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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慎施于人。——题记
“我想说的道理是，法律虽然有弹性，但古今中外的权力社会里，只有愈往高的阶层，法律的弹性才可能愈大；愈往低阶层，法律的弹性其实只能愈小；而且高阶层认为合法的，往往要由低阶层承担责任，因为高阶层往往只下达口头指示，因而往往无凭无据；造成事实后，有好的结果便罢，一旦产生弊端，高阶层必定把责任往下推，因而坏的结果往往都从下面产生。
“然而，这种状况至今仍然盛行于世。曾几何时，在有些人那里‘扔不掉、喝不了、送不出、倒不尽’的，动辄几百几千甚至上万的，诸如茅台酒之类，如今其价格都已经悄无声息地涨过了先前的水平，而且供不应求。不是那些装模作样高高在上的人，难道是那些勤巴苦挣从牙齿缝里省下血汗钱以养家糊口的寻常百姓？毫无疑问，对于一般的工薪阶层而言，此种生活方式依旧可望不可即！
“所以，我又实在怕说多了会得罪他们，竟至于连用工合同缺失这件事也没有深究。我将资料交给公司出纳陶珍珍，让她走程序，办理了剩下的事情。
“2006年底，质量安全管理局出纳雍键给我打电话。他说，张局长安排有一笔费用要从我们公司走，让我高抬贵手帮个忙。随即就迫不及待地把名单和数据传给了我。
“我当时也明白，这是质量安全管理局打算采取2005年的模式，黑起良心地继续套取资金。但饿汉儿眼里没有馊馒头，我哪里敢拿豆包不当干粮，只能当菩萨般供着他们。于是随人之意投人所好，把资料和雍键的联系方式，转给了公司出纳陶珍珍，让她去和雍键对接。这之后的事，我就没怎么管。
“2008年12月，雍键又扯猫儿疯，给我打电话，大概意思说，张局长已经安排质量安全管理局要额外转一笔费用到我们聚能公司：其中十五万左右，他们准备以增加劳务派遣人员社保名义予以套取，到时候还是按照过去的方式，将套取的资金打到他提供的人员的银行卡上，但具体人员名单和打款金额要等他电话通知。
“后来，我从公司出纳陶珍珍那里了解到，质量安全管理局确实给我们公司打款四十多万。其中三十多万，已经作为质量安全管理局劳务派遣人员的年终绩效，分文不落地如实发放。剩余的十五万左右，因为迟迟没有接到通知，所以一直还放在我们公司的账上。”
切回潘晓璇声音：“说实话，当时我心里十分不愿意，毕竟是挖墙脚得到的钱，来路不正。所以我想打退堂鼓，一拖再拖没去找卡。但张天才局长一催再催让我们抓紧办理。我不忍拂了他的好意，只好照办。唉，凡世间人，最害怕的并非死亡，而是孤独，尤其是被人刻意孤立的那种孤独。
“最终我找表妹陈晨要了一张她的工行卡，然后按张局长的意思，将她的卡号和身份证照片发给雍键。2006年1月，聚能公司打了一笔钱到我表妹陈晨的卡上，大概七千。我犹豫再三，还是让她把钱全部转到了我的建行卡上。
“也就在那几天里，雍键说多转给聚能公司的钱，是由我、他和张局长三个人平均分配的，但因为我只提供了一张银行卡，没能达到平均分配的金额，所以他通过别的银行卡，帮我另外领取了大概六千，然后转到了我的工资卡上。这样我共分得一万三千多。
“之所以要演双簧，泥糊裹带地从聚能公司套取资金，因为我们单位聘用的临时工，都是由聚能公司外派的。我们每月都要给聚能公司转聘用人员工资等费用，年底还要补发绩效工资。它们在会计科目中都是劳务费。
“2005年，我们质量安全管理局给聚能公司多转劳务费，相关资料都是雍键在负责。他总是一个人关门闭户阴悄悄地弄。他将多转的劳务费和外聘人员工资、绩效等，十实一虚地混在一起，转到聚能公司。聚能公司则按收到的总资金，给我们质量安全管理局开具发票。然后雍键将多转给聚能公司的钱，分摊到临聘人员的绩效工资中，或单独制作发放花名册。最后抱给我做账的，不过一张如假包换的发票和一堆青红紫绿的发放花名册等资料。
“至于到底多给聚能公司转了多少钱，我不清楚。因为雍键给我的报销单据上，多打的资金总是与劳务派遣人员的实际工资和绩效，一笔转给聚能公司的，从没有单列过，我也分不清楚哪些人、哪些钱，是无根无绊是虚增的。
“2006年底，我因怀孕保胎的缘故，请了产假。但质量安全管理局却没有安排其他人，接替我的会计工作。财务票据都由雍键几片几搭地保管着，直到2007年7月，我重新回单位上班后，他才将乱轰轰的财务票据移交给我，由我做账和装订凭证。
“2007年1月，我正在家里坐月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有一天雍键喜癫癫地给我打电话说，聚能公司往陈晨的那张工行卡上，转入了两万挂零的钱。我没多问，说老实话，我当时还真有点说不出的感动：我几个月不在单位上班，张局长他们有好处时，也没有忘了要分我一份儿。但我也的确知道这笔钱不应该得，当时就只‘啊’了一声，却没有明确反对，也没有拒绝而是选择了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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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5-24 12:5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