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价值
话说价值
作者：愚夫老戎
价值问题是当今最关键、最具根本性、又最受忽视的哲学问题，没有“之一”。它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前途方向，和平与发展，文明的沟通与交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孰优孰劣等等。所以，它自然是个深刻的问题。而我们在这里，打算用大白话式的语言，把这个问题初步解说明白，故而用了“话说”作标题。但我们的“话说”，不是乱说、概说、笼统一说，而是认真仔细地说，所以值得您一读。
一、 问题的提出——阿富汗坠落与价值悬浮
就在去年，全世界人民通过网络共同见证了美国在阿富汗的仓惶撤退和机场上空惨烈的“坠落”。这“坠落”以激烈的方式凸显了一个历史性事件：一个被号称“灯塔国”的强权精心培植了20年的“温室民主社会”，瞬间坍塌。但即便如此，还有那么多阿富汗人仍然拼命要抱住美国不肯放手，直至有人从空中坠落。这里面有什么关键秘密？当然，这秘密是不用保密的，而惨烈的坠落也恰好揭示了其中的秘密。
美国在阿富汗溃败的根本秘密就在于“价值悬浮”。
所谓“价值悬浮”就如字面意思一样 —— 一个人思想（情感）上凌空蹈虚，其所认可、信任的核心价值，悬在半空，不接地气，其人内心会有价值错觉、价值幻影或价值幻景。好像一架空中的飞机，而飞行员产生了空间错觉：把天当成了地，把地当成天，结果，飞机多半会坠毁。而价值错觉则会让人做错事，幻影会让人遭遇挫折，幻景则让人生失败，让社会、国家失败。因此说，价值悬浮者的所思所想无法落地，一旦接触实际（落地），立刻被现实教训、无法持久，乃至被推翻。中国人对此类境况有着丰富的经验、教训，我们众多的成语、谚语可以作证。
例如，守株待兔、缘木求鱼、与虎谋皮、一厢情愿、剃头挑子一头热，纸上谈兵、百无一用是书生、口头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乃至于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等等。所以说，我们不能光看到美国人在阿富汗的失败，却忽视了自己身上就可能潜伏着“价值悬浮”的隐忧。
比如，我们可能会遭遇“部分的价值悬浮”，象常说的“富不过三代”，那么通常在“二代”身上就开始了“部分悬浮”，发展到“三代”，就彻底“悬空”了。再如在明清时期，官员到地方上上任离不开师爷的陪伴，离了师爷，地方官连日常的办公都难以顺利展开。换言之，不能“深入基层”（当然，古代一般不让官员下乡），自然会不接地气，不了解具体情况，也就在现实面前无力应对了。
更普遍的则是我们现代人的处境：由于大规模的分工协作，每个人都只接触实际事物的一小部分，不了解全局、整体，面对社会变化常常是懵懂无知，人云亦云，抱着一知半解的意见，随心所欲（实际是自以为是）地选择立场、发表看法，采取行动，直至随波逐流，载沉载浮。如今骗子多、大忽悠多，不正是因为处于“价值悬浮”状态的人多，容易上当受骗吗？许多被骗者甚至受过高等教育，有着优越的社会地位，依然在“悬浮”状态中，浑然不觉。直到被惨痛的现实一闷棍打醒。但即便醒，他们也醒得不彻底，仍然需要更深入的反思。
那么，“价值悬浮”如此普遍，从哲学上说，其客观基础是什么呢？
动物有趋乐避苦的习性，人则有好逸恶劳的偏好。在《西游记解读流水贴》中，我们揭示过，高级动物的神经中枢的神经细胞皆处于被优渥供养的状态，有机会避开外界的磨难，构造一个虚拟的美好境界，自我麻醉。个体沉溺其中，可以换得一时欢愉和甜蜜。这也就是说，价值悬浮必定是有短暂的获益（期）的。而欢愉与甜蜜令神经中枢期望这种状态可以长久保持。这就开始陷入了自欺之中，幻想当前的“现实”是有可靠基础的，并以此作为信念和行动的依据，这就成为了“价值悬浮”。人由此可以天马行空，自由放飞，以至于可能会“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而更关键的，则是由于对价值本质特性的不了解，在变化多端、纷纭复杂的各种价值面前眼花缭乱，无从分辨真相，才容易踏入误区，还不知不觉。
因此，趋乐避苦、好逸恶劳只是造成“价值悬浮”的浅层原因，而对于价值本质的无知，才是更重大而深层的“祸根”。
那么，最最最重要的问题、最最最根本的问题，来了！
什么是价值？
为什么说这是最最最重要且根本的问题呢？因为它关系到人类追求价值的初心能否实现及如何实现。也就是说，要实现人类的根本目标，就要从根本上认识价值。如果连价值都不认识，谈什么实现人类的根本目标呢？那免不了要“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同时，也可以说，人类目前和将来长远上可能遭遇的许多问题，其根源可能都与不能从根本上正确认识价值有深刻关系。这些问题在一开头的开场白中已经有所例举，这里不多赘述了。
球形逻辑应用再议之哲学素人的进阶
首先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取经之旅就要“鸟枪换炮”了！啥意思？
在以前，我们的取经路都只能靠两种方法探索前进：一是实事求是，二是哲学直觉（顿悟），凭此在茫茫荒野与暗夜中摸索行路。但很快，接下来我们将开启新的探索阶段了，即理论联系实际——要有理论了！或者说是搭建理论雏形了！有了理论的支持，探索就将有巨大的确定性，即找到通往哲学“宝藏”的光明大道了。我们只要沿路前行，必能一路收获满满，而不再有上顿没下顿，时不时还要吃夹生饭、冷饭、沙子很多的饭，没办法，那时条件简陋，天可怜见的。（字老是打乱，敌人一直不停在胡乱移动光标，一不注意，字就打到乱七八糟的位置上，需要不停检查修改）
不过，从今往后，咱们的条件就要根本性地改观了，也要有理论的大炮了！用李云龙的话说：“咱是有钱人”，一言不合，“把大炮拉上来”，给我轰！——把真理放在大炮的射程之内，那感觉，不要太爽！有没有一种军国主义分子穷兵黩武的感觉？——这实际就是说，咱们也升维了，超越旧维度了：由走变跑，或由跑变飞了。那肯定很爽啦！但第一，不能忘本，第二还是要一手一脚搭建理论，一口吃不成个胖子。所以，我们要理论联系实际。
前面说到，要找到正确方向，重新出发。方向已经有了：要理论联系实际，搭建理论。那“出发点”在哪里？就是对人的本质的透彻认识。这相当于地基。有了坚实的地基，才能建起稳固的思想和理论大厦。
那就首先来搭建地基吧。
之前，我们从考察人的历史逻辑起点，触摸到了人的本质、这一重大课题，它实际回答了“我是谁”的问题。西方哲学三大问我们都不陌生：我是谁，来自哪里，去往何方？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给出的答案却根本上是误导人、让人误入歧途的。
这种思想错误首先就出在目标的设定上——西方要找绝对真理，绝对颠扑不破的终极之物。于是，就必定要取消历史、各种现实的支撑，以消除任何偶然的、特殊的和必然会消失的因素。于是，只能依靠逻辑，做形而上学的思辨，从而得出了那个著名的结论：“我思故我在”。这样，人的本质没有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便只能推出一个结论：自由。我是自由的，来自自由，去往自由。这就是西方为“人”（那个“理性人”）找到的终极答案。看上去很美，其实，全是空洞的臆想。
人都是从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走来的，并始终与历史和现实相伴。脱离这些做纯粹思辨，只能是形而上学的臆想，注定是自嗨自爽的无谓游戏。信了它，就悲剧了，必然误入歧途。唯一的用处，就是给自己的一切欲望找理由，给自己的一切麻烦擦屁股，把一切责任都推卸干净。这就是西方的所谓“自由”的全部意义。这“自由”完全是人类的“异教”，不仅一文不值，而且有毒有害。
那么，什么是人类的“正教”？就是人文领域的正确理论。其正确性就在于始终与具体的历史和现实紧密相通，并被具体的实践所验证。所以，它不是僵死的原则、教条，而是流水不腐，与时俱进的开放体系。
这一体系，目前有两样构件：1、基础、地基，是对人的本质的全面、综合且开放的认定，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一般方法，就是超维逻辑（也叫万维逻辑、球形逻辑，这三个是同一件东西。以下将随机互用）。这同样是全面、综合且开放的方法体系。这一方法体系有一个根本原则：中庸，或称和解、悟道，最简练的就一个字：道。
以上两样互为开放者（解放者），也互为收敛者（拘束者、监督者），就如一阴一阳的太极圆环、太极图。
若单纯讲“道”，难免滑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搞优胜劣汰、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终走向反人类。比如今日之美帝，已是“独阳不长”，即将原地爆炸（通胀）。所以，必须以人为本，才能收敛，才能止于至善，而不会以资为本，不知收敛；若单纯讲人（以人为本）、或善，只讲（人的）需要，不讲客观规律和现实条件，就成了无限圣母情，用爱发电，黑命贵、白命贵、LGBT横飞，政治正确乱扫，社会撕裂，人群内斗，或是一味搞福利社会，享乐主义，娱乐至死，坐吃山空，巨婴、傻白甜遍地现眼。此为“孤阴不生”，终归一无所获。所以，必须求真务实，按规律和客观条件办事，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过往的儒家，就是偏重仁善，而忽视道，把天也拉进主观的范畴，拉进封建秩序中去，以主观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冒充为“天道”，最终走向僵化、封闭。这才有了唐僧带上孙悟空取经，寻求思想和精神突破。
下面分开讲这一阴一阳。
首先，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中，“总和”二字是最关键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至善，就是任何现实历史的极限，就是太极图最外面的包络之环，它使得阴阳闭合，往复不已，周流不殆。在中国，对国家而非对个人而言，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就是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表征的“为人民服务”。即只有“为人民服务”，才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只有靠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真正实现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就是包络之环，在政治上，任何的以人为本（阴）也好，科学规律（阳）也罢，都必须在这个环里运转。
在具体内容上，中国最首要的社会关系就是人民与党的关系。它不是某几个人（群）的人际关系，而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基准，以共产主义信仰为纽带结成的公共关系，是其他一切关系的基础。有它做基础，就能避免化公为私，保持公有制本色。苏联的覆灭就是覆灭在颠覆了这个公共关系的公共性，失去了社会关系的社会主义性质（当年叫“变修”、“变色”），沦落、变质为私相授受的私人关系、交易关系。
同样，当年的国民党口头上也讲“天下为公”，但他们的关系全是私人关系、小圈子、小团体的关系。于是，在社会关系的总体层面，只有阶级对立、斗争、消耗的负向关系，这是那个社会的主流，反动的主流，反动的“总和”，反动的“包络环”。而团结、协作、建设的正向关系，只是支流，甚至基本不存在。所以，蒋介石宁愿“剿共”（符合对立、内耗的负向主流），也不愿抗日（团结、协作的正向之流，是逆主流的选择）。因为逆主流早晚会颠覆这个反动社会。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团结抗日之后，反动的根基就动摇了。
今日的美国，乃至西方，也是一样：撕裂、内斗、甩锅是主流。全球也需要一场解放战争来彻底打倒反动的“主流”。
回到中国。 在中国，党和人民的关系是一切关系的基础，决定这一关系的，关键在党。若一地方的党组织在处理与人民关系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屁股严重坐歪了，就必定要出大乱子。因为，它背弃了党的本质、党员的本质。什么是党和党员的本质？就是“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
如何守住、守好这个本质？现在常见的说法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或是坚定信仰，守住为人民服务的本色等等。我以为，这样的提法在思想方法上都是不到位的，因而是偏软的、偏轻的，存在不易落实和检验的问题。那么，什么才是到位的思想方法？这就要讲到“道”，讲到“阳”，讲到超维逻辑了。
我们说，道也好，阴阳也好，超维逻辑也好，最大最难的要求在于中庸、在于平衡。平衡什么？啥是中庸？
“道可道，非常道。”常与非常之间要中庸，要平衡；阴和阳要中庸，要平衡；超维逻辑，不同维度之间要中庸，要平衡。
现在常说“以XX建设为中心”，那“为人民服务”放在哪里？这不就是两个维度吗？要不要平衡？
平衡是什么？一个闭环，有向心力，也有离心力，两者平衡，才能闭环运行。这是只有一个圆心（轴心）的情况。如果有了两个“中心”（轴心），谁是那个真正的中心？这就可能要打架了，闭环也会散架的。一方面是市场经济，一方面要不忘初心，两股力量如果不能合为一股，就必然要起矛盾、起冲突：一个说，我要干事业，你来捣乱、拆台；一个说，你光想发财，不想共同富裕，忘了人民。这样吵，没有好办法。因为有两个中心。要解决问题，就回归一个中心，就是为人民服务。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万物得一以生。”这一即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共产党的道当然是共产主义，由此得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所以，即便是“以XX建设为中心”，也不能超越为人民服务这个中心。两者相比，为人民服务是大道，另一个是小道。当小道风生水起，而大道作壁上观，不免要失道、失德、失仁，要去慕义、隆礼、搞些精致的花样，来装点门面。可实际，已是失衡了。
要找到平衡，就要明确真正的中心，阴阳互济，凝聚为一。“故贵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故致数誉无誉，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这后一段的意思，直白说，就是“不装逼”。某地自清末开埠之后，就习惯性装逼，可谓有年头了。但你积习难改，能强得过我“自古以来”吗？老子的教诲可是传了两千多年了，连洋人都佩服得不行，你服还是不服？
要“得一”，就要合一。超维逻辑的合一，就是以一个心为中心。两个心、多个心，就要分主次，分阴阳，而不能都是阳。比方：“居安思危”，就是一个用超维逻辑表述的例子，把两个内蕴冲突的方面凝聚在了一起，平衡，中庸，一目了然，“安”是阳，“危”是阴，中心是“居”，阴阳不大会起冲突。再如：“小心驶得万年船”，把“小心”和“驶船”结合在一起，“驶船”是阳，“小心”是阴，“万年”是中心，阴阳两不冲突，和谐安定，长长久久。超维逻辑就是阴阳相济，互济互生，既凝聚为一，又彼此有别。这是中国的智慧。
今天我们需要的是既忠诚为党、为民，又擅于干事的先进分子，来推进我们的事业（这是“既要、又要”的全能型人才），而不是学西方，搞“你监督我，我监督你”两套人马的权力游戏。监督必须有，但不应是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制衡手段。主要的是，干事的人在内心已经协调好了各方面的平衡、和谐，然后措施于工作与现实中，实现于国家和人民的福祉中。这是真正高效的方法。而要实践这样的方法，这恐怕与诸多方面的安排都有复杂的关系，比如，今天的中学、大学教育统统搞文理分开，就很不利于培养“既要、又要”的全能型人才。这里，只能是提出一个思考方向，供人择选、参考。
那么，新的五维逻辑与旧的五维逻辑有多大的差距呢？
应该说，差距很大。不是一星半点儿的大！
表面上看，道、德、仁、义、礼（旧五维）与道、德、仁、义、礼、利（新五维，道作为无所不在者，不算单独一维），只差了一个“利”字，但这却是质的差别。何谓？
人们行动、思考、表达的内容，90%都与“利”直接相关，没有“利”之维度的逻辑，算是干什么滴！
那么，旧五维是来打酱油的吗？当然不是。它是维护特殊利益的工具。
《论语·子罕》第一句话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为什么要“罕言”？一是因为无奈，二是因为自觉维护秩序，三是不想撒谎，于是，只好回避，只好“述而不作”。
前几年，有过一位立场有问题的干部，公然质问记者：“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把党与人民放在对立的地位上，完全无视党的基本宗旨和初心。他或许是想维护党的利益，但他所认为的利益肯定不是党的真正的利益，只是他以为而已。同时，这也说明，某些地方、某些人已经把局部利益、乃至是私利，与党的利益混淆起来，成了特殊利益的存在。
特殊利益当然要与90%的利益对立起来：它绝不肯老老实实呆在自己应当的份额里，而是一定会伸手捞取那90%的部分，越多越好。孔子只是不说“利”字，说了又不能维护90%的利益，因为私有制不是他一己之力能改变的，只好尽力维护秩序，再劝说统治者能施行仁义，照顾人民的需要。而资产阶级、霸权主义、帝国主义，以及我们中的某些人却是满嘴谎言，极力把少数人的利益包装成所有人的利益、最公平合理的存在，乃至是神圣的存在。可俄乌冲突一起，我们就看到，它神圣个屁！满嘴的谎言彻底露馅儿了！
同样，某地的疫情应对，说得头头是道，满满的主义、大局，骨子里不过是生意和对立，与人民对立。自然也很快破产、露馅儿了。因为，病毒是不讲主义，只讲“利”的。
“利”是一切的基础。而要实事求是地讲“利”，就必须看到、看清何为利之大者，才能有效创造利，维护利，享有利。否则，就是盲行冥作，挥霍资财，乃至颠倒乾坤，与道作对，与天作对，与根本之利作对，就是在自取灭亡。
何为“利之大者”？利之大者在于人民。人民是利的创造者，也应当是利的享有者。过去，这个“应当”被私有制抹杀了，因为，统治者创造了另一套“应当”，玩弄愚民手段，用虚假的“大者”遮住了人民的视线，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混淆了人民的思想，混乱地委身于种种虚幻的追求之中（求富贵、求荣耀、求美国梦、自由梦、民主梦，等等等等）。
现在人民看清了利的本质、来源，就会明白：德、仁、义、礼都是必须服务于人民利益的上层建筑，而不应是剥夺人民的工具。因此，利之大者就是如下这庄严的五个字：为人民服务！如果放诸世界，就是那响亮的七个字：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真正的普世价值！
所以，任何人只要头脑清醒，能实事求是，他运用五维逻辑，就一定会推导出“为人民服务”的结论，而不是其他。
所以，我们说，今后人类得以安身立命的宗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指导，只有一个，就是为人民服务。这个基础，我们把它当做“阴”的部分，深深地埋在社会地基里。
那么，阳的部分又怎样呢？
在道、德、仁、义、礼、利中，利是基础。人类的无数种已有、将有、可能有的经济活动，都在这个范畴内。礼是利的容器，使人类的活动获得文明的外观，促进人群的交流、亲近、融合。礼也是情感的容器、审美的容器（比如说仪式感）。义是对利和礼的正确安排（社会制度、国际秩序及相关的政策、理念、法律、规则等），包括科学、哲学等各类学科都在这个范畴内。仁就是爱护人民（仁者爱人）的情感，既在于个人，也在于群体，如人道主义、爱国主义等；德是对人民的引导和指导。人民不是凡事都能正确认识和行动的，需要有效、正确的帮助和指导，以及行为习惯的养成等，德主要包含最基本、最根本的价值指引和行为规范，尤其是对儿童的教养。
道不是人能干预的，而是人必须去领悟的。道无所不在，是宇宙、天地内在的“规则”，是一切价值最深的灵魂。一切人类的设想、安排只有尽力合乎道的原则，才能真正成立并持久运行。就这个意义说，道，既是阳，也是阴，道是一。
附录七——物的文明
文明的实质是人与人相互成就。古人云：己欲达而达人。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共产主义说：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总之，人与人可能并不平等，但他们对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是“公平”、“合理”的，有同样的共识和默契。比如说，在奴隶制社会，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对当时的制度有共识，彼此可以达成一定默契，维持那样在今天看来绝对不合理的制度和彼此关系。
同样，在原始资本主义阶段也有这种共识和默契，人民尚能忍受一定程度的剥削。但是，资产阶级的贪婪超越了共识和默契，一味只追求私利的膨胀，而不顾劳工的死活，更不肯成就劳工，也就颠覆了其“文明”，导致了社会动荡。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孕育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特别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彻底揭露了资本家剥削的秘密，也就彻底粉碎了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公平、合理的共识，将资本主义逐出了文明的序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图重新建立公平、合理的制度，恢复人（间）的文明。
那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失败”了，陷入了长期的低谷呢？
原来，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十分狡猾，他们以“文明”来反文明，以“文明”为手段来扭曲、绞杀文明——通过对文明的投机，从内部颠覆了文明。这便是“物的文明”的来历。
所谓“物的文明”，就是对文明的物化，即，将文明当做投机手段，以达成少数人的私欲的制度安排。
何解？
我们都听过一句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就是一种将人物化的、当做工具，以投机手段收买人来卖命的“文明”操作。而如果将这种操作普遍化，运用到每个人身上，就是对文明的物化。而这种操作成功的后果，就呈现为“物的文明”，即所有人（或绝大多数人）都成了物化人、工具人，如行尸走肉，如同“耗材”（比如，如今的职场人一过了35岁，就面临严峻的淘汰形势，就要被“毕业”——“毕业”即结束营业、结束事业，而不是结束学业。从资本家对“毕业”这个词的移用，也可折射出其以“文明”反文明，以投机颠覆文明的手法）。
那么，这种对人的普遍的物化是如何开始的呢？两个字：诱惑，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这种操作中，双方有默契而无共识——默契在于双方对财富魅力的相信。但一方想的是：这帮蠢货里肯定会有人上钩，愿意卖命效力的。到时候多哄哄他，再给些适合他的甜头，让他死心塌地；另一方想的是：乖乖，这么多钱，够我快活二十年的，或够给老娘看病，再买个宅子养老了，这老板出手真阔气！我去试试，死也值了！
所以，这无非是两种投机念头的契合，不可能长久，也不可能牢固。三姓家奴吕布与董卓的关系生动演绎了这种契合的起承转合，最终，两个人都不得好死。
那么，在全社会层面如何进行普遍的诱惑呢？商鞅“徙木立信”的典故做了最好的诠释。其原理还是重赏。这种重赏显然是一种对人群常识的扭曲，俗称“洗脑”。一开始，人们都不相信此事。但随着赏格的升高，诱惑的魔力终究发挥了出来。随后，人们的观念也就被扭曲了。洗脑第一步成功，即所谓“立信”。
前面说了，这种投机与投机的契合是反文明的，下场也多半不好。商鞅死于车裂，秦朝亡于二世。这就是文明对反文明的反应或反击。
文明是人与人的相互成就。这话我在本篇已说了第二遍。但我决不会说第三遍。为什么不说呢？不是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吗？各位，“说三遍”就是洗脑。那是反文明者、投机分子惯用的花招，与诱惑的性质相同——都是诉诸人的低级本能或低级欲望，也就往往把人锁死在低级水平。这哪里是成就人，分明是在毁人！所以才说这是反文明的！
诉诸人的低级本能或欲望，才能使人依附于特定的人、特定的体系和制度。反之，激发起人的高级情感和智力活动，只能促进人的成长、独立和自主性，如何令其依附、成为工具人呢？所以，对于物的文明来说，毁人是必须的，把人往下三路引，才是“标准”操作：广告天天洗脑，微X式的碎片化阅读，就是在“毁伤”你的智慧机能；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虚无主义、娱乐至死、奶头乐，远远地送你一程；告别崇高，逃避宏大叙事，则给文明之希望的棺材钉上最后一枚钉子；然后，用各种“梦”、诗与远方为其下葬、烧纸、燃上一炷香，祝福道：走好，安好。流一滴感伤的泪，扭头便饮下“物”的甘醴、醇酒。还能有比这更完美的文明操作吗？文明是文明了，但文明也就这样被阉割、杀死了。
这便是物的文明的标准“操作手册”。
你是否已经被封装在其中了呢？
反文明的手段当然不止于诱惑，其工具箱里的“法宝”可谓琳琅满目，举不胜举，正如权术、厚黑术、成功学一般，堪称一门“学问”。这里再试举二、三，做个示例。
恐怖。解放前，在国统区（国民党统治区）有所谓“白色恐怖”；美国上世纪50年代搞过“麦卡锡主义”，弄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谈共产党色变，钱学森就吃过这样的苦头。今天，美国则是谈“中国间谍”色变，在学术界明里暗里继续玩弄这种恐怖手法，维护统治阶级私利。最新的例子。则是连俄罗斯的一切，包括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俄国文学家的作品、俄罗斯的猫和树都遭到制裁，更遑论俄罗斯运动员和艺术家了。在中国网络上，则有网暴和人肉搜索对待无辜的普通人，受其伤害、荼毒者不乏其人。总之，用压倒性（碾压式）的恐吓、威胁，乃至迫害手段阻止人们行动、表达以至思考，维护少数人的特权、私利，就是恐怖的实质。
示弱或“卖惨”。扮演弱者往往能出奇效。“珍珠港事件”促成了美国参战。“911事件”促成了美国反恐。当年，台湾的陈水扁自导自演“两颗子弹”事件，一举扭转了竞选颓势，荣登“宝座”。这种以“弱者”身份博取公众同情的投机手段，常常能“四两拨千斤”，堪比“舆论核弹”。
分而治之。美国在国内国际、线上线下大搞各种身份政治，让人民斗人民，群众斗群众，是其一种主流的政治操弄手法。针对中国，近来主要玩弄极端女权，搞性别对立、男女撕裂，来恶化中国的文化生态，助力其扼华、弱华。
上述手法，随着信息的传播、民智的提升，已经越来越被人民所觉知和警惕，其反文明的效力已大不如前了。
下面再结合一些实例，更深入地把握物的文明的反文明“威力”。
实例一：“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
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从来，人就有好奇、猎奇的心理，又有嫉妒、幸灾乐祸、窥探隐私、传播“秘闻”的低级、恶劣趣味。造谣正是利用这种低级心理和倾向，借助现代化的传播工具：手机、网络，让抹黑、中伤这种厚黑术产生登峰造极的效果。
而辟谣，一则时效滞后，二则真相不易获得，三则不合人性的低级趣味，故成本很高。所以，传播效果向来远逊于谣言。造谣就成为反文明的一件“利器”：即可定点、定向“狙杀”，又可大规模、全生态“屠杀”，令善良的人们防不胜防，且损失惨重。
而谣言，这种反文明手段，之所以能“谣翻一片”、“谣翻中国”，正在于人群的文明程度不够，也正凸显出全面建设文明的重要和深远意义。“谣言止于智者。”普遍地提升民众的文明素养、智慧水平，才是防谣、止谣的根本之策，也恰恰符合文明的发展方向。所以，一日不停地建设文明，推进文明，就是最好的策略。正所谓“好人不做事，坏人闹翻天，”，“舆论的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每一份正能量，都是谣言的克星！
实例二：法西斯。
法西斯是利用前述的恐怖手段来统治民众，通俗讲，就是抱团向民众输出暴力，并占据社会主流。一般而言，统治者常常利用特务组织施行此对内高压统治手段。最有名的当属明朝的东厂、西厂和锦衣卫，武则天的酷吏统治，大家熟知的狄仁杰就曾尝过滋味。通常，这是统治阶级统治力虚弱的时候，才会采取的极端手段。比如，王朝得位不正，统治合法性不足，便产生了严密监控人们思想和言论的政治需要。魏晋时期、武则天和明朝永乐时期即是如此。民国在三、四十年代也这么搞，也是其政权虚弱的表现。
欧洲（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日本、美国麦卡锡时代等，也逃不出这个逻辑。而西方搞法西斯之所以更“正宗”，则在于其文明发育程度落后，民众也普遍有慕强、迷恋暴力（不相信仁义和讲道理）的倾向（比如，美国人执迷于拥枪，欧洲有足球流氓，乌克兰的亚速营前身正是球迷组织。换言之，若美国不搞拥枪，就会遍地是流氓球迷组织，会令社会维稳成本更加高昂。反而拥枪还能成为一门一本万利的生意，大大降低社会“治理”成本，特别适合这个移民国家的内在禀赋。未来，中国若要在国际上发挥领导力，对欧美这种文明落后的禀赋，不可不察），故而，法西斯可以全民化地搞，而不仅仅局限于特务组织。以至于可以“跨国输出”，搞军事侵略、种族屠杀，成为人类一大毒瘤。
此外，迷恋暴力还成为一部分西方人的牟利手段：如外国雇佣军（兵）制度、跨国黑社会组织等（中国的黑社会，一方面被政府压制着，另一方面，有文明传统的浸润，有时还讲所谓江湖道义，与欧美那些极端迷恋暴力、不讲仁义的黑社会，完全不在一个世界）。
也因此，法西斯的文化基因在欧美从来不曾消失，一遇到合适的政治土壤和气候，便如野草蓬生。各国政府都不敢掉以轻心。一旦极端政治派别坐大，则法西斯必然有燎原之势。
实例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生化武器）与无人机武器。
且不说“大杀器”，先说说无人机武器。
看过无人机作战视频的人，都会对其作战效能感受强烈，甚至觉得毛骨悚然：从天空无声无息突降“霹雳”，肉身（或装备等）顷刻陨灭、成灰。如此非人、惊人的效率，往往令人目瞪口呆，久久无语，哀叹：人与蝼蚁何异！可见，这种武器的反人类性毋庸置疑。人类还沾沾自喜地把它用于战争。这开启的只能是反人类、反文明的进程。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不应是无休止、无限制的屠杀、滥杀。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国家，原本，要么长期对峙消耗，要么握手言和，罢战、止战。可一旦用上无人机这样的“凶器”，对峙是不可能的，只能是精壮人口的无底线消灭（消耗），真能打至最后一人——就剩下躲在暗处的无人机操作手。那将是怎样的恐怖场景：战场空旷得见不到一个活人，只有无数的无人机飞来飞去。或许，人类应该修改战争法则，直接搞无人机对决，“省下”宝贵的人命。可惜，这种好事是不可能出现的，人类不遭受惨痛的教训是不可能放弃暴力，走向文明的。正如当年人类与“大杀器”的遇合转折。
正是大杀器的恐怖威力（反人类性），阻止了人类对其的使用。然而，它毕竟已经被人制造出来了，而且随时可用，其反人类、反文明的属性始终如一。归根结底，这是现代文明内秉的“天赋”，是物的文明的本色。
实例四：流量、收视率、KPI（企业关键业绩指标）。
这些抽象物（数据）对于具体的人（受众、消费者和基层从业者）的意义是模糊不清的，但对于资本及其利益（利润）的意义则十分清晰的。所以，它们自然也就归属于非人的、抽象物的力量和阵营中。反过来，就成为压迫具体的人的力量。它们也很自然具有反人类性、反文明的属性。对流量的操控，让少数人丰盈润泽的同时，却让多数人坐困愁城。如果这是自然形成的，也无可厚非。可它却是花费不菲代价在完全人为的（平台）世界，由人为打造，刻意追求“人之道”、“马太效应”的表现，其不公和剥削性质格外鲜明，其“富者恒富，贫者恒贫”的效应，正是反文明的具体体现。
还记得什么是文明吗？回到前面复习一下吧。可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如此呀！优胜劣汰。拜托，这是在中国，我们要的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所以，我们要谈谈——
实例五：资本、市场、一般等价物、一般抽象物。
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人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说明资本的反人类性属性是“娘胎”里就带来的（当然，资本不止有一种属性）。而这个“娘胎”无疑就是市场和商业。资本天然反人类，但不必然能反人类。正如说，老虎天生能吃人，但未必能吃到人。那市场和商业如何呢？市场是人们互通有无的场所，商业是互通有无和调剂余缺的事业，是为人服务的。如果不是一味地牟利，一门心思地牟利，那它们绝对是善良之地和事业。但是，当资本独霸市场和商业，那市场注定是恶之花盛开之地，商业便是罪恶的行销行。而普通人、一般的弱小的市场参与者无力对抗资本，无力阻止“老虎”吃人。这就需要社会出面、国家出面，把老虎收入笼中。这才是文明的做法。
同样，货币（一般等价物）也是人为的工具，可以善用，也可以“恶用”。“美元潮汐”就是“恶用”的典型，是反文明的用法。规则、法律、道德、意识形态、主义、信仰等一般抽象物，也是人定的，也有善用、“恶用”之不同。在现代，我们都用进步或反动来评价之。自然，反动的也就是反文明的。这个就毋庸多言了。
实例六：颜色“革命”。
革命通常代表进步，代表文明。但“颜色革命”却是集各种反文明手段于一身，辅以正义、公平、进步的“外包装”，为少数人的私利，反对多数人的利益，成为强势国家对付弱势国家的颠覆利器。正义的人们唯有识破其各方面的伪文明、反文明性质，才能有效击败这种反动、反文明（且常常反人类）的新花招，保护文明，建设文明。
怎么才是与世界、万物和解呢？
用列举法显然不现实。我们举个反例做对比，它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之所以举这个例子，是因为它能代表许多人内心的向往和认同，剖析它就很有价值。海子是个值得尊重的探索者，客观地认识他的得失，也是一种很好的尊重方式，更是对所有人的负责。
无疑，“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真诚的，也是动人的。然而，它不是和解。海子试图与世界和解，甚至以为已经和解了。但他终究还是失败了。他放不下自己最后的坚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他的坚持是真诚的，所以，他没法骗自己。他曾以为和解达成了，很欣喜，准备开启明天。然而，当他发现和解不了时，悲剧就注定了。而根源就在于误解了坚持与和解的区别。
和解是在接受一切，愿意承受一切的前提下，坚持可以坚持的。而“面朝大海”却是说：我已经在海边了，可以坚持把背脊朝向内陆（即“我拒绝”）。然而，脚下的立足地是不是内陆的一部分？如果是，你凭什么坚持背对它？这种自相矛盾就是悲剧的根子。一声“陌生人”的招呼，暴露了他未能达成和解的真相。海子的真诚令他必须拒绝这种既背对又立足的矛盾。于是，只能走向大海。
大海与内陆绝非不相容的两样东西。海底的大陆架是不是与内陆相连，无法割裂？我们再说的不那么抽象点，海水能喝吗？要喝水还不是得到内陆取啊？所以，如果说“住在海边，春暖花开”，那就没矛盾了。只不过，它好像也就不那么浪漫了。更关键的，“我”的坚持似乎也没了。世上太多人就是放不下这份自我的坚持（西方人爱自由，正是典型），若有妥协，纯是出于不得已。否则，就只有“二者皆可抛”了。
事情的真相在于，（与世界、万物）和解不是单方面的妥协，这正是它的神奇之处。看起来，与世界、万物和解是“我”单方面在按手印、“认怂”。这完全是误解。和解是与世界、万物全方位的、深刻的契合，合于道。从任何局部的角度解读，都会发生误解，只有站在全局，方能看清。
中国的圣人悟道，得道，行道，中国的百姓知道，行道，关键时刻，替天行道，从而令中国文化成为地球上独特的存在。道不可言传，只能体悟。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体认了道，方遵道而行。所以，中国文化是从土里长出来的，不是圣人拍脑袋想出来的，不经过无数次正、误循环，得不到这样的结果（就如中国革命的胜利）。所以，它也是最宝贵的。知道的人都知道。
道，最为人熟知的内容有，比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水可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等等。当然，不知道、不相信的人也很多，西方最多。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不懂道的人，不管他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只要他遵守王道、法律，我们可以不管他。就如《让子弹飞》里说的：让子弹飞（一会儿），“他要是体面，就让他体面。他要是不体面，我们就帮他体面。”“帮”的方式，可以迂回着，由农村包围城市；也可以直接地，走对手的路，让对手无路可走（这个尤其体现了和解的力量——真诚地接受对方的逻辑、原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所以，过往中国人最要紧的是“上道”。不上道的结果，往往是被“教做人”。做人就是要学会体认道。道没法教。今天是法治社会，似乎不用费心费神去领会道，只要谨守法律的明文即可。这的确容易了许多。但，道是客观存在，道与整体同在。而“整体”无法被“部分”所证明（思维、逻辑、语言、科学、证据等等，都是“部分”）。因此，总有人不知道而行无道，不知和解。那么，整体、道总会有无数种方式、办法向他展示道的存在、道的力量。因为，整体不可能被部分所取消，却能取消部分或部分的部分。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资本主义很强大，但却拦不住人口的萎缩。这萎缩正是“整体”在对资本主义说“不”。
所以，我们也不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无道者可以一点点体会，历史就是这么过来的。“道隐无名”，“善贷且成”，总会给些宽限容你渐渐走过来。但是别作孽——自作孽，不可活。
多数人总有个“我”字在心头，所以，和解很难。正因此，中国文化才特别独特、特别宝贵。而和解也正是中华民族最厚重、最宝贵的文化底色、精神底色。和解是返璞归真的智慧，是悲天悯人的胸怀，是甘于平淡的自尊，是坚韧的清醒，是放下了一切，又随时能全然地奔赴任何方向。其中，最重要的是愿意自我奉献。自我奉献是彻底的和解，与天地、命运，与幸福、康健，与痛苦、死亡，与自己和解，为了最关切的对象，也为了向不知道者昭告和解，归根结底是生命与价值的和解。没有自我奉献的自觉意愿，就不可能真正和解。没有自我奉献的践行，就不能证明和解。而没有自我奉献，和解终归只是投机。
中国人的和解体现在中国文化、制度、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说中国的“中”字。如果不是对宇宙、天下看得明白，如何知道“中”在哪儿？如果不是对和解有清醒、坚定的认同，又怎么会满怀热情地以“中”（代表八方集凑，和合）自我命名？
再说龙这种想象的图腾。它集合了多种强大、灵活物种的特征，能掌控一切（包括创造与毁灭），有无穷的变化，而不会困守一处（正是万物和解、融合的综合象征。象《乌鸡国》里的井龙王，实为吴承恩这位戏谑大师对龙这一“物种”有意开的玩笑，意在讥讽困守于既有价值之中的僵化者，这与该故事的主题也是完全一致的）。所以，龙只能呆在水中，飞在天空（总是流动的状态），而决不会蹲在山里。而且，龙总是很富有的，拥有无限宝藏。因此，想象中的龙也必定要住在龙宫里——房子小了，装不下宝嘛。再者，身背文化源头基因密码的龙，还掌握着农耕社会财富的源头密码，即浇灌、滋润万物和庄稼的水。这里也暗示出，我们是把和解视为人与自然、宇宙间一种终极的状态，是人最高的成就。同时，也暗含着（和）也是天地秩序普遍的、基本原则——水就是沟通、联结、融合天与地，天与一切生灵的普遍因素。
再如，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正因为和解是我们文化的源头基因。爱好和平则是这基因的外显。我们不贪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乐于与四方近邻，和平共处；也乐与八方朋友，友好交往。但和解不是躺平，更非软弱。爱和平也不是怕事。过去我们有“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铁血气概，今天则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信原则。中国有天下主人的心态，因为我们与世界、万物和解、融合。同时，也自然秉持一颗平等之心，愿与所有人共享天下。因为，大家都是天下人，都是天下的主人。
其他能体现我们和解特质的，还有如阴阳相生的哲学；五行生克的平衡；“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清醒；勤奋好学、吃苦耐劳的自强精神；知足常乐、一笑泯恩仇的大度与智慧；诗歌的对仗、音韵、格律；绘画的留白；自强不息又厚德载物的君子人格；天圆地方所体现的多元包容又不失和谐秩序的宇宙格局；既有天人合一、天下大同的终极追求；又有家和万事兴的现实安顿，才有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达观，方成就了海纳百川、生生不息的文明。
一个极能体现中国人和解特质的事物就是中国的诗歌。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读几首古诗词来感受一下其中的中国气质：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yā），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无数的中国古诗词从各个角度和层次，展现了一种能与自然相融的内外在秩序。而中国古诗词不同于西方诗歌的最重要品质也在于此，即中国古诗词都有一个共通的内在品质。合乎这样的品质，才有资格称为诗，那就是“天人合一”。这独特的品质使古诗词有了不言自明的感染力、说服力和权威性。以至明清时候的说书人、小说家在故事的要紧处，总爱来上一句：有诗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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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可能要反问了：如果这个问题这么重要，那人类怎么会至今都没有解决，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它有如此重要呢？你是否是夸大其词了呢？
简单说，人是有价值本能的，不思而得，比如饿了要吃饭之类的。所以，人类从一开始是不需要研究价值是什么的。因为，人天生就知道。以后呢，人都是面对具体情况、具体问题，只要把面对的具体问题搞明白了，也不需要去从根本上研究价值是什么。那么，既然人类已经这样过了几千年了，谁还会觉得价值是什么的问题会很要紧吗？多数人是不会的。少数哲学家可能会在意这个问题，但也不会觉得这是个根本性的问题，顶多看作是众多问题中的一个而已。而且，他们往往被一些“更重要”的问题所吸引，比如，唯物主义者关心世界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唯心主义者关心精神的本质是什么，上帝、神是如何显示自己的“存在”的等等。
于是，你去网上尽力搜索下看看，把图书馆里的哲学著作翻个遍，你能看到的就是：人们在什么是价值这个问题上，至今仍是莫衷一是，而所给出的各种答案也只能算是差强人意，不到位。这种情况的实质就是：人们对价值有重大误解，并严重影响人类的命运。因为，人们无法达成大规模的价值共识，也就只能陷于无穷的价值纷争，陷于越来越严重的价值内耗，越来越无法前进，甚至陷入大倒退（比如世界大战）。
比如说，中国和西方在价值认知上是有本质差异的，看起来难以调和，似乎只能陷入文明冲突之中，别无出路，至少许多西方人是这样认识的。这就很要命了，必定会导致巨大的冲突和损失。虽然我们并不害怕这样的冲突，也有信心能够承受这种损失。但这不等于价值问题只限于此，相反，它会一直拦在人类前进的道路上，引发无穷的难题和阻碍，迫使人类不停付出沉重的代价。而这些，是可以通过在价值问题上达成共识，从根本上消除的。这样事半功倍的事情，当然是很值得去做好的。那么，从根本上认识价值，也就不仅是值得的，还是紧要的。认识价值，达成共识，绝对是正义的事业，是大有益于人类的事业。
事实上，以往的人们一直秉持着坚定的信念在建设文明，却常常陷入严重的冲突和纷争，仍固执己见，毫不相让，甚至与文明背道而驰。而追根溯源，在价值问题上的无知与误解，以及信念上的是非颠倒，才是根源。
具体说，西方在价值问题上存在一个重大误解，就是误解了价值的本性：它的源头在哪里，它的本质要如何看待。
二、什么是价值
长这么大，我们对于价值都有了丰富的经验和观察，都堪称老师傅、老司机，都拥有十足的发言权，就连4、5岁的孩子都能“大言不惭”地宣称“我小时候如何如何”，令人忍俊不禁。
于是，关于什么是价值，一个东西有什么价值，我们总会面对一个“万花筒”，一千个人有一千种意见，正是“各花入各眼”，“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于此种乱局，惯于摆弄阴阳五行、八卦玄学的中国人可以一招制敌，就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对症下药，“不看广告，看疗效”），让各方都服服帖帖，心满意足。因为，中国人懂得一个道理：和为贵。这一点极端重要（后面再说）。
而西方人，面对价值“罗生门”，真是缺乏耐心：喜欢形而上学，向往理想国，追求精准和确定性的西方精英、哲学家们，举起大扫把一挥，就将这纷乱丛杂扫个干净——你们东一嘴西一嘴争论什么是价值，全是瞎扯淡！你们谁关心过事实了？事实才最重要，事实胜于雄辩！——他们以为，如此就能理性地解决问题。
结果，尴尬依旧，甚至更糟。因为，他们发现：事实≠价值。比如说：事实上我是有原子弹，但我该不该扔呢？事实上这家伙是犯罪了，但该不该判死刑呢？事实上这男孩想变性做个女人，该不该同情、支持呢？事实上这女孩是意外怀孕了，该不该堕胎啊？……
西方的哲人们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用事实挤走价值），可纷乱照旧，甚至更升级。因为，事实也会有许多个：你说事实1，我说事实2；你说个3，我说个4；再不济，我假设个5、6、7、8，也够你忙好多天的。最终，哲学家们认怂了，就任由事实≠价值这么割裂着，价值不价值的，您随意，喜欢就好——自由嘛，不寒碜！
然后，科学上场了，用穷举法来解决价值问题（据统计，光性别就梳理出50余种，而不是两种），海量的法律、规则、契约、文书、律师、程序、时间，当然还有巨额的成本。想节约一点，那就使用变通的办法喽——比赛或者投票（后叙）。这样的办法当然是很笨的，因为价值和价值创造是无法穷究的，比如，到中国去看看各地的小吃，看你能不能穷究明白！
自然，理论上的认怂，必然导致实践上的投机，这可以叫“哲学绥靖”。它一开始是苦涩、无奈的荒唐和笑话。笑着笑着就变成了投机生意，再然后，必然就是灾难。但也无所谓了，反正又不要哪个负责，投机嘛，自由嘛，各安天命喽！我们以为这是冷血，其实不过是无能导致的荒唐与矫饰：他们说，只要是程序正义了，结果不重要。
确实，投机嘛，就是游戏（game），只要遵守规则（程序正义），结果随便啦。而最文明的投机，或者说游戏（game），就是比赛（game）和投票。这都是大生意，还伴随着赌博（各种赔率）和民意调查的衍生生意，实在美妙极了。而荒唐的游戏难免会玩脱，最著名又新鲜的实例，一个是英国的脱欧公投，一个是美国选出了特建国。
玩归玩，态度还是要认真，一本正经是必须的。怎么认真呢？当然是规则啦，要讲契约精神！最要紧的规则是：事实归事实，价值归价值，不能混为一谈。比如说，落后就得挨打，打了你，你还得认这是规则，不是不义。南斯拉夫就是实例。当然，这是对外，再霸道，有实力就ok。对内就要文明些、含蓄些，多披几件文明的外衣，比如让议会出个法案什么的，看来，先礼后兵被他们用的挺溜。
可人终究是价值动物，事实不能当饭吃，而价值才可以。所以，事实总得折兑成价值。怎么折兑呢？自由发挥吧。比如靠自由竞争、自由市场之类的。西方没有师道传统（有的是宗教传统），不讲仁义道德 （爱讲个人主义），所以，没人有义务教你、帮你，有问题除了靠自己，就是靠上帝。一般人也就随遇而安了。但西方精英却是特能折腾：通过不断在事实与价值之间“折返跑”，练成了两样绝技：精致利己和双标大法。
比如，某总统宣告：消毒水能杀死病毒，所以能治“新冠”。你跟他较真，说他胡说。他说没有：消毒水能杀死病毒，这是事实；而能治新冠只是我的个人看法（属价值范畴），谁采纳了，责任自负。总之，你和他说价值，他和你说事实；你和他讲事实1，他讲2、3、4，你说1、2、3……9，他讲你说得太快，听不清。反正，哪头有利他占哪头，精致利己者都是“双标怪”。没有原子弹，你叫不醒装睡的人。
关于西方人在价值问题上的无能与荒唐，我们已经说的够多了，这里不想再啰嗦了。还是说说中国吧。
为什么中国人讲究“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因为，中国人是真的懂得价值，虽然在理论表述上还不太成功，但在实践上，决不含糊，有“实事求是”为证。今天，则希望能补上理论的短板。
一说到价值，人们很容易就想到“XX物有什么价值”，“XX行为有什么价值”，按这类说法，似乎价值是某个对象的某种属性。这样理解价值，肯定是不行的。比如，一件宝贵的纪念品，在无关的人眼里，可能毫无价值。你说，价值能是这件物品的属性吗？显然不是。相反，我们能由此发现：价值既与对象有关，也与主体有关（在这里，主体就是纪念品的主人）。这样，同一个对象，对于不同的人就可能有不同的价值，这种情况，我们都很熟悉（比如说，“情人眼里出西施”）。由此，我们可以提炼出一点，价值与主客体间的关系有关。但怎么“有关”呢？这是不确定的。
我们看一个例子。《西游记》第56回“神狂诛草寇”中，有这么一段情节：孙悟空路遇一伙劫道强人，打死了其中几个，将其余人驱散。晚上，取经人借宿杨老汉家。吃饭时，彼此闲谈，聊起老汉的独子。
“三藏道：“何方生理？”
老者点头而叹：‘可怜！可怜！若肯何方生理，是吾之幸也！那厮专生恶念，不务本等，专好打家截道，杀人放火！相交的都是些狐群狗党 ！自五日之前出去，至今未回。’
三藏闻说，不敢言喘，心中暗想道：‘或者悟空打杀的就是也。’长老神思不安，欠身道：‘善哉！善哉！如此贤父母，何生恶逆儿！’
行者近前道：‘老官儿，似这等不良、不肖、奸盗邪淫之子，连累父母，要他何用！等我替你寻他来打杀了罢。’
老者道：‘我待也要送了他，奈何再无以次人丁，纵是不才，一定还留他与老汉掩土。’
沙僧与八戒笑道：‘师兄，莫管闲事，你我不是官府。他家不肖，与我何干！且告施主，见赐一束草儿，在那厢打铺睡觉，天明走路。’”
可以看到，杨老父子的关系，在不同人物的眼中，价值不一样：对唐僧而言，知道这价值不易判断，用一句道德感慨来做试探；孙悟空则膨胀得不行（不然怎么讲他“神狂”呢），看轻所有人，人家的父子关系，也抵不上他的虚荣心重要；杨老汉则把儿子当作个送终人来珍惜；沙僧与八戒完全不予考虑，只在意自己当下的舒适和放松。显然，具体的价值是和各个主体的需要相关的。从杨老汉身上可以看得更清楚。他的需要：一个送终人。别的方面都放弃了（所以会说儿子“不才”）。这一点，可说是十分令人同情和为之惋惜的：这儿子几乎是白养了！然而，孙悟空明知这种情况，后面仍恣意杀死了杨老汉的儿子，充分暴露出他的不仁不义来：只在意自己的情绪、好恶，无视他人的重大需要，也无视对他人起码的道德义务。这便是孙悟空的“二心”：取经不为众生，只为自己狭隘的功利目的。借此，我们也就看到取经对于此阶段的孙悟空的价值是什么了。
透过上述几个人物与价值的关联事例，我们已经可以初步梳理出价值的基本轮廓：与主体的需要相关，与主客体间的关系相关，与需要和关系的综合结果相关，这里这个“综合”，我们可以用“整合”来表述。如此，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价值：价值是主体以自身需要为标准，对主客体的相关因素进行整合的结果（注意，整合完成的判断标准则是主体的需要得到满足）。
这一定义凸显了价值的主观特性，这正是价值最突出的特征，也是价值的本相之一。对同一件事物的价值，一千个人之所以会有一千种意见，正是因此而来。甚至，同一个人对同一件事物的价值，也会在不同时间，有不同的意见。这一点也是我们司空见惯了的。比如说：夸张的，“翻脸比翻书还快”。毕竟，前一个需要被满足了，新的需要就来了；又或者，相关的条件一变，需要就变了，或是整合的可能性就变了，总之，价值的判断也就随心（随境）而转了。
另一方面，在价值定义中“整合”的意义在于，将差异的因素协调融合，以合乎需要。这里的差异，既存在于主客之间，也存在于主体的不同需要之间、客体的不同因素之间、主体与环境间、客体与环境间，不同需要对应的不同客体之间、不同环境之间等等，几乎有无数重差异关系，而这也就蕴含了价值的无数客观制约因素，是价值客观性的源头，也是挑战“价值悬浮”的各种实际因素。所以，价值的要害还在于对差异的整合，重点在于合（和）。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因此，和是价值的另一面本相。不和不是价值，或者说，只能是“价值悬浮”。
和是整体的和合，是中庸，不偏颇，不失衡，过犹不及。综合来看，在通常情况下，“需要”是常有的，而“和”却是更困难的，这是价值难得或难实现的主要原因。故而说，“和为贵”。当然，“和为贵”的意思不仅如此，后面还会深入来说。
现在，为了验证“价值”的这个定义，我们以石头和食物为例做个简易校验，也顺便再加深一下认识。
石头不能与人的身体组织整合起来，所以，石头不是食物，不具有食物的价值。但食物的价值并非就是固定的状态，而要视主体的需要或其他相关因素（如价格）而定。比如，当人吃饱之后，就不再需要食物了（“需要”没了）。如果此时还继续强行塞入食物，那就不仅没有价值，还有害了：轻则伤胃，损害健康；重则撑死人，要人命。而当食物的价格过于昂贵（会影响主体的其他需要的满足），也不宜去买来充饥。又或者，主体对某类食物过敏（不符合需要），主体的身体不仅无法将之整合，还会导致健康的（严重）损害，这种食物就成了“毒物”了。
以上，我们对价值的定义已经超越了既往种种价值学说的认识，是关键而重要的突破。我把这称为“价值的整合论”，即价值是对主、客体的整合。价值既不在主体身上，也不在客体身上，而在于两者的整合。所以，价值不是某种确定的属性，而是主客体的特定结合（有一定形式，朝向一定方向）。而形式一变，方向一变，价值就变了。这正是价值令人捉摸不定的缘由，也是价值总令那些将之固化看待的人永远扑空的根源。而“整合论”，才是打开价值问题的正确姿势。正所谓：和为贵。由此可进一步说，一个社会对价值问题的主流认识，达到“整合论”的层次，这个社会才算进入文明阶段，否则，就还处在蒙昧不开化的野蛮状态。当今的西方社会就没有进入文明阶段，而仍在野蛮躁动。
为什么说西方还处于野蛮状态呢？人家可是一直在说我们愚昧落后呢！
这与如何认识价值的源头，及如何看待价值，有密切关系。
价值整合论，实质上也是“价值创造论”——价值源于创造，整合即创造。比如，作为自然界最高的价值，生命的千姿百态，正是生命的创造。而地球上，生命最大的创造，除了生命自身，便是“有氧地球”（但还有无氧或厌氧生存的生命，如今不是主流罢了。而曾经的地球，却是基本无氧的环境）。而生命创造的途径，就是对差异的整合。简单起见，仍以食物为例。食物被生命吸收利用，变为身体组织成分，才实现其价值。所以，价值怎么可能仅仅绑定在食物上，或是人与食物的关系上？对于这一点，有必要细加拆解，否则，身体很诚实，头脑却会骗人。
首先，我们来看价值的源头。西方认定的源头是占有。西方文明（尤其是昂撒文明）的出身是海盗，特以占有为能事，这是不用说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也是他们的头号标榜。资本主义制度正是建立在资本的私人占有之上的。所以，西方正是把占有视为价值的源头的。那么，把占有当作价值的源头（占有之后释出价值）对不对呢？
以食物为例。占有食物到哪里算完成？是上了餐桌（此时能闻气味，见形态）？还是入了口（此时尝到了味道和口感，但都是次要价值）？或进了胃？又或消化完成？别忘了，如果碰上糖尿病人，吃多了，又消化了，那麻烦（血糖升高）才刚开始，不仅没有价值，还有害呢！再如果，假设身体机能差，代谢紊乱，营养不能转化成身体组织成分，食物的价值依旧没有发挥出来。而当健康的肌体将营养化为血肉组织，这已经不是食物的功劳，而是身体加工创造的功劳，还说占有是价值源头？占有并不产生价值！
上面只说了食物的利用，说到人类的劳动、生产、加工就更是创造活动。但对采集和游牧文明，乃至劫掠集团，则不然，他们的确会由于自身的生活、生产、聚敛方式而产生错觉，以为价值是靠占有得来。比如，他们搞不懂茶叶、丝绸、瓷器是怎么来的，只有惊叹，并鼓起比一般物欲更强烈的占有欲。而他们所有的聪明才智、尔虞我诈则自然会围绕着占有的主线疯狂展开，即或有时不得不搞些劳动、创造，乃至发明，也更愿意走捷径，挣快钱，而不愿真心搞创造。因为，他们把占有当作“道”，反把创造当作“术”。比如，他们把知识产权当做命根子，就是这么回事。这当然是绝对的价值颠倒！
其次，如何看待价值的本质？是天降的？抑或是生成的？
《圣经旧约》是这样说的：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还说要有balabala，于是有了一切，还好，亚当是上帝造出来的，夏娃也是。显然，一切价值都是天降的，天然给定的，而非自发生成的。西方人相信柏拉图的理想国、理念论，也都是同样的倾向：一切事物的完美形态尽在天上，当然是天生就完美；而地上之物只是拙劣、低下的仿品（包括人及其品性）。那么，照此想来，对于西方人，地上的生活还能有什么意义？不过是惩罚和痛苦的熬炼，出路只有赎罪升天。天国才是荣耀和幸福之泉。如此，创造本身也没有独立的价值，只是赎罪的被迫手续，不仅缺乏独有的必要性，还是可悲的苦役，能逃避就尽量逃避，这才是“理性”的态度。
相反，正确的价值认知，则会把生成视为价值的本质，创造和生产就是生成的必由之路、荣耀之路和幸福之路，也就是我们常念叨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对于价值来说，即价值是整合的结果。和为贵。
本帖最后由 老农 于 2022-3-12 22:40 编辑
三、野蛮的丛林
什么是野蛮的丛林？今天的世界就是（当然，中国除外），因为这个世界仍旧奉行着一套粗鄙、野蛮的价值体系。
对价值的定义（认定）是一个社会、文化的基石，由此可以生发、推衍出社会的大厦、文化的大厦、一整套价值体系。
西方人认为价值是天降的，一成不变的，自然会迈向形而上学，追寻那纯粹、完美、至高、唯一的理念，自然不会容留任何导致变动、不确定性的东西存在。对于上面给出的价值定义而言，西方也只能保留前半截，砍掉后半截，即丢掉与“整合”相关的内容，从而令其对价值的认同完全倒向主观性的一面：即价值就是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多么简单而“完美”！
自然，简单就容易快乐。可不是吗？只需要满足自己，当然容易快乐啦！由此，自然会得出如下结论：满足越多，价值越多；价值越多，快乐越多，幸福越多。然后，一个社会有越多的价值，就越繁荣兴旺、幸福。所以，要多多的满足，让每个人都多多的满足，就会迎来天国！
直观地看，这当然是很美好的设想。但怎么落地呢？
满足只能是个人知道，说了算的，别人是代替不了的。所以，必然要搞个人主义，配套的当然是自由主义。这俩是“老铁”。二者联手之下，自然导致强者昌盛、弱者向隅。这就会触及价值的铁律：价值绝非只是主体自己的事，它有客观性的一面——它得与主体以外的事物整合起来才行。（否则，弱者们要造反。）于是，老铁得加个补丁：“自由”之外，加上“平等”——人人生而平等。
——您好，麻烦您，问一下，人人生而平等，这是您的理想，还是事实？
——乐意奉告。“人人生而平等”，这是社会的需要，所以，就是我们的价值（原则），跟它是不是事实无关。它必须被认可，所以，我们需要它。
很好，这绝对符合他们的价值范式：满足需要的即是价值——除了主观性，还是主观性。客观性算个什么东西！形而上学才是人家的灵魂！纯粹、完美、至高、唯一的理想国才是他们的最爱，其他的都看不见，不想见。非要逼他们见，人一句：异教徒！去死！——绝对让你从头顶冰到脚底心。
因此，价值铁律中与万物整合的部分，在西方就变成：一切都听我安排，按我的来，也就是西方中心主义。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多少妥协的余地。一旦妥协，稍有不慎，他们的“大厦”啊、“体系”啊，就崩塌了。
所以，他们只能搞霸权，搞零和游戏（“占有”出价值——你有了，我就没有了）。因此，毛主席说帝国主义不讲道理，说得是太准确了！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自由，没得选。真是又可恶，又可悲！但我没法同情、可怜这些自私的“双标怪”，做不到！他们自己脚底走出的泡，得自己受！自己造下的孽，锅得自己背！野蛮、落后的价值体系必须打掉！自私、傲慢、虚妄的信条必定倒掉！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何况是双标怪！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四、价值的真相
四、（一）“西方价值”的真相
前面说过了西方价值体系的根本错误。有朋友可能会有困惑：既然他们从根儿上就错了，跑歪了，可为什么他们的文化和文化产品却那么有“魅力”，风靡全球呢？
这个现象当然存在，不然，我们的领导人也不用一直强调“四个自信”了。
有一句最现成的话可以做个引子来解释，叫“歪瓜裂枣格外甜”。同样，各种狐魅妖精也是格外能迷惑人的。他们一直宣扬地球是平的，是个村，科学无国界，艺术无国界，各种无国界，都是在诱使善良的人们放弃文化的警觉心。人们放弃国别、文化界限的同时，也无意识地放下了正与邪的界限，渐渐以妖为亲，认贼作父，有不少人成了“精神外国人”、“精神资本家”。
历来人说：“家花不如野花香”，狐朋狗友、奸佞小人常得势。而逆耳忠言、苦口良药，却往往被敬而远之。很多时候，不是邪道“威武”，而是人们被自身人性的弱点打败了。
当然，我们不排除西方文化有许多优秀的部分与因素，如西洋古典音乐、经典文学作品、民间艺术、美食、服装、建筑、工业技术、音乐、美术的技法、电影技术、以及许多文化理念（自由、平等、民主、人道、环保）、哲学方法、制度特色等等等等，方方面面，不胜枚举。我们可以大致将其分成两块：技术类的和人文类，也可说是近唯物的和近“唯心”的。这两块，无论哪类，在西方，都是打造了几百年累积出来的，有相当优势不足为奇。
而反观中国，在技术方面，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他们几百年的路，几乎追平了西方的成就。这还不能证明中国走在了正道上，因而走得更快吗？至于人文方面，特别是艺术、哲学领域等，在既往救亡图存的压力下（《国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我们未能投入足够的关注，因而有所落后也是必然的。即便这样，看看今天西方大片在中国的票房已然风光不再了，国产电影正在明显地追赶上来乃至正在超越。
更重要的，在抗疫上的人文表现，才真正体现了中西的差距，才真正暴露了西方人文实力的孱弱、无能。毕竟，道德力量才是检验人文价值与人文成就的“金标准”！
若单说西方自身，则即便他们信奉了错误的价值信条，践行了扭曲的价值体系，但作为生物，作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终归仍保有着一定规模与生俱来的价值本能，不至于彻底沦为失魂落魄的行尸走肉、“价值丧尸”。尤其在人文艺术方面，任何人都必须尽量发挥价值本能（如审美能力），其扭曲的程度必然有所缓和，但不可能完全躲过扭曲，象某些所谓现代艺术、美术就很变态。还有所谓“行为艺术”，不过是大张旗鼓暴露西方价值扭曲的“捷径”，不足为训。
然而，要真正认清西方花费数百年心血搭建的文化大厦、价值体系，还是要从认清其“双标怪”的本性为起点。所谓“双标怪”，其实正是将价值本能与“价值歪道”（海盗本性）强行“缝合”的产物。若不能摆脱其海盗本性，西方也无缘回归人类文明的正途。若以《西游记》做参照，今日西方社会正是靠金箍棒大闹天宫的村野猴子，连五行山的阶段还没经历呢！而他们的金箍棒正是叫做“科技”的东西。
仔细梳理之下，在西方价值体系中，具有优势的，除了科技，还有某些制度优势。其中与价值哲学相关的部分，有必要在此略作关照。
由于西方认定价值天降而不变，且只能凭占有来获取（无偿予人就是“罪过”）。因此，在他们头脑中，占有已与价值深度绑定，他们的注意力便集中在如何占有上：抢当然是本等，再一个就是交换了。于是，搞贸易、建市场也成为其强项。
顺便说一句，科学的价值真相，就是通过打开自然的秘密（大门），来占有自然的力量。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力量（power），也就是权力，权力即占有。所以，科学是有原罪的，而非价值中立的。其罪在——打碎了整体：自然及人与自然的相对和谐的关系，还有杀鸡取卵（鸡比喻整体、自然，而卵就是力量）。今日的环境、生态灾难的总根源都在于这种杀鸡取卵式的行径。
有了力量（与财富）的加成，今天西方海盗将抢掠与交换日益完美融合，越来越进入“艺术”的境界，足以不战而赢：由传统殖民进化为经济殖民、司法殖民（美国的长臂管辖）、文化殖民、技术&规则殖民（如专利保护）、心理精神殖民（借媒体、舆论工具掌握对象、事件定义权，并长期洗脑）、生物基因殖民（如生物战、消灭“垃圾人口”，传播疫病同时贩卖疫苗）。
对于西方这些行径，不能单纯以坏事做尽来做道德批判（批判有一定必要性）。道德批判常常无效或低效，这就如病毒能绕开人体的免疫防线一般。因为，西方人的行径是建立在双重价值机制（即双标：价值本能+海盗本性+形而上学）之上的“妖法”、“妖术”，具有了反人类的性质，超越了人类一般矛盾的范畴，在判定上，道德已经不起决定作用了。换言之，道德已经没有足够的发言权了，必须上升到“道”的层面，才足以看清其性质、罪错程度以及远景。
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道术也要升级。不是靠魔法打败魔法，而是靠正道的进步发展、与时俱进，以更强大的正道凝聚全人类的正气，驱魔降妖。比如说，没有足够的道义力量，就不可能指望强大的道德感召力，象当年斯诺登那样的堡垒内部的反戈一击，就不可能普遍出现。关键是，人类看不到文明的崭新前途，就注定会有许多人宁愿陷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益窠臼中，同流合污，这足以阻碍人类的进步发展。
因此，首先就要在思想上摆脱现代价值体系的束缚，认清真正的价值，回归价值正途。毕竟，我们不是双标怪，没有海盗本性的包袱和形而上学嗜好。
因此，我们还要看清价值的真相。
四、（二）价值的真相
前面说过了价值的整合论，也叫价值的创造论。但这仅仅是价值的第一层真相。按这个真相把握价值，也就只有初级水平。按照前面定义，价值的标准是主体的需要，那就会要求客体服从主体的需要。这样势必会导致主客失衡，无法真正达到“和”。比如，在男女关系中，女性被迫服从男性需要，这是男权社会的常态。男女不平等，如何算是“和”呢？具有独立思想的女性肯定是不甘于如此“和”的。不“和”会怎样呢？
过往，中国有些文人有个秘不外传的属性：惧内。俗谓：怕老婆，也叫：妻管严，川人谓之：耙耳朵，听老婆话的意思。在男权社会，这当然是很没有男子气概，很丢脸的。
但为什么会这样（惧内）呢？
黑格尔有个著名的“主奴辩证法”，大意是说，主人由于长期依赖奴隶的服务，最终反而在事实上让奴隶把持了主动权，奴隶成了事实上的主人，原有的主奴关系被颠覆了。怕老婆其实也基本符合这个逻辑，它表明，价值会在“和为贵”的逻辑里做出自发的调节，去达到更平衡的状态，却未必是原来主体所认定的样子。毕竟，主观的需要要落地变成现实，也得经过客体和现实的批准。所以，别蜜汁自信——你自封是主体，就是主体啦！
后来的思想家们由主奴辩证法逐步引出了无产阶级翻身做主人的革命理论，从而放出了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它催生出了《共产党宣言》、巴黎公社、苏维埃社会主义。后来，它又来到中国，有了新中国，才有了真正的人民的江山，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为什么是中国特色，而不是纯正的社会主义呢？这就又回到价值问题，要进入第二层真相了。
在第一层，价值的发动是以主体的需要为标准的。但价值过程不是单方面的主体享用过程，而同时是主体被影响、改造的过程。比如，吃够了会饱，吃多了会胖，吃撑了会死，吃久了会习惯，吃不着会想念，……也就是客体的因素必然要渗透到主体之中，客体的需要、标准必然要作用到价值过程和主体身上。这样，主体的标准就不是唯一的、绝对的。为了适应客体，时常要改变主体的标准。这就变成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对症下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而明智的人会选择将主客体平等看待，彼此尊重。这样才有了“和为贵”。而这样做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天下大同。而达到这样的水平，不是一步登天，而有个螺旋发展、演变的过程。因此，价值问题的第二层真相就是和谐论，或者螺旋发展论。中国特色就是螺旋演化中将多种标准改造、整合的结果。
明白了价值的第二层真相，就必然要进入第三层。
前两层（整合论；和谐论，也称螺旋发展论）都从功利的、利害得失的角度来看待价值问题。这就未免局限了，也就不能真正解决价值问题。因为，螺旋发展终将使得价值溢出人的意识掌控，以至于古人要说“难得糊涂”，也有了急流勇退的明智。老子提倡“功遂身退”，庄子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但这都是较高的境界，一般人其实不易达到，摆脱不掉身上的烟火气。这样，更加亲民的儒家就有了发言权了。
儒家认为，要保有价值，主体的道德是关键：“天命糜常，唯德是辅。”必须修德——主体自觉改造自身，以合乎价值运行的需要，方能令主体在主客关系中保持中庸，尽量使价值保持在均衡态（即螺旋线上），使主客均衡，与价值同在，各安其位，谓之中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把中庸几乎上升到本体论的地步。为啥这么使劲呢？儒家其实是想说：统治者们吃个八分饱就好，不要把利益都吃干抹净，不给百姓留口粮，甚至还要敲骨吸髓，竭泽而渔；同时，被统治者也要“安于天命”，安于等级秩序。如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从四德”，长治久安。这其实在价值逻辑上退回到了整合论的水平，成了僵化论、固化论。这种倒退正是儒家思想日后被历史淘汰（蒋家王朝覆灭）的内在根源。
客观地说，儒家理论是在道家的高妙与百姓的庸常之间做了调和，是价值理论的缩减版，只重德，不重道。在一般历史阶段，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有积极作用。但当人群、社会进步发展之后，其僵化、保守性就凸显出来，成了少数人束缚并剥夺多数人权益的帮凶、工具，成了反动的东西。在《西游记》里就对应着妖魔鬼怪了。吴承恩继承了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结合道家博大精深的理论、佛家慈航普度的情怀，禅宗顿悟明心的方法，以及自身修行实践的切身经验，提出了自己的修行体系，即所谓“无字真经”，给予我们勇往直前、永不回头的精神激励和思想启迪，也在事实上超越了既往的儒释道三家，把中国的价值哲学提升到了第三层真相的境界，那就是与时俱进，永无止境。这也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终身修行。
终身修行不是太苦了吗？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价值不是个单方面享受的过程，而是持续地相互塑造的过程。人如果不通过修行主动地把握这个过程，就必然会在这个过程中随波逐流，最终被价值的螺旋运动所抛下、颠覆：贪吃的会发胖、贪杯的会误事、贪吸（烟）的会生病，“贪”修（行）的会开悟明心。小悟小得，大悟大得。而开悟就是持之以恒修行的结果。这个结果不会因为文明进步，而如同社会福利一样，自动降临，只能亲身挣取。这成果也不是一般的财富或欢愉，而是无价、无上的至福，是脱胎换骨、不可思议的奇迹，佛教常称之为“极乐（世界）”，《西游记》结尾时，也在“安利”说：“同生极乐国，尽报此一身。”所以，我们也要说，价值的精髓，唯有靠修行来把握，不是靠读书、看演示能了解的。正如人们常说的：梨子甜不甜，只有亲口尝过才知道。把握价值真谛，老老实实修行是唯一的捷径，无人能代替。正所谓：“公修公得，婆修婆得，不修不得。”
说到这，如果我们的研究就停在这里，那么，我们取得的收获虽说不小，但也难说让众人满意。尤其在对现实社会生活理解的帮助上，深化有限；在对跨文化的认知深度上，进展有限，还不能达到突破的程度。因此，对价值的研究，除了在个体方面，以修行实践做结论，还要在群体方面，以价值在文化上的最高结晶为新的研究标的。而恰恰是在这个层面，我们看到了各国文化间最深刻而根本的差距，可为人类的未来提供最紧迫而深刻的预见。
五、人类文明的现代困境
在价值真相的第三层上，我们看到了与时俱进，永无止境。然而，这一点，其实西方人也有一样的价值期许，即资本的无限增殖，资产阶级统治的不断自我调整，以求永续不灭。换言之，在形式上与价值的真相并无区别。那么，西方的价值体系不是也挺合乎价值运行逻辑的吗？
如果只看表面形式，那是必然要犯迷糊的，也就是说，他们的价值本能还在线，也知道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改进，亦步亦趋的事情总还能应付两下子。再加上他们至今还有个阔气的架子，哄哄刘姥姥，那是没啥问题的。
现代有个高大上的词，叫做：进步。而且，将进步说成是无条件的，新的必然优于旧的。如此，也就渐渐引发出另一个更日常、“亲民”的东西：时尚，暗示又进步又高尚，还亲民，怎能不让人爱得痴迷！这里，我们只是举出一个例子，来体现西方现代文化的“迷人”之处。但《西游记》教会我们，不仅要看一个事物的表象，更要看其本相。因为，很多迷人事物只是引人上当的诱饵和圈套。有个好名声就容易引人入套，却很不容易解套。在《西游记》里，孙悟空一般一次对付一个（或一伙）妖怪，都必须全力以赴。那么，这里要考察致为复杂的一整套文化的真伪优劣，恐怕就不是一般眼光能洞察的了。而这一困难，正在日益变成人类的认识困境，进而演进为人类发展的死局，足以将人类导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人类必须突破！
那么，现代不同国家文化有优劣高下的差别吗？西方人认为当然是有的。恰好，我们也认为是有的。只不过，西方认为西方的最优秀，代表人类的未来；而我们则完全相反，认为西方文化不仅落后，而且是绝路，而中国文化才是未来。为什么？
前面刚提过，《西游记》结尾时，作者说了：跟着真经走，不仅能“同生极乐国”，还能“尽报此一身”。请问：人活一世，终有一死，什么能“尽报此一身”？古人觉得能香火有继，能寿终正寝，就是了。但现代人已不信这些。因为现代人被进步、被科学说服了，相信人类的发展是无止境的。
所以，我们今年是不知道明年的，信什么都不算数的。于是，我们除了吃饭，就剩吃瓜了！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事是人生合适的尽头或说结尾，也就是说，不知道人生最可靠的重心在哪里。是家人、子女？国家、民族？人类？爱情？爱好？成就？财富？享乐？见多识广？还是干脆无所谓？
人们陷入了迷茫和自说自话。许许多多的人干脆就只管自己随心所欲了。别人？别人算老几？他凭什么教导我！那么，有些人因为不了解，加上受人诱惑，想象力还丰富，做了精神外国人，也不算奇怪。本人也曾是“自由民主博爱”的迷弟呢！实在说，现代人在精神上的“自由”，其实与“迷茫”是同义词：反正是瞎转，溜达到哪儿不是溜达？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跳到桌子上大嚷：我们是“山巅之城”——，我们是“民主灯塔”——，他自然能挣个好行情了（商业用语就是：解决了市场痛点），不意外。
可问题是，他现在已经穿帮了，大家都不信他了。那怎么办？大家继续瞎溜达？
许许多多的人看好中国的前景，但心里其实又很朦胧，不确定，总不能说看你有钱有势就信你，以你为信仰的定海神针吧？骗别人也许是桩生意，骗自己算哪样啊？大傻子吧！掩耳盗铃是没用的。
因此，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在这个信仰稀薄的年代，凭什么信中国？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恰恰又与前面问过的那个问题，联接起来了——请问，有什么东西能让人们共同认可，能令人生都值得？
当年，美国大肆贩卖“美国梦”，一时风光无两，赚尽天下人心。人人趋之若鹜，仿佛到了美国就能成人生赢家。然而，“美国梦”是并不确定的，到今天可说是没几个人再企盼了，美国人都不怎么提了。换成了“让美国再次伟大”——做梦的已经不是个人，而换成整个国家了。外人还是绕道而过吧！
于是，问题就可能转到中国这里了：你中国凭啥吸引人外国人？
相信有人肯定会说：大家一起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呀！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吧？不就是搭帮过日子嘛，行！不过，我先得问一句，若是以后我又想分开单过，行吗？
——为啥要分开呀，不是都命运与共了吗？
——也许到时候觉得没意思了吧……
——什么叫没意思啊？
请问，什么叫“没意思”？“没意思”通常等于“不值得”，即付出之后，收获太少。在资本社会，明年赚的比今年多就“有意思”，反之，可能就“没意思”了。所以，资本主义必须做到让资本无限增殖，才能为自己续命。否则，就要解体。那么，中国能提供什么能让人家觉得有意思？总不能一直给钱，或是保证人家赚钱吧？金钱也买不来真爱呀！
所以，核心的核心就是：中国能提供什么，能让人觉得有意思，而且一生都值得，永生永世都值得？
恐怕有人要质疑了，中国有这样的东西吗？
不用怀疑，中国当然有！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
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中，只有中华文明是唯一连续不断，延绵不绝的文明。所以，它一定是能让人觉得有意思，而且一生都值得，永生永世都值得！不然，它早就烟消云散，人走茶凉了，正像那些已经消亡的文明那样。那么，是什么东西令中华文明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换言之，中华文明有什么独特的品质而与众不同？
这个问题我曾经断断续续琢磨过许多年，一直百思不得要领。直到最近在研究价值的真相时，才突然顿悟，恍然觉醒，许多问题由此茅塞顿开。所以，现在我也想问各位朋友一句，中华文明最重要而独特的品质是什么？请您先考考自己，说不定，您悟性更强，自己也能发现呢！
六、价值的尽头
恐怕有朋友要错会我上一节提出问题的用意，以为我要开启对自家文化的无脑吹捧，那就不是本节标题的意思了。
所谓“价值的尽头”，就是一个人要告别对价值的执着，这怎么可能还会热情投入对什么东西的“点赞模式”呢？那岂不是对价值的迷恋？怎么能到达“尽头”？
既然我们已经都说到了价值的第三层，说到了永无止境。那再往下，就不能搞无限循环，而必须决然斩断，这是逻辑的必然。那么，什么是价值的尽头？
价值的尽头，粗粗想来，人们会以为是很黯淡的感觉：到了尽头，应该就是要完结了——生命嘛，离不开价值，到了尽头，后面就是荒芜了，那还不是要完结了吗？应该就是死亡了。听着好像有理。那对于人呢？对人来说，价值的尽头是“无”，是“空”。而老子从这“无”中看到整个宇宙、全部的历史逻辑（自然的以及人的），由此，他写下了《道经》、《德经》。
换言之，他在无中见到了有，从无中打开了全世界。那么，你说，对老子来说，价值的尽头是什么？是境界。这样讲恐怕还不能一目了然。所以，我们再讲的细一点。
为什么要讲价值的尽头？我们不是都离不开对价值的依赖吗？到了“尽头”有什么意义？正因为我们必须依赖价值，才要更好地把握价值，才必须做价值的主人，而不是价值的附庸，乃至奴隶。因此，如果我们始终泡在价值之中，就必然要变成价值的奴隶（请复习一下主奴辩证法），失去自由。为了自由，我们也必须尝试超越价值，去看一看它的尽头。
价值的主人是自由的。这自由就体现在他能于尽头处从容淡定，坦然处之，并在这一高度从容、妥善安排价值，乃至从无中创造出价值。老子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说，价值的尽头是境界，是自由的境界。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说到圣人，离我们问题的答案又近了一步。中华文明的独特品质恰恰与圣人直接相关（不是精英主义，别想多了），同时也与每个中国人相关。
前段时间的热播大剧《觉醒年代》有一段讲辜鸿铭老先生赞颂中国人（注意，不是中国文化）的独有品质，他总结为“温良”，并把温良的源头归为中国人“过着完全的心灵生活”，最后又更进一层，归结为中国人拥有“心灵与理智的和谐”。和谐，当然与“和为贵”是合拍了，但我们对于心灵还是难以把捉其实质。而且，通观而言，辜老先生的发现于我们还是一种朦胧的遥指，一种浪漫多于确切的提示。当然，我们没必要埋怨前人。探索、发现总是一代代接力的工作。前人未竟之业，后人努力接上就对了。至少，我们从辜老的总结中，看到了中国人完成的是一种“和”的创造，并达到一种其他民族未能企及的境界。对了，辜老还提到了孩子、赤子之心，这让我们又想到了老子、圣人，想到了天人合一（赤子代表天真、天性）。只不过，天人合一依旧很玄，无法直接变成我们现代人可以把握的切实精神财富，难以很好地分享并加以善用。
那么，我们还是回到老子、圣人这里，从源头上取活水，去看看在价值的尽头藏着什么秘密，能让老子看到无中生有、无为而无不为。
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老子弃价值于不顾，而走向价值的尽头？一个很自然的答案，便是老子对现实失望了，对当时社会状况不满了，所以才想探索新的可能性来救治当时的社会。然后，我们看老子的结局：留下五千言的《道德经》后，他便飘然出关而去，不知所往了。显然，他知道，个人力量有限，改变不了现实，不如飘然而去。而他留下《道德经》的举动，则表明他相信其中蕴含着有效良方，能救治社会。而我们也看到，《道德经》的深刻智慧，不仅在过去，即使在今天，仍熠熠生辉。
于是，新的富于启发性的问题来了：究竟在老子身上发生了什么，使得他能从深深的不满与失望中拔出脚来，变为一种洞达宇宙天地奥秘、尽悉人世推衍脉络的透彻，同时仍保有赤子般的质朴、真诚，以及圣人般的悲悯、仁慈？问题问到这儿，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让我们来看《道德经》第十二、十三篇。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道德经》第十二）
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指的正是人成为了价值的奴隶，因此才要“去彼取此”，即放下价值，走向价值的尽头：无。而之后的第十三篇则揭示了无究竟是什么意思。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
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道德经》第十三）
所谓“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是在前一篇的基础上，从更切身、更有影响力的价值品类（名誉、安危），来凸显人被价值奴役的情形。然后，方向陡然反转，仿佛是一个醒悟、一个决然的割舍，老子说到：“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不再吝惜肉身（安危），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连肉身都能舍去，这不正是到了价值的尽头吗？
原来，老子在价值的尽头刻下的是“无我”二字。
关于“无我”，人们熟知的是儒家孟子式的舍生取义、舍己为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面看，老子与孟子的无我是一样的，都是不吝惜自身。但本质上完全不同，实现的路径也根本不同。儒家完全无须经过价值的尽头的转折点，而是从一种价值（身、己）替换为另一种价值（义、人）。这种替换无关“道”，无关深层次的转换，只是以情感（同情、恻隐之心）做中介，人自身没有根本的转变，仅凭主观判断区分价值的高低。这与道家、佛家从无、空，经历切身的深刻转变，从而揭示、验证了宇宙的客观真理（道、如来），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这里没有鼓吹精英，贬低凡俗的意思）。
老子没讲如何悟道，因为，他觉得和不了解的人说不清楚（参见老子“上士、中士、下士”的议论），只说了一句“夫唯道，善贷且成。”“贷”就是指放下价值，往往被今人引申为施予、施惠，其实没说到本质。
但佛家对悟道有相当的披露。我们看《西游记》第19回中引用的《心经》上所说：“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空”、“无所得”、“远离颠倒梦想”（以及《心经》论述的“色即是空”），都是指价值的尽头，“菩提萨埵”、“般若波罗蜜多”、“涅槃”，粗略讲，即是指个体内在蜕变的神秘经验。整个过程与老子说的应是殊途同归，都经过神秘体验。这个部分离大多数人有点远，无须多言。但其中一个至为宝贵的心理效应之成果，却实实在在、深深植入了中华文明的灵魂中、骨髓中，令中华文明彻底蜕变，与众不同，并由它生发出辜鸿铭老先生所说的“心灵的生活”、“心灵与理智的和谐”以及“温良”，乃至于全方位、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这个深刻而神秘的心理效应成果和独特的品质就叫做：和解。
七、和解
中国有句话叫：不打不相识。把这句话拿来解释“和解”也并无不妥。就是说，当一个人透彻认识了这个世界后，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一笑泯恩仇。而不是象某位西方思想家说的：看透生活还依然热爱生活，就叫做英雄主义。这叫做“中二病”没好，好吧。过日子能过成英雄，你家开勋章店的吗？那写“难得糊涂”的郑板桥老先生，你该给他发几吨重的大勋章啊？还是要痛斥人家不懂英雄主义？
把热爱生活叫做英雄主义，其实是过度执着于价值的表现，或许，在西方那种冷漠的世界，需要这种执着，才能免于绝望。但在中国，老子应该会说：“甚爱必大费”，平常心就好。中国老百姓把生活叫做过日子，那就是与生活的和解。因为，人们懂得，无论如何，该来的总要来，该走的总会走。所以，别较劲，该干嘛干嘛，洒脱点。看庭前花开花落，望天外云卷云舒。自自然然的状态就是：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而我们这里要说的和解，不仅是与生活的和解，与过去仇家的和解，与中二病的自己和解，更是与整个世界、万事万物的和解，与各种对价值的执着和解。这种和解不是放弃，不是凡事都躺平、无所谓，而是为所当为，无为而无不为，不为所不当为。能充分滤去各种背景“噪音”，不信神，不信邪，更好地专注核心事务，并享受点滴美好，最终，靠努力创造出属于自己、也能与众人共享的锦绣江山、锦绣生活。
打个比方说，你家附近有条野狗随时乱吠，搅得四邻不安，非常烦人。此刻，你手头正忙一件要务，狗吠又响起，让人有点分心。你会跑出去撵狗吗？不会的。那叫不懂得抓主要矛盾。反之，如果家有病人需要静养安睡，那就要尽量把狗赶走，保持环境安宁。因此，用个新词讲，和解能产生“战略定力”，做好该做的事。
问问愚公，问问开凿红旗渠的乡亲们，问问当年新中国千千万万百折不挠的建设者们，问问当年朝鲜战场上英勇奋战的志愿军战士们，他们是如何面对困苦和牺牲，“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而他们往往只会笑笑说：没什么，谁都会这么做的，这是我应该做的，等等。今天的我们以为这叫做“质朴”，其实是把这看小了，漏掉了五千年文化的加持之功。这其实从根本上，是源自和解的力量。他们都是“天生”的“和解者”。
但是，志愿军战士的对手们，可没有这份定力与坚持：百分之一的困苦就会让他们投降了。他们把这叫做人性。多么廉价的“人性”！不就是趋乐避苦吗？不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吗？这都叫人性，那他们也只能把志愿军看成神（性）了，只能发出“真不可思议”的感叹了。
没办法，双方的差距就是这么悬殊：神对人。这就是降维打击，这就是中国文化加持的神奇效果。而共产党、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则帮助这种效果在摆脱掉旧日文化糟粕、污泥浊水的沾染后，更加凝聚集中，所向披靡。
那些基层战士可能并不懂什么高深的大道理、什么先进的主义，但他们人人自带中国文化这份精神核动力，只要调校正确，中国文化就威力无穷！因为，海纳百川的中国文化就是跟真理最亲（最善于滤去“噪音”，沙里淘金，去芜存菁），没有第二个。只要有正确的领导，中国人就能百战百胜。所以，毛主席说：路线方针确定了，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因为，干部正是负责具体领导的。
而干部，光优秀不行，还得懂得中国文化。
为什么那么多喝过洋墨水的优秀分子，要追随山村里走出来的毛泽东的脚步？不为别的，就因为毛泽东最懂得中国文化和国情，最能把先进的思想与中国文化最优秀的特质揉和一体，发挥出人的最大潜能，取得一次又一次辉煌胜利。
所以，是杰出的领导、先进的思想、优秀的文化，引领着优秀的人民。因此，也唯有毛泽东首先喊出了“人民万岁”。而在“蒋先生”眼里，人民不过是乌合之众；在北洋军阀眼里，则楞是看不到人民，只看到一个个的人，如牲口一样任人摆布的人。正是由于中国文化有“和解”这份特质，才令中国人的表现有这么大的包容度和承受力:上不封顶，下不见底。既能替天行道，又能逆来顺受；既能大闹天宫，也能虔心取经；既有神仙圣人，也有魑魅魍魉。而小鬼正是磨练圣人的“磨刀石”。正像取经只有一路降妖除魔才能成功。
而中国文化熬过了几千年、上万年的风风雨雨，自然练就了独门的核心“功夫”。而和解正是它最独特的品质。因为，能与万物恒常和解，中国人才能海纳百川，才能跨越历史的周期，结成大一统的国家、社会、群体。反之，不能与万物恒常和解，就必然会固守在各自的茧壳内，自弹自唱，凝聚不成一体。我们看到欧洲破碎的版图，就一目了然了。
八、自信
和解的实质是臣服和归属于整体，并乐于服务和奉献于整体。这一切的原则就是“道”。整体便是老子所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那不可见的“一个”。（佛教说的）“见如来”，也就是见这“一个”。
打个比方说，毛主席见过人民吗？物理上说，肯定没见过——一位领袖，本事再大，也不可能见过所有国民。他只可能见过人民的一部分、人民代表、人民的某些分子，他自己也是人民的一分子；然而，在精神实质上，他百分之百见过人民。同理，我们在物理上可能没见过领袖本人，但在精神实质上，我们完全有可能见过他，就如同说他“见过”我们一般。
又同理，圣人见的道，与百姓见的道，也能重叠，甚至相当程度上重合。这样，圣人与百姓便可以为同一个道做同一项“工程”，各自贡献一份力量，实现同一个目标，比如说，建设新中国。
而在另一种情况下，道不同的人，目标不同的人，也可以“合作”，只要借助一件中介物，如钱、资本或商品。而由于他们不可能归属于中介物（因为，中介物永远在流动），所以，他们的“合作”总是机会性的，“合作”也就不能令他们长久地联结在一起，乃至融为一体。
然而，道可以。道可以联结起所有人，使所有人联结为一个整体。这是世上有过的任何其他文化、宗教都做不到的奇迹（说到这，让人想起新中国成功改造全体日本战犯的事迹：那群罪行滔天，十恶不赦的罪人，最后，全部脱胎换骨，成为彻底的新人，仿如重新出生一样。堪称旷世的奇迹）。与此相对照，西方传教全球几百年，也依旧整合不起一个和平的世界，未来也肯定不行。
由此，我们可以明了中国文化对于人类未来的意义是什么。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去“传教”，完全没有这回事。道，就是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就是世界、这个整体的真实、有效的原则。我们只是先走在这条“道”上而已。人类未来或迟或早都会“上道”的。不是我们“传道”，而是“道传人”。我们只要坚持行道，就必然和大家、和越来越多的人走在一起。这是自然要发生的事，是未来的事实。只要我们一直让大家看到有人在走，我们在走，就好了。而这也正是我们要和平崛起的哲学根据和文化自信。
立足于文化自信的高度，很多文化问题可尽收眼底，清晰如画。
首先来说H国。有人喜称其为“宇宙大国”，进行各种极尽能事的嘲讽。我觉得大可不必：谁才会对一个精神不太健康的人丢石子、吐口水？通常只有小孩子才会吧。而H国在文化上处于什么状态呢？有一个词可以很贴切地来形容，就是“被投胎夺舍”了。换言之，已经丧魂落魄了。它的许多文化上的疯狂举动，实为溺水将毙者的条件反射，我们没必要与其同频共振，只要做出一定合理必要的反应即可，不要去刺激人家。如果这是一个人，那就是需要被救助、被同情的对象。嘲笑、羞辱只能是没人性、不人道的举动。而且会制造无端的新矛盾，惹出无妄之灾。（我甚至很怀疑某国在其中有没有动手脚，借以增添一根撬杠，来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因为没有证据，就不多说了。）
再来看各国文化。无论西方还是世界其他地区，现代文化早已将各地的本土文化冲击的七零八落，无力反击。世俗化也都曾成为各地的文化主流。近些年，回归传统又成了主流。然而，历史已时过境迁了，文化上的刻舟求剑是无效的。与时俱进，在继承中创新，才是必然的因应之道。制造“文化罐头”（僵化保守），既笨拙又徒劳。
对西方，这同样适用。“上帝已死”，他们的宗教还有救吗？只要经济一不行，反思自然会临到他们头上，越不行，反思就越深刻。这是自然规律，很正常也很必要。西方如今的民粹化、极端化、反智主义、各种内部撕裂，乃至毒品合法化，都有文化不适应现实的原因在发酵。
文化是社会的黏合剂（我更喜欢“整合”这个词，它显得更健康、有序和主动），是凝聚群体的关键要素。而经济的作用则比不上。就像超市里抢购优惠商品，抢购完了，大家就散了。只有文化能把众人长久凝聚起来，快乐无间。插句题外话——中国男足为什么不行？恐怕缺少文化之魂是最重要的原因，却最被忽视。
单就文化说。只要时代在发展进步，关键是经济的发展进步，文化就会追随、更新，甚至能引领经济。比如，这次奥运会期间的“一墩难求”，就是文化引领经济的新鲜实例。这是微观的。在宏观上，“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也凸显了文化的引领力。而这种力量也必然是与时俱进的结果。相反，只是单纯固守旧日的传统，即便能引领一时，也很快会落后，被冷落。
文化的与时俱进有两条路径：一是追随经济的发展，是被动跟随。有如时尚，随波逐流，既无主线，也无定向，不可持续，不能长久。
另一条是回归文化本身的使命：凝聚人心，促进群体融合，促进人类文明交流融合。这才是文化的生命力所在，是文化之魂。在这个意义上，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都是文化毒药（将每个人原子化、疏离化），是操纵人心、移魂夺舍的鬼蜮伎俩，是魔鬼法术。
只要人们一天还在合作，文化的凝聚、融合作用就一天也不能缺席。中国人喜欢请客吃饭，西方人喜欢咖啡、酒吧，都是发挥文化融合作用的实例。假如人就是单纯工作、上班，单纯谈买卖、签协议，干巴巴的、别的啥也没有，这还有文明的样子（还有意思）吗？就这个意义讲，孔子强调“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是很懂文化，很懂人心的。
吃喝只是文化的一小部分，更多雅致、精巧、新鲜、有趣的内容，还有待人们创造发明呢。创造文化，这本身就是在开发经济，引领经济。正在构建双循环的我们，自然不能只盯着经济领域，忽略文化领域。文化更能发挥事半功倍、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关键还在这四个字：与时俱进。
比如通过促进跨国文化交流，促进跨国经济交流；又如，通过文化创新，促进环保、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利用（在这些投入大、见效慢的领域，单纯以经济驱动，多半是吃力的）。而许多经济行为、经济活动只要能很好地赋予文化功能，就能如虎添翼，无往不胜。比如，当年中国的茶叶出口，配合上人自创的茶文化，就成为英国人的时代“刚需”，高端时尚。而反观我们今天的一些文化“工作”，常常跟在西方观念后头，不是为他人张目，就是用各种逆向民族主义恶心自己人，实在是一种渎职犯罪。这不单单是文化不自信的问题，而是连文化本能、价值本能都丢尽了！做人的资格都没了！对得起祖宗吗！
所以，文化自信既关系到做人的根基和基本尊严，也关系到国家、民族以及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唯有在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中，我们才能维护这份自信，才能无愧于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先人，也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我们必须担当的历史与人类文明发展的使命。
（全篇完）
附录一：西方人的傲慢
看明白了价值与和解，看明白了主贴对西方文化的讨论，对回答如下问题会很有帮助：西方人为什么那么傲慢？
西方的傲慢是这样的：我们是天选之民，我们是人中贵族，我们是高等民族，我是上等人（他们不习惯以“我们”来思考，最爱以“我”来思考；再说，“我们”都“上等”，哪有“我”一个人“上等”爽啊!），我永远正确，我永远尊崇、荣耀，我永远正义、胜利、仁慈，永远勇猛，永远智慧，我永远是最迷人、最受欢迎的人……所以，我要永远活着享受生活。这既是对我特殊存在和身份的奖赏，也是证明。所以，我永远不能死。所以，我必须永远能赢过死亡，我不能输！——因为，我真的怕死啊！
到这里，我们算是看明白了，西方人的精神就是这样一块硬币：
光鲜亮丽的正面：我是胜利者，拥有全部的真、善、美，我玉树临风、潇洒、开朗、幽默、大度、光彩照人、活力四射。然而，这美好的一面只是西方人半真半假硬撑起来的——在他们风头最正的年代，他们创造了现代文明的大部分成就；而当他们晦气背运的年代，他们又造下了现代历史中几乎全部的残忍罪孽。到底该以哪部分来评价、判断他们？
正常的生命（包括人）都是趋乐避苦的，而趋乐与避苦是相对均衡的，趋乐会更占上风一点，所以会有“鸟为食亡”的表现。对人来说就是，不管会不会胖，遇上好吃的，先吃了再说；知道吸烟有害健康，还是忍不住要抽上两口，等等等等，诸如此类。
但是，西方人的精神结构有所不同：避苦，准确地说是，怕死的一面明显压过趋乐的一面，宁愿牺牲一部分生的乐趣，也要更多投入到对抗死亡的“事业”上去（主要不在医学生理方面，而在精神心理方面）。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基督教的教义：用一生赎原罪，争取死后进天堂。为了践行这个教义，西方人甘愿放弃大部分生的欢乐与创造，忍受了一千年的“黑暗中世纪”，以换取在末日审判时的光明、荣耀与幸福。他们大量的音乐、美术、文学等作品都倾注在这项事业上了。然而，这条对抗死亡的唯一正途却失败了，“上帝死了”。何等悲哀！
那么，除了“正途”，他们还尝试了什么其他途径呢？有做善事、帮助穷人、抚育后代、救治病人等等，所有一般正常状态下人类会做的事情。这些对于西方人中的一般人大概也就够了。
但对于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这远远不够，要克制他们的死亡焦虑，只有魔法——以死亡对抗死亡，就是用别人的血和痛苦、挣扎来对抗自己的死亡焦虑。当然，这只能暂时起作用（这正是西方总是发生连环杀手杀人事件的内在原因）。
即便是这样残暴血腥之事，西方人也能干成了文化，最成功的就是古罗马人。他们建造起巨大的斗兽场，把嗜血的心理需要办成如宗教仪式般的节日庆典，自皇帝至平民，个个盛装出席，观看杀生如麻，血流如河。一日日、一月月、一年年，周而复始，定期举办。这种原始的野蛮、迷信、愚昧和残忍，西方保留至今（那些足球流氓可是蜚声海外）。当然，明显的变化、“进步”也是有的——欧洲人自己扮“圣母”，却一致将“脏活”外包给了粗鄙的美国佬、牛仔们去操办。从小型的暗杀到大规模战争的屠杀，美国人把这做成了生意，24x7，几乎无日不做，无恶不作。对此，道德谴责根本就是跑题。
对抗（死亡）是西方的文化本性，贵族之家的盾型族徽便是他们“武德”的展示，打斗、对抗、胜利，便是他们的底色。进入现代，科学就是他们进行对抗的最大工具和帮手（比如，西医治病就是绝对的对抗性思维的表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医的整体均衡思维，他们不懂）。
由于死亡（焦虑）的存在与一刻不停的搅扰，对抗成为西方人强迫性的精神需要。自然，对抗需要有对象（没有对象就创造一个，“XX威胁论”我们是不陌生的）。而对抗也让人更容易疲劳，所以，自我麻醉也成了强迫性的需要：狂欢、纵欲、酗酒、吸毒，均在此列（连大名鼎鼎的福尔摩斯也不能免俗）。
这种对抗也破坏了其价值观和道德。强迫性的对抗，就强迫性地需要胜利，而失败就“意味着”死亡。在西方人的价值天平上，胜利是天，失败就是地狱。loser，失败者是最可悲、最可鄙的。所以，他们的道德观也是扭曲的：胜利者（比如有钱人）天然是道德“完人”，失败者（loser）天然是“卑鄙”“贱种”。后者的存在都是有罪的，因为他会唤醒他们的死亡焦虑，以至于欺侮弱小在他们也是天然的“正义”（刻意地矫枉过正就表现为“圣母情结”）。
在他们，欺负弱小，既是对抗死亡焦虑，也是压制死亡焦虑的廉价手段，有双份的快意。所以，在不便于大打出手的公共场面上，傲慢就是他们的绝对必须。然而，我们却可以由此清晰地觉察：欺软怕硬（因为他们是真的怕死啊），才是他们绝对的真面目。
他们的价值观已彻底扭曲。主贴中揭示过：西方人以占有为价值的源头。这只说到了西方人的“骨”，还没到“髓”。在西方人精神的骨髓里、骨头缝里，能够叫做价值的，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胜利（精神胜利、“嘴炮”胜利也行。做演员他们很在行），不胜利就意味着死（所以有赢家通吃、零和博弈）。故而，想让他们对你“好”，除非你永远跪着，永远舔，还允许他们随时可以杀死你，拿走你的一切。即便这样，你也终究难逃一死。因为，只有死亡（当然是别人的死亡）才能“对抗”死亡焦虑（当然也只是暂时管用）。
人终有一死，死亡是不可战胜的。西方人却在这个事情上陷入了病态的偏执。于是，要“战胜”、“对抗”死亡，唯有虚幻的“魔法”：从宗教、愚昧到邪恶的疯狂（让无辜的人去死）。
所以，不是我们把他们想得太好了，而是我们根本不懂他们，他们在文化上就误入歧途了！
恐惧死亡，对抗死亡，乃至无所不用其极，才是那枚硬币最不为人所见的、决定性的背面，是他们的精神地基。真到了要紧关头，那光鲜的正面不过是可以随时丢弃的伪装、面具。
由于价值根基极其单一（只认胜利），西方人也极端脆弱。一旦失败，立即“秒怂”，可谓是真正的纸老虎。在这一点上，俄国人与法国人就对比鲜明：拿破仑占领了莫斯科，却征服不了俄罗斯；而德国人占领了巴黎，法国就投降了。所以，欧洲人表面上看不起斯拉夫人，以为他们是天生的“奴隶种”，也就不待见俄罗斯人。可其实，他们心里知道，俄国人比他们更坚韧，真要彼此友好相处，早晚玩不过俄罗斯人。于是，他们只能摆起一副傲慢的嘴脸，拒人于千里之外。
认清了其虚弱，也便无须因其傲慢而愤怒。愤怒，你就输了。因为，傲慢既是从其骨髓里渗出来的对抗杀气，也是他们对自身的脆弱、绝望（无法战胜死亡）的伪装、掩饰。但那终归不过是其自欺的魔法，却连他们自己都信了。所以，才叫魔法。玩得真叫个邪乎！
傲慢是弱者的自欺欺人。真正的强者宁愿质朴无华，保持低调。从小老师就教我们要助人为乐，做了好事不留名。这是真的在教我们向强者学习。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附录二：价值鸟瞰
价值的初级状态是“我满意”，这是西式自由——疏离（式）自由（后面解释）；价值的的高级状态是“和为贵”，（如“家和万事兴”），是融入（式）自由；更高级的状态是与历史“和为贵”，即“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时俱进，守正创新。而价值的最高级状态是“无我”，无私奉献，和解，这是完全自由。
和解是与世界融为一体，这是价值的极大化状态：全世界都是“我”的（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我”也是全世界的。
如果用数学语言来评估价值量的话，价值的初级状态是：价值的一次方（线性变化）；高级状态及更高级状态是：价值的二次方～有限次方（n次方）（指数变化）（体会一下“家和万事兴”的数学对应状态）；最高级状态是：价值的无限次方（超级变化）（能创造奇迹的那种）。
这样，比方拿GDP来说。同样的GDP，在资本主义社会，顶多就只有一次方的价值量，而且在内部纷争丛生时，更要大打折扣，内耗严重。而在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以和（解）为价值标准和追求的社会，其GDP则具有n次方、乃至无限次方的价值量。这也正是社会主义能办大事的秘密所在。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在抗疫（及各种救灾场景）上的对比——西方是渣，中国是神，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可一旦我们犯迷糊，采纳了看似很精明的“一次方”价值算计法，搞“我满意”，搞“疏离自由”，自然要从神变成渣，事实就在眼前，毋庸赘言。
所谓“疏离（式）自由”，就是以“力”为价值导向，追求个体的掌控最大化（最后落实为占有）。这完全是对价值的误解。价值的本质是“我”对他者的参与，同时也是他者对“我”的参与（想想食物如何变成“我”的血肉，以及“我”如何为了食物而奔忙）。
在初级的阶段，浅层的、局部的参与上，掌控的确很有效率，会令人以为掌控才能获得最优。但上升一点层级，扩大一些范围，单方面的掌控就会开始出现各种失灵的问题（能力、阻力、干扰、意外情况增多，就好像开小店不同于开大公司）。而到了更大的范围、更长远的历史跨度上，单方面的掌控必然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俗谓“翻车”（比如所有那些单纯依靠“人设”的，没有谁能走得长远。假的终归是假的）。迷信个体的单方面掌控，只能表明是眼界狭隘，思维僵化，最强也只能落个“下德无德”的评语，缺少“无为而无不为”的智慧。
所以，价值本质上是融入（式）自由，而非疏离（式）自由。举个夸张的例子。假如我们的身体能有效地融入自然，像植物一样，能通过一呼一吸就完成营养的获取，那是多大的自由、多大的价值！
在融入（式）自由下，同样一笔财富，可以被无数人无数次共享（这在信息社会尤其显著，比如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已经证明了它多方面的先进效率。未来的万物互联更加难以想象），这样的社会才会价值最大化。比如救命药，如果无须支付天价的专利费，自然就能救命无数。更不要说与那种无耻药商相比了。那种为了卖药谋取暴利，不惜长期维持病患的疾病状态，乃至不惜制造新的恶性疾病（如艾滋病、新冠肺炎），传播各种瘟疫、传染病等等，如此恶行正凸显出“疏离（式）自由”不仅不再是价值，而是一种恶！这样的“自由”也注定会成为彻底的枷锁和灾殃！
过去，古人讲“人命关天”，“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正是“融入自由”价值导向的反映，是价值的正脉、正道。它所揭示的恰是价值涌流的泉源是人，是和谐共处、命运与共的人群。这是我们的先人凭着最质朴的生命体验和深厚的历史经验积淀做出的价值判断和抉择。（与此相反的，则是把个体占有最大化，当做价值的极致）。背叛祖宗的事，我们可不能做！
如果说“疏离（式）自由”的威力相当于普通炸弹，则“融入（式）自由”就是原子弹，而“完全自由”（和解）就是氢弹。我们在朝鲜战争中，看到了志愿军将士们以无畏的勇气、牺牲和卓越的智慧打出的这颗“氢弹”的惊人威力，也在新中国七十年发展历程中看到它的“核反应”、“聚变反应”的巨大威力，我们也必将能在未来全人类一同奔向星辰大海的征程上看到它爆发出磅礴伟力！这就是我们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
附录三：神与人
东、西方文化对人与神的认识与想象是能最根本体现各自本质的观察窗口。
文化的顶层设计是秩序。秩序的基础是高低强弱之别。合理的秩序须基于真正的高低强弱，也须尽最大可能激发人的潜能，更高、更强。
基于这种合理性，神这一称谓仍被保留。“神”（必须加引号，因为中、西文化内涵迥异）代表着最高、最强的一极存在，昭示着文化的高度与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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