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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慎施于人。——题记
那场批斗会的幕后操纵者,照例是胡文章;组织者,照例是张天才。但张荣科的死,于胡文章,于张天才,于大多数的吴池村人,却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无人难过,无人被谴责,更无人承担任何责任,甚至事后都几乎无人再提起张荣科和他的事。
当赵妩媚说出打算嫁给张天才的想法时,赵本宣才突然发现,张荣科的事像块石头,一直堵在心头,让他十分反感张天才:在权力的重压下,有时候一个人的人性已随之泯灭。
然而权力场中,至今不乏这样的人:要么为掌握权力而活,要么靠权力而活。他们为权力努力去做他们认为应当做的事,却在很多时候忘了因此应当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他们往往只为掌握他们升迁命运者办事,因而从不问青红皂白是非对错。
这种人,大多数没有人情,没有思想,没有道义,只有利害;对爱无所谓,对恨也无所谓;无所谓欢喜,也无所谓悲伤。
给圈子内外人的印象也比较刻板:他们不同情人,也不迁怒人;不记人过,也不记人恩;除了对财富权力地位怀有强烈的野心外,几乎是一个什么感情也没有的人。
为此,赵本宣在家庭会议上还提起了另一件让他对张天才心生不满的事情。
当年,石河堰还归吴池村大集体管理,每年都要撒网打渔,销往城里,款物作为集体收入。
有一年,有一个名叫马建忠的贫下中农,也混在人群中,跑前跑后帮着拉网捡鱼,趁机把一条一斤多重的鲤鱼,藏在了堰边的草丛里,打算等到人员散尽的黄昏后,悄悄秘密取回家打牙祭。
马建忠耍小聪明藏鱼时,赵本宣看在眼里,但没有制止,也没有声张。不只因为马建忠的父辈跟赵本宣家沾点亲带点故,更因为赵本宣可怜马建忠:父母死得早,吃百家饭长大,五十多岁了还是孤家寡人的。
马建忠长得瘦瘦小小,身单力薄,从年轻时起就贪闲好耍。大集体时,虽然每次参加集体劳动,他都干精火旺声喊声应,叫得最响亮,跑在最前面,从来都是把胸口子拍的邦邦硬,牙齿把钢筋都咬得断;但也从来都是打烂账,三分钟热情,一有机会就懒牛懒马屎尿多,躲到角落里偷奸躲懒了去。
收获季节,他最腿勤。因为可以瞅机会偷点摸点,填饿坑。好在为人风趣滑稽,好恭维人,打不知痛,骂不知羞,所以也不招人嫌。
不曾想,等到马建忠去取鱼时,却被当时驻吴池村的公社革委会成员文玉春带着张天才等人,逮了个现行。文玉春当即就给马建忠扣上了好吃懒做、偷盗集体财产的罪名。
于是被文玉春与张天才等一干人马横拉竖扯,掀翻在石河堰的堤坝上,就地扯了几根黄荆条子,红不说白不说,一顿好打。
当作为大队主要负责人的赵本宣扑爬跟斗赶到现场时,马建忠已经满地打滚,血骨淋当,哎哟连天,呻吟不断。
赵本宣对此气得踏脚,因为他知道张天才和文玉春等人当晚吃的鱼,也全是张天才瞒过众人眼目拣好的藏出来的,压根儿就没有进入到集体收入的账上。
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他们总是能够很快发现别人的缺点(包括我自己哈),却很少有人正视自己的短处。他们无论把自己标榜得多么思想纯洁、道德高尚,一旦真枪实弹地面对着酒色财气,却总会在私欲私心面前,低下貌似高贵的头颅。
只是,有的人一旦坐上宝座,蟒玉龙袍在身,便把脸一垮,眉毛一怂,嘴角一撇,忘了自己是人了,也认不得人了!
虽然在当时,套用一句时下流行的话来说,赵本宣真的想用他那三八码的臭鞋子,啪嗒在张天才那张二百五的脸上,但却不敢喊名叫姓翻箱倒柜当面丢底,更不敢在作为公社革委会成员的文玉春面前横眉竖眼火冒连天。
于是脸红筋涨却不知对谁撒气地吼道:“马建忠毕竟也是贫下中农出生,算不上你死我活的阶级敌人,犯不着下手如此狠毒吧?!”然后强行让人把马建忠连人带鱼送回家,事后不到半年,马建忠离开了人世。
对于张天才的那些让赵本宣颇有看法的所作所为,结婚后,赵妩媚都郑重其事地在张天才面前提起过。
张天才却颇不以为然,他觉得自己是因为公务在身,不得不奉命办事。就像漂在大海上的浮萍,风怎么吹,自己就只能怎么打转转儿,不然就要沉到海底下去。何况人活在世上,哪个不想爬得更高,过得更好?
在权力面前,张天才觉得自己不过仆人而非公仆。其实他对所有人都无所谓恩,无所谓仇。
赵妩媚也表示理解:在场面上混的人,很多时候,听命于领导就是听命于组织,只有活在组织里,才会有出人头地的平台和机会。要想活在组织里,就必须一切听命于组织的领导!
在赵妩媚看来,拿一切自认为能拿的东西,换取眼前利益或需求,是世界上大多数人刻在骨子里融在血脉里的为人处事的基本法则之一。人性好利具有普遍的意义,古今中外,无论贫富贵贱,莫不如此。
因此,“装”是权力场中大多数人的必杀技:装工作,装生活,装学习,装为民,装亲民,装慷慨,装清廉……如此等等,一发不可收拾,以至于无所不装,一装到底。古今中外,大抵如此!
至于文玉春,我打算还是再多费一点笔墨,以免前面的一些文字显得太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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