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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慎施于人。——题记
事实上,那批种子全部都是从县农业局第三种子公司下属的一个门市上,中规中矩地调进战鼓乡农技站的副本,只是调拨单上,竟然没有加盖进货门市的公章。
出了问题,种子公司和农业局怕担责任,死活都不承认那批种子是从他们那里购买的。
于是责任最终如章柏树所愿,打在了乡农技站头上。统计下来,涉及两百多亩田块、五六十户农户。前前后后赔了一万多,才把上访群众的事情搁平。
甘德贵挨了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后,被解聘回乡,好在还没有被追刑责。
张天才就是在这个情况下,走马上任当上农技站站长的,还当是捡了个肥缺。然而当他真正接手乡农技站站长后,却有点上当受骗的感觉。
因为农技站虽然每年有几十上百万的资金往来,但是大多也不过是转个手而已。
除去农技站聘请的八九个农技员的工资——这些都是乡上、村上,这个领导、那个干部的舅子老表亲戚朋友,都是通过各种手段,进到农技站的关系户,由农技站养着,吃安胎饭的。
再加上车旅费、油修费、招待费......如此等等,实际上每年不过几千不上万的结余。
虽然自建了十个门面,不用再租房,但当初修建门面房的资金,除了县农业局的补助,其余的将近三万,大多都是从农技站或政府里各类人员手里,以入股的名义借的,每年的利息支出,其实早已超过当初的房租。
好在张天才头脑灵活,到任不到三个多月,就找到解决问题的一些关键点。
新官上任三把火,还真把个农技站差点烧了个裸零精光。
张天才烧的第一把火,就是对甘德贵当农技站站长期间的账目,进行重新核查。他之所以这样做,主要基于两点考虑。
首先是他必须痛打落水狗,做个样子给章柏树看,讨章柏树欢心。
这也可以理解,很多时候在一个单位里,得罪了领导,往往就得罪了单位的大多数。
因为很多事情,即使领导没放在心上加以计较,还是免不了被领导的跟班们,放在心上并加以计较的。
其次是农技站每年进进出出的资金几十上百万,账面上结余居然就只有几千块钱。
他觉得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道理:甘德贵捞的油水太多了,必须得吐点出来才行。
张天才虽然小学没有毕业,但从小珠算能力极强,算盘打得精,在战鼓乡是数一数二的珠算能手,财会方面有些一点就通的灵性。
于是尽管没有专业人士指点,就只通过把账单一条一条地进行梳理的方式,张天才也没费多大心思和周折,便查出了甘德贵经手的账目,有一万两千多块的十分明显的亏空(差不多是当时战鼓乡一个普通机关干部,年工资性收入的两三倍),笼不起帐。同时还查出农技站出纳车沅衡,套取了一笔四千块钱的种子款。
这两件事情,张天才处理起来虽然有所区别,但都没有直杠杠地一棍子打死。
车沅衡是县农业局副局长吕焕义姐姐的儿子,父母都是勤巴苦挣老实巴交的农民,从省农大专科毕业后,托吕焕义的关系,分配到战鼓乡政府。然后被派到农技站当出纳,才工作一年多。
张天才单独找车沅衡谈话时,车沅衡也没有赖账,痛哭流涕却死活咬定:那四千块钱是自己在县城挤班车时,被扒手撬摸了;怕不好交代,不得已才作的假账。
那年月,山沟里出个大学生,好比出了个金凤凰,断不如今天这般,搬砖扫大街的都不乏大学生。
张天才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又没有读多少书。觉得车沅衡这样一个农村娃儿,能够通过读书走出来也不容易。所以动了恻隐之心,只把情况通报给了吕焕义而已,并未打算深究。
这之后不久,车沅衡便调离战鼓乡,那四千块钱也就不了了之。
后来吕焕义通过某些渠道,先后专门为战鼓乡农技站,额外增加了近万元的拨款,指名点姓要张天才亲自去办理。算是换手抠背投桃报李,顺风顺水地还了他一个人情。
十多年后,张天才再见到车沅衡时,车沅衡已经当了金星镇的镇长,有了那么一点花公家的钱,请自家的神、办私人的事的签字权。
他比照着接待某些县级领导的标准,请张天才在三星级的潼城大酒店喝酒。坐的雅间,整了两三个小时。张天才就只记住了包间的名头“秦时明月”,至于吃的什么菜、喝的什么酒,却全都忘了。
席间,车沅衡主动摆谈起了那桩公案:当年结婚时,因为没有钱,便扯了四千块钱公款用;被查出来后,又没有钱去补窟窿,所以就只想着赖账。好在张天才放了他一马,没有深究。
那一顿饭的开销,张天才没有多问。但他知道,仅两瓶酒就差不多三千,还不包括包间费8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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