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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慎施于人。——题记
胡文章的老爸胡鹤鸣,乃是当年提着枪杆子解放潼城的几个人领队人之一,正宗的贫苦大众出生。文革前后,一直在潼城某机关挂着一个不痛不痒的职位,做着一些不痛不痒的事情,所以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冲击。
客观而言,文革中,下放到农村锻炼当知青的人,其实大多数就是在变相地接受劳动改造,主要为了消化城里的剩余劳动力,避免社会动荡。
然而胡文章不一样,他是下来镀金的。文革初他高中毕业,虽然没有能够考上大学,但在当年,却也还是算得上地道的知识分子。他的头脑就更是活换够用,到战鼓乡当知青前,其实已经是城里某局的一个中层干部。
胡文章在战鼓乡活人做事时,最看重的人就是张天才。他觉得张天才这个人虽然对别人有点吝啬还爱贪小便宜,但在他面前还是很懂规矩的,而且办事踏实干净利落。
所以,一直对张天才照顾有加,不但推荐他进了潼城师范学校读书,而且在得知张天才担任副乡长后(这个时候胡文章已经当上了潼城县农委的主任),还主动联系上张天才,并在某个场合,把他介绍给了“潼城十八娃”那一帮子自己的结拜弟兄。
所谓“潼城十八娃”,其实不过是当年与胡文章一起在潼城县政府所在地的潼城镇,从穿开裆裤长到大的一帮懵懂少年,他们因为胡文章而纠结成一伙:在学生时代,就以爱逃学好打架闻名于潼城城区;长大后,彼此各奔各的道各挣各的钱各养各的家,分布于三教九流,好几个还颇有成就。但彼此还认当年的兄弟情分,一旦哪家有这样那样过不去的坎儿,只要胡文章一声招呼,大家能出力的出力,能出钱的出钱,能协调关系的协调关系……总之,无论红的黑的,务求事情有个圆满的结果。
张天才不是陪胡文章从小长到大的兄弟,但他当副乡长以后,胡文章主动认了他是“潼城十八娃”之外的弟兄。因为胡文章觉得张天才这个人群众基础好,有发展前途。
张天才当然巴喜不得,从那以后的逢年过节,即使不看望自家父母,也必去胡文章家拜访走动。对于像张天才这样的权力场中的人来说,圈子就像氧气,看着没有,但一旦离开它,就非死不可。
这也难怪,在官场上混的人,其实都心知肚明:但凡上面有人罩着的,下面也总会有很多人帮衬,于是立了功有人记,出了事有人保,整日里就算陪这个领导喝场酒,与那个领导打场牌,正事做与不做都无所谓,照样可以顺风顺水一路升迁;但要是想孤家寡人去开创一番事业,纵使有战天斗地的勇气,也不缺移星换月的本事,也可能功劳总是看着别人领,黑锅总是自己独个儿背,办起事情来总少不了条条款款磕磕碰碰,拼了老命打拼,到头来也难得挣到个出人头地的机会。
也难怪,从某种层面而言,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文化,其实就是一种圈子文化。但权力只要形成圈子,就只能变成一个服务于少数人利益的势力集团:决策的形成,敌友的取舍,是非的判断,都只看圈子里的利益而非大众的福祉,默契合作,彼此利用,荣则俱荣,损则互救;遇到棘手的事情,取重舍轻,树梢乱摇,树根不动,只有救不了或影响到自己利益时,才避而远之,丢车保帅;因而只会造成对法纪的践踏,而非对社会法制化的推进。
那些热衷于圈子文化的当权者,不可避免地要沦为没有自我的“双面人:他们在“圈内”是一张脸,在“圈外”又是一张脸。
张天才当副乡长两三年后,潼城时任主要领导田妙喜按照上级精神,决定在磨盘镇搞试点,要通过“公推直选”的方式产生磨盘镇的一把手。
磨盘镇是潼城最大的一个乡镇,仅场镇人口就有四万多,是当年全国小城镇建设试点乡镇之一。所以,很多人都把磨盘镇视为香饽饽,想方设法地要挤进去插一脚占个位置。
当然,所谓的“公推直选”也不是那种完完全全的海选,而是组织上改变了过去的等额或差额选举的方式,同时向选民推荐了三名候选人。
在选举前,由候选人在磨盘镇走访调研,从而制定磨盘镇的发展目标和措施,以此形成施政纲领,在全镇大会上发表演讲。然后由选民当场投票,从中推选出两名正式候选人,再当场选举并宣布选举结果。
张天才当年作为年轻化知识化的代表,有幸被列为候选人之一。另外两个候选人,一个是磨盘镇的原任一把手洪安民,已经在磨盘镇工作了五六年;一个是潼城某大局的局长鲍维熙,也是潼城炙手可热的角色之一。
因此,潼城上下的稍通时事的人,都一致认为张天才不过是个“添头”,“陪杀场”而已。
即使这样,坊间也还是多有传闻:张天才能够进入候选人名单,那也是胡文章打招呼的结果。毕竟这样的机会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
那时候,胡文章已经坐上了市农委副主任的交椅,而时任县上的主要领导田妙喜正是从市农委副主任的位置上下派来的。
别的候选人怎么搞的,我不清楚,但张天才的一些办法却也略知一二,总而言之不过一句话:不外乎画了一些不能充饥的饼子,给了选民一些看得见却不一定摸得着的希望。
张天才的想法很简单,管他哄也罢骗也罢,先把权力抓到手里再说。至于当选后做些什么,只能到骑驴看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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