绣着红梅的白手绢

遵义师院戴老师

绣着红梅的白手绢

——四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一看见这张绣着红梅的白手绢，我就会想起四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那是一九六八年八月，我从县城上山下乡到一个边远的小山村当知青，和我一起来这儿当知青的一共有十三个同学。小山村很美，青山绿树，小桥流水。然而，我们却无心欣赏这美丽的田园风光，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劳累而乏味，而且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因为一些小病小痛，认识了大队的赤脚医生。她姓梅，我们都叫她小梅医生。说是赤脚医生，她并不打光脚板。她虽然同我们知青知青一样，也是农村户口，但工作毕竟是医生，业务属于公社卫生院管，每个月还有十几块钱的补贴，这在当时是很可观的。她对我们知青特别好，看病拿药，周到细心，而且一般不收钱。因为她和公社供销社的人熟，还常常帮我们知青，买一些当时要凭票才能买到的肥皂、牙膏、煤油、电池等生活日用品，我们都很感谢她，熟了以后，没事的时候我们都爱到她的小诊所坐坐。她很喜欢我们去，常常用瓜子花生开水招待我们，也很喜欢同我们摆谈，小诊所成了当时我们知青感情寄托的一个地方。

有一天，我不知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拉肚子，来到她的小诊所。她给我拿了几样药，倒开水让我吃了，又硬把我留下来，煮稀饭给我吃。在我吃稀饭时，她对我说：“我们还是同学呢！”她告诉我，她也在县城中学读过书，我读高中时她还在读初中。“在学校我还看过你演的节目呢！”她笑了，她说因为家在农村的父母同大队领导的关系不错，于是初中没读完，就退学回来当了大队的赤脚医生。听她这样说，我便觉得与她的关系更近了一些。后来，她有时也会到我们知青住的地方来，次数多了，知青们似乎也看出来了，她大多是来找我的。知青们开始开玩笑 ，说我走了桃花运，不久，在当地农民中也有了我和她的一些传闻。

初春的一天，她到知青点来找我，说她的父母请我到她家去耍。我再三推辞，她急得要哭了。我只好喊和我耍得好的小苏陪我，和她一起，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去了她家。她家在半坡上，独户独院，是黔北农村很典型的那种木房子，虽然说不上气派，但却干净利落，井井有条，院里有一棵桃树，开得红艳艳的。她的父母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她和她的妈妈端茶倒水，推豆花、煮鸡蛋、切腊肉，里里外外忙个不停。她的爸爸则一边抽着叶子烟，一边陪我们在院坝头说话，问我们一些城里家里的事。我和小苏坐在板凳上，她的爸爸问什么，我们就答什么，生怕失礼，手脚都不知道该怎么放，一直到她来喊我们进屋吃饭。在当时缺吃少穿的年代，那天她父母招待我们的饭菜真的算是丰盛和奢侈了，她爸爸还给我和小苏一人倒了一大碗包谷酒。她的爸爸说：“虽然你们知青现在落难，我看要不了几年，一定会时来运转，将来县长、铁道部长还是你们知青的。”现在回想起来，一个普通农民，会有那样的远见，真的了不起。当时，我们知青都以为这一辈子自己就是农二哥了。吃完饭，天已经黑了。那天我喝醉了，后来自己说了些什么，怎么回到知青点，都不太清楚了。听小苏说，我吃了酒，话也多了，胆子也大了，说了许多我没吃酒说不出来的话，走路打偏偏，小梅医生一直送我们回到知青点她才回去。

就在去她家做客不久，大队领导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去大队的小学当代课老师，每天作为一等劳力记10个工分，一个月大队还补贴5块钱生活费。这样的好事我当然愿意，我平常在队里做农活，劳累一天最多得7个工分，况且教书毕竟是脑力劳动，比上坡下田松活。我高兴地答应了，第二天就去大队小学报了到。

大队小学就在大队部旁边，离小梅医生的小诊所也很近。学校只有两间教室和一间办公兼保管室，教室外面有一个半截篮球场。我到学校之前，整个学校只有一个教师，也是代课老师，姓卢，嘴里含一根叶子烟杆，像个抱焉老头，后来我才知道是大队领导的侄儿，小学都没有读毕业。小梅到学校来对我说：以后就在她那里吃饭，反正她也是一个人煮饭吃。农村小学一般都是上午九、十点钟才上课，下午三、四点钟放学。我和姓卢的老师商定，他教一、二、三年级，我教四、五年级（那时的小学是五年制），都是复式班，几个年级的学生坐在一个教室里，给这个年级的学生上课时，那个年级的学生就自习或做作业。我每天早上在知青点吃了早饭到学校，上午上完课，中午在小梅那里吃中饭，下午学生放学后，在小梅那里吃完饭再回知青点。

在大队小学教书的日子，是我当知青最快乐最舒心也是最有收获的一段时光。我从教书中重新体会到知识的价值，一有空我就翻开过去读高中时的书温习，这使得我在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时，作为“老三届”的考生，一举以高分考入贵州大学，那是后话。

每天我在小梅的小诊所里吃饭，开始还有些拘束，进进出出多了，慢慢地就随便起来，有时也开两句玩笑。看她忙不过来，我也去洗洗菜扫扫地什么的，她一看见就抢过去，说：“我来，我来，你去看你的书吧！”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小梅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感情，每天清早起来，总想早一点见到她，傍晚离开她回去的路上，也总有一丝淡淡的惆怅。现在想起来，那就是我的初恋罢，一定是的。

一个冬日的傍晚，刺骨的寒风夹着细雨，我在小梅的小诊所里吃过饭，天已经黑了下来。我起身准备回知青点，她低着头轻轻地说：“外面路滑，要不，今天别回去了！”我的心突然跳起来，没有说话，又坐了下来。那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坐在火盆边，摆谈着，摆谈着，仿佛有说不完的话。她告诉我，她读初中时，有一次看到我在台上演节目，当天晚上就做了一个梦，说是和我结婚了。她说：“好羞人哟，这个梦我从没有对任何人摆过，你们知青一来的那天，我就认出是你。”她停了一下又说，“也许真的是缘份！”我的心里涌出一股热流，情不自禁地说：“小梅，你真好！”我们谈着已经过去的许多事，谈着以后的许多打算，终于谈到我们的婚事。她说：“我家妈说，结婚的东西早已经给我准备好了。”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煤油灯的火苗跳了几下便熄灭了，油已经燃尽。她说：“你去睡吧，明天你还要上课呢。”我说：“我们一起睡吧。”她没有说话，过了一会，才说：“你先去吧。”我脱下外面的衣服，在她的床上躺下了，黑暗中，我听见她在收拾炭火。后来，我又听见她闩好外边的门，来到床边，脱了外衣，睡在了我的身旁。我的心狂跳不已，不由自主地握住了她的手。那是我们两个人的手第一次握在一起，我感觉得到她的身子在发抖，我听见她轻轻地叫着我，说：“你不要害我哟。”就这一句话，驱散了我所有的邪念，那天晚上，我们真的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本书中描写的少年保尔和冬妮娅那样，两人相拥到天明，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事。

又是一个春天，当地的知青和农民们都知道我和小梅五一节就要结婚了。就在这时，省城的工厂来招知青，给了我们知青点一个名额，大家约定抓阄，偏偏让我抓到了。我对小梅说，我不想去。小梅却要我去，她说机会难得，你就去吧，结婚的事往后推一下没得关系。我走的那一天，她一直送我到公社上了省城工厂来接知青的大货车，分手时她送给我一张绣着红梅的白手绢，她说是她亲手绣的，还嘱咐我到了工厂别忘了给她写信。

后来的事情，就像许多小说和电视剧中叙述的那样，我变心了。到了工厂，我没有马上给小梅写信，大约三个月以后，我写了，可那是一封断绝关系的信。横在我和小梅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是户口。那时的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有天壤之别，有了非农业户口，就有了每个月的粮食供应，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没有购粮证和粮票，是买不到一粒粮食的。小梅是农业户口，更要命的是，按当时的政策，子女的户口随母亲，这太可怕了！我知道自己这样做对不起小梅，但我还是这样做了。再后来，我结了婚，有了家庭，有了子女。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和小梅完全失去了联系，只有分手时她送给我的那张绣着红梅的白手绢，我还一直珍藏着。

二〇〇〇年十月，我读高中的母校60周年华诞，老同学相逢，分外激动。当年在一个知青点的小苏一见面就给了我一拳：“你把人家小梅害惨了！”于是，我才知道，在我离开农村三四个月以后，小梅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人们再也看不见那张纯真的笑脸，再也听不见那清脆的笑声。慢慢地，人们开始议论，说她想嫁给一个知青被人家甩了。有人说亲眼看见她和那个知青睡过，还有传言说她去县城刮过娃儿……从此，她再也不谈自己的婚事，家里给她谈过几个人家，她死都不答应。她的诊所接连出了几回事故，上面说她不负责，把她的赤脚医生也给下了，回到家里成了农民。小苏说：“我是最后一批回城的，我临走时去过小梅家，她病得不成样子，你真的把人家小梅害惨了！”我无言以对，眼中流血，心里流泪。我真想一下子跪在小梅面前，向她认罪，求她宽恕。

事情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如今我仍然不知道小梅在哪里。我也曾约小苏和我一起去乡下找过她，然而却没有结果。只有她送给我的那张绣着红梅的白手绢，让我时常想起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于遵义师院汇川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