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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慎施于人。——题记
到后来，上上下下都将非正常上访、越级上访纳入政绩考核，顾平章就更成了大丰镇和潼城县两级政府都感觉头疼的人物。
因为顾平章动不动就往省城、往北京跑，既为自己的事上访，又顺带收钱替一些人出主意往上递材料。县上、镇上每年光是上北京接顾平章的费用就上万，每年为对顾平章进行严防死守而耗费人力和财力就更多。
再后来，有些干部反倒希望顾平章上北京去上访了。因为虽然要被扣考核分，但又不是扣哪一个人的考核分，然而到北京去接上访的顾平章的干部，反倒可以借机搭车，名正言顺地公款旅游一回，何乐不为？！
就张天才所知道的而言，几年十年下来，潼城县和大丰镇两级政府为着顾平章翻来覆去上访的问题，花费的资金就有十多二十万，足够在城里买一套百多平米的商品房！不如当初直接给他八万块的经济补偿，还省事省钱些！
唉，当旧有的权力的运行机制社会财富的分配体制被打乱，新的好的管用的机制与体制却还没建立或完善时，不满意的人自然不在少数。
国家建立信访制度，虽然多给了群众一条救济与救助的渠道，但是大多只不过给了大家一个发泄情绪的平台而已，终不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因为要是人人都能靠着上级压下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话，最吃亏的始终还是驯良的平头百姓！
在现今的社会，利己主义特别是精致的利己主义应当是诸多矛盾和问题的主要根源。因为人的私欲贪念恶理，就像裤腰带下面的那个玩意儿一样，都是与生俱来的，即使在道德和法律的层层压制下，它们仍然要像压在巨石下的野草一样，无所顾忌地上蹿下跳野蛮生长。如果再不加以必要的约束，其实只要是个正常的人，它们迟早总会显露出其丑陋和无耻的一面。
但不幸的是，即使是一个最纯粹的人，也无法彻头彻尾地摆脱它的控制。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秉性，藏在我们致密的骨头里的骨髓中，溶在我们滚烫的血液的细胞中，只有在被社会的群体自觉或我们自身意识到时，才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以约束与控制，使它不至于泛滥成灾，甚至于作恶。
更不幸的是，它却总是被一些高高在上者，以人性善的名义，有意无意地从自身忽略了。于是纵容了利己主义在精英群体中的同样泛滥，导致他们所制定的一些涉及整个社会的规章法则，实际上更有利于所谓的社会精英以及既得利益者。
显而易见的是，某些地方某些行业某些时候，某些手握大权的所谓的精英们，貌似公正地制定了分配方案，好像人人都可以分得一杯羹。但事实上，不过猪八戒分西瓜，甜头全装进了自家的肚囊皮里，留给大家的只有一堆西瓜皮。
所以任何制度的设计，原本就不应该仅仅是看到人的光鲜亮丽的外表，因而选择把“信任”作为出发点；相反，倒是应当更多地考虑到在大家都看不到的阴暗角落里，会发生哪些龌龊，因而从“怀疑”的角度作最坏的打算。只有这样，才更有可能守住制度的底线。
但发生在庙街村八组上访户黎支舜身上的事情，却不是张天才力所能及的了。那是战鼓乡乃至潼城至今未破的迷案。
黎支舜是个石匠，长年累月走村串户，帮人家打石头建房子。到１９８７年春节时，他四十多岁上头，家庭账户上的存款已经突破三万，算得上战鼓乡的大富人家。
虽然黎支舜和他老婆兰秀英结婚十多年，都没有能够添过一男半女，但在黎支舜四十岁时，过继了兰秀英弟弟兰继聪一个六岁大的女儿作为养女，一家子也算其乐融融。
１９８７年夏天，准确的日子，连黎支舜自己也记不清楚说不明白了，潼城明台水力发电厂即将建成的前夕，县上决定在离发电厂几公里的战鼓乡境内修建一处变电站，直接向县城供电。变电站的选址，就在战鼓乡靠县城方向的庙街村境内。
黎支舜当时不知怎么地，就和时任潼城县长的黎明顺攀上了私人关系。于是，承包下了潼城明台发电厂变电站建设中的部分土建工程。
据坊间传闻，尽管是石匠出身，随时的穿着打扮也跟乡下的普通农民别无二致：一身半新不旧的草绿色军服，一顶垮垮草帽儿，一双黄布胶鞋。但黎支舜曾经一度，可以大模大样随随便便地出入潼城的县政府机关，甚至可以直接进出县长黎明顺的办公室，却在圈内人所共知。
从黎支舜的上访材料中可以看出，这个变电站修建在庙街村三组一个叫檐老鼠儿山的山包上，山就坐落在潼城枝江边。
黎支舜承包的土建工程，主要就是沿着檐老鼠儿山的山势，开挖并修建一条长约四公里的能够上到山顶的碎石道路，道路靠枝江一边用条石码砌堡坎。
整个工程的造价预算为五十万，但据黎支舜的材料反映，当时的县长黎明顺告诉他说：“工程的项目造价报得太大了，就必须通过招标来确定中标方。所以，先把工程造价报低一点，就说只有五万块钱的工程量。这样，由县长一个人直接表态，就可以把工程交给黎支舜去做。然后边做边根据进程进展情况，追加工程量和工程造价。等到工程结束时，再按实际验收的总工程量结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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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4 11:5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