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 奇游
《西游记》是古典文化的一座高峰，传统文化更是群山连绵，笔者只能算是一个探险的攀登者。因此，笔者在以下这组探索性的文章的作者栏中写下这样的笔名：葡萄藤、蜗牛与黄鹂鸟。《西游记》与传统文化就象葡萄藤；笔者则如同蜗牛与黄鹂鸟一样，一边攀爬，一边自我质疑——“这样是对的吗？这样是错了吗？”不过，无论是对是错，蜗牛都只有一个选择——缓慢又执念地爬呀爬……欢迎围观，敬请评论，相互切磋，共同攀登。西游·奇游 作者：葡萄藤、蜗牛与黄鹂鸟 一、道 道 道 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宋·邵雍《清夜吟》 公元1592年，按中国纪年为大明万历二十年壬辰，中华神话第一奇书《西游记》于南京刊印出版了。此书一出，风靡全国，民间随即掀起一股阅读、创作、出版神怪故事、小说的文学热潮。同时，人们对《西游记》的评论、解读、猜测也风起云涌、绵绵不绝，历时四百余年，至今犹津津不辍、乐此不疲。当年，《西游记》首版时，全书被分为二十卷（每卷五回），并以本文开头引题的宋代学者邵雍（邵康节）《清夜吟》的二十个字顺序对应各卷，以作区分，称为“卷字”（如第一卷即为“月字卷”）。《清夜吟》意境空灵，含义不俗，用作《西游记》的卷字，自然也是含义微妙，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暗示，即包括作者、编辑者和出版者在内的知情人，对于《西游记》的理解难题是心中有数的，事先就预料其真意是不易被人认识到的。实际上，即便在4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对《西游记》的主旨仍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这并未妨碍《西游记》赢得拥趸无数，位列“四大奇书”之一。与这部奇书之“奇”相比，《西游记》的成书过程之奇毫不逊色，甚至更为独特。因为，它的的确确有一位经历独特的作者，一个聪明的奇人。通常来说，聪明人都爱琢磨事。可要是琢磨过了头，就容易钻牛角尖。一旦钻了牛角尖，那，这个人就可惜了。等他再从牛角尖里钻出来，大多也都变的平平常常了。吴承恩就曾是这样一个聪明人，本来也就准备平平淡淡渡完一生了。可偏偏在人生的后稍，命运却出其不意地给了他一击。这一击，几乎可算是有惊无险。但对于奇人吴承恩来说，后果却玄妙难测，反倒催生出了一个奇迹，促成了他人生的大爆发。他这一抖擞精神，便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西游记》。原本，在此之前，吴承恩早早就写成过两部《西游记》，并在后来的第三部《西游记》中，将这一情况融入其中一个降魔故事中，并反思了前两部作品失败的思想原因。其实，这前两部《西游记》当初都曾是成功之作，用古代正式文献（《淮安府志》）中的评价说是：“（吴承恩）所作杂记数种，名震一时。”这里的“杂记数种”基本上就是指他先后写成的三部《西游记》。不用说，这前两部《西游记》在现今的通行本中留下了诸多蛛丝马迹。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在附录一章和第九回中。这两部分的开头几乎一模一样：都写了长安的繁华，也都写下同一个有“错误”的年份纪年——贞观十三年，“岁在己巳”。贞观十三年本应是己亥年，不是二十年后才轮到的己巳年。而“二十年”恰是阴曹的崔判官卖人情“贿赂”给唐太宗的阳寿年数。也就是说，作者在唐太宗寿数上开的玩笑，早在这个“己巳年”的纪年上已埋下了伏笔，暗含着辛辣的讽刺。这正是聪明人爱琢磨事的一个标记。《淮安府志》中评价吴承恩有一个特点是“善谐剧”，于此可见一斑。所谓“谐剧”就是很夸张的诙谐或搞笑，套一个俗词，就是文雅地“恶搞”。笔者也现拟了一个名词叫“文搞”，以与“恶搞”相对照。《西游记》中的诙谐搞笑都具有这种很尽兴又不乱性的极致加精致。这正是聪明人爱琢磨事的一个结果。很明显，三部《西游记》代表着吴承恩人生中三个明显不同的人生阶段。吴承恩第一版《西游记》是他在这一题材上初显身手之作，现今通行版《西游记》中附录一章“唐僧出身故事”即应归属其中。这一版在文笔上已经成熟，谐剧的特点也很鲜明（“车迟国斗三仙”一篇大体上保留着第一版《西游记》的特征）。在格局和内容上，第一版《西游记》应该非常符合传统取经故事的模式：从唐僧的传奇出身开始写起，并且设定唐僧是天然“高大上”的第一主角。这也意谓着作者思想上的独创性还很不鲜明，处于朦胧孕育的阶段。相应地，作为长篇白话神话小说艺术的探索者，吴承恩的创作激情主要表现为追求“奇情”与“谐剧”两点。所谓奇情，从根本上说，是对“神奇”的抗衡乃至“反动”（反向而动）。这奇情之“奇”，就是要神奇、离奇，既满足人的好奇、猎奇心，又能耸动人心；“情”则是要能与人的情感相通，能以情动人。传统文化是以神明为核心的，以“天意”、神明、精灵等等不可知的神秘力量为重心的。因此，奇，总是神明或神秘力量超越于凡人、凡俗的专属属性。但“奇情”却将奇与人情相打通，在削弱“奇”之神性或神秘性的同时，也让人有机会洞见奇（即神秘力量）的本性也无非是一种与人性相通、凡人可以认识、可以理解的客观力量。这无疑对人的思想意识和精神有相当的解放作用。这是“奇情”最突出的品质。显然，这一创作理念中是蕴蓄着相当积极的时代进步精神，符合当时逐步兴起的个性解放的时代潮流的。不过，当时的作者，思想上信奉的还偏向于正统的“神定论”（天命观念+皇权至上思想）（“承恩”二字无疑是其父辈观念的投射），同时又倾心于神秘主义（厌弃世俗，向往出世修道、升仙长生、超越宿命）。所以，三十来岁的吴承恩，某种程度上，还算是传统思想的一个不太虔诚的信徒，多少还相信人性本善、相信成仙、成佛、成圣，乃至修炼长生（这在古人怕是谁都难以免俗之处）。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的力量、对自己掌握命运的能力抱有积极的自信（他年轻时曾作诗自诩：“余自尘世人，痴心小尘世”）。相反，对于神明的绝对权威、乃至对于皇权的绝对权威，他又在内心萌生了不自觉的隐隐的离心倾向，并开始滋长起平民主义的态度意识。这些是其个人经历和时代信仰状况共同影响的结果。这使他在创作上追求神奇的同时，也强调神奇必与人情相通，要合情合理。这其中已然蕴涵了新的人文理想的种子了。同时，正是缘于他的信仰在神、人之间游移不定，从而使“谐剧”成为了对抗信仰焦虑的有力武器。“谐剧”既是对矛盾的一种超越，也是对自身信心、能力的有力展示；同时，它也是激发读者阅读兴趣、拉近与读者距离的一项高超技巧。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吴承恩必定会以“奇情”和“谐剧”为准则，把他从小到大收集来的众多“奇闻”中最惊人可怪又有趣的部分，充分加工后编入他的《西游记》中，比如：在黄风山立起身，从脸部开始自扒虎皮的虎先锋（这或许是吴承恩童年想象中的一种极致恐怖）、平顶山的狐狸母舅、碧波潭的九头鸟等等，可能都早在这一版就已出场了。而他们那时的角色、地位肯定与现在版本大异其趣：虎先锋可能本是位大王，如今却只得屈居二线，当个先锋；狐阿七大王、九尾母狐狸也会凭其在传统“妖界”的强大气场而“割据一方”，施法作怪。而非如现在一般，附赘在金角、银角二怪的故事中，跑跑龙套。在吴承恩几次修改、重著之后，“幸存”最完整的，恐怕要属“车迟国斗三仙”中的斗法情节。这一段本来就是传统取经故事中的精彩部分，而吴承恩也用他独具的两大特色，令其达到了更加引人入胜的境界，并以此种创作成就造成了“名震一时”的文学轰动。除了奇情与谐剧这两点特色之外，第一版《西游记》还具有吴承恩所谓的“有鉴戒寓焉”的现实批判寓意。原因不难理解，因为，身为读书人，吴承恩更偏向于儒家思想。作为儒生，这一阶段的吴承恩还是相当虔诚的儒家道德理想的信徒，恪守传统道德立场。因此，他的批判，虽有激情，却并未超越传统，且囿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果报”观念中，而缺乏真正的锋芒。这就如同宝剑出鞘却并未开刃一样，只能充作仪式性的道具。本来，热衷神话奇闻、热衷白话小说，已经越出了正统儒家文人的轨范，可吴承恩的《西游记》却又拿神妖之别比附着“君子——小人”尖锐对立的模式，去重复儒家的道德说教，实在是让人有“走错片场”的感觉——象陈光蕊放生金色鲤鱼得到龙王回报、死而复生；第45回车迟国求雨时，悟空呼吁雷公多劈死几个贪官、逆子的保守表现，即是显例。但对于尚倾全力专注于文学突破的吴承恩来说，他思想上的这种暂时滞后恐怕也是可以理解的吧。以上所说的第一版《西游记》的三个特色中，奇情与批判在以后的修改中，都逐渐改观了：奇情被人情代替了，以致天宫与妖洞也仿如人间，让人感觉既熟悉又别致。这意味着，对后来的吴承恩来说，神话的神性已被完全剥除，“奇”仅仅作为文学元素和艺术策略而存在，变为了相对次要的因素；“批判”则在第二版《西游记》中升级了。只有“谐剧”这一特色贯穿了三部《西游记》始终，并在后期达到艺术的高峰。这一点也表明，吴承恩思想中的叛逆性、创造性始终不曾褪色，并在时光的打磨中日趋成熟。
本帖最后由 老农 于 2019-2-24 19:45 编辑
然而，这原本仅仅是出于寻求心理安慰而创作的小集子，当它渐入佳境时，其性质却悄然发生了变化。
原来，嘉靖二十年的秋冬之交，“圣裁”终于作出了，而且是好消息，具体旨意内容不得而知，大意应是：作者本意尚可称善，文无大谬，姑恕之，不必追究云云。得此“佳音”，吴承恩如蒙大赦，对“圣上”颇有几分感恩戴德，并在当时一首给一位在官场遇挫遭贬的友人的赠诗《杂言赠冯南淮比部谪茂名》中，间接流露了这种心情，其中关键一句是“一命仍霑旷荡恩”。这首七言古风的篇幅不短，显然，诗人心中有许多话语要借此倾吐。许多诗句明显是双关，既是说朋友，又是说自己的不平遭遇，其中颇有同病相怜之意。
比如，诗的开篇第一句就是：“君不见骅骝?駬烟霄姿，舞辔出门遭一蹶。”你没见吗——那带着仙气的宝马良驹装备齐整，兴高采烈，才一奋蹄出门，就被绊了一个大跟头，悲惨又不幸。又如。“芙蓉玉花之宝刀，流落丰城比凡铁。”再如“黄金烁众口，白玉生苍蝇。”“文章狎鱼鸟，君子为沙虫。”在这首诗中，吴承恩居然大出我们意外地对皇帝的圣明报以由衷的期待，显然与他这番“劫后余生”的亲身经历有很大关系。诗中用一串先抑后扬的连句，来表达这种对现实和未来充满乐观期待的情绪。如：“芙蓉玉花之宝刀，流落丰城比凡铁。忽然一日长光价，照胆吹毛动烟雪。男儿通塞宁有常，层冰之后生春阳。布衣唾手可公相，况君旧是尚书郎。”仿佛真有了一种“奉旨全忠”的自傲与自信了。诗中还有一句很有意思：“一命仍霑旷荡恩，殊方实是回翔地。”朋友和自己都是得皇帝恩典，逃得一命。你到远方（广东茂名）暂时谪伏，为将来回来继续翱翔等待时机。而对吴承恩来说，他的“殊方回翔地”恰是讲避世登仙主题的《禹鼎志》。正是在写书期间，他等来了自己和第一版《西游记》涉险过关的“好”消息。
至此，心情大好的他，又感觉《禹鼎志》的创作成绩也很不错，有向人传示的价值，并可借此一申己志，吐一吐近半年来的憋闷之气。故而，应该弄得正式一些，应该给书加个序言。正是在这篇序言中，吴承恩将自己心中的不甘心、不服气相当有理、有利、有节地诉诸翰墨之上了：
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惧为父师诃夺，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 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懒未暇也。转懒转忘，胸中之贮者消尽。独此十数事，磊块尚存；日与懒战，幸而胜焉，于是吾书始成。因窃自笑，斯盖怪求余，非余求怪也。 彼老洪竭泽而渔，积为功课，亦奚取奇情哉？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昔禹受贡金，写形魑魅，欲使民违弗若。读兹编者，倘悚然易虑，庶几哉有夏氏之遗乎？国史非余敢议，野史氏其何让焉！作《禹鼎志》。
吴承恩的确是文章高手，这样一篇颇有几分宣示、挑战意味的序言，初看之下竟然波澜不惊，云淡风轻，安详得紧。
文章分三段。第一段讲“我”从小爱好奇闻（即所谓怪力乱神的传说故事），而且年岁愈长，爱好愈强烈。到了壮年，爱好浓烈得化不开，搜罗来的奇闻都要贮满胸膛了。
第二段介绍自己创作《禹鼎志》的初心与过程。“我”早年因为喜爱唐朝志怪小说的名家牛僧儒、段成式写奇闻、怪物特别传神的那些作品，很想也写出自己的传神之作来。但一直没空，如今终于完成了。
第三段阐述了自己创作的理念。“我”写“奇情”不是为猎奇，而是有教化意图的。通过传神的刻画，触动人心（即让人“悚然”），进而远离世俗争竞，投身修道归真（“易虑”）。
在这篇序言中，吴承恩几乎实事求是地讲清楚了自己与奇闻的关系和现在的理念、态度。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篇文字视作他为自己创作《西游记》的权力做的自我辩护。那么，问题就来了，凭什么能认定这篇序言是写于第一版《西游记》之后呢？
刚才，我们说吴承恩“实事求是”，前面加了一个限定词：几乎。因为他在一个细节上，没有说出实情来，原因是不便说。那就是第二段中讲《禹鼎志》的成书过程，他先说一直未落实早年心愿的原因是“懒未暇也”。这是很奇怪的：懒，只会让人有闲暇，怎么反倒弄得连空都没了？我们只能把这个“懒”字理解为“怠慢、拖延、顾不上”，因为有更加吸引他的事情要去做，自然是忙于创作《西游记》，当然就“未暇”了。他接下来一句的说法更讲不通：“转懒转忘，胸中之贮者消尽。”在第一段中，吴承恩说他直到壮年还在尽心搜集奇闻，他如今也还是差不多的年纪，这“转懒转忘”的时间出自何时段，能有多久？更何况，吴承恩从小就是神童，长大些就成了才子，记忆力绝对超强。正当壮年的他，怎么能在自己最爱好的事情上，如此“离奇”地彻底“失忆”了？显然，爱开玩笑的他用的还是曲笔、托辞，不能直说实话。所谓“消尽”，其实是“写尽”罢了，都写进第一版《西游记》、这个吴氏“奇闻大观园”里了。但吴承恩当初就未在《西游记》上署真名，如今就更不可能公开承认自己的作者身份了。所以，他轻描淡写地用一个“懒”字、一个“忘”字避开了这个焦点。当时的明眼人自然心照不宣，即便是他的那些反对者们又如何会看不出这种搪塞之辞、掩饰之语呢？
那么，接下来说的“磊块”、“日与懒战”就不单是说写作了，更是在说他那时的心境：正是由于某些“权威”们对《西游记》的不公“差评”，令他心情沮丧，胸有磊块，只能是日与之战，而转向了《禹鼎志》的创作。这样，所谓“怪求余”的说法，也不仅是指书中的那些精灵鬼怪，更多是在指涉现实中那些为难他的“魔头妖怪”们了。吴承恩用他这种举重若轻的双关文字，于微笑（或“窃笑”）之中，稍稍宣泄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应该说，这种写法还是很温和的，完全与剑拔弩张、声色俱厉的论战挂不上钩。
但接下来一段，抗议的调门就扬起了。“彼老洪竭泽而渔，积为功课，亦奚取奇情哉？”几百年前的宋人、当过高官的洪迈，虽说连篇累牍编“奇闻”，编了一本又一本，的确是有些过分，可也不至于让“后生”吴承恩如此耿耿于怀呀！难道他也是学八戒爱“打死蛇”？其实，他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为《西游记》的篇幅长做辩护。作为一部长篇白话小说，不去讲史、讲人，倒是一门心思讲魔怪，这样的鸿篇巨制绝对是前所未有的。但这种长编与洪迈《夷坚志》“简单粗暴”的盲目堆积，甚至重复堆积、抄袭而成的规模庞大，意义迥然不同。最根本的差别是《西游记》有着建立在奇情之上的高水平的文学价值。在写奇闻奇事的同时，又追求贴近人情、贴近生活真实，既生动又有说服力，感觉真有其事一般。第二，则是在抗议乱发批评者们不懂奇情，不懂他对奇情的留心和在其上的用心。“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这不仅是说《禹鼎志》，也是在为《西游记》、为奇情的社会价值做辩护。之后的“昔禹受贡金，写形魑魅，欲使民违弗若。读兹编者，倘悚然易虑，庶几哉有夏氏之遗乎？”几句，意在表明，我的用心和当年大禹（即“有夏氏”）铸鼎的目的是一样（高尚而正义）的呀！（所以才会将书名取为《禹鼎志》。禹鼎上刻画了当时诸怪的形象，供人辨识，免受其害。《西游记》也可作如是观）。
至此，不妨对此文作一小结。
吴承恩一开始用儿时畏惧父师的细节，表明自己一向就是对大人、权威心怀敬畏，毫无犯上作乱之心的；继而提醒人们注意，爱好奇闻也是历来文人士大夫的传统，且志怪小说在文学领域内也有一席之地，不可小觑。借此证明奇闻与“怪力乱神”之类不可同日而语、一概而论；“我”做小说《西游记》，是“我”个人对爱好投入所致，本无意挑战主流价值观，更何况，“我”还十分注意寓教于文，走的是“奇情”路线，不是为了猎奇、哗众取宠，胡编一通了事。总之，“我”写神怪小说，有理，有利（于社会），有节。
如果吴承恩的序文就按着这样的调门顺势收束，不再节外生枝，那么，它基本上是十分温和的自辩，完全立足于当时正统观念认可的范畴内，很可能借此赢得更多文人士大夫的认同，使舆论环境更加理解和同情自己的创作活动。
但这样也就等于今后必须乖乖回归文人的正统轨道，作中规中矩的文章，不宜再创作与“怪力乱神”相关的、非古文（即白话）的文学作品了。这可是一生爱好奇闻，热衷白话小说的吴承恩根本不会考虑的。因此，当他为自己的辩护到了理直气壮、无错可挑的地步后，自然就要亮明他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态度来：“国史非余敢议，野史氏其何让焉！作《禹鼎志》。”如果孤立地看待这篇序文，不考虑其历史背景的话，这最后三句话也可以认为说得很平淡，无情绪。然而，一本薄薄的古文小册子，值得自称“野史氏”来抗衡“国史”吗？尤其是最后一句：“作《禹鼎志》。”虽仅四字，却是斩钉截铁，掷地有声，不留一丝一毫商量、妥协的余地。
联系当时纷争的背景，吴承恩将国史与野史相对，既有谦让之意，又饱含着当仁不让的自傲，其中的潜台词大致是这样的：我和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只不过，我是不得不“战斗”在另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盟友”。不管你们同不同意我开辟这条战线，认不认我这个“战友”，反正，我是“赖”在这条战壕里不走了。因为，这事啊，换个人还真未必做得成。不信，你试试！
正是这最后三句话里蕴含的激昂斗志，使这篇序言成为绵里藏针的小檄文，从而令围绕第一版《西游记》的论争进一步发酵。
下面一段内容能得以展开，我们首先要感谢一位前辈学者，那就是研究吴承恩甚勤且成果颇丰的苏兴先生。笔者从他的研究成果中受益良多。正是由于他在海量文献中辛勤爬梳、整理，严密考证、研究，才为我们探寻出发生在吴承恩与好友朱曰藩之间一场富有价值而又有趣的论争，并由此把我们引入到当年的特定场景中去。其次，我必须要说，苏兴先生对吴承恩生平的研究至今仍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不但令后人钦敬，而且，也不断地给后来者以支持和启迪。
苏兴先生对于这段吴承恩与好友间的插曲，论述十分生动、精彩，很有启发性与说服力。但由于时代与研究重点的不同，苏兴先生出于考证吴承恩是否为《西游记》的作者及其合理的创作时段的目的，将这一插曲确定于发生在吴承恩刚刚写成《西游记》（很可能是初稿）而尚未公开时；但我们经过前面的探究，却发现这事却是发生在《禹鼎志》刚刚完成、尚未公开之时。下面，我们将借重苏兴先生富有价值的发现具体展开研究。
首先介绍一下朱曰藩其人。朱曰藩是吴承恩的好友，比吴承恩年长几岁，是当时与吴承恩齐名的才子，甚至还更有名些。因为，他考中进士、当了官，最高官至知府（市长），是那时代正宗的“成功人士”。但他与吴承恩很早就成为好友，还是因为其父对少年吴承恩的慧眼识珠与无私培养。朱父朱应登也是才子。在吴承恩还是少年时，他就认为吴承恩才华出众，将来必能有大出息，故“爱之如己子”，认定以他的才能“可尽读天下书”，便将家中大量藏书分一半赠与吴承恩。这令吴承恩与朱曰藩（也被公认为“奇子”）在学识上旗鼓相当，一时被合称“双壁”。可以说，这两人的交情很不一般，尤其朱曰藩似乎更关照吴承恩些。但两人在价值观、人生道路的选择风格上似乎差异明显。朱曰藩因为有家学传承，思想倾向也更传统、保守。他对吴承恩的期望自然也是渴盼好友能多在传统的读书——做官——立功——图不朽的儒家道路上用心用功。他自己也正是这么做的。
当吴承恩因为《西游记》遭到一时非议时（尽管“圣意”已下，但地方上余绪未平），他也一直牵挂着事态的进展，为好友担心。当听到好友间私下纷传：吴承恩在“闭门思过”期间又鼓捣出了一个志怪集子，朱曰藩一半出于好奇，一半出于担心，特意从宝应家里到淮安来看望好友。
到了吴家，两人一番寒暄之后，进入正题。吴承恩正图以新作为自己正名，所以也很渴望从好友那里得到建议与支持，便痛快地拿出刚刚完成的《禹鼎志》，让好友品点。朱曰藩大致看完集子，特别是序言后，证实了自己的担忧绝非多余，而且，情况比想象中更严重。一时间，他不知该如何奉劝好友慎重从事，踌躇沉吟起来。而一旁的吴承恩，则既兴奋又焦灼地、眼巴巴望着他，期盼着他的宝贵意见。
凝思片刻，朱曰藩来到书桌旁，提笔作诗，一首七律《赠吴汝忠》便一句句呈现纸上：
眼前事态日纷纷，物外心期独有君。 最喜相思无远道，即从欣赏得奇文。 春归学圃经芳草，雪压淮涛滚莫云。 珍重大才行瑞世，少年人谩比终军。
首联两句正切中主题，是两人都很在意的事态发展，而朱曰藩发现好友完全没搞清楚状况，反而更深地沉浸到神话世界里，甚至在作品中流露出明确的避世登仙的倾向。这已经不单是会给人留下话柄的问题了，更严重的是好友人生道路选择的大方向“跑偏”了。正是这一点，才引发了诗的最后一联的郑重劝告。但熟知好友倔强性格的朱曰藩知道，话要慢慢说才能起作用，故而在表述上尽量取正面角度，避免刺激好友的情绪。因而，一句“物外心期独有君”竟然还显出些许欣赏的口气来。于是，后面的两联也就顺着这种柔柔的调子，暗藏“内力”，婉言相劝。对接下去两联诗句的解读，我与苏兴先生的颇有不同。这两联诗均以双关之法隐含规劝之意，颇能见出才子敏捷的才思来，而诗人对好友的满腔殷殷之情也蕴含其中。
第二联诗，表面上看，其中“最喜相思无远道”是说两家人家相距不远，我想你了，一抬腿便过来了。但骨子里说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所谓“道”实指人生之道、价值选择。“无远道”则是指不要远离正道（即读书、做官、治理社会、实现抱负）。这就与上一句说好友“跑偏”了“道”连上了。“相思”指的就是好友倾心投入的对象。这句直译就是：我最高兴的是看到你的理想不要远离了正道（然而却总不能如愿）。下一句“即从欣赏得奇文”表明与期望相反，吴承恩的“奇文”（集子与序言）在情绪和主观意识上流露出的正是要与主流意见（即“正道”）分庭抗礼，这“奇”字就恰与“正”字相对了。从第一联说“我”发现你“跑偏”了，到第二联说“我”不赞同你“跑偏”，希望你“归正”，意思说清楚了。第三联又该如何接续呢？自然是换个角度，继续好言相劝。
“春归学圃经芳草”，字面上说春天已回归了，也到了好友的书斋，也照顾到了芳草，似乎只是写节候。但实际上是说好友的写作活动。“春”喻指好友心情不错。“归学圃”指志怪小说好歹也是传统体裁，文人学术范围许可的类型，证明好友“有意”回归“正途”。这当然有夸大之嫌，却也用心良苦。“经芳草”可解作：经营“芳草”，芳草正喻指好友的用心之作《禹鼎志》。诗人有意从好友的行为中尽力挖掘“亮点”，可谓循循善诱了。下一句则针对序言的意图进行善意的劝慰。前面我们分析过，吴承恩写《禹鼎志序》是为自己受到的不公批评作抗辩。朱曰藩则以“雪压淮涛滚莫云”来纾解好友的对抗情绪。所谓“淮涛”指大多数人对《西游记》的好评如潮。“雪”因其寒冷而不宜于人以喻指少数不能同情理解吴承恩的批评者，因其占有权威地位而看似能压制“淮涛”。但雪落在河水里，终归要被河水消融带走，毕竟，春天已经来临了（指“圣意”已下）。所以，你就任它翻滚一时，不要在意它、回击它，此即“滚莫云”。“莫云”又同“暮云”，虽然昏暗一片，但也不能长久，无须在意。显然，在对待敌意的批评上，朱曰藩的策略、心态更加理性、成熟、有利、有节。
从上面的解读中，我们已能充分看到，朱曰藩是真心在为学弟着想。而且，他同其父一样看重吴承恩，期望他能充分发挥天赋才能，成就一番了不起的事业。这实际已成为朱家两代人的一个共同心愿。但在朱曰藩的心目中，“学而优则仕”的古训根深蒂固，使他根本想不到还有什么事能比做官更值得追求。因此对吴承恩沉迷奇闻、白话小说，痴情于西游，完全不能理解，很不以为然，以为那简直就是误入歧途，浪费才能。这是他们两人最根本的分歧之处。但一直以来，朱曰藩本着对好友和其才能的尊重，尽管替朋友心急，但总体上隐而不发，指望他自己能想明白“这么简单”的道理，回归“正途”。因而，吴承恩很可能一直以为朱曰藩至少是不反对自己爱好的一个潜在“同情者”。
但此时此刻，事态严重。在朱曰藩看来，如果任好友由着性子行事，那么，原本已快要平息的纷争，或许又将重起波澜，这本新书就会成为新的把柄，带来更被动的局面，完全可能影响吴承恩的科举、仕途，那就追悔莫及了！所以，身为好友再不能放任而不发一语了。“珍重大才行瑞世，少年人谩比终军。”这最关键的两句，一改之前的含蓄、委婉，直接亮明褒贬态度，而语气在最后一句骤然加重，显得特别突兀，用了近乎讽刺的调子：你也三十好几、老大不小了，怎么还跟长不大似的、去学什么终军式的“远游冒险”的勾当呢？显然，朱曰藩是太为吴承恩着急了，甚至是“恨铁不成钢”，有点急不择辞了，恨不能直接以兄长的身份把这本可能闯祸的书给撕了、烧了。恐怕，在这一刻，在朱曰藩心中，友情和亲情的界线已经有些模糊了。
而吴承恩呢，好友诗的意思他显然是读懂了，但朱曰藩的心情却是他不大懂的。他甚至是有点发懵了，不由抬起头，瞪大眼睛，愕然地盯着朱曰藩，脸上是一片迷茫：好朋友怎么不象好朋友了呢？他以前不是一直象个温厚的兄长一样关照我的吗？现在怎么这么刻薄地讽刺起我来了呢？噢，是了，自从那些“大人们”宣布我是“乖张的另类”之后，想必他也和他们站到一起去了，开始瞧不上我搞的这些“粗俗”的下里巴人的“玩意儿”了。客观地说，朱曰藩在情急之下突然表达出他一直隐藏着的、对神怪小说的鄙夷态度，的确很容易引起误解。很不巧，这点正好深深刺痛了吴承恩本已脆弱敏感的自尊心。两相叠加，就发生了最不好的“化学反应”。
十多年来，吴承恩一次次在科举上受挫败北，身边好友却一个个成功报捷，朱曰藩虽尚未中进士，可也是当了十年的“举人老爷”了，而才名很高的吴承恩却始终是布衣一身，真应了那句：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周围人的冷言冷语、指指点点，令吴承恩在精神上早已是饱受打击了。因而，尽早恢复昔日的荣誉和尊严，就成了吴承恩心中的头等大事。而小说就成了他证明自己才华的绝好途径。而且，眼前已是好评如潮，连皇帝都不加干涉，就差攻下最后几座“堡垒”了。就在他准备发动一次“漂亮”的反击战的前夕，却被自己的好友来了当头一棒，把自己的事业看得一文不值，如此露骨地讽刺自己“幼稚”，这简直就如同背后一刀，让人猝不及防，创痛尤为强烈。两人价值观的突然碰撞加上误解，让吴承恩一下子失去了冷静。性格傲岸的他，本能地选择了反击，似乎不这样不足以捍卫自己的理想和尊严。
他阴沉着脸，低下头，稍作停顿，铺上纸，随即提笔疾书，写完，将笔一丢，便走到一旁，漫无目的地望向窗外。此刻，愤怒加上委屈，让任何话语都难以出口。朱曰藩凑近桌前，拿起诗稿，看到：《赠子价》
我爱朱郎龙凤种，即今诗思逼刘曹。 玉鞭紫气瞻风骨，金殿春云照羽毛。 绝世飞扬人未识，致身儒雅道何高。 投君海上三山赋，报我花间五色袍（即官袍）！
显然，“人未识”包含着“我未识君”的讽刺之意；而“致身儒雅”则是附带着吴承恩误认朱曰藩与那些“大人们”立场一致的意思。（对这首诗的详细解读，可参看苏兴先生的相关精彩论述。）读完诗，朱曰藩明白，自己心急之下的坦率，伤害了好友，使他深深地误会了自己。多年来打造的“友谊小船”顷刻间触礁、搁浅、岌岌可危了。
其实，事后冷静想想，吴承恩肯定后悔自己冲动的反应。但在当时，情绪受到意外刺激的他，根本来不及想更多的东西，反倒如同困兽一样，强烈反击着一切貌似“来犯者”的攻击。看到好友情绪如此激动，自己一片深心受到如此误解，朱曰藩一时也难以解释，只能无奈放弃进一步规劝的打算，黯然魂销地走出好友的书斋。朋友之间最大的伤害，就是对信任的伤害。朱曰藩此刻也只能无奈地咽下这份出乎意外的苦涩。而吴承恩不听好友的善意规劝，一根筋地将《禹鼎志》及序言流传出去后，又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呢？目前来说，只有四个字：无据可查。
所以，我们只能开动脑筋，展开适当的推想。
吴承恩以挑战的姿态“重出江湖”，即便方式是温和的，但态度却是坚决的，一副“我写小说有理，就有理”的“顽固相”，势必更加触怒一班“江湖大佬”们，他们会集结起更大的力量，对吴承恩施以更大的压力、乃至更大的打击。但已经汲取了前次教训的吴承恩，这次可没给对手留下什么可乘之机：他写的是文言文；用的是前人开创并受公认的志怪体裁；讲的是得道升仙的故事，绝无假造神圣的嫌疑。而当时的嘉靖皇帝痴迷成仙长生，极度崇信道教，那是人人皆知的。想再次借重天威恫吓吴承恩，恐怕只会得到“圣上”的斥责：多事！于是，事情的结局应该是有惊无险，但必有代价。不过，让当时所有当事人都想不到的却是《西游记》日后脱胎换骨的奇妙结局。
在如今的《西游记》第一回中，作者用不动声色的幽默和平静口吻讲述着石猴诞生时的独特场景，我们似乎有理由把这视作是作者在时隔二十多年后，创作第三版《西游记》时，以象征方式重温第一版《西游记》“出世”时的特殊遭遇：“那座山，正当顶上，有一块仙石。……内育仙胞，一日迸裂，产一石卵，……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五官俱备，四肢皆全。便就学爬学走，拜了四方，目运两道金光，射冲斗府。惊动高天上圣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见有金光焰焰，即命千里眼、顺风耳开南天门观看。二将……看的真，听的明。须臾回报道：‘……傲来小国……一石猴，在那里拜四方，眼运金光，射冲斗府。如今服饵水食，金光将潜息矣。’玉帝垂赐恩慈曰：‘下方之物，乃天地精华所生，不足为异。’”
西游·奇游
作者：葡萄藤、蜗牛与黄鹂鸟
二、通天与道 之（一）吴承恩密码
试问禅关，参求无数，往往到头虚老。磨砖作镜，积雪为粮，迷了几多年少？毛吞大海，芥纳须弥，金色头陀微笑。悟时超十地三乘，凝滞了四生六道。 谁听得绝想崖前，无荫树下，杜宇一声春晓？曹溪路险，鹫岭云深，此处故人音杳。千丈冰崖，五叶莲开，古殿帘垂香袅。那时节，识破源流，便见龙王三宝。 ——《苏武慢》
这是《西游记》第八回开头的回前诗词，讲的是佛法之可贵与难修。更宽泛些讲，它其实也可看作是在讲“道”的可贵与难得。这首词虽说是借用了前人论修行的词作，实际也是在谈吴承恩自己的修行体会和经验。尤其是当我们将原词与吴承恩在《西游记》中所做的修改对照来看时，更易见出吴承恩的用意所在。
此词原作的最后三句是：“兔葛藤丛里，老婆游子，梦魂颠倒。”（据学者柳存仁先生考证，这首词原收录于《道藏》）以此作结，原词，尤其是其下阕，所展现的是一派悲观的格局，即世人难见佛法。它将莲花、古殿与“兔葛藤丛里”相对，将莲开、香袅与“梦魂颠倒”相对，既凸显出佛法的美好、难得，又反衬出世俗众生在尘世中的困惑迷惘令人无可奈何。但是，经吴承恩的修改、点化，全词展现出了豁然开朗的意境，以及光明的前景：“佛法”终究是有方法可修悟而突破其重重难关的。这样的修改，明确展现了吴承恩对自己的修行之道能够切实助人的充分信心。而且，作者将其置于第八回“我佛造经传极乐”之开头，它实际就透露出作者其实是想用《西游记》来讲述他总结的修行悟道的方法与理念，以帮助更多有心人超越当时混沌污浊的社会现实，踏上人生的大道，赢得并实现一个人应有的尊严与价值。
然而，“禅关”难破毕竟是客观事实。对此，作者不能不有深深的顾虑。同是在第八回，作者又以诗言志道：“万里相寻自不言，却云谁得意难全？求人忽若浑如此，是我平生岂偶然？传道有方成妄语，说明无信也虚传。愿倾肝胆寻相识，料想前头必有缘。”可见作者以《西游记》传播大道的决定，既出于一种对使命的归属感，对未来的信心与希冀，又经过了反复斟酌、再三踌躇的过程才做出。
吴承恩去世十年后，在由他人所作的《西游记》首版序言中，间接透露了《西游记》作者的创作理念与意图：“彼（即《西游记》作者）以为浊世不可以庄语也，故委蛇以浮世。委蛇不可以为教也，故微言以中道理。道之言不可以入俗也，故浪谑笑虐以恣肆。笑谑不可以见世也，故流连比类以明意。于是其言始参差而淑诡可观；谬悠荒唐，无端崖矣。而谭言微中，有作者之心傲世之意，夫不可没也。”这就指明了作者之所以选择用夸张变形而有趣的方式讲故事，如同庄子所做的那样，其实是为了收藏他济世救人、传扬大道的良苦用心，所以才是“不可没也”（不应被埋没）。
今天，《西游记》“神话+童话”的一面早已深入人心，可它深刻而玄妙的一面，却仍神龙见首不见尾地隐没在《西游记》的彩霞云雾之中，等待我们去探寻，去体味。
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要真切地探索《西游记》的奥义，而不是自说自话地“发明创造”，自然应该“以人为本”，从吴承恩这位独特的作者身上寻找解读这部独特作品的钥匙。
《西游记》的独特，说到底，源于它独特的成书过程。首先，它有一个绵延数百年的民间累积创作的前史。然后，到了吴承恩这里，三次创作，两度回炉“锻炼”，最后，方“炼”成一部脱胎换骨的《西游记》。
在吴承恩手中，《西游记》经历了两度“浴火重生”：原本作为传统“配置”的唐僧出身传奇被销熔得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背影”；孙猴子在历代取经故事中的戴罪之身却被净化得有如一位赤子顽童；而天上的神仙佛祖反倒增添了许多的瑕疵斑驳，偶尔也变得不能理直气壮了。可“唐太宗游地府”的故事却得以保留，特别是那个错误的年份：“贞观十三年，岁在己巳”，自始至终，稳如泰山，“岿然不动”，并且，在前两版《西游记》中，都是置于书首开篇之处，醒目地“错误”着。这实在是一个非同寻常而又容易被人忽略的现象，简直就象是一枚“胎记”，伴随吴氏三部《西游记》始终。
如果单论“贞观十三年”，那是明初早期《西游记》已有的说法，不劳吴承恩来发明。如果吴承恩要用标记其干支纪年的做法来彰显自己的独创性，那何不干脆换个年份来写呢？从十一年 ~ 十九年都可选，比如说贞观十一年岁在丁酉（或丁卯）、贞观十二年岁在戊戌（或戊辰）等等。总之，这里有足够多的选项，吴承恩却为何在这个细枝末节上不仅坚持“拾人牙慧”，却又故弄玄虚，还如此固执一端，一条道走到黑呢？
答案实在是这样的：显然，贞观十三年对吴承恩有特殊意义，是他一定要选的，并且，为了突显这一年份的特殊价值，吴承恩刻意制造了一个明显的错误，以引起读者足够的注意，以免自己的苦心孤诣完全不为人所见。那么，吴承恩在这上面究竟埋藏了一个什么样的谜团呢？谜底的线索要到第49回“通天河”故事才露头现身。
在第49回结尾，通天河老鼋将唐僧一行渡过河后，拜托唐僧向佛祖咨询自己修行的前景。它自称是修行了“一千三百余年”，看到这个多少有点特别的数字，我们自然会产生一种有如听到红包口令般的冲动，忍不住也要“摇上一摇”，也就是算上一算。说起来，这看似随口一说的“一千三百年”真的值得算上一算么？别说，吴承恩还真不是随便说说的。
往前看第14回“心猿归正”（唐僧收悟空）一节中，刘太保告诉唐僧说，五行山是王莽篡汉时天降下来镇压神猴的。这一说法显然暗含着将大闹天宫比作篡权夺位、犯上作乱行径的意思，是一种婉转的批判。但两者的对接似乎太过“穿越”：从神话“穿越”到史实中，总让人感觉不真实、不大信服。再加上年头也合不上：王莽篡汉是在公元9年，贞观十三年对应的是公元639年，中间相隔630年，减去孙悟空被镇压着度过的500年，还多出来130年。通常，大家读到这里都会含混过去，不予计较。但吴承恩却很认真，为了补救这个“误差”，他特意在情节中安排了一个人物：从小生长在五行山下的老者。当孙悟空询问他的年纪时，“老者道：‘我痴长一百三十岁了。’”你看，正好补上了这个差额。吴承恩用这移花接木的精妙手段告诉了我们，他在时间设计上是用心的、认真的。
既然如此，那吴承恩又打算用这个“ 一千三百年”把读者带往何处呢？
本帖最后由 老农 于 2019-2-21 17:20 编辑
在吴承恩最终认可的第三版《西游记》中，他的这一早期思想片段，被他以一种更富创意和文学性的方式妥妥地保存了下来。
通天河故事一开始，第47回中写道：“一日天色已晚。唐僧勒马道：‘徒弟，今宵何处安身也？’”在整部《西游记》中，唐僧在每一个故事的开头都会发问，多数时候问的是“前面是什么高山？是必小心。”之类关注前路的议题。而关心住宿话题仅有三处。这三处都与一个人人生修行的阶段性方向选择有关（是就此止步还是继续向前）。如第23回“三藏不忘本 四圣试禅心”检验的就是修行者是否能抵御住温馨的家庭生活的吸引，坚守住求索大道的本心、初心。因此，那一回开头，唐僧问的是：“如今天色又晚，却往哪里安歇？”议题中隐含了一个“歇”字。而到了通天河时，情形又大不相同了。修行事业已到了鲲鹏展翅，一举冲天的前夜了（比如对吴承恩来说就是该将作品公诸天下了）。飞起来则是脚不沾地了。万一把持不牢（“hold不住”），摔下来，怕是要碎骨粉身（本篇第（二）章中会看到这种风险）。因此，人会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欲进又止了。
所以，作者写的是“唐僧勒马”，问的是“何处安身”：真要在“空中”安身吗？能稳当吗？还是先在“地面”上再观望观望吧。这就象是一家创业初成的小公司，按道理应该加大投入，扩大规模，大举占领市场，充分掌握市场话语权。这就免不了要去挑战既有市场格局，与强手过招，难度不小，风险很大。于是，董事长踌躇再三，不知该如何决策，便向总经理提出问题（当然，小公司未必真会分出董事长、总经理之类的角色，只是说着方便）。对此，身为总经理的孙悟空答道：“师父，出家人莫说那在家人的话。”（要想把事业做强做大，就不能窝在家里小打小闹，小富即安。（多插一句，小富即安也是一种“安身”方式））。董事长追问道：“在家人怎么？出家人怎么？”（小富即安是怎样的？要做强做大又怎么办？）总经理快人快语直白道来：“在家人，这时候温床暖被，怀中抱子，脚后蹬妻，自自在在睡觉；我等出家人，哪里能够！便是要披星戴月，餐风宿水，有路且行，无路方住。”（一句话，岁月静好，只因有“行者”负重前行。）
到这里，董事长默默无语，算是表面上认可了总经理的意见。但是，一旁善于揣摩上意的业务经理，此刻却站出来，提出不同意见。“八戒道：‘哥哥，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今路多险峻，我挑着重担，着实难走，须要寻个去处，好眠一觉，养养精神，明日方好挨担；不然，却不累倒我也？’”（领导们把握大方向自然是好的，也要体谅下面的难处。最好能多给我们安排些学习的机会，再多配些汽车啊、手机啊啥的，能涨点工资最好，那样，下面干起活来才能实在出力。）总经理此时也不好骂人，只能以领导权威动员大家努力。“行者道：‘趁月光再走一程，到有人家之所再住。’”（大家再加把劲坚持一段，完成当前目标。合理的要求领导会考虑的。）至此，取经团队内部对于事业的发展方向已有了意见分歧，可从中体会到创新事业的艰难以及大家的畏难情绪。
这样便引出了通天河拦路，大家沿河找路。“哪里有甚正路，没高没低，漫过沙滩，望见一簇人家住处，约摸有四五百家，却也都住得好。” 两个刻意凸显的“住”字，暗示了取经人（修行者）内心畏行盼住、留意求安的心理。接下来的一首诗词，明是写村庄住处，实是句句在写修行人彷徨于前路的尴尬心情：“倚山通路，傍岸临溪。”“倚”、“傍”二字暗示修行人害怕因追求大道而疏远了世俗人情，因此急于寻求心理上的依傍、支撑。“处处柴扉掩，家家竹院关。”世俗人情真的已经疏远了我了。于是，“沙头宿鹭梦魂清，柳外啼鹃喉舌冷。”我这个自命的世外隐士也不免感到孤冷凄清，难以自持。“短笛无声，寒砧不韵。”由此也感觉自己并非高才达人，不过是一支短笛，一块顽铁，既奏不出新曲，又找不到新韵。只见“红蓼枝摇月，簧芦叶斗风。”那分明是我的高远的心气和意志在动摇啊！我曾经的理想啊，似乎正在风中飘散！你听，你看，“陌头村犬吠疏篱，渡口老渔眠钓艇。”连他们都有自己的住处。可我呢？“灯火稀，人烟静，半空皎月如悬镜。”一时的喧哗热闹过去了，就剩我干晾在那儿，就如这悬在半空中的一轮明月，无处着落。恰在此时，“忽闻一阵白苹香，却是西风隔岸送。”我那遥远的美好目标却又勾起我内心的一丝悸动。“香”归“香”，悸动归悸动，那毕竟是隔着岸呢，眼下的彷徨才是真让人揪心啊！
思来想去，还是先“住”下吧。于是——“三藏下马，……道：‘悟空，此处比那山凹河边，却是不同。在人间屋檐下，可以遮得冷露，放心稳睡。你都莫来，让我先到那斋公门首求告。若肯留我，我就招呼汝等；假若不留，你却休要撒泼。汝等脸嘴丑陋，只恐吓了人，闯出祸来，却倒无住处矣。’”一幅战战兢兢，想要回归做个在家人（哪怕是暂时的），惟恐为人所拒的虚怯心态跃然语端。
这之后，三个徒弟以其旁若无人、粗鲁无礼的放肆表现吓跑了一帮俗和尚，招来了董事长的一顿痛骂：“这泼物，十分不善！我朝朝教诲，日日叮咛。古人云：‘不教而善，非圣而何！教而后善，非贤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汝等这般撒泼，诚为至下至愚之类！走进门不知高低，吓倒了老施主，惊散了念经僧，把人家好事都搅坏了，却不是堕罪与我？”这一番痛心疾首的训斥，哪里是“三娘教子”，分明是重新回归世俗人情社会的一篇“投名状”！
到此，作者关于修行人依恋人生宜人舒适之“乡”的一番妙文、趣文基本告一段落。但也未真正结束，在下一回（第48回）更有一处点睛之笔，将意识深处的矛盾冲突显露分明。
在第48回开头，八戒与行者变做童男女被送到灵感大王庙里，众人散去。“那八戒见人散了，对行者道：‘我们家去罢。’”八戒这句把他家（陈家庄的老陈家）当我家（即留恋旧家，陈即旧）的口误，于下意识中，不经意流露出的，却是修行人心底里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对寻常社会价值观念、人生目标、行为方式等各方面“心理舒适区”的固着。一个人心底里纠缠着这样的恋旧意识，修行又如何进步，如何脱胎换骨，如何能求得大道呢？与此差略相类的，孔子曾说过：“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怀居，即留恋家庭舒适）。而行者的一句直白的诘问：“你家在哪里？”实在是一语点醒梦中人。他质问的不是八戒，而是修行人自己：你“家”在哪里？你当初为什么上路？其中拷问的已不是你初心如何，你还在坚守初心吗？而是你的归宿在哪里？你真正的向往是什么？身处这“亘古少人行”的通天河边，修行人面临的是要将初心升华，以达通天的高度，否则，前面就是“尽头路”，无路可行了。
不信，请看第48回唐僧如何自剖心迹：“世间事惟名利最重。似他为利的，舍死忘生；我弟子奉旨全忠，也只是为名，与他能差几何！”这就是唐僧的初心。以这样的初心，势必要削足适履，屈从人意，如何能通天呢？那真是十世修行也不行啊！
事实上，吴承恩在自己人生中的许多经历：参加科举考试、做贡生入太学、乃至当官等等，无不是对世俗人情的顺从与屈全，并不全是其本愿。而他在“贞观十三年”上巧设“机关”，其本意也无非是图名，这些行为本质上与他在此处所揭示的唐僧如出一辙。换言之，吴承恩此处写的唐僧就是当年的自己。而通天河故事也正是在作者对自己与自己的人生境遇的深入剖析中，一步步突破创新者自身的盲点与弱点，实现事业与自身的一次次艰难蜕变，迈入一重又一重人生的新境界，最终达到通天的高度。
在第二版《西游记》中，作为冷眼旁观世事的“不登科的进士，能识字的山人”，吴承恩对现实需要的把握更加冷静、客观、理性。因此，其思想上的创新终于崭露头角，并呈现出初步的理论形态：他洞见到——人性中的恶、浊，需要靠修道来涤荡与淬炼，而不是一味靠非此即彼、你死我活式的斗争来消灭。这表明，在作者思想上，一种新的价值格局开始形成：人性的归人，神性则归于道。——人性要上升为神性，当然要靠修道。理想主义开始顾及务实的取向了，这是因为他更清醒地看到了现实中的人性，而不再一味地陶醉在激情与神话之中。于是，在更务实的新方案中，道德斗争被内化，变成了自我改造。这似乎也意味着在吴承恩思想中，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达成了某种平衡乃至融合。在吴承恩钟情奇闻、小说的独到眼光中，对平民显然可以比对那些贵胄缙绅们冀望更多。毕竟，那时的常识是：“道化贤良，释化愚。”可吴承恩偏要用道家之道来写“不登大雅之堂”、看似只适合取悦下里巴人的小说，实在是艺高人胆大。而这一创新对于《西游记》来说，则是一个重大转变：从此，取经逐渐失去了其固有的轴心地位，最终仅仅成为西行的由头、象征求道探索和开拓创新事业的符号。故事的灵魂已变成修行得道。而降魔就暗喻修行。由此，个体、个性、生命与道德的升华，悄然成为故事的第一主轴，神权与宗教宣扬则默默地让出了原本占据的绝对优势地位，退居二线。这实际就为孙悟空上升为第一主角开启了价值格局上的可能性，有意无意地做好了十分关键的心理铺垫。在故事的新价值格局中，善与恶处于持久的紧张对峙中，善不再具有那种并不真实的、神话般的压倒性优势。神佛们、英雄们的出场不再所向披靡、令妖魔望风而逃。善与恶恰如现实生活中一般，总是处于胶着的对峙与缠斗中，生死攸关，千钧一发，“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体验过如此拟真的经验后，反倒更能激发出人主动向善的意愿和动力。恰如古人所评价的：“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故言真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明·袁于令《西游记题词》）道出了《西游记》的象征策略所达到的高度抽象与概括的哲理高度。正是由此，第二版《西游记》开始找到了由幻及真的感觉和切入口，而《西游记》作为一个神话故事也开始真正向寓言转变了。
由于主导思想变了，“唐太宗游地府”挤掉了唐僧出身故事，并正式成为取经的开场篇章。这却在后来引发了一个“古怪”的悬疑：唐僧在春天受孕于娘胎，竟能“神奇”地在同一年（贞观十三年）秋天就出发取经了！这实际是清代人妄改《西游记》造成的矛盾。这同时也凸显出了“贞观十三年”的特殊存在（下一篇会探究此事）。
但上述重大转变远未达到成熟的地步。因为，作者在思想上的转变还未能跳出旧传统的藩篱，仅从儒家一门变为了儒道结合。形态虽新，而思想内容实旧，属于新瓶装旧酒，还处在创新的半途中。
一个人的思想观念总是有延续性的。吴承恩对“先验完满”观念的信仰也是如此。放弃了儒家“人性本善”的神话，吴承恩又无可避免地转身投入道家神秘思想的怀抱之中。道家的基本思想认为，自然与人在本原上就禀赋着道的原则，都已完满自足。而现实中的人世生活却会偏离道而损害完满状态，令人世一代不如一代。因此，道家拒斥世俗生活，而要遵循道德指引，回归自然，回归人的本原状态（返本还元），进而便能登仙离俗，永享长生、幸福。《西游记》第九回开头的渔樵对诗充分保留着吴承恩这一阶段回归自然田园思想的鲜明印记。
正是借助道家思想这一有力资源，原本专注文学突破的吴承恩，对于《西游记》又有了全新的冀望，他要用长篇章回体白话小说，这一当时新兴的文学样式，来对大众进行系统化的道德修行示范。这简直堪称是天外奇想。不幸的是，这一步创新建构，却并未选在一片坚实的地基之上。其本意是要借新的文学载体，闯出一条文学救世之路。而这“跨界”的一步，就以“解说道德修行奥秘”作为支点。但这与其说是作者的巧思，还不如说是陷入思想理论困境后的一种奋力挣扎，而“跨界”正是这种挣扎的一个典型特征。之所以说是“跨界”，不仅在于以文学救世，还在于入世、救世是儒家事业（正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而吴承恩将“明德”与“新民”的落脚点却选到了道家理论身上，这又是其别出心裁之处。而这项儒道之间的“跨界工程”的理论支柱——道家修行理论，本身也象是各种不同理论相互跨界、搀杂而成的一碗“文化杂烩汤”，集聚了众多理论与迷信成分，虚虚实实的，很“热闹”也很庞杂（热闹：因当时皇帝热衷道家“金丹之术”而上行下效，很是时髦）。在后来的第三版《西游记》中，作者对第二版《西游记》的这一误区作了既风趣又有力的反思与自我批判：《西游记》第二回中，须菩提祖师介绍道家的各类旁门及其华而不实，便是对这一番“热闹”的冷静讽刺。而最终令这一“跨界工程”完全沦为另一场新鲜的“西游热闹”的，正是其理论支柱的“有华无实”：作者自己在这一理论上并无最终的决定性的修行成就。因而，这一版《西游记》的结局：得道成正果，就仍是一种玄虚的主观设定，本意是希望诉诸“权威”的技术（道家修炼术）来确保修行的成功，可其实并无实际成果作证。当然，这不等于道家理论毫无价值、一无是处。这只是表明吴承恩在这一方向上没有最终走通。因此，作为《西游记》的新灵魂：修道，还仅仅是作者沿袭传统思想、一厢情愿的理想化选择，而缺乏实践上的可信性。吴承恩这一轮创新的结果，也只是写出了一部很有文学创意的修道寓言，而离他改造人心、以图救世的初衷相去甚远。最终，孙猴子还是要沾唐僧取经的光，才能达成“正果”，距他真正当上第一主角还有一步之遥。
多谢管理员帮助维护，并将本帖加精！ 第一篇结尾部分尚未定稿，有些细节仍有待推敲，故暂不能发布，望见谅。好在这并不影响阅读后续文章，请大家放心阅读。 本帖最后由 老农 于 2019-2-20 18:42 编辑
请看：1300-639=661，这对应的是公元前661年。好嘛，一下子跑到春秋时代去了。这是要干吗？准确地说，公元前661年是东周周惠王十六年，也是鲁闵公元年。粗看起来，这一年并无特别之处，作者是几个意思？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从古人的角度去思考。面对一个春秋时代的年份，一个古人，尤其是读书人，会怎么想呢？很自然，他会想去查一查《春秋》上的记载。这部书可是中国最早的权威编年体史书，还是孔子所编。此书的权威性如此深入人心，连那个时代也被称为是“春秋时代”了。说到《春秋》，就不得不提到《春秋左传》。后者据信是左丘明为《春秋》作的注释，简称《左传》。孔子的《春秋》号称是微言大义，如果没有注释，特别是象《左传》这样的书，后世的人们是无法理解孔子的用意的。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古人会去看《左传》。
在《左传》中，“鲁闵公元年”一章有不少内容，哪一部分会被作者看中呢？看来看去，我们会注意到这一部分：这一年，晋献公带领太子申生打了好几个胜仗。然后，为太子筑了城，封了高官。乍一看，太子的地位很稳固了。但有人却从中看出了危险的信号。这个人是大臣士为（艹+为），他说：太子想继承国君的位子是不可能了：另给了他一座城池，又让他身居高位，就是叫他别再想国君的位子了。太子不如逃走，以免将来遭到加害。做一个吴太伯，不也是很好的吗？这样，还能得个好名声，胜过留在晋国坐等祸事上门。
这里涉及到历史上两个传位故事。传位，即王位传承，事关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看来的确是和“通天”挂上钩了，但这还不是重点。先来看第一个吴太伯的故事。
传说中（传说啊），周文王的爷爷亶父想传位给儿子老三季历，也就是文王的爸爸。结果老大太伯（也叫泰伯、大伯）就和老二仲雍商量说：“兄弟，咱俩该跑路了，出去闯荡闯荡吧。不然，就得和老三争位子。那样，大家都麻烦。”老二一听就明白，便和老大一起出走了。这事和唐太宗兄弟三个自相残杀争权夺位形成鲜明对比。这也作者的一层目的。
传说中，太伯哥俩出走后，一直跑到江南一带。然后，断发纹身，弄得和当地土著一样，与他们打成一片，融为一体，最后，成了那里的领袖，创建了吴国。而太伯则被称为吴太伯，被公认是天下所有吴姓的始祖。而孔子也对泰伯让位一事给予最高的评价：“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好的没法说了啊（民无得而称焉）！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吴太伯作为从文明地区来的外来移民，不仅不搞殖民主义的一套，反而自降身份（断发纹身，把自己变作“蛮子”），主动融入当地文化中，并且，为蛮荒落后的当地带去先进文明，造福一方，其功绩远在所谓“让位”之上，等于再造了落后地区的历史与文化，堪称是文化英雄，因此成为吴姓的人文始祖。作为吴姓后人，在为祖先的道德、功绩深以为傲的同时，吴承恩特意将古代权威史书中最早提到吴姓始祖吴太伯的《春秋左传》设计为解谜的钥匙，可谓用心良苦且坚持不懈。他用这种含而不露的方式十分巧妙地告诉读者：我可是姓吴的哟！咱的祖先可是最令人引以为傲的说！吴承恩的这点小私心，以及他欲标榜圣人道德以警醒世人的一片公心，至此可算是昭然于天下了。这也就是“贞观十三年，岁在己巳”不离不弃“陪伴”吴氏三部《西游记》始终的关键所在了。顺便多说一句，《左传》是吴承恩父亲生前每天都要读的书。吴承恩将《左传》引入《西游记》，应该也有怀念乃父的一点情结在。
与这个正能量满满的英雄业绩相反，第二个传位故事真叫凄惨、可悲。其情节有些曲折，此处不做展开（详情可参阅《左传》等史书），只需节叙梗概。
晋献公不想传位给太子申生，是因为他宠爱的夫人骊姬想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位。最后，公元前656年，申生遭骊姬陷害，蒙冤自尽。申生的两个弟弟，重耳和夷吾，也随即各自逃命。再后来，重耳历尽艰辛，漂泊流亡19年后，在秦国的鼎力支持下，夺回国君之位。此即晋文公，后来的春秋五霸之一。这是后话，不题。
这两个传位故事，一吉一凶，对比鲜明，反差悬殊。吴承恩能从众多的历史典故中单单挑出这举重若轻的一页，体现出他在历史与文化上深厚的学识积淀与独具慧眼。他对这一历史片段的择取，本意就是想向世人昭示一个颇为深刻的历史经验：想要求得事业的长远可靠，就不能只贪恋眼前“一亩三分地”的既得利益，那看似稳当靠谱的“家业”，或许恰恰是最不足凭恃的。吴承恩想以此来警醒那些一门心思追逐利益的人们：抬起头来，看看大路，看看远方。吴承恩的这一番仁心仁术，在今天看来，颇有书生式的理想主义，即便在现实中也激不起多少浪花，更惶论是藏在一个谜语之中。但这正是创作第一版《西游记》时，吴承恩的思想与情感基调。没有这看似“生涩”的开始，又哪里会有（与玄奘取经相仿的）抛撇宜人舒适之乡，于荆榛荒凉中开辟道路，闯出一片新天新地的煌煌壮举？ 本帖最后由 老农 于 2019-2-22 17:14 编辑
西游·奇游
作者：葡萄藤、蜗牛与黄鹂鸟
二、通天与道 之（二）变“道”之谜
在寻找自由的旅途上总有许多弯路要走——题记
要知道“取经人”为何在通天河边走投无路了，通天河故事又是在何种意义上“通天”的，咱们首先得看看吴承恩人生中一次真正的“通天”经历。
心气很高，以为扬名天下易如反掌的吴承恩，他的大作——第一版《西游记》完成了， 时间大约是在嘉靖十九年末、二十年初的样子。当他将这部充满个人才思、创意的作品公诸于世后，迅速引起热烈的反响，古人当年的说法是“名震一时”，他的确是出名了。但很可能并未直接在书上署真名，只是也未刻意隐瞒身份，故而仍有很多人，尤其是在其家乡和一些文人圈中都知道，这位当年的神童、才子，是《西游记》的作者。
就在吴承恩沉浸于成名后扬眉吐气、大快人心的飘然之中时，事情却起了相当不好的变化。具体详情如今已不得而知了。时间大约是在嘉靖二十年六、七月间，很可能有地方上古板、保守的“道学先生”、掌管生员与教育事务的权威官员站出来激烈地批判这部由其管理下的生员（吴承恩当时是淮安府的生员）“炮制”出来的“悖谬之作”，并且，很大可能还将此等“悖谬狂妄”之事捅到朝中，直达天听了。这事连皇帝都惊动了，那可真是“通天”了。但结果如何呢？“圣意”难测，所有人都只能暂候纶音了。
细究起来，这还要归因于吴承恩在《西游记》上所寄托的道德诉求。他本意是看到当时社会道德颓废的趋势日甚一日，尤以科举、官场、官员为重灾区（吴承恩有诗云：“民灾翻出衣冠中”，衣冠指官员）。单单重复旧日的道德说教根本无济于事。故而，他试图用白话小说向普通市井之民发出道德呼吁，以图扭转风气。在书中，他用谐剧的方式调侃现实，并让书中的人物（如孙猴子）借降妖之机顺便客串一下正义与道德的代言人。这一点同其对人物的早期设定有一定的跳脱，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作者在借人物发声，仍然不离道德说教的模式，但因其颇有新意，吴承恩自认为比寻常卫道士高明不少。不过，在一般市民眼里，那也只是无谓的饶舌套话，其实教化效果不大。
然而，在某些道学家们看来此作实属无礼、悖乱：辱没斯文、冒渎圣教，且假造神圣，坏人心术，将道德推向怪力乱神、荒诞不经的浑水中——一只野猴子，而且是曾经犯上作乱的猴子竟充当起了“教化先生”——如此“荒唐”之作，居然还是由一位儒学生员操刀，简直岂有此理、背谬之至！更何况此人还一向受人高看，其影响自然更加恶劣。对此等有伤教化之事，当局自不能坐视不管，任其自流。
这样，吴承恩的一番良苦用心不仅被视为居心叵测，本人也被当作乖张悖乱的另类分子。此种风评一出，蒙冤莫白的吴承恩倍感压力，浑身不自在。他有一首《桃源图诗》，不知作于何年何月，很可能是许多年后回想起这段糟糕的体验而借题发挥了：“千载知经几暴秦，山中惟说避秦人。仙源错引渔舟入，恼乱桃花自在春。”满腔热情捧出自己的倾心力作，却遭遇某些权威人士的一盆兜头冷水，甚至更被“举报”到皇帝案头，大有严惩不贷的架势。这让人不光是凉透心底，更感觉项后风飕，惊出几身冷汗来。
这就是吴承恩将作品首度公诸天下后所面临的“通天”“待遇”。然而，命运看似觉得这番“通天”还不够尽兴，又为其增添了更为热闹的“续集”。这就引出了今天的“吴承恩研究”中一部重要而又神秘的作品——《禹鼎志》。
说它神秘，是因为此书很大可能已经失传了，人们只能从吴承恩文集中保存下来的一篇《禹鼎志序》中知道，这是一部文言（非白话）的志怪小说集，里面收集了十几个小故事。所以，这应该是一个很薄的小册子。据说，清朝时，在吴承恩家乡还有人见过此书。单从文学价值来说，这个小册子或许并不重要。从文献和历史角度来说，其中或许可以提供探寻第一版《西游记》的思想风貌、写作倾向等方面的间接线索。真正重要的是其序言，正是通过这篇出自吴承恩之手的序言，我们才能较有把握地推论出本章上面所假想的、对吴承恩大为不利、甚至有几分凶险的局面来。由于这篇序言十分重要且篇幅不大，此处将其全文照录，并做详细解读、分析，力求还原历史的原貌。但在展开之前，我们还要做一些当时背景的铺垫和旁证的列举。
鉴于《西游记》流传开后，一时“公论”汹汹，且有可能被朝廷降旨问罪，吴承恩只得闭门谢客，不再抛头露面，以避风头。这在一些人看来，也算是他“闭门思过”的表现。然而，呆在家里无事可做，也是很闷人的。吴承恩闲坐几天之后，肯定也是坐不住了。静中思动，未免勾起早年的一个心愿来（后面会讲），便动起编写志怪故事集的念头，而且说干就干。吴承恩迅速投入新的文学活动中，以借此排遣心头的郁闷。吴承恩有一首名为《池上即事》的小诗，应该记录的就是这时的状态和心情：“广陵一曲畏人知，闲弄丝桐向小池。金鲤跃波玄鹤舞，世间鱼鸟即钟期。”
很自然，诗人将“广陵一曲”与“闲弄丝桐”相对照，会让我们想到，他是在拿公之于众的长篇小说《西游记》与自己此时私下正因闲来无事而在整理创作的小集子相比较。所谓“畏人知”正是缘于《西游记》公开后横遭非议，并有可能招来横祸，给吴承恩带来极大的压力，而不得不暂“向小池”。在退而静思之后，吴承恩一时觉得还是自己所钟情、向往的神话传说的世界才是能让他安心、给他以慰藉的。诸如“金鲤跃波” 、“玄鹤舞”都是当时习见的关于凡人离俗登仙的传说典故。“钟期”当然就是指钟子期，是知音的同义词。而这些内容正是《禹鼎志》故事所涉及的范畴，也是他开启这项“小工程”的心理动因。
这里说的“石卵”应是指作者早期的神话小说创意，“因见风”，化作石猴。所谓“风”指的是当时因《三国演义》和《忠义水浒传》出版而兴起的长篇白话小说的文学之风。而石猴“五官俱备，四肢皆全。便就学爬学走”则意指第一版《西游记》在文学形式上是完备的，但还是个初级“产品”，有很多生硬之处（尤其是在思想上），故是“石”猴。但其中蕴含的开创精神却不容小觑，正所谓“目运两道金光，射冲斗府。惊动玉皇大帝”（其中“两道金光”应是指先后完成的前两版《西游记》）。而“玉帝”的宽容，使得这宝贵的种子得以保全下来。其中既有开玩笑的意思，也有认真的意思。这里既没有一丝怨恨，也没有特别的得意，只有温和的关照与获得充实经历后的满足微笑。此时的作者早已明白，一切都是造化的运行。没有当年，便没有此刻。一粒种子，如果不适当地经历风雨寒暑的考验，便不能长成参天大树；一份理想，不经过奋斗、挣扎、曲折、磨难与勇毅、坚持，也见不到辉煌、灿烂。它不拒绝任何境遇，唯一坚持的是不断成长。这样，终会迎来通天的那一刻。向上，向上，不断向上，这就是通天的秘密！这是生命的追求，也是自然的造化。
然而，吴承恩的通天之路才刚得到一个起点，便似乎走到了尽头。实际上，他一意孤行，不顾“当道者”的招呼，必然是要吃苦头、付出代价的。比如，淮安府学官方很可能勒令其“告假”回家，无故不得参与府学的任何活动、事务、典仪，也会阻挠他参加科举考试，等于变相开除了吴承恩，就如须菩提祖师那样，说孙悟空“日后定生不良”，而将他逐回花果山。唯一可称侥幸的是，或许由于官员的流动调迁，上述不合规的惩罚只持续了几个月就无声无息地取消了。
实在说，只有自己打下的天下，才是自己的天下。若是要想继承，也得有那个资格和能耐。否则，即便是天下到了手，也只是过过手而已。秦始皇是打下了天下，也坐了天下；可他的后来者就不行了，把天下拱手丢掉了。因为他们既没那个资格，也没那个能力。
对吴承恩来说，他想闯出长篇白话神话小说的天下，但他借用的却是儒家思想的“天”。这本来就是一个容不下“怪力乱神”的地方。可吴承恩却自以为是儒家思想的忠实继承人，便想当然地以为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打造自己理想化的儒家思想的“天下”。可人家根本不承认他的资格，不允许他改造，也不承认他表述的是儒家思想。但当时的吴承恩满脑子认定儒家思想就是最理想的、最值得选择的思想。因此，即便他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天鹅，也只能飞翔在儒家思想的天空下。以我们今天“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这只“天鹅”当时却是一门心思地想往“鸭群”里挤。结果，他遭到群鸭的围攻，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幸运的是，那时的皇帝不是个猎手，又或者，他那时的弓箭正瞄向别的目标。所以，初露锋芒的、未来的大作家，只是铩羽而归，并未遭遇伤筋动骨的灾祸。而且，众人的好评也是实实在在的。因此，吴承恩并未丧失信心、放弃理想，他只是需要一个新起点，再次起飞。
可这样的新起点，并不会有人拱手送上，只能由他自己在一片混沌中慢慢摸索。
年近不惑的吴承恩，作为一位新晋小说作家，其文学功底已很扎实，但其哲学思想还远说不上深刻，内里包含着诸多含混模糊之处，不要说圆融通达，常常是两截分隔、自相矛盾冲突的。比如，在社会治理上，他认为儒家思想最好；可在个人人生道路选择上，他最钟情的又是道家隐逸出世思想，一旦人生进取的选项被现实否定，他就会逃进道家的天地。这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常见表现。
《西游记》第一回石猴发现水帘洞后，出来向猴群“推介房产项目”时，讲的其实正是那时吴承恩的心声，且是讲的有趣可爱：“（这里边）乃是一座石房，……中间一块石碣上，镌着‘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真个是我们安身之处。……我们都进去住，也省得受老天之气。这里边：
“刮风有处躲，下雨好存身。霜雪全无惧，雷声永不闻。
烟霞常照耀，祥瑞每蒸熏。松竹年年秀，奇花日日新。”
绝对是“拎包入住，一劳永逸”。其中所说的“老天之气”，就包含了当时正统卫道士们对吴承恩的排挤、打击和羞辱。本来，在闭门写作《禹鼎志》期间，吴承恩已显露出向往世外桃源的倾向，隐逸的选项已隐隐在望了，只是那时不曾自觉罢了。当作品和自身真正被正统主流排斥后，“石猴”从此便告别了“与狼虫为伴，虎豹为群，獐鹿为友，猕猿为亲；夜宿石崖之下，朝游峰洞之中。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的入世历劫的岁月，与他的猴群搬进了“洞天福地”的水帘洞中隐居了起来。真正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哪管人间是与非。”
中国式的道家隐逸传统给了吴承恩一个有效的“避风港”和思想“加油站”。借助道家的精神和思想资源，吴承恩在一年多、两年不到的时间里，重新调整好心态，思想上“充满电”，满怀斗志和激情地踏上创作第二版《西游记》的“旅程”。
《西游记》第一回说，猴群搬入石洞，拜了猴王后，“石猿高登王位，将‘石’字儿隐了，遂称美猴王。”这里透漏处多条重要信息：首先，作者吸取了封建时代实话实说、直话直说容易“遭雷劈”（即须菩提祖师所谓“天降雷灾打你”）的“生动”教训，改而采用庄子的寓言方式将实话包裹在变过形的故事的意思里（即将“石”[实]字儿隐了）间接传递出来。从而，使原先的“有鉴戒寓焉”“藏”得更深了一层，以免为自己和友人招灾惹祸。如此一来，作者是安全多了，但读者想解读作者的意思却不那么容易了。
原本在第一版《西游记》中，作者是凭一股傲气（即道德上的优越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借机批判社会上负面的人和事。但是，如今，经过上述“意义加密”处理，读者的理解难度却明显上升了，这种理解“门槛”的抬高，无疑令作品“傲”的程度大为增强，真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傲来国”了。这也促使作者加大在故事趣味性上下的功夫，即本篇第一章“吴承恩密码”中提过的“道之言不可以入俗也，故浪谑笑虐以恣肆。”对此，吴承恩有自己的更通俗的说法：“漫说些痴话，赚他儿女辈乱惊猜。”由此可见，吴承恩显然是中国作家中第一个自觉在作品中“卖萌”的人，这才成就了《西游记》的童话色彩。
其次，此时的吴承恩心态上的“傲”劲儿的确是加深了，反映在他的思想上，就是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由针对社会中某些人和事转向针对社会制度的根本层面。显然，他的思想认识深度是大大提高了一个层次。这和他隐居“闭关”“修炼”有直接关系。但是，这里存在一个突出的矛盾之处，即作者自己从内心深深认同了道家的隐逸出世思想，要无为，要返本；但他内心还同时纠结着根深蒂固的儒家入世有为、尽忠尽孝的道德义务感。既要出世，又要入世，一个人是难以两全的。吴承恩十分幸运地，也可以说是极富创意地发现，有人可以做到，那就是孙猴子。一个出了世的猴子，因为被勒上紧箍而被迫入世，完成了吴承恩无法完成的入世之旅。为此，就要重新塑造孙猴子的出身、命运和形象，以符合他在小说中全新的定位。要知道，在以前，不论是在西游故事的传统中，还是在一般神怪传说中，猴类、猿类身上往往背负着极其浓重的负面属性：粗野、凶暴、自私、好色、贪财贪货、狡猾多变、无信无义等等劣性，多数时候，是一个标准的妖类角色。而今，吴承恩要成功颠覆这些负面印象，塑造一个有说服力的偏正面的猴子形象，难度着实不小。而“美猴王”的出现，无疑标志着他完成了这一任务，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孙猴子的这一转型在取经故事发展史上堪称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第一次大胆地发挥出了一直隐伏在数百年“西游史”中的“草根逆袭”主题，从而将“西游”的轨迹引上了它命定的方向，为《西游记》的“通天”找到了最重要的起点。原本，在吴承恩前期的思想中，儒家正统色彩还是比较浓厚的。那时，对他来说，猴子就是猴子、野物、兽类，难登大雅之堂。在他最受研究者们关注的七言古诗《二郎搜山图歌》中，对正、反派角色之间的褒贬态度是泾渭分明的。正面的二郎神——“少年都美清源公，指挥部从扬灵风。”反面的妖怪——“猴老难延欲断魂，狐娘空洒娇啼血。”而正派对反派的“标准动作”是：“神兵猎妖犹猎兽，探穴捣巢无逸寇。”绝对的毫不留情、铁面无私。因此，同样，在第一版《西游记》中，正面人物的典型是两位：唐僧和二郎神。他们才是符合当时吴承恩心中儒家道德和才能标准的英雄人物，而猴子还只是受到正统思想监督改造的“投诚分子”。小说中让他出场教育那些腐败分子、儒家败类（即各类妖魔）无疑起的是现身说法作用，以唤起那些“被教育对象”效法榜样，改过自新。这一点，无疑深深刺痛了当时某些“有心病”的“权威”们的神经，引发他们对第一版《西游记》的痛恨与诋毁。
然而，历史真是最富创意的“策划师”。事情的发展正应了一句老话：“吃亏是福。”感谢当年那些无情而狭隘的“批评者”们的毒舌血口，是他们出人意料地促成了孙猴子的绝妙转型。原本只是拿猴子来成全自己小说的吴承恩，如今发愿要成全这只被某些人极度“看不上”的猴子：一来是以此挑战那些“可恶的”反对派们；二来也是挑战一下自己的文学创意，激发出自身更高的创作热情。恰恰是在这一创作过程中，吴承恩渐渐发现了孙猴子“生命基因”中的不凡特质，也日益体会到怀才不遇、饱受世俗嘲讽、打击的自己与孙猴子在命运上的共振点。从而，把自己深深带入到孙猴子这一角色中，二者颇有些合二而一的趋势了。
而两者合一的最突出的结合点，就是英雄梦。在《二郎搜山图歌》中，吴承恩喟叹：“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那时候的他，心目中的英雄是为正统、主流人士所认可的英雄。他以往对自己的期待就是：顺利中举、中进士、做官，治理天下，驱邪扶正，安邦定国，做一个精忠报国的正统英雄。但由于他科举不利，屡屡受挫，这一梦想完全行不通。而自己年岁渐长，所以才说是“磨损斩邪刀”，并自称“野夫”，一个“在野的匹夫”，无名无位，有心无力，徒呼奈何。而在第一版《西游记》中，吴承恩试图将英雄梦糅合到小说中去。但那时的他，创作热情主要投注到了奇情、谐剧与现实批判之上，对人物塑造注意不够，猴子仅是猴子，远远够不上“美”。因而，他实际上创造了一个以二郎神为代表的神界、以唐僧为代表的凡界加上以孙猴子为代表的“道德正义粉丝群”，如此三合一的正义力量，其中真正主导的人物模糊不清。《西游记》中，“三调芭蕉扇”中最后降服牛魔王的场景，可以为这种合力办事的模式提供一个大致接近的样板。这种格局下，作者成了幕后唯一的、也是隐形的英雄，甚至是故事的隐形“上帝”。这显然不是一种理想的形态。
但是，到了第二版《西游记》中，孙猴子真正可以痛痛快快大干一场了。摆脱了所谓正统意识的思想束缚后，吴承恩参照着《水浒传》将孙猴子塑造成了一个梁山好汉式的角色，不用在意那么多的“温良恭俭让”，却多了不少快意恩仇（象“车迟国”中，孙猴子随意打死两名道士再加一名官员，却并未惹来唐僧的唠叨和责备，就是第二版《西游记》的“作风”。而到了第三版中，孙猴子这种好汉式的好打好杀的做派却导致他三次离开唐僧）。
这个猴子当然也具有好汉的仁义性格特征：专为好人救难，专与恶魔为敌，行侠仗义，解民水火，救民倒悬。但他又是美猴王，具有好汉所没有的独特优势，就是神通广大、法力高强、名扬三界。由此，吴承恩得以几乎完全按照自己当时的理想期待来创造一个近乎完美的、无所不能的英雄，整个就是一个英雄梦的“完全实现版”。这使得孙猴子的形象具有了极强的人民性，十分贴近普通民众内心对公平正义的渴望。“车迟国”故事中，孙猴子与众和尚在河滩上的互动桥段，充分体现了上述各方面特征。
然而，这个英雄梦却是完全虚幻的。这一点源自作者的思想局限。当时的吴承恩充分认同道家思想，认为现实社会是不合理的，儒家的一套是行不通的。社会应该走道家的路子：小国寡民，无为而治。针对当时现实，则应有行侠仗义之士来救民水火，并教人向道（而非后来《西游记》中表面所说的“三教合一”）。
这一点最突出的例子，就体现在“通天河”故事中。故事的基本框架源自这一时期吴承恩所钟情的庄子。具体说是源自《庄子·杂篇·庚桑楚》。《庚桑楚》中说，庚桑楚（又称庚桑子）是老子的门徒。他来到一处叫“畏垒”的偏僻山乡，采用老子的一套无为而治的理念，三年就让“畏垒”地方大获丰收，人们过上了幸福太平的日子。当地人很感激他，称他为圣人，要为他立庙祭祀（可以想象，传说中的吴太伯也经历过类似这样一个过程，并就此创立了吴国）。可庚桑子却为此很忧虑。他说：“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也。”意思是说，尧舜这类（儒家）圣人所创造的治理模式中隐藏着大乱之源，而其结果要在很久以后才会显现。到那时，一定会有人吃人的灾乱发生。这种说法着实有些耸人听闻。尧、舜不都是圣人吗？他们定下的制度还会不好吗？但这却是道家一贯的观点、立场。用庚桑子的话说是：“（尧舜）举贤则民相轧，任知则民相盗。”意思是：尧舜崇尚贤人，则人们就会相互攀比（贤能）而彼此倾轧内斗；重视聪明智慧（之士），则人们就会争相耍小聪明作奸犯科。这里面的基本思想依据就源于《道德经》的几个基本思想，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等，一句话，自然最完美。知识使人学会作伪，不再自然，日益扭曲，为恶不已。知识就是道与德的蛀虫。因此，老子就此提倡“绝圣弃智”、“返璞归真”。而庚桑子治理好了地方，却无法避免人民对圣贤的崇尚。这才是令他忧虑不已的大问题。
吴承恩从自己的认识和经验中发现，道家的这类观点很有道理，且更认同庄子的思想。在《庄子·庚桑楚》中，庄子针对庚桑子的忧虑，请出了老子来教人如何回归婴儿般的自然状态，既无知又生机盎然。实际上，孙悟空的“姓”就是从这一理论中引出的（见《西游记》第一回）。在文章的最后部分，庄子更是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要超越圣人的境界，达到“全人”的境界。“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既善于顺应自然而又能从容应对人事。）庄子以此作为对庚桑子的难题的解答。显然，老子和庄子给出的都是神秘主义的、幽微难测的解答，无法普及推广，只能沦为空想。但他们的神秘主义又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和诱惑力，对于许多在现实问题上暂无出路的聪明人来说，道家仍不失为一个“高明”的回旋空间。
《庚桑楚》中有一段话非常鲜明地指出了人们因不能领悟道的境界而陷入仁义道德的困境：“不仁，则害人；仁，则反愁我身。不义，则伤彼；义，则反愁我己。我安可逃此而可？”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借用了这个意思，把它改造成了猪八戒的一段典型台词。在第八回，八戒遇上观音时口吐无知狂言：“前程！前程！若依你，教我嗑风！常言道：‘依着官法打杀，依着佛法饿杀。’去也！去也！还不如捉个行人，肥腻腻的吃他家娘！管什么二罪，三罪，千罪，万罪！”能写出这种话的吴承恩，自然并非是不懂得所谓“处世之道”的、钻牛角尖的书呆子。他内心有着一股高洁的“傲气”，不愿意昧着良心去做假仁假义、卖身求荣的底下勾当。他如何不知道该怎样去写“标准”的八股文去求一个功名，好博一个官位，得所谓的前程？他就是放不下心中的道义，弯不下高傲的身段，去向那庸俗的现实和庸鄙的科举低头。用现在一句时髦话说，他“想站着就把前程挣了”。但显然，他一次都没成功过。可他依旧没放弃他的原则，因为，他一心只想当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低了头，那还能算英雄好汉！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虽不曾悟道，但也不曾背离道德。
在现实中，他当不成英雄了，便退而求其次，到无限的文学天地中去圆他的英雄梦，用一种虚拟的经历去延伸精神上的发展与“前程”。
通过他的第一版《西游记》，吴承恩圆了他的“文学英雄梦”：完成了对传统神怪题材小说的形式改造，创造了长篇白话神话小说的先例。但在思想和内容方面的成就则逊色了不少。尤其是孙猴子的角色、地位含混不清，形成了“隐形英雄”的“毛病”（实际上，第一版《西游记》的真正英雄不是任何一个人物，而是儒家思想和仁义道德。就这个意义说，作为新晋小说作家，吴承恩尚未掌握小说人物塑造的秘诀。这块短板将在第二版《西游记》中得到提升）。第一版《西游记》的读者能隐约感觉到英雄的存在，但又往往会错以为孙猴子就是英雄。可这却与这一版文本中孙猴子的卑俗定位相互冲突。这就给那些第一版《西游记》的“反对者”诋毁它提供了“绝好”的“把柄”。吃过这番苦头，吴承恩必定是懂得了这样的教训：英雄都是合法的，不合法的不是英雄。但吴承恩早已自称“野夫”、“野史氏”了，他又上哪儿去给他的英雄办这个合法“执照”呢？显然，这难不倒未来的大作家。吴承恩借重道家思想，创造出另一个英雄品种，不妨称之为“出世英雄”。中国历史上一直有一个传统，称为“侠士”，在吴承恩眼前又有一个新鲜的成功榜样：《水浒传》。但出世英雄有他特定的限定性，那就是，他要么是短命的产物（“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要么就是超越凡俗的神奇设定。象侠士、梁山好汉就是短命的、不长久。毕竟，既出世，又想入世做好事，这种事只能短期干干，想长远干下去，没门。在现实世界，这纯属“临时工”的性质。而吴承恩是想为自己图不朽的，正如孙猴子一心想长生不死。因此，既然已经有了《水浒传》，侠士路线就不宜再选了，那就只能选“神奇设定”一途了。这种“神奇英雄”就和庄子说的“全人”一样，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真实的。但他完美、强大到不可思议的属性，又对人有“致命般”的吸引力，人们内心对他们的渴求简直是欲罢不能。象我们今天在电影银幕上看到的“超人”、蝙蝠侠、蜘蛛侠等等，正是走的这一路线。这些神奇英雄的特有价值，就是全力满足人们内心的情感需求。而他们天然的虚幻本性也让后现代的创作者们赋予他们另一个解嘲的诨名：“煎饼侠”（临时垫饥的小点心而已）。
回顾历史，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吴承恩的第二版《西游记》不仅是圆了他自己的英雄梦，更是圆了几百年来取经故事作者们集体共有、而一直未能大胆做成的英雄梦。仅凭这一点说，吴承恩就是个天才。他以他敏锐的直觉捕捉到取经故事传统中隐伏着的这一文学脉搏，并用天才的想象力和生花妙笔，将它做成一篇惊人的大文章，再次创造了文学的奇观，引发不小的轰动，“名震一时”。当时，甚至有人远路迢迢找上门来，慕名向其讨教、求诗，其当时的成功可见一斑。甚至，我们可以不夸张地说，后世武侠小说中的出世英雄及其超凡武功、“超凡模式”，其源头也大都可以溯源到吴承恩《西游记》创造的成熟的“神奇设定”模式。
但历史是最公正的。一时的成功并不一定就是真正的成功。粗略来说，第一版《西游记》是对传统的继承，第二版则在继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但这两版在哲思上，却都是基于不同层面的空想哲学（人性本善/自然最完美）。因而，它们注定要被更真实、更有生命力的后来者淘汰。今天，我们都看不到、也从未听说过它们，就是历史对它们最公正的判断。
但第二版《西游记》的历史功绩却是不应抹杀的。首先，它开启了西游故事“草根上位”的新模式，塑造了一个全新、出彩的猴子形象，一举奠定了《西游记》的人民性，摆脱了单纯为宗教、或为统治服务的宿命；其次，它将《西游记》引入了寓言时代，开启了《西游记》的“意义嵌套”模式，提升了《西游记》的文本深度，使原本的“东野之语”具备了“得其意忘其言”的深度阅读可能；再者，它创造了以外在逻辑（如道家内丹修炼理论）为脉络的结构方式，为《西游记》故事的定形准备了结构条件。最后，它为吴承恩后期思想发生近似于历史唯物主义水平的突破做了铺垫。在第二版创作期间，吴承恩反思了自己既往以儒家为主、为宗的思想惯性与片面性、虚幻性，扬弃了不少旧的思想因素，思想上赢得了更多的自主性、主动权，哲学思考与认识更加深入。而且，笼罩在第二版上的道家“仙气”，尤其是庄子的“寓言大法”，与第一版的儒家旧说一道，为吴承恩提供了日后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的参照材料和背景，促成了吴承恩自发的近似历史唯物主义式的历史意识，他自称之为“造化会元功”。
以上分析，粗略勾勒了吴承恩前两版《西游记》的大致思想轮廓、基本特征，还有作者的部分特别的人生经历，使我们能首次贴近地“观察”《西游记》诞生的历史画面，也让我们感受到，吴承恩通过两次《西游记》的创作，渐渐接近了“通天”的主题。但吴承恩究竟是如何“通天”的，他的通天河故事究竟是一个怎样的面貌，以及通天河故事中究竟藏着一个什么重要而深刻的道理，我们都只能留待本篇第三章“天在何方”来一 一探究了。
西游 奇游
作者：葡萄藤、蜗牛与黄鹂鸟
二、通天与道（三）天在何方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毛泽东《清平乐·会昌》
人生最大的苦闷，不在于犯了错，走了弯路，而在于没了改正和改变的机会。站在吴承恩第三版《西游记》的角度去看前两版，似乎都是“错”，都是“弯路”。但这些“错”和“弯路”都没有白犯和白走，而是成为了前车之鉴和铺路石，最终，一道成全了第三版《西游记》。这才有了观音菩萨给孙猴子提供的宝贵的改过自新机会。菩萨对猴子当年的行径有一个基本的定性：“堪叹妖猴不奉公，当年狂妄逞英雄。”这也应该是吴承恩对当年的自己和前两版《西游记》的基本定性。
在创作前两版《西游记》时，推动吴承恩最有力的就是当英雄（扬名天下）的激情。但这两个版本的英雄都是“不合法”（即“不奉公”）的，徒然成了“狂妄”的“逞英雄”。但做“事后诸葛亮”是容易的，身处当下而能“透视”未来则是难乎其难的。没有人能做自己人生的先知。每个人在当下都是做着自以为很合理的判断、选择和行动的。创作第二版《西游记》的吴承恩亦然。
当时，吸取了第一版《西游记》中“英雄不合法”教训的作者，其实是十分留意过要为新的英雄树立起牢靠的“合法性”的，用古人的话说，该是“戒妄忌谬”。第二版中的孙猴子高度服膺道家的思想、追求和法则：他自然随性，逍遥自在；轻忽财富地位；乐于除暴安良、扶危济困（侠客精神）；看淡名教，一意执着要做自己的主人公。孙猴子身上离经叛道的色彩急剧淡化、几至于无了。这对于当时读者对孙猴子新形象、新定位的认同当然是十分有利的。但另一方面，对吴承恩来说，仅仅写一个降龙伏虎、灭妖除怪的神话英雄并不能满足他建功立业、当一个真英雄的个人追求。他的这一人生追求也要有一个新的立足点。这个“点”就是救世。这和第一版的出发点不同。
写第一版《西游记》的吴承恩想做的是文学英雄，满足并展示自己对奇闻的热爱，批评现实可算是附带的，在作品的思想底蕴上并未投入多少额外的思考，只是沿袭了儒家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而第二版《西游记》的诉求是建立在第一版面世后的教训及新的哲学研究、思考之上的。原本以为凭儒家思想就可解决一切问题的“天真”，已被现实击得粉碎。这“痛的领悟”促使他认真思考其背后的原因，从而发现了人心才是一切问题的总根子。
以往，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人心的问题基本是不存在的。既然已经肯定了“人性本善”，那么，仁义礼智信就是天意、天命，是人躲不开的。只要树立起君子、圣贤作为榜样，自然就能召唤起人们来追随向善。然而，当历史进入到明代中期，天意和天命这种主观唯心的论断已普遍失去了说服力，人人都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判断，无穷无尽、无休无止的“私心杂念”自然就成为道德的顽固而强大的“对手”。深入研究人心，把握人心的内在机制，就成为制服“私心杂念”的先决条件。吴承恩经过钻研和一段时间的修习之后，看中了道家的内丹理论，步入了客观唯心的逻辑路线。恐怕在他看来，这才是精研性命之道，究及成圣之术的真正学问，自然也能为人心指出通向宇宙大道的光明之路。这才是他一直在努力寻找的新起点。
于是，在这一新起点和“新”理论的支撑下，吴承恩终于可以施展他救世的抱负了。这一回，他看准了“深度救治人心”的方向（而不再是以道德批评来惩创人心，不再一味搞道德教化）。这仍然是个傲气十足的理想，但吴承恩却以为这回把握很大，因为“救治”的下手方式比先前“高级”得多：是以道家内丹修炼术来改造身心，是身、心双修，又称“性命双修”。人修炼成功了，不但延年益寿，更能成仙成神、白日飞升、长生不死。有了这个玄妙、高深、广为人知、受人尊崇又是一般人渴望了解的理论支撑，新的《西游记》一定能取得极大的成功。而结果也确实如此。可见吴承恩的眼光很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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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老农 于 2019-3-9 20:31 编辑从历史的延续性来讲，吴承恩的“这一招”也是对前人探索和尝试的进一步发挥，实现了前人想做而尚未做成的创新、创造。
早在明初杨景言的《西游记杂剧》中，就隐约体现了将西游故事的寓意引向人心的意图。其中的“贫婆问心”一节及大结局：孙、猪、沙三个都圆寂由唐僧火化，独留唐僧一人回大唐传经，并说：“四个西行一个归，三个解脱是和非”，“有心我你不能安，无念大家得自在。”这种设计和表述传递出有意将四人看作一体、一人的理解方式，并将孙、猪、沙视为人心的各个成分的意思。但也基本仅限于此，只能算是“点到即止”。而明中期大才子杨慎的杂剧《洞天玄记》则是明确讲述了一个修道人除“六贼”、调和自身“阴阳龙虎”、修成正果的玄虚的“修道剧”。此剧的流传始于嘉靖前期，吴承恩很可能在第一版《西游记》中就对此有所借鉴，而写出了自己的“除六贼”故事（悟空直接打杀六贼，是一味惩创人心的模式，正合第一版的“重口味”：必将贼子、妖孽置于死地而后快）。吴、杨两人作品中对六贼的象征隐喻方式极为神似，都是以名字直接暗示寓意（吴承恩起名以通俗为主：如鼻嗅爱，舌尝思；杨慎起名颇文雅些：如与鼻、舌对应的是孔道、常滋）。
而吴承恩第二版的寓言方式应该与此类似，因而在总体上，就会与西方的道德名著、班扬的《天路历程》较为接近。班扬是以德性与信仰的各相关条目（如虔诚、怀疑等）来直接命名人物，而吴承恩则以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丹道术语（如婴儿、姹女、黄婆、铅、汞等）来点化人物寓意。因为是明喻，故而，对相关知识有基本了解的古人就可以按“名”索骥，发现作者的寓言意图和所指意思；又因为已有第一版《西游记》的生动描写做基础，故第二版《西游记》并不会因为“适配”道家理论体系而变得过于抽象、生硬。相反，作者更加着意增强小说的趣味性与娱乐特色。这样，寓言的斧凿痕迹虽略有损于故事的文学性，但在总体上，它应该依旧是一部形象生动、有趣的文学作品，而不至沦为枯涩的道德教科书。 经此寓言化的改造，在道家内丹理论的包摄下，原本天马行空、任想象自由驰骋、“没收没管”的《西游记》被道家理论“收编”，“纳入体制”之中了。《西游记》的创作自由度大为收敛，也为其最终定形准备了结构条件（以某个真实存在的知识体系为结构模版）。这可算是吴承恩自觉、主动地为《西游记》套上的“紧箍”。这样做，在《西游记》传播上的好处自不待言：一来，道家理论本来就是一家权威之说，足以取信于众；二来，当时的嘉靖皇帝笃信道教，痴迷于炼丹长生之术，这更是迷惑了大众，也恰好可借此为新一版的《西游记》“挡箭”、“遮风”；三来，年届不惑的吴承恩，其思想、阅历都不足以自创新说，为《西游记》立信，必然要取公论为信。所以，他由“儒”改“道”是势所必然。但就其真正主旨而言，这又是“换汤不换药”。吴承恩给《西游记》换上了一件“道袍”，但骨子里卖弄的还是自己的爱好和文才，追求的是个人的荣誉，甚至是地位。在后来的吴承恩看来，这依旧是“不奉公”的“狂妄”。狂妄自然源于“妄心”。当时的吴承恩以“道德之士”、“得道之人”自诩，想要以“深度救治人心”之术救世，可他的“救世之灯”连自己的“妄心”都照不出，自然也难以照亮世道。
真理与谬误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在当时，救世的“明灯”、公认的“真理”其实另有其选，那就是著名的“阳明心学”，是由王阳明开创的以“致良知”为号召的“心学”。心学，顾名思义，自然是以人心为重心的学问、理论。这自然又引出一个要紧问题来，在那样一个历史节点上，无论是精英人士，抑或是普通庶民，为什么都不约而同地关注起人心来了呢？这一切现象的原因都不得不归结到明朝中后期所发生的历史巨变。这个巨变规模巨大而意义深刻，却又是逐渐发展如流水蜿蜒，以致所有当时之人都无法真正看清其要义，王阳明、吴承恩也不例外。这种历史巨变就是社会利益格局的根本改变。
以往的农耕中国，农民就是社会的全部，社会利益格局至为简单：只要“天人关系”（即气候、年成）稳定，那么，一切都是“浮云”。即便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也只是生活浪涛的起起伏伏，并不会改变国家的运转方式：农民耕作生产，皇帝率领百官将百姓凝聚为一个国家。基本上，所有人都仰赖耕作的收获生活。
然而，到了明朝中后期，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局面逐渐出现，并日益深刻地重塑着社会的运转模式。手工业、商业、盐业、金融业、采矿业、海外贸易……等等新型而利润丰厚的生产、流通、资本运作领域无休止地冲击着旧有的社会治理模式和人们的思想、道德意识，终于在不知不觉中彻底冲毁了社会治理的框架与人们的道德底线，令有效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完全不可行。同时，接踵而至的频繁的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不但没有给整个社会自我调整的机会，反而严重加重了调整的难度，恶化了整体形势。中华文明终于在多重狂涛骇浪的冲击裹挟下，沉入了历史的谷底。
尽管历史巨变的意义不易被时人洞悉，但它最显著而刺目的效应——人心的普遍“滑坡”、道德沦丧，却是每天都在刺激着人们的神经，警醒着有识之士必须有所作为。心学就是当时才士自发做出的应变之策，并可说是获得了全社会最积极普遍的响应。其影响迄于明末而不绝，甚至达至海外。但也未能改变明末历史的走向，终而作为一项历史痕迹留于史册。
而吴承恩非常执拗地置身心学热潮之外，固守道家旧说，当然不是因为他有先见之明，而是因为他的一个鲜明的性格特征：傲。稍晚于他的明人评价吴承恩是“师心匠意，不傍人门户篱落。”意思是，他在文学上追求自成一派，绝不肯模仿、跟随时尚热潮。其实，他在思想上也是一样。《西游记》开篇第一回就告诉我们故事的起点就是“傲来国”的花果山。这也正表明“傲”是作者骨子里的性情。
在吴承恩 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时，他写过一首五言诗《古意》，抒发他不俗的心志，我们从中正可见出其狂傲的品质。这首诗中化用了李白、杜甫的名篇名句，借远古神话以喻今：
日出沧海东，精光射天地。
俄然忽西掷，似是海神戏。
羲和鞭六龙，能驱不能系。
劳劳彼夸父，奔走更何意？
余自尘世人，痴心小尘世。
朝登众山顶，聊复饮其气。
站在山顶的年青吴承恩，想象着自己就象是仗剑出游的李白一般，即将仗策济世（科举问鼎，踏上仕途，从政治国，施展抱负）。而现实政治局面则是：明代开国辉煌，却中道衰落（如荒唐游戏的正德皇帝）。而那些朝中大臣们则如夸父逐日一般，终日伴君而徒劳无益。在此，吴承恩用一种大写意的传神方式，勾勒出了时代政治的基本样貌，体现出的是他强烈的、贯穿古今的历史感。他的眼光穿透历史和现实的尘霾，直接注视着源头的价值精髓，有如他站在众山之顶，直接呼吸先圣开天辟地、垂范后世的伟烈之气。这份少年轻狂不仅不输于李白，甚至可说是有点“惊世骇俗”了。可他又能巧妙地将这份“狂傲”不露声色地隐藏在神话的表象之下，不仅体现出他出众的智慧，也表明他的确是一个表述神话、运用神话的行家里手。
从这里，我们已可窥见吴承恩的“傲”的真相，就是狂与智，他的傲实是智者之狂傲。《西游记》第69回孙悟空的一句台词，极能体现这种智者之狂傲。在朱紫国，孙悟空要为国王治病，以展现他的“医国之手”。为了配制药物，他要求太医院将所有药品八百零八味各三斤（总计2424斤，一吨多）都送来供其制药之用。而实际只用了其中的两味，共计二两药物，再外加一点锅底灰和一些马尿，制成药丸。如此恶作剧式的行径，孙悟空的解释是：“他那太医院官都是些愚盲之辈（暗指当时朝臣们无‘医国’之能），所以取这许多药品，教他没处捉摸，不知我用的是哪几味，难识我神妙之方也。”只此已足可见出其智者之狂傲了。当然，从本质上讲，吴承恩实是君子，其狂傲也是立足于其仁义本心。因此，吴承恩的傲，准确地说，是智者的君子之傲。不过，在彻悟得道之前，这份傲有时还是蛮伤人的，就是前面说的“狂妄”，其中包含着不能正确认清人我关系，摆不正自身位置的“妄”的成分。这份不成熟的傲，常使他目中无人，眼高于顶，只恨天不够高而不知人高。这就成了自诩“齐天大圣”的狂妄，自觉自己已是“道可通天”的奇才，必能无往而不胜了。这也正是吴承恩人生前半期“狂走”弯路的心因。但如果我们仅仅把这看成吴承恩个人前半期人生悲剧的根源，那就过于小看这份狂傲的来历了。
明代中期，正是前述历史巨变开始显露苗头之时，统治阶级在政治上日趋没落，相伴随的，是思想文化领域的权威缺失：官学僵化保守，得过且过，更沦为考试当官的敲门砖。这正是《西游记》中所说的“小乘佛法”——“只可浑俗和光而已”，不能度“亡者”超升。这“亡者”正是已经逝去的旧时代。心学一度曾为官学续了一剂“强心针”，但因其“先天不足”，功效也维持不久。于是，种种乱象纷起，单从皇帝来说，先有正德的耽于嬉游；后有嘉靖的沉迷仙丹、淫乐；再后是万历的贪财与沉迷匠作，长期不理朝政。及至后来者则愈益糜烂，难以救药。上行下效，日深月广，积重难返。
而吴承恩从幼年起，在塾馆中就已厌倦了其中传授的种种陈词滥调，真正能吸引他的则是远离现世的“异域天国”、光怪陆离的“奇闻”。当他知识渐长、眼界既开之后，又逐步培养起了敏锐的、贯穿古今的历史感，并以一种理想主义的激情去拥抱被儒家神话了的周代及更早期时代（如尧舜时代）的思想、文化、制度。而在理想与现实反差强烈的对比之下，他也更加深切地感觉到当时社会面临的巨大的思想、政治危机，从而，内心越来越强烈地泛起救世的冲动，直至发展成一种自发的强烈使命感，并自诩为“豪杰之士”，大有“匡扶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然而，他的这种危机感、使命感既无法转化为实际行动（无官无位，无处下手），也就无法与人交流，因为少有人懂。他只能孤独地承受这份“责任”的煎熬，而难以找到出口。恰如《西游记》开篇诗第一联所说：“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所谓“混沌未分”正是时代缺失主导思想引领之意，因此，自然导致社会的乱象丛生。身负使命而没有退路的吴承恩，只得独自“逞英雄”，单枪匹马挑战“浊世”。这一点极象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甚至两位作者所处的历史阶段也颇为相似：写作《堂·吉诃德》的塞万提斯也是身处封建制度的衰落之世，他也是同样具有英雄气质、英雄情结的正人君子。因此，吴承恩的傲，就其社会意义而言，又是独自承当历史、社会命运的勇毅之傲。造化“很不巧”地把未来的黯淡预先“透露”给了吴承恩，却没告诉他解救之法，使他就如一个忧天的杞人一般，满腹心事，无处倾诉。谁会相信一个预告天大的灾难却不知如何解救的人的话呢？写作就成了他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甚至在科举考试的答卷中，吴承恩大概也被这种困境所“拖累”，而写不出能中考官之意的文章来）。老实讲，吴承恩所预感到的中国社会的危机，正是中国文化、思想不得不向“现代性”转型，而又困难重重的茫然无措。换言之，吴承恩已经直感到，当时熟知的一切思想理论都无法解决现实的难题。现实“患”了重病，而人们不知病名，也不知何药可用，药在哪里。而吴承恩在人生的前半期，正象孤独的骑士一样，拼尽全力想要当个“医国”的英雄，以拯救社会，这才是他狂傲的实质，也是他人生最重的一份初心。
即便到了他人生的后半期，而尚未悟道之时，无名无位、沉沦下层的他仍然执道不悔，写下了他决不向命运低头的豪迈心声：《送我入门来》
玄鬓垂云，忽然而雪，不知何处潜来。吟啸临风，未许壮心灰。严霜积雪俱经过，试探取梅花开未开？安排事付与天公管领，我肯安排！
狗有三升糠分，马有三分龙性，况丈夫哉！富贵无心，只恐转相催。虽贫杜甫还诗伯，纵老廉颇是将才。漫说些痴话，赚他儿女辈，乱惊猜。
在这里，吴承恩向我们透露了，他的写作事业是比“天公管领”的那些事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只能是他心目中的“救世”事业，那才是大丈夫该干的事。在这份事业面前，富贵啊，艰难啊，贫困啊，衰老啊，都不足挂齿。唯一困扰的，是家人的埋怨。这也是吴承恩自己的“紧箍咒”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奋斗的激情与充实，在奋斗中体验到的尊严与幸福，能通通化解一切的烦恼、“严霜积雪”。而从他心中涌出的正是那些充满正义、激情和智慧、幽默的神奇故事。这才是他理想中迎风斗雪、傲立人间的梅花。由此，我们不难领悟到，吴承恩最终将自己定位成一个自发的启蒙者，要用他的故事来开启人们的智慧，开启人们的心灵，去与一切命运中的妖魔鬼怪，尤其是每个人自己心中的妖魔鬼怪相抗争，去赢取人生的尊严与幸福。这才是人生的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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