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有故事,父亲也有,且传神。
父亲的童年是快乐幸福的。爷爷是个文武双全的乡村私塾先生,略有些家产。那年爷爷以彭泽谌姓会头的身份,出资组织家族乡绅朝九华,并拜佛许愿求子,次年(也就是公元1924年)果得一子,名曰“华子”,后来,九华山长老下山化缘到彭泽我家,当年正值大旱,长老便在“华”字前面加一“灿”字,就是父亲后来的名字了。
度过了幸福的童年时光,从少年至中年,父亲都是在艰难困苦中生活着。
1938年武汉会战失败,彭泽要塞马垱失守,日本侵略者在彭泽沿江地区烧杀抢劫,爷爷和众多乡亲在逃难过程中被抓,当天被日寇带至洪家桥头后就全部杀害,唯独爷爷被掳走,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此后,祖母继续带着我的父亲和养女丁善玉逃难到浩山大山区,幸有姑婆接济,母子三人才绝处逢生。
逃难八年,父亲由个少年长成青年。那时,祖母、姑妈和父亲刚刚回家,从瓦烁中拾起旧砖头重新做起房子,又逢三年解放战争,期间彭泽乡里青红帮土匪恶霸横行,不加入青红帮,全家人的生命财产就得不到保障,如果加入,三五年后,一旦共产党一统天下,自己则落下个匪名。就在这人人自危的年代,父亲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在帮匪中周旋,一家三口才得以安生立命。
父亲在爷爷手上读了几年私塾,当时算是很有些文化的人了。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需要大量的人才充实基层队伍,这时父亲根正苗红又有文化,自然是上佳人选。后来父亲见做庄稼比搞土改工作赚钱,一气之下就将笔丢到大垅谌门口塘里,并当着上级的面说:“等笔浮上来我就回来工作。”
父亲推算了别人一生,唯独这次失算了自己,导致后来的受苦受难。
失算自己倒没什么,只能在儿女跟前想想当初而已。固执的性格导致父亲人生不如意,对此父亲只字不提,始终保持沉默。我是小时候从母亲数落父亲的言语中,知道父亲直到快四十岁时才找到我的母亲。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破四旧立四新”,红卫兵拆庙宇砸菩萨,一时间闹得村里鸡飞狗跳的。明明是村里的几个小伙子将谌家庙里的菩萨,藏在我家当年被日寇飞机炸塌的夹墙里,后来红卫兵进村一追问,懒是父亲藏的,父亲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红卫兵戴上高帽子,挂上“迷信头子”的牌子游街挨斗。
父亲就是“顽固不化”,胸前“迷信头子”的牌子还没摘掉,后面就长出了“资本主义尾巴”,七二年开始父亲就做起了所谓的“投机倒把”的生意来。那年月的“头机倒把”不比现在,动不动用万做单位算钱,那时投机倒把一笔生意下来,能赚个三五块算是发了财。
当然,文化大革命期间做“头机倒把”生意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如果不是生活所迫,父亲怎甘冒“被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险?
那时,父亲很精明,不在生产队上做工,情愿为队里放牛,那怕只拿妇女的工分。要知道放牛回家的时间比队上集体收工得早,这样父亲可以乘早到远近亲戚家去收聚布票粮票,又利用白天将牛放在山上不需看管的间隙,或找到在县公安局工作的表姑父,托人将江西粮票换成全国粮票,一斤可以多赚一两分钱,或拿着布票粮票直接到附近的六机部三线厂转手卖给那里的上海佬北京佬,赚得的钱就拿回来养家糊口和供儿女们念书。
早先是跟地下工作者一样秘密地进行,后来不知怎么就被村里一个人识破了“阴谋”,但人家也聪明不去告发,反而与父亲“坑瀣一气”。如此一来二去,村里所有人都知道,也都相互“勾结”。至此,父亲的生意倒是越做越顺,钱也越赚越多。这就是父亲的过人之处。
父亲走东窜西倒买倒卖,不知从哪弄来了个“古懂”——一本油纸书,常常一个人在煤油灯下品读,有一次被我发现,竟然是“推背图烧饼歌”。
按彭泽佬的规矩,正月初一拜年是先走亲戚中最尊敬最辈长的人家,正月初一是父亲带着我到县城姑婆家拜年。那些年,如果是与在部队当兵回家探亲的表叔在一起,表叔会主动给我五毛钱,打发我到街上买爆竹玩,他俩老表好在一起聊天,表叔哄我说:“大人说话,小孩不许听。”直到改革开放环境宽松了,他们才敢在公开场所随意谈论。
记得又是一年的正月初一在姑婆家吃饭,席间表叔对我父亲说:“表哥,你说的话现在全灵验了,比如‘男人穿花衣,女人剪男人的头,男不男女不女’,现在满大街的年青人都是如此。”
这时,我看见父亲的脸上挂了一丝神秘的笑意。
环境越来越宽松了,父亲也不用再鬼鬼祟祟地谈论这些话题了,他在公开场合下谈论关于“推背图烧饼歌”之类的话题,可大多数人不懂也不信,父亲的话题便没了市场,于是,父亲只好转而跟小孩子们谈起对时政预测的话题。
去年回家,当年的小孩子现在也都四十出头了,他们跟我聊起父亲,用佩服的对口气对我说:“你父亲很神秘,我小时候他就对我们说,今后有个某某当政,我是看不到,你们可以看得到,现在真是这个姓的人当政了。”
记得有个什么“重重海底火,腾云上九天”的句子,父亲当初解不开,直到台海紧张那年,父亲才恍然大悟地说:“原来如此!”
……
父亲的故事很多,做儿子的我仅用文字来回忆记叙他老人家的事迹,让他的事迹一代又一代传下去! 2016.12.17于彭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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