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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慎施于人。——题记
至于财务方面,虽然有消息说从阎兴全上任以来,统计局每年都找专业会计公司按照正式的审计流程提前审查过所有账目资料,但督察组还是查出了一堆一窖的问题:比如私车公养,比如使用大额现金支出会议补助和统计员报酬......算了吧,反正但凡懂点财务知识的人都清楚,再完美的做假也照样会留下抹不掉的痕迹,何况有些问题还真的是没法整改。
此外,在统计局也有一个瞎猫逮到死耗子的意外收获。张天才与统计局副局长汪起清单独座谈时原本不过例行公事地走过场,因为张天才知道汪起清是全县出了名的“滑头”:在单位爱往领导办公室跑,出单位爱去联系的企业处晃悠,给人的感觉是总有忙不完的事,然而实际上却是敲边帮鼓凑热闹吃吃喝喝……哪里都少不了他;一旦临到硬碰硬的工作,他却从来都是要么不在场要么躲旁边,全靠一帮同事和下属撑着,以此经常被同行戏称为“汪跑跑”,有领导也曾指名点姓地叫过他“汪躲边”。
何况根据事先掌握的情况,汪起清调到统计局还不到三个月,未必知晓里面的问题,很难获取到有价值的信息。
汪起清此前在县文广局做副局长,因为以儿子汪太航结婚需要用钱为名强行向“明爱网吧”老板皮明爱借过三万块钱,一两年了却一直不肯归还也不打借条,挨了严重警告处分。他自觉在原单位没法混了,这才找到当副县长的哥哥汪起雄帮忙想办法找门路调到统计局任职。
但在随手翻阅统计局提交的近三年信访问题台账时,张天才发现那其中又有关于汪起清的:他被人检举在文广局做副局长期间,多次收受网吧业主、游戏厅老板、书店店主等人的红包。
这个问题,统计局纪检组已经做了“彼此间礼尚往来属于正常人情世故”的调查结论,也如此回复了县纪委。张天才简单地询问了一些例行性的问题,已经打算就此结束谈话,却鬼使神差有口无心地冒出一句:“关于收受红包礼金的事,你好像还有问题没有如实坦白吧?不过也没关系,我们下来后会再找人核实。”
如此和颜悦色漫不经心的一句话,却出人意料地把已经起身打算离开的汪起清重又硬生生地按回到椅子里,冷汗从他额头不停地往下淌。
张天才无心插柳还是没多想,一边放下笔准备亲自送他出门,一边关心地问:“你哪里不舒服吗?”
汪起清竟然榆木脑袋不开窍,面红耳赤局促不安有如百爪挠心,只顾嗫嗫懦懦地道:“我确实收了人家的红包礼金,我现在就老老实实地跟你们说清楚。”
于是张天才便不得不再次拿起笔听汪起清说话。没有人问,汪起清便麻布口袋倒米似的一顺溜儿地交代了红包礼金的问题:他曾以恭贺新房、儿子结婚、过五十岁生日为名,在三年时间里先后向被管理对象索要了九万多块钱的礼金。
这些最终被第八督察组作为违纪问题线索,以专报形式上报到县委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却把县统计局纪检干部辛红苇搞得很被动,差点因此调离纪检岗位。
坊间传闻县纪委碍于汪起雄的关系,原本打算仍要以“人情世故,礼尚往来”为由搪塞过去的。然而张天才他们却白纸黑字做得太过仔细,问题线索的附件里有汪起清的谈话笔录:他居然清楚地记得每一个人的名字每一笔钱的多少,笔录的末尾有他歪歪斜斜的签名、鲜红的指印......
张天才当时都觉得可笑,替他着急:没脊梁的软骨头!没人过问的时候张狂得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以为老子就是王法,想咋地就咋地。一旦被揪住了尾巴踩到了痛脚,还没咋地就怕了怂了,竹筒倒豆子,如丧考妣,把鳄鱼的眼泪流淌得稀里哗啦的。
第八督察组最终确实在鑫玛集团公司呆的时间最长。郑关东每周都找出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邀请了张天才和督察组的人,找地方去吃一场酣畅淋漓的酒,前后共有四五次。头一回张天才还装模作样地叮嘱一番:“万万不可为外人道”。后来习以为常,也就不再多此一举。
其中有一次郑关东却单只请了张天才和两位副组长。那是督察组进驻鑫玛集团公司的第二周,当时已经发现了不少问题:比如鑫玛集团公司成立之初的差不多一年里没有哪怕一次召开过党委会的记录,比如到督察时为止公司党委在人员管理、薪酬制度、考核奖惩等方面的规章制度都没有建立或健全,比如公司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等责任及分工还没有厘清和明晰,大多混为一谈,没有形成可操作的企业管理控制体系,比如不及时解决公司员工普遍关心的“三定方案”等热点难点问题,导致岗位设置交差、职责不明确、薪酬待遇不确定、人心不稳......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张天才虽然都让人写进报告里,但也都跑风漏气,提前跟郑关东进行过沟通,且把责任大多栽到了公司前任党委书记靳琨理头上。毕竟靳琨理在任时就没少受县里两个头儿的责问。何况靳琨理那时也已经退居到二线没了实权,即便把死耗子全都甩给他也不算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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