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慎施于人。——题记
于是最终的结果，便是上级另派人选来做战鼓乡乡长；张天才被就地免职，勾士银被平行调离，双双皆另行安排工作。张天才就这样去到战鼓乡农技站当站长。
这样的结果，张天才还是比较满意。不但没有怨言。反而还有几分因祸得福的高兴。
一则饭碗保住了，没有被重新打回农村去，挖泥巴，背太阳过山。
二则早就有人跟他通过气，农技站站长虽然职务不高，却掌管着全乡三四万亩田地的种子、农药、化肥之类农资产品的进货和销售，每年往来资金几十上百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后），算是个财大气粗、油水充足的部门。哪个人不喜欢往钱多的地方扎堆呢？
在张天才之前，农技站站长是甘德贵。他是县人事局和劳动局都正式认可的乡聘干部。
在战鼓乡人的口碑里，甘德贵是一个既善于处理与上级的关系，又善于处理与下级的关系，还善于处理与同级的关系的大能人。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甘德贵当站长已经五六年，在全县农业系统混得风生水起。很轻易地就协调好了上下关系，很容易地就为农技站，在战鼓乡场镇下场口，新建了十个门市用房。
占了一亩的土地，那是战鼓乡政府出面协调征用的。耗资五万多，其中的两万是甘德贵一杯酒一千块钱，从县农业局领导手里挖生肉挖来的补助。门市房建好不久，就一次性到位，居然没有再大费周章。
甘德贵因此在战鼓乡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他让战鼓乡农技站，从此不再租房办公和销售农资。
这之后甘德贵又为农技站买了一辆农用车。虽然是花了两万多买的一辆二手车，但却也是战鼓乡第一家拥有汽车的单位。
甘德贵最初想花四五万，购买一辆新的北京吉普。因为担心太过招摇，而且很可能被乡政府征用，所以最终改变了主意。
即便如此，也着实让战鼓乡的一些大小干部眼了红。农技站购买农用车不到三个月，时任战鼓乡书记的章柏树，便把甘德贵叫到办公室谈话：乡政府打算购买一辆办公用小轿车，需要乡农技站赞助资金三万元。
章柏树是潼城原县长卢学江的秘书，在卢学江身边跑前跑后三四年，不知不觉中沾染了一些卢学江的个人习气。
到战鼓乡当书记后，自然也想摆卢学江的那种派头：进门有人收拾床铺，打扫屋子，安排吃喝．．．．．．出门有人提公文包，端水杯子，写讲话稿，车来车往一阵风（用老百姓的话说：恨不得上厕所都坐小轿车去）．．．．．．
但战鼓乡政府，当时就那么三辆半新不旧的摩托车，压根儿就没有小轿车。以至于走马上任半年多，章柏树都还不习惯出门没有轿车的日子。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甘德贵自以为人事关系是在县劳动局备了案的，而且和县农业局的领导们关系很到位，农技站的业务也主要归县农业局管，单独设立资金管理账户，与乡政府没有太多经济瓜葛。人不求人一般大，所以平日里就不怎么把战鼓乡政府的大小领导，放在眼里。
章柏树要农技站赞助资金，为乡政府购买公车出点力。甘德贵也觉得无可厚非，但却不满意章柏树以权压人那个态度和口气，更不愿平白无故地当冤大头。
他趁机向战鼓乡党委政府打报告，要求在场口上再给农技站划一亩土地，以建门市房扩大经营，言下之意就是要以此作为那三万块钱的补偿。
章柏树对此不表态，更不愿意签字。他觉得农技站再怎么能耐，也不是挂在空中的；既然落脚在战鼓乡的地盘上，那就至少也算乡政府的半个下属单位，自己调配一点它的资产、资金、资源，纯属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只想从农技站拿钱，不想给农技站任何东西做补偿。
这也可以理解，那些年效益稍微好点的企业，都是被公有化了的；稍微好点的税收资源，都是被上级抓到手心里去了的。下级只有私下抱怨的份儿，却从不敢“抗旨不尊”。
结果章柏树找了甘德贵三次，虽然没有明说，但转弯抹角张口闭口，却全围着催要赞助资金买车打转转。
甘德贵则每次都说东门的楼，扯西门的猴，打鼓不往点子上敲。实在没办法了，就横拉竖扯，说是农技站备耕，积压了近六万亩的种子、农药、化肥等农资产品，不但占去了农技站全部流动资金，还欠着县农业局下属的种子公司十多万的种子款。如此这般地拖着赖着不给钱。
听到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这很让章柏树恼火，明里暗里放话出来，要让甘德贵交权，下课靠边站。
恰好这个节骨眼儿上，前半年从农技站销售出去的部分种子出了问题，导致水牯牛村七组粮食减产，甚至绝收。几十户群众聚集到到乡政府门前，讨说法。
章柏树巴喜不得，借坡下驴，蹬鼻子上脸。以此为由，未经任何程序和手续，这边刚刚听说“群众闹事”与农技站有关，那边就迫不及待、一本正经地组织召开战鼓乡干部大会，宣布对甘德贵作停职处理，并责成乡纪委将情况上报县纪委，要求对农技站销售假种子的问题，进行立案调查。这也可以理解，人嘛，心眼儿很少会因为手中的权力变大而变大，反倒更可能越变越小。
|
|
发表于 2024-1-29 10:0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