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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慎施于人。——题记
曾几何时，这种现象在工程承包领域司空见惯，相比之下，五十万的工程确实不过小菜一碟，黎支舜也就相信了。
结果到１９９０年冬天，整个工程完成并交工后，黎明顺却嘴上一套，手里有一套，只按照当初签订的五万块钱的工程造价协议书，支付黎支舜工程款。
整个事情，张天才从侧面也了解到一些情况。在变电站配套公路修建期间，黎支舜花光了所有积蓄不说，那可全是他两口子从牙缝里省下来的血汗钱，还在战鼓乡农村信用社贷了款十万的款。
坊间传闻，按理，当时黎支舜最多只能从信用社担保贷款三万，但因为有县政府某位重要人物，通过某种渠道打了招呼，居然无担保就贷到了十万。
唉，香肠做的篱笆，怎么能挡得住狗与狼？！
不但如此，黎支舜还东家一趟，西家一回，这家两千，那家一万，把能够借到钱的所有亲戚朋友，都借了个遍。
然后还欠着到工地上干活的所有亲戚朋友和其他工人，少则三五个月多则两三年的人工工资。张天才粗略估计了一下，这些钱算下来，应该也有十多万。
客观地讲，张天才虽然不相信黎支舜关于做五十万的工程，签五万块钱的工程协议的说法，也不太相信坊间关于黎支舜可以顺便出入县长黎明顺办公室的传闻，但他觉得黎支舜之所以上访，肯定有不得已的苦衷。
只是从战鼓乡到县上的各相关部门，都没有人敢也没有人愿意受理黎支舜的上访材料。
战鼓乡不受理的理由很简单：战鼓乡政府是潼城县政府的下级单位，自古以来就没有下级单位能够管到上级单位的事情的道理，也没有先例，所以建议黎支舜到县里去找有关部门。
县司法局在仔细研究过黎支舜的上访材料后，明确断定他与县政府签订的那份变电站土建工程协议，完全出自他本人的真实意愿，是合法的有效的。
县信访局在三番五次地接待把黎支舜后，干脆把他当作精神有问题的人对待。那里的干部见着他去了，都纷纷像躲避瘟神一样，老远就避开了......据说，黎支舜到市上、省上上访时的遭遇，也大概如此。
１９９１年秋，黎支舜背着铺盖卷儿到北京国家信访局、司法部等处上访。在后来与张天才无所事事的闲聊中，黎支舜还对自己的北京之行大发感叹：“哎呀，到处都是上访的人，整条街都挤满了人，那长队排起几公里长。有的人甚至把煮饭的锅儿都背上的。”
呵呵，治理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绝不是某些人想象的：台上的人发表几次演讲，做一番表态，撂几句豪言壮语；台下的人喊几句口号，拍几下胸脯，放几个响屁；街头巷尾写几幅标语，搞几场运动，造一些声势；那么简单。
此外，黎支舜还有一句让张天才至今难忘的感慨：“有时候，我们其实只需要一杯白开水，就可以满足和开心，可是我们非得要去折腾。那是因为我们虽然活的是自己，很多时候却要做给别的人去看。”有点文不诌诌的，但大意如此。
坊间传闻，后来有关部门将越级上访大多列为非正常上访，层层往下级追责。北京还一度出现过专门为地方政府服务的黑监狱。
好在黎支舜上方时，还没有这样考核地方政府。所以，他也就从未被人围追堵截过，也没有被黑监狱关过打过。他所做的，就像成千上万的到北京上访的其他人一样，排队递交材料而已。
在折腾了将近半年后，黎支舜终于等到了机会，把上访材料递交了出去，也被受理了，人家让他回家等消息。
三四个月后，已经觉得毫无希望了的黎支舜，正打算再次到北京上访时，有关方面给他来了挂号信，表示已经把他的问题转交到潼城县法院处理，让他直接到潼城法院去起诉打官司。
说起来打官司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或争端，而不是为了告倒谁。但显而易见，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恰恰搞反了。
满心以为拿到了尚方宝剑的黎支舜，也真就去了县法院，也真就把县长黎明顺告上了法庭。
当时，包括黎支舜、借钱给他的亲朋好友、贷款给他的战鼓乡信用社，都觉得老天有眼，问题解决有望，大家的钱终于要有所着落了。
但他们显然忽视了一个道理：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为了稳妥起见，黎支舜还自己花钱请了律师来为自己辩护。但黎支舜说，律师收了他的诉讼代理费，却迫于不为人知的压力而并没有真正地为他辩护，甚至吃里扒外。
这也可以理解，律师本来就是众多骑墙的行业之一：奸商的一点钱，贪官的一点权，如此等等，都可以让他们中的许多人轻易地出卖自己的良心。结果，法院为黎支舜的事情先后三次开庭，三次都判决黎支舜败诉。
唉，几千年来，权力对于人们思想的钳制，生活的干预，秩序的破坏......几乎是无所不在的。以至于大多的职场中人，乃至芸芸众生，到如今在处事待物时，依然自觉或不自觉地首先选择服从或服务于权势，以此强化自己的权势，以图自我利益或价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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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5 15:4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