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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慎施于人。——题记
“2008国庆前，还是到我办公室，尹国春在我办公桌上放下一个牛皮纸信封，就闷声闷气地离开了，还是五十张百元币，我还是装入钱包，用于了日常开支。
“疑心生暗鬼，因为害怕尹国春丢乱石头，2009年5月24日上午，我借用同事许三虎的手机卡，安装在我的手机上，打电话跟她联系。她在外地出差，晚上才能回省城。我们就约定当晚在省城火车站见面。
“然后我让老婆曾玉蓉，从她朋友黎华琼那里借了三万现金。当天下午，我到黎华琼家拿到钱后，开我家的帕萨特去了省城火车站，在地下停车场，失魂落意地等尹国春。
“当晚十点过，我和尹国春在省城火车站的地下停车场见了面。在我的帕萨特轿车内，我将事先准备好的装有三万现金的塑料袋，拿出来递给尹国春。审词察意地说：我把钱退给你，最近纪委问起你送钱这个事，你就说你没给我送，我也没有收，今后再不要这样了。她答应并将钱装进自己的黑色背包。她离开后我才开车回了槐粱市。”
一个声音回应道：“我叫卢小媛，槐粱市爱信公司法人。前夫黄红卫在政府采购中心上班。我曾在槐粱市气象局、信用社等单位工作，1994年6月辞职干个体户做生意。
“1997年7月我与何桂琴搭伙成立爱卫公司，法人是何桂琴，我是股东。2005年10月成立爱红公司，我是法人，何桂琴是股东；同时我还与卿孝宴合资，成立惠科公司，卿孝宴是法人，我是股东。这三家公司都经营仪器设备，都参与过槐粱市质量安全管理局政府采购项目的招投标。
“1997年10月，爱卫公司以五十多万中标槐粱市质量安全管理局的仪器设备政府招投标项目。2005、2006、2007年，爱红公司分别以大约二十万、五十万、三十万，中标槐粱市质量安全管理局的三个检测器材政府采购项目。
“这些项目的申报表、仪器设备或器材采购委托代理协议、招标文件、评审结果确认书、中标通知书、合同等资料，全部齐备。
“参加投标的公司中，与我有关的为爱卫、爱红和惠科，最终主要是爱红公司中标，合同是我本人与槐粱市质量安全管理局签订的。
“我和张局长就因爱卫公司的业务而认识，在中标槐粱市质量安全管理局的政府采购项目后，我多次投其所好，向他表示过感谢，说白了就是给他送礼。、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因为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人情社会，做啥都要讲关系。送礼则是维持关系的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也是最常见的方式之一。
“但送礼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难事。送什么人？送什么礼？怎么送？什么时候送？由谁送......如此等等，都是需要经过事先再三权衡的。
“1997年底，我第一次给张局长送礼，他那时还只是槐粱市质量安全管理局一个下属单位的负责人。爱卫公司中标他们单位的项目，在验收阶段时，我到他办公室签字，事先准备好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装有五千块现金。
“我将信封放在一些资料下面，他签完字后，我翘手翘脚地将资料拿回来，却鉴貌辨色地把装钱的信封，光零零地留在了他的办公桌上。他装憨带宝没说什么，我就转身离开了。
“2005年国庆，我给张局长打电话，让他到办公楼下来。当时我开了一辆银灰色轿车，我请他上车，在轿车的后座上，我递给他一个袋子，里面装着一万块钱。
“我对他说，在签订合同时，他十有九就对我们很关照。这是特意表示的感谢，希望他接下来在交货、验收、付款等环节上，也不要人为设置障碍。他客套几句，就撇里撇脱地收下了。
“咋说呢？送礼并非都指望着一定能办成事，或许仅只希望人家不要坏了自己的事儿。很多时候很多地方，办一件事情，可以立时办成，也可以一天两天办成，还可以一个月两个月办不成，或者即使办成了，却几乎等于瞎折腾一番白忙活一场。
“因为其间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来一段你意想不到的插曲：貌似需要监管的时候，却可能无人履职，毕竟环节上的每个人，都有推脱责任和问题的借口与理由；貌似无需监管的地方，却可能处处是关口，毕竟环节上的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取向，视情况作出自由裁量。可恶的在于这个裁量权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2006年春节，我又将一万元的百元币，装在牛皮纸信封里。然后打电话给张局长说：春节了，给他买了点水果，表示感谢。他当时在单位吃饭，没有拒绝。
“我就提着买好的水果，将装钱的信封放在水果箱里，直杠杠地送到他们质量安全管理局。他把我领到他的轿车旁，打开后备箱，我将水果放在他车的后备箱中后，就离开了。
“2007年中秋节，我买了八只阳澄湖大闸蟹，将装有两千元现金的牛皮纸信封，放在大闸蟹面上，送到张局长的家中。他大模大样地接了，并说感谢感谢。
“那些钱，都先通过公司的账户，转到我个人的银行卡上，我再从卡上取出来，送给张局长的。之所以要送给他，主要是我们公司在质量安全管理局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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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5-20 09:0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