但它是妖怪。猪八戒原是天上的天蓬元帅,一次见到嫦娥,由衷的赞美道:“嫦娥姐姐,你真好看。”嫦娥也太不识抬举,竟把这事告到玉帝那里,玉帝就将他贬到下界,成了妖怪。观音变成妖精去降妖时,猪八戒说:“是菩萨变的妖精,还是妖精变的菩萨?”观音连忙喝道:“八戒别胡说!”观音为何要给孙悟空戴上紧箍咒,因为没有紧箍咒,孙悟空就是个妖怪,他作恶的那颗心一直未泯,就是孙悟空自己也克制不了,比如化作“六耳弥猴”,打伤唐僧,抢走行李,自己组织了一个班底,要上西天取经,众人都说是两个悟空,观音也分不清真假,只有如来能识别,说那是“二心”。金钱也是如此,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那个洋溢着革命理想的时代,它被套上了紧箍咒。然而,近若干年来,我们不再念紧箍咒了,它就又充分施展魔力,用温柔的微笑,创造出巨量的物质财富,又用狰狞的面目,毁掉了很多美好的传统:将道德、理想、信仰、互助、荣誉感、羞耻心、艰苦朴素等,像砸金蛋一样轻易地击碎;撕下了罩在社会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让天然的、宗法的血缘亲情变得苍白,给神圣、纯洁的直使生死相许的爱情和婚姻,贴上了镀金的标签;将朋友、师生、同志、上下级等一切人际关系,变成了简单、直捷、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使原则,法律、公平、规则变为天方夜谭;使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白衣天使、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运动员、和尚乃至人民公仆,匍匐在赵公元帅的脚下……
南宋时期,南北议和,统兵大将都被削去兵权,晋封为王,赏赐田产,其中循王张俊最善“理财”,年收租米60万石。一次皇帝赐宴,宴间一宫廷优伶戏言:“世间贵人都是星宿下凡,我用一浑天仪,里面放一铜钱,就能看出上应什么星象。”令看高宗,曰:“帝星。”看秦桧,曰:“相星。”看韩世忠,曰:“将星。”唯张俊既不见星,也不见人,众人奇怪,令再看,曰:“原来钻到钱眼里去了。”现在“恭喜发财”,又成为人们最常用的祝福语,人为财死,见钱眼开,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公仆们在台上念念有词,大讲“牢记使命,不忘初心,立党为公,清正廉洁”,但“千里做官只为财”,讲的听的,谁都不信。为人民服务的机构,成了朝南开的衙门,只要有一点权,就要用得足足,没钱不办事,有钱乱办事。我市某区某副书记曾说过一件事:某年,他的外甥要结婚,但未到法定年龄,拿不到《结婚证》,请他帮忙。他找区民政局长,区民政局长说不好办,他就回了外甥。这事不是很好嘛,大家都能按规定办事,岂料外甥说:“大舅,不要你费心了,我已经拿到《结婚证》了。”“大舅”这一惊非同小可,外甥说:“我给了办证的人一条烟。”他不依了,把事情弄到了区委常委会上,定要区民政局长给个说法。是啊!一条香烟就打败了权力。
老师在课堂上大讲“八荣八耻”,却一边收学生的红包,没有红包,就立竿见影调到最后边靠墙一排去坐。我们那时的理想,是长大后当科学家、解放军、工人、上山下乡。上小学时,我读过一部名为《黄河西岸的鹰形地带》的长篇叙事诗后,就憧憬着到那里去体验那如诗一般火热的生活,直到当兵退伍回来,已经20岁,有了很不错的工作,还想着到那里去当个农村教师。看过《昆仑山上一颗草》的小说后,又想到昆仑山去当个汽车运输工人。上中学时,读了靳以的《到佛子岭去》的修建水库大坝的散文后,又想到大别山去,还真有缘分,后来我到大别山当兵,营房就在离佛子岭水库100多公里的响洪甸水库旁。1972年在部队时,看了一部《志在宝岛创新业》、讲述大城市知识青年在南渡江安家垦荒的电影纪录片后,又对那里心驰神往,至今那影片的歌声还在我头脑中萦回:“南渡江啊水流长,海南一派好风光。豪情满怀建宝岛,喜看荒山变粮仓……”1973年,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我们部队有一个到南昌地质学院上学的指标,我最想从事的工作就是地质勘探,那是受两首歌的影响。一首是《我为祖国献石油》:“头顶天山鹅毛雪,面对戈壁大风沙,嘉陵江边迎朝阳,昆仑山下送晚霞……”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那多让人向往啊!另一首歌是《在那遥远的地方》……总之,在青少年时代,我的理想中从未有过钱的概念。现在学生的理想不知是什么?我曾见过一个幼儿园的小孩,爷爷对他说:“你长大想干什么呀?告诉这个叔叔。”“当老师和医生,班里的某某某给我做老婆。”旁边有人问:“你为什么要当老师和医生?”“收红包呗。”“那你为什么要某某某做老婆呀?”“她爷爷是房地产大老板。”
三十多年前,社会上流传过一段顺口溜,其中两句云:“五等公民手术刀,剖开肚子要红包。”查处医疗红包,是当时廉政部门的一项主要工作,记得我省廉政办还专程到香港廉政公署去取经,人家回答:“香港从没听说看病要给医生送红包。”整治了这么多年,此风愈烈,现在“五等公民”可能已上升到“三等”以上,也已不仅仅只有拿手术刀的医生要红包了。记得在1961年,我陪姐姐到医院拔牙,当时我6岁,姐姐8岁,医生将姐姐抱到手术椅上,拔牙后又抱下来,一直送到楼下。现在看牙病可不是容易的,拔牙要住院,住下来后从头到脚先做一大堆检查,收一大堆服务费和材料费。我有一颗摇动的牙想拔掉,医生叫我住院,说要用凿子凿,听得我毛骨悚然,只好忍着,受了五年的牙痛,后被我自己用钳子拔掉了,也安然无恙。但装牙还得找医生,医生说现在是“种牙”,我又想到每年植树节,在地上刨一个坑,把树栽进去,难道要在我的牙龈上刨坑,听说还要装镙丝,比凿子更恐怖,发明这项技术的真是害人。看电梯间的广告,种一颗牙优惠八千元,那种一颗牙要多少元呀?无病乱治,小病大治,已成为医院乱收费的合理的挡箭牌。有些医院门诊已经取消了普通号,一律是专家号,你不看请便。有的医生收了红包,还能把病治好,有的医生收了红包,却把人治坏。医生是很崇高的职业,可想,当一个人遇到魔鬼、生命受到威胁时,突然天使出现了,解救了他,会是怎样的感恩之心?所以称医生为“白衣天使”一点也不过分。但现在“天使”也将灵魂卖给了魔鬼。老百姓对医院不满,但医生还有冤屈呢,我曾听到一个医生发牢骚:“我们收红包,是救人生命,而那些官员什么也不干,收的红包反比我们多。”九十九步笑百步。曾听人说,就是医生的亲爹亲娘开刀,也要送红包,回家以后再退,不然心里不舒服,就像饭店、食堂的大菜师傅,在家里切肉,也顺手切一块塞到裤兜里,已成习惯了。大约在2001年时,我市卫生局副书记兼纪检组长,找市纪委领导,要求调我去当纪检组副组长,将全市医风医德搞出点效果来。领导说:“你去征求他本人意见。”我当然不去,如果我有这个能耐,倒可以当中纪委书记了。当然,也不能“一篙子打翻一船人”,我也曾见过一些道德、水平都很好的医生,但在这样的环境中,怕也难长久坚持。
张艺谋把岳云鹏和沈腾拉进《满江红》电影里来搞笑,说是为了增加一些喜庆气氛。岳飞的悲剧难道是能喜庆的吗?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张艺谋也没办法,背后有资本在操纵,他也能从中获利,艺谋就成了“利谋”。过去的文艺工作者,是为人民服务,为艺术献身。那时文艺有多少经典作品呀!歌剧《江姐》的主题歌,共写了8个版本,最后一个版本《红梅赞》,改了20多遍;《我和我的祖国》的歌词,创作了半年;阎维文为了唱好《北京颂歌》,天天清晨到天安门广场看日出,寻找感觉;项堃为了演《南征北战》中的张军长,只身在战俘所“劳改”了几个月;于是之为了演话剧《茶馆》中的王利发,写了几万字的人物分析,为了演《龙须沟》中的程疯子,写了六千字的《程疯子传》;为了拍电视剧《红楼梦》,导演组织演职人员反复读原著,而不是只读剧本,还请学者讲红学课,分析人物性格,了解时代背景和主题思想;路遥为了写《平凡的世界》,到矿井下当了三个月矿工……但如果都这样,还赚什么钱?现在的所谓一线演员,也不看剧本,也不背台词,他哪有时间?匆匆到这里拍几个镜头,又匆匆到那里拍几个镜头。那他演得好吗?不揣摩剧本,不理解人物,就是天才演员也不可能演好。那导演为什么又争着要请他们呢?因为他们有粉丝。中国的“女粉”那可不得了,臧天朔到清华大学唱摇滚,清华大学的女才子们,疯狂地摇旗呐喊:“臧天朔我爱你!”谁要有千儿八百万这样的“女粉”,拍什么烂片,唱什么烂歌,写什么烂书,给什么烂货代言,都能获得巨额利润。所以现在没有经典,也没有大师,现在中国文艺的台柱是岳云鹏和贾玲。
小平同志曾说: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然而,我们其实一刻也没有放松过思想教育:哪个学校没有德育和政治课,幼儿园里还讲孔融让梨的故事,从娃娃抓起;哪个专业考研不考政治;哪个机关事业单位、国企没有政治学习,还经常开展各种专项活动如:三个代表教育、保持先进性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机关作风整顿、重温入党誓词、请先进人物作报告等;哪个地方没有党校、团校……只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现在“融四岁,能让梨”的道德还能抵制红包的诱惑吗?在如今飞机、汽车都可以无人驾驶的时代,还用两千多年前、乘着没有橡胶车轮的牛车、在黄土飞扬的道路上颠簸的时代的孔孟的学说来“以德治国”;一面用“毫不利己,一心为公”这种在现阶段只有极少数人能做到的共产主义思想做道德标尺,一面又任由金钱横行、侵蚀人的灵魂:这样的教育真有效果吗?有一个小和尚,跟着老和尚下山,看见一个女人,问:“这是什么呀?”老和尚说:“老虎。”小和尚说:“原来老虎这么可爱。”小和尚在山上受了十几年清规戒律的教化,晨钟暮鼓,清心寡欲,下了一趟山,就全不把佛祖的《多心经》记心上了。小和尚是还没有领教过金钱的魔力,有了金钱,还能有更多像这“老虎”一样可爱的东西。唐僧取经,跋涉万里,历八十难,到了西天,佛祖叫两个和尚领他去取经,那两个和尚却向他索要“人事”,他身无分文,但没钱就不给他经,只好将讨饭用的紫金钵盂给了他们。悟空告到佛祖那里,佛祖不查办索贿的和尚,反而说:“经不可空取,教后代子孙没钱使用。”可见这“真经”取不取也没啥用处。
在农耕和手工业经济时代,获得金钱的主要方式,是用权力、战争来掠夺和田租、高利贷。到了市场经济时代,则主要通过资本运作来实现。资本运作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得最大化的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这样论述资本的贪婪:“如果有100%的利润,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200%的利润,就会藐视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就会践踏人间的一切。”我们从计划经济变型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又发展为市场经济后,曾回避使用资本这个概念,称作“资金”,后来就不管“白猫黑猫”了,反正“猫”就是“猫”。资本能够推动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共产党宣言》);我们在清朝乾隆时代,还是一个世界强国,可是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西方各国相继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通过资本扩张,迅速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在乾隆死后仅41年,国土面积只有我们四十分之一的英伦岛国,就轻易的打败了我们,至今我们也未能赶超。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也开始搞市场经济,发展和引进资本。但资本运作只能在经济活动中进行,如果文化、艺术、教育、卫生、宗教等其它领域也实行资本产业化,利润化,甚至政治、军事、法律、科技、学术等上层建筑领域也被侵染,比如人大代表的提案,政策法律的制订、执行和管理者的立场等,只考虑资本的利益,而不顾及广大民众的诉求,高速行驶的时代列车,必然将人性、人道、人情、人权等无情地抛掷,同行的只有冷漠、残酷的生存竞争,那将是人类社会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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