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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现在有很多青少年不了解我党先辈们苦难辉煌的过去，不懂得我们的人民争取和平幸福来之不易，没有切身经历过战争的磨难和苦痛，没有新旧两个社会的生活比较而缺乏两种社会性质的鉴别能力，加之目前社会媒体负面信息的影响，极易产生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甚至盲目崇洋、缺乏报国热忱，失缺信仰等，应当引起我们地深思。谨于此有生之年，董守义同志回顾过去历程，并将所闻所见书写于此，旨在传承我党优良传统，激发青少年爱国热情，使之，沿着革命先辈开创的道路健康成长。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阴十月二十九日），我出生于河北省磁县马头镇关东洼村（现属邯郸市）一个中共地下党员的家庭。我家祖祖辈辈务农，曾祖父董浩然以前的家庭，十分贫穷，到我祖父这一代，由于兄弟四人齐心协力、勤奋持家、刻苦劳动，逐渐购置土地、建扩宅院、开设油坊，走向了富裕。由此，家族可以送父亲到学校读书。
我的父亲董兆林（原名董国安，字少白），一九零七年生，一九二二年考入河北省立永年十三中学，一九二六年毕业。一九二七年到磁县县立马头镇第三高小教书，成为董家唯一的知识分子。做教师期间，在校长王维纲领导下，开始接触共产党员王子青、李巨川、李亚光，刘大风（安明）等同志。也正是在他们影响下，思想上逐渐走向成熟，坚信马列主义、坚信共产主义，立志为天下劳苦大众谋幸福而奋斗，并于一九三零年八月经王维纲、巩受益两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以教员身份作掩护，开始了党的秘密工作。期间，主要是担任直南特委联络员，负责联络、传递情报、刻印党的材料，组织群众保护、接送党的干部、按排食宿等。
当时马头镇有四大特点：一是交通方便。平汉铁路（北平至汉口）纵贯其间，西（佐）马（头）铁路支线（现为峰峰至马头）在马头火车站与平汉铁路交接，滏阳河航运直达天津。每天将峰峰西佐生产的煤炭和彭城出产的陶瓷等运销南北沿途两线和汉口天津等地；二是马头镇距西佐峰峰煤矿和彭城瓷窑厂的工人以及周围的推运小车运输的农民较近，联络方便；三是马头镇以县立第三高小为中心，经王维纲的精心培育，党的秘密组织逐渐发展起来。马头镇先后在王维纲、董兆林和巩受益的组织领导下，分别在王家庄、关东洼、徐家庄、杏园营、木鼻、大马庄、小马庄、石桥、张家庄、花官营、南城、车角、赵拔庄、西村等村发展了党员，党的组织获得健全、壮大。同时，在青年中也建立了青年团组织。一九三一年，党、团员已发展到五十余人。经常不断进行游行示威，散发革命传单，如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蒋介石卖国政府、反对地主土豪劣绅、反对剥削……革命斗争非常活跃，对群众影响很大。四是商业繁荣，商店门市星罗棋布，商人来来往往，络绎不绝。鉴于马头镇的优越条件，有利于地下党的各种活动和发展，因此，在白色恐怖时期，直南特委、磁县中心县委、冀鲁豫边委都先后在此办公。当时在我家或我村附近党员家里，曾住过的领导干部有：直南特委领导王从吾，全国解放后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磁县中心县委书记李箐玉，解放后任农业部副部长；磁县中心县委副书记黎玉，解放后任农机部副部长；磁县县委书记刘大风，解放后任广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磁县县委副书记李亚光，解放后任国家计委干部处处长；直南特委副书记王子青，在延安牺牲。另外还有六合沟煤矿工人领袖太行第四游击队司令纪德贵、李昌、陈子华、刘振山、陈少敏等领导同志也都先后在我村或附近村党员家里居住过。为掩护他们进行革命活动，我父母还把刚出生的我认给常在我家居住的磁县县委书记刘大风（安明）为干儿子，以便于开展秘密活动。当时，我家实际上已成为党组织的秘密联络接待站、指挥所和避风港。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孙中山三大纲领，实行对共产党员大逮捕、大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年底一天，父亲接到通知，有一紧急情报必须马上送到磁县城里。当时是黑夜，父亲赶到磁县城时，城门军岗林立，正在对每个行人进行全身搜查。父亲见况，假意去路边厕所解手，迅速将文件藏到鞋垫下边，穿好后才往前走，躲过敌人搜查，安全将文件送到，使城里的同志安全转移，党的秘密组织免遭一次重大损失。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三省，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引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磁县城乡爱国志士纷纷行动起来，采取各种方式开展救亡运动。磁县县委派我父亲等人，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反日救国活动”，他们写标语、刻印宣传品，揭发国民党卖国行为，并组织十几支宣传队伍下乡演出，宣传抗日，全县城乡掀起了抗日爱国热潮。与此同时，广泛号召广大工农群众积极报名参军，在马头镇先后组织起两支游击队伍：一支是正义游击队，队长马养斋；另一支是先锋游击队，队长杨洪云，副队长董国良，我父亲是指导员。这两支游击队均合并到八路军先遣支队独立第三大队，队长王维纲。王维纲调地方工作后，由田裕民领导。一九三八年为扩大抗日队伍，我父亲和杨三朝同志又动员组织群众参加抗日队伍，仅用三、四个月时间就发展到一千多人。一九三九年春，这支队伍并入陈赓将军的八三六旅十六团。
一九三二年，父亲奉县委的指示，协助王维纲领导磁县彭城小车罢工斗争。彭城是个久享盛名的“磁州窑”陶瓷产地，这里的陶瓷远销国内外，素有“千里彭城，日进斗金”之赞誉。拥有陶瓷业主一百五十多家，工人一万多人。彭城所产陶瓷大都靠小车运往马头镇装船、装火车。资本家用微薄工资启用周围农民给他们推运，用多种手段对工人剥削，如银元换铜钱要扣手续费、过桥费、捆瓷费、荮货费、破损费等等。小车工人无法忍受，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导致工人自发罢工。党组织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开展革命斗争。直南特委、磁县中心县委指派以王维纲为首，贾云标、许振平、董兆林等人参加组织领导这场罢工斗争。特委秘书长喻平和我父亲以及巩受益三人，负责为小车罢工购买布、纸张，用来做大小红旗、刻印宣传材料，同时还编写印制了《敬告民众书》。文曰：“民众同志们呀，我们这地区地少人多，出死力不够生活，没法子到彭城去拉脚，可恨店主没人性，好比要命的阎王爷，大家齐心不推货，联合起来吓死他……”语言铿锵有力，通俗易懂，广大工人听到后义愤填膺，纷纷推举代表到王维纲等人驻地开会，成立小车社，一致推举王维纲为总社长，并制定《罢工宣言》，对窑主、店主开展合法斗争。四个多月后，彭城瓷货堆积如山，无法外销，资本家承受不了这惨重的损失，派苏老换等三人出面调解。县委书记刘大风、小车社长王维纲、共产党员董兆林、李欣然等与小车社工人、农民三、四千人在竹林寺举旗集中后，进行了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活动。民团兵丁曾举枪欲向游行人群射击，但在浩大的群众面前，他只好夹起尾巴走了。资本家看到罢工游行的人们不怕他们威逼，又派代表出面讲和，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条件，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
一九三二年，受“左”倾盲动主义影响，河北省委向直南特委发出指示：磁县汹涌澎湃的罢工浪潮是直南革命运动高潮到来的标志，反对右倾，应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磁县县委根据省委指示，成立了以王维纲为暴动总指挥，马东汉任副指挥，杨新芝为政治委员等暴动组织。后因暴动行动暴露，敌人纠集民团，又有国军配合，进行激战，终因寡不敌众，队伍撤到台子寨西山白龙庙上。但很快又被敌人发现，在数倍敌人堵截下，虽经奋勇抵抗，结果因弹尽粮绝，王维纲、唐寿山、马东汉等十八名同志被捕。
王维纲他们被捕后，先在磁县国民党监狱进行严酷逼供，王维纲等同志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一九三三年十月，将王维纲等人押送北平。经河北省高院第一分院审理判王维纲死刑，唐寿山无期徒刑，其他人分别判了十二年徒刑。王维纲在监狱中上诉两次，均无效仍判为死刑。为争取时间，王维纲又向南京提出抗诉。此时，党组织为营救王维纲同志，指派我父亲和李三陈同志，负责筹集资金、衣服、皮鞋等，将小钢锉藏在皮鞋夹底里。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将这些东西送到了王维纲手里。王维纲于三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午，在监狱同志们的密切掩护下，把铁镣锉断，从监狱三楼跳下落到一个铅皮房顶煤场仓库的卡车里。苏醒后把里边穿的衣服换到外边穿，穿妥后走出煤场，乘坐一个人拉洋车跑出西直门，越狱成功，经周折辗转奔赴延安。从延安党校出来后任二野纵队政委，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下，挺进大别山，参加了淮海战役、解放大西南等，全国解放后，任中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一岁。
王维纲被捕后，马头三高反动教师刘景堂提为校长。这对马头党的组织震动很大，党组织基本处于沉闷、停止状态，革命活动一时低落。刘景堂上任后处处为难排斥党团员教师，最后发展到把党团员教师和勤杂人员一律辞退或解聘，三高党团组织基本解体。一九三三年放寒假时，我父亲被辞退回家。父亲回家后在本村继续组织党团员活动，后来直南特委、磁县县委领导王子青、刘大风、李振山、李昌、李亚光等同志经常找我父亲联系，商谈如何尽快恢复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根据上级要求，我父亲秘密赴周围各村联络党员，恢复组织（王维纲、巩受益和董兆林先后都是马头镇党组织的领导人）。在上级领导正确指导下，我父亲组织马头车站焦炭厂的工人和装卸工人利用夜间进行抢煤炭活动，大约每人一夜能抢到一吨左右。市面上每吨煤可卖到三元多，而工人干一天活才挣四角钱。这大大提高了工人们的情绪，很快建起党领导的工会组织，恢复了党组织的革命活动，增强了党员和群众的革命斗志。
一九三七年九月，父亲配合李巨川、徐香圃、吴合谦、李相虞等，在磁县南贾壁村于德福家开会筹建磁县抗日政府事宜，十一月在北贾壁寺沟宣布正式成立。这是华北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县政府。县长田裕民、县秘书李巨川、承审处长董兆林，地址设在磁县苗家庄。当时，解放区有一些人吸大烟，因凑钱闹事。承审处成立不久，在张二庄发生了一起杀人案。当时人们议论纷纷，都说是仇杀。公安部门也认为被害人平时惹了人，就抓了几个嫌疑人交给了承审处。我父亲在审问前，以一个普通人身份到附近村与群众座谈聊天，进行调查侦察，搞清了杀人凶手是池上村地主赵尚克之子赵金元。其原因是因吸大烟成瘾，在半路打劫钱财杀人。真相大白后，被抓之人释放，凶手得到应有处理。这件事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群众说：磁县又出了个董青天。
附注：在磁县群众公认第一个清官是指清末磁县县长刘孟扬，为官清正廉明，受到好评，被称为刘青天，并写了《戒贪铭》流传至今。
父亲在涉县西达任太行五地委总务科长时，为了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封锁，地委决定自力更生，克服困难，除开荒种地外，成立实业公司，由总务科主管。父亲选调李敬任经理，于清泰任副经理，地址设在涉县河南店，从山西运小米到磁县、武安销售，再买回食盐、布匹等，以保障地委正常工作运转。一次副经理于清泰带款数亿元（冀南票）在山西黎城被盗，父亲闻讯后，迅速组织有关人员追查此事，仅用了七天将此案破获，货款原物追回。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解决土改和自卫战争干部之急需，太行行署决定成立一所学校（即太行区公立漳滨中学），培养革命干部。十月份，父亲配合李巨川（当时任五专署副专员）在磁县峰峰南响堂寺进行筹建。父亲利用在教育界的影响，很快将蔺秀斋、李真干、张福臻等老师配齐，编选讲义。于一九四六年元月招生，三月十六日正式开学。父亲任学校办公室主任（当时叫秘书）兼党支部书记，开始了他重新办教育的征程。漳滨中学开始办了初中四个班、初师两个班、后师一个班、一个干部班，后又增加两个简史班。随着社会发展需要，学校又增加七、八班等。学校培养出了以于秀生（湖北省宜昌地委书记）、赵保田（河北省办公室主任）、侯爱莲（山西省高院副院长）为代表等近千名革命干部分赴祖国各地，在解放和建设祖国过程中做出了一定贡献。为解决学校经济困难，采取自治自救的办法，组建了漳滨商店总店。我父亲选派成庆堂、于清泰等为经理。下设四个分店：百货、运输、棉花、油坊。经过刻苦努力，商店除解决了学校经费问题外，还上交给太行行署四亿多元（冀南票）。
一九四九年安阳解放后，我父亲被任命为安阳地区检察署署长。当时全国刚解放，国民党残余人员经常捣乱，全国开展镇压、肃反运动，原邺县法院院长张开基被搜捕，说他涉嫌包庇反革命，与敌人同流合污……，这件事引起了我父亲的高度重视。父亲一生有强烈责任感、事业心、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他亲自组织人员对张开基一案作调查核实，经慎密了解，证实张开基是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四零年入党的一位老干部，当时在镇反时他反对有人搞不实、扩大化、乱捕人的现象。因此，有人说他是包庇反革命而被捕入狱。事情弄清后，张开基同志得到平反。出来工作后，他不计个人恩怨，勤奋努力，被提拔为地区法院副院长。
全国解放后，父亲长期从事党的政法、监察、纪检和组织工作，先后任平原省安阳专署公安处秘书科长、平原省人民检察署安阳地区分署副检察长、新乡地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共安阳地委委员、安阳地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四人帮残苦迫害，被罢官下放到白条河农场劳动。粉碎四人帮后任安阳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父亲为革命奋斗了六十余年，为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新中国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革命斗志，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一九九零年九月十一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安阳逝世，享年八十四岁。父亲的一生是坚持马列主义战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
记得在我七、八岁时，我村伪村长李老四，向敌人告密，说我父亲是共产党，经常有人在我家聚会。于是，在一天的凌晨敌人包围了我家捉拿共产党人。敌人把刺刀架到我母亲的脖子上进行质问，要我母亲说出我父亲是不是共产党，在什么地方，都有哪些人来这里聚会……。我母亲说我父亲没事变（七七事变）就出去了，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没有人来我家聚会过……。敌人在我家搜查了半天，一无所获，就到外边问邻居，邻居也说我父亲还没事变，就出去了，一直没见他回过家……。敌人无奈就到北院我四爷家里将我堂叔董国宾抓走了，后来通过层层关系，花费了六百元钱才把人赎回。
地下党组织为防止敌人抓小孩（我哥和我）作人质，通知我家尽快撤到抗日根据地去。我母亲将我家的耕地等分别让给我堂伯父董国才和我母亲的舅舅杨金策耕种。安排妥后，母亲带领我们兄弟二人按地下党组织的指示，从马头出发经西佐、峰峰、拔剑等地，通过敌人层层盘查，一道道封锁线，最终到达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边区磁县西部山区索井村，同在贾壁磁县县政府当秘书的父亲团聚了。
父亲调到涉县西达太行五地委任总务科长后，索井乡公所按抗属让我家住在索井村东岸宕富裕户王清明家东屋，农历羊年腊月我妹妹董守珍就是在此出生的。一九四四年我家移居到周合德家东院（独串院），该院没有东屋，有西屋和北屋（仓库），我们就独居在西屋。在此地，一直住到抗日战争胜利，平汉战役结束，马头镇解放才返回老家。老家原伪村长李老四罪恶多端，经群众公审后，被政府枪毙。
索井，是全县最大的村庄，自古流传着“七天井，八陶泉，仨岗西，俩拔剑比不上索井一大片”的顺口溜（即七个天井村、八个陶泉村、三个岗西村、两个拔剑村加起来不如索井村大）。索井村人口众多，群众淳厚朴实，但因土地贫脊，地下无水，吃粮靠天收，饮水靠雨雪，许多家里挖有瓦缸似的洞水井，把雨雪存入井内，供人们日常饮用。粮食不够吃就上山挖野菜、剥树皮、采树叶。我家也不例外，光靠政府每人发的25斤原粮也是吃不饱，我们弟兄两人一放学就去挖野菜，同群众一样都是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群众有个顺口溜：“荠荠菜包饺子，家家户户都想吃”（用一种野菜包的饺子）。尽管如此，人们抗日的情绪依旧很高，村里先后成立了抗日民兵组织、青年抗日先锋队（即青抗先）、妇女抗日救国会（即妇救会）、儿童团……等抗日组织。儿童团由马大河任团长，我任副团长（还有两名副团长已想不起名字了）。
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个是为党和政府机构站岗放哨。三、五人一拔扛起红缨枪到村边路口查“路条”，有”路条”则放行，否则不准过往（路条是竖写，如：兹有本村XXX前往XXX村串亲戚，请沿途岗哨放行是荷。X年X月X日盖有乡公所公章）；另一个就是传送信件。接到信件后一村传一村送到收信单位（个人）手里，如遇到信封上插有鸡毛（即鸡毛信）就必须日夜不停的传送（我们未遇到此信件）。
一九四三年发生蝗虫灾害，蝗虫飞起遮天蔽日，所到之处庄稼被一扫而空。全县成立了剿蝗指挥部，男女老少以军事建制组成班、排、连、营剿蝗战斗组织。索井小学在王连清老师带领下也参加了剿蝗作战，我任排长。我们全排同学用鞋底打、棍棒捶、簸箕撮、布袋装、挖坑埋、点火烧，经过昼夜围歼捕打，终于消灭了蝗虫，战胜了灾害。
索井小学毕业后，我考入磁武县第二抗日高小，校长王泽普，校址在贾壁阴沟寺，吃住都在学校。学校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敌人来扫荡，我们就绕山转、串树林、钻窑洞，学习时把石头当板凳，膝盖当书桌，用捡来的子弹壳做蘸水笔，笔记本写完正面再用反面记，夜间睡土炕，打地铺。
一九四五年平汉战役打响后，县政府要求各行各业全力支援前线，有的抬担架，有的搞运输，我们第二抗日高小被分到峰峰解放军野战医院做看护工作。招待护理伤病员，帮助医院护士给伤员缠绷带、端饭、喂饭、端屎、端尿……在此服务，一直到平汉战役胜利结束。
我高小还没毕业，返回老家后在磁县南关考入了太行区公立漳滨中学，享受公费生待遇。在此校，本该安心学习，但由于河南安阳的敌人还乡团不断到磁县骚扰，学校不得不采取白天在教室上课，夜间到十里以外的农村住宿。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向解放区疯狂进犯，磁县实行战备，太行漳滨中学于一九四六年秋天，转移到抗日根据地——岗西村，一九四七年春天又由岗西村迁移到索井村办学。为克服困难，学校利用自治自救办法，组织学生纺棉花、打毛衣、编草帽、抬机器（把峰峰煤矿卸下来的机器抬运到根据地山洞里），我参加了纺棉花小组。一九四七年我解放军节节胜利，太行漳滨中学于七月份从索井村返回磁县南关原校址。战争年代的学校，大都以适应战势为宗旨，漳滨中学是战争年代的学校，只要前线或地方政府需要人，学生就会提前毕业奔赴工作岗位。如国民党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学生在参军参战保卫延安的号召下，参加解放军走出了一批，土地改革时，地方政府向学校要走了一批学生，国防工业在当地建兵工厂又要走一批……。学生逐渐减少，学校只好将同年级的班次进行合并。当时，中一班、中二班合并为中一、二班，中三班、中四班合并为中三、四班。学校还不断组织学生到乡村进行宣传活动，以演街头剧、扭秧歌、说快板等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放暑假或寒假后让学生回到家乡走进饭市场给群众读报纸，夜晚上房顶用洋铁皮做的喇叭向群众广播宣传“土地法大纲”等。有战争时，解放军在前边打仗，学生随后刷写标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如在汤阴活捉国民党杂牌军司令孙殿英时，学生把国民党写在墙上的反动标语刷洗掉换成我们的标语口号政策……。
一九四八年，山西左权隘峪口太行兵工第七药厂，在磁县滏阳河畔组建一个分厂，任志珍政委到太行漳滨中学要求学生参加军事工业生产。经厂、校领导商定，我们十六个同学提前毕业，他们是：孙永康、赵志华、李建芳、牛万章、田同信、刘庚皎、刘太初、段清源、陈建华、程花奎、索兰忠、冯玉玺、董守义，另有三名同学想不起名字了。这些同学于四月十六日各自背起行李步行到峰峰（临水）竹林寺太行兵工第七药厂一分厂（对外称福记山货栈）报到，从此走上了革命历程。本来组织上分配我和段清源是到彭城缸窑当记工员的，但李信经理到厂部来引接我俩时，他嫌我年纪小（十四岁）只领走段清源同志。后来，我被分配到厂务科任材料收发员。在此，同于宝田、王继春、牛万章一起收发火硝、硫磺等。于宝田是我在贾壁抗日高小和漳滨中学双校同学，他和王继春、蔺朝义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就到该厂工作了。除此之外，我还在该厂一股当过公物收发员和二股做过炸药生产，一九四九年元月又调回厂务科担负驻二股收发炸药用的木箱子任务等。
太行兵工第七药厂一分厂，厂房和设备非常简陋，利用竹林寺、黑龙洞古庙做厂房；利用彭城出产的陶瓷缸摞缸（内装碎碗片）连接起来做生产硫酸、硝酸的反应塔；利用滏阳河水打碾做粉碎机（粉碎硫磺和硝石等）；利用网箩将搓拌的木粉甘油筛出炸药。全厂员工不怕苦累、不顾酸气扑鼻损牙，不嫌粉尘呛喉咙，不惜双手冻裂疼痛，只为全国早日解放而日夜苦战。就这样在竹林寺生产出了硫酸、硝酸；在黑龙洞庙内筛出了硝化甘油炸药，俗称油甜炸药或黄色炸药，这种炸药用于炮弹、手榴弹、地雷、炸药包威力十分强大。第七药厂一分厂的产品及时供应了解放军支援了前线，为华北解放做出了贡献。一九五零年国防部发给我们军工人员每人一枚华北解放纪念胸章。
一九四九年，华北兵工局决定将太行兵工第七药厂和第九药厂及两厂分厂撤销，并入新组建的山西长治兵工第十药厂。五月分，我和第七药厂一分厂的大部分人员（不愿去的同志就地安排工作），被调到山西长治兵工第十药厂。兵工局为了为新中国培养兵工工业技术人员，同年九月选我带薪（每月35个餏即旧币22万元）保送到山西省太原市上兰村华北兵工工业学校（现为中北大学）第七专业（即火药专业）701班学习。一九五二年六月我在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预备期半年，转正后被选为校学生会宣传委员和第七专业（701班和702班）党支部委员兼团支部书记。一九五四年毕业，尔后，分配到辽宁省辽阳市国营三七五厂（对外称庆阳化工厂）任硝化棉技术员。该厂生产TNT和硝化棉炸药，生产厂房全在山沟里，各个车间都被土石堆和树林隐蔽着。厂房距东京陵住宿地十多里，职工每天上下班都乘坐敞篷大卡车，若遇雨天，只好受淋，因为途中无避雨、遮雨的地方；也有人冬季骑自行车上下班，往往因气温极寒、冰封路面、道路凸凹不平而被摔倒。关内去的同志编了个顺口溜来形容这儿冬季恶劣的气候：冰雪马路风雪衣裳，眉毛降霜手脚冻僵，唉呀呀，我的妈，还是让我回关内吧。一九五四年底因硝化棉细断度不合格并且含有铁质，严重影响成品安全度，使上下工序不能正常生产，为解决这个问题，厂决定我和技术员杨国英、谢淑芳在车间轮流倒班试验，经过多次摸索试验，终于找出了原因，总结出细断机之滚刀应用硬钢，降刀速度不可太快，同时还应及时调节滚刀与底刀的距离，严格控制棉浆浓度。这个问题解决后，一九五五年三月我和杨国英被调到北京市中央第二机械工业部（现为兵器工业部）三局（二、三局合并后称为五局）。我被分配到基建设备处任技术员（由五级晋升为四级技术员，当时技术员为五级至一级，一级为最高），党支部委员兼处工会主席。一九五八年调我到陕西省户县国营845厂（对外称惠安化工厂）任科研所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主任由副厂长、总工程师朱瑛同志兼任），研究火箭导弹等新式武器用药。这个厂，是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156项工程项目之一，系全国同行业最大的兵工企业，保密要求非常严格，连职工通信都要用第二厂名或信箱代号。当时，有许多苏联专家在厂帮助建设，但大部分车间尚未建成投产因中苏关系破裂，在厂帮助建设的苏联专家全部撤走了。中央很关注国营845厂建设，六十年代初，李先念副总理到该厂视察。当李先念副总理到科研所后，我向其汇报了目前的科研情况。我说，除聚四氟乙烯、有机硅氯乙醇为军工产品服务的这几个项目外，其它军工项目都还在研究实验中。李先念副总理指示：工作一定要认真、细心，加快研究步伐。
我们没有因苏联专家全部撤走而丧失斗志，一刻也没有停止建设，广大干部、职工发奋努力，更加忘我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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